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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失敗者(從小人物身上汲取失敗的教訓)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0463924
- 條形碼：9787500463924 ; 978-7-5004-6392-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天生失敗者(從小人物身上汲取失敗的教訓) 本書特色
大人物的成功往往充滿傳奇，
也許在小人物的失敗中，
您能真正看清成功的意義所在……
天生失敗者(從小人物身上汲取失敗的教訓) 內容簡介
失敗者之所以失敗，并非全是因為失敗者自身的原因。這些失敗者也許和亨利·福特一樣有毅力，像沃倫·巴菲特一樣有眼光，但勝利并沒有降臨到他們頭上。本書作者通過研究美國一些失敗企業家的生平和事業，向我們描述了企業家創業的真實狀況——也許一百個里面只有幾個人可以真正成功。通過本書，也許人們更應該全面地看待失敗者，清楚地看到“創業”或者“經商”背后的風險。
天生失敗者(從小人物身上汲取失敗的教訓) 目錄
前言 靜靜的絕望的生活**章 在進取時代失敗勉強度日，奮力前進，一敗涂地：1819年經濟恐慌霍納爾的困境市場改革第二章 自身的原因懺悔者與撒謊者失敗者、怪物和擅自占住者虛構角色與真實人物法律擬制與實際事實敗落者名單和死信第三章 我們都是投機者每分鐘誕生一個“小跟班”“熱普?庫恩”不是個有闖勁的家伙統治美國的話語第四章 中央情報機構，自 年從年鑒到間諜書塔潘先生的漫步一種不同的騙子老套借口的終結第五章 第三等級的巨大紅皮書壞雞蛋，壞冒險，壞投資解放者與飛行員怎樣拯救可估價的靈魂如果心存疑慮，那就投機老鼠洞周圍的人第六章 誤傳信息及不滿請提供信息舊的罪惡和新的美德有關約翰?比爾茲利的事實有關瑪麗?比爾茲利的事實隱私的特權制革商人的報復人們的謠言，戰爭的謠言第七章 野心之戰社交死亡和政治自殺代爾莫尼克的乞丐宴會破產者必須受到懲罰自由的新生失敗的新生第八章 大企業與小人物白手起家者與自力更生的監督陌生人的好意政治經濟學與被遺忘的人通往烏有之鄉的路后記 必須給予關注
展開全部
天生失敗者(從小人物身上汲取失敗的教訓) 節選
靜靜的絕望的生活
1862年5月，一個明媚的下午，當繁花盛開的蘋
果樹宣告春天的降臨時，美國夢卻過早夭折，長眠于
地下。下午三點，鐘響了44下。每一下便代表著生命
中一年光景的流逝。放學后，300名學生在豁亮的陽光
中列隊參加葬禮。他們中那些幸運的勇敢者將在鍍金
時代成長起來，改變美國的資本主義。然而，在這個
日子，天空中彌漫的氣息不是銅臭，而是野花的芬芳。
紫羅蘭點綴著**牧區教堂外的草地。前廳內的棺材
上放滿馬醉木編織的花圈，覆蓋著如茵的鮮花，散發
出春日甘醇的馨香，彌漫整個圣所。
廳內擠滿市民和應邀出席的名人。他們傾聽著致
悼詞者的演說。他確認了人們的一貫想法：仙逝者荒
廢了自己的天賦。他既非閑漢，也非酒鬼。他是*倒
霉的失敗者：一個夢想家。致詞者悲痛地陳說：“他為
偉大而生……我總忍不住想，沒有雄心壯志是他的缺
點。”他不是工程師或偉大的將軍，“他是越橘黨①的領袖”。不采漿
果的時候，亡者從事過各種職業：教師、勘測員、鉛筆制造商、房屋
粉刷工、石匠、農夫、花匠和作家。那天聚集在馬薩諸塞州康科德的
一些人認為，不管愛默生對自己親愛的朋友評價得多正確，但在亨
利·梭羅的葬禮上說那些事情是不適宜的。愛默生說，亨利的古怪志
向毫無意義。
或許，在場的眾人沒人能完全領會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關于
“雄心壯志”的話是什么意思，那些孩子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在教堂
的長凳上心不在焉地遐思浮想。有一天他們也將經歷榮辱沉浮，陷入
牧師在布道中預示的世界。在那里，采摘漿果之罪甚于破產之罪。如
果一個人只是因為不能成功或不夠努力就一敗涂地，那么所謂的雄心
壯志便不是機遇，而是義務。孩子們隨著棺材來到墓地，不時彎腰撿
拾從棺材上飄落的花瓣，他們埋葬的不僅僅是曾在樹林里或街道上遇
到的那個古怪的矮個子男人。希冀成功的美國夢有一部分破碎了：那
一部分會讓他們選擇不同的成功道路。
我們懷著愛默生對梭羅的那種失望，過著日常的生活。美國的允
諾是：沒有人是天生的失敗者。但誰沒有這樣想過：“我是在浪費自
己的生命嗎?”我們想象著逃離這世間的紛亂，卻為缺乏動力而懊悔。
缺乏雄心壯志甚至比缺乏成就更讓美國人惱怒。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玩
這場游戲，至少我們是這么說的。不管梭羅是成功還是失敗，在那本
廣為傳誦的《瓦爾登湖》里，梭羅在長滿山茱萸的湖岸上嘲弄我們：
“碌碌眾生過著靜靜的絕望的生活。”我們全力以赴，試圖逃脫失敗，
獲取成功。失敗讓人聯想起失魂落魄，那畫面栩栩如生。因此，很難
想象，曾經有一個時期，也就是美國內戰之前，“失敗”一詞通常只
意味著“生意失敗”——破產。這個詞怎么會變成缺乏完美自我的代
名詞，成為用紅字標記的恥辱個性?我們為什么像管理生意那樣——
通過投資、冒險、獲利與虧損——來對待個性?我們為什么像計算損
失金錢帶來的失敗那樣來衡量夢想破滅帶來的失敗?
本書將講述美國那些默默無聞的失敗者：在這個崇尚成功的國家
里一敗涂地的人。那是在19世紀，資本主義日趨成熟，企業家成為
美國人*主要的身份標志。這是一個白手起家者和天定命運論的時
代。我們現在知道的這個國家是從托馬斯·杰斐遜和西奧多·羅斯福
就任總統的100年間(1801～1901年)發展起來的。這是一個由白宮
的帝國建造者們開創和結束的世紀，他們是個人主義和積極進取的象
征。工業革命帶動經濟飛速發
展，內戰重新激活了自由和政
治進步，大眾傳媒的興起帶動
了文化發展，西進運動的開拓
邊疆和帝國主義的侵略確保了
領土的擴大。21世紀的公眾所
了解的19世紀的美國大致
如此。
那種集體記憶很少提及19
世紀的另一面：1819～1893年
經濟恐慌時期的艱難。前所未
有的發展帶來了同樣前所未有
的動蕩。二者都激發人們重新
思考經濟身份，重新思考自由
的基礎。 “我已經54歲了，”
1866年，一位破產的商人寫信
乞求國會通過一項聯邦破產
法，“已經放棄了苦苦打拼30
年才得來的一切，難道我還沒
亨利·D．梭羅，44歲。1861年8月
末，當一位朋友讓他坐下來，為他畫這*
后一張肖像的時候，梭羅知道自己即將死
去。 (玻璃干版照片由E．s．鄧希拍攝，
1879年版權為喬治·F．帕洛所有。美國國
會圖書館印刷品與照片部。)
有權利獲得合法豁免?沒有權利重新抬起頭來，感覺自己還保留了一
絲做人的尊嚴?”那些身患疾病者或絕望者的妻子同樣承受著生活的
重負。1892年，一名賓夕法尼亞州的婦女傾訴說：“我丈夫64歲……
似乎都不能翻身、照料他自己了。我42歲，一切負擔都落在我肩上。
現在我接過他的生意，到西部去，一個子兒一個子兒地攢錢。”一些
家庭讓治安官和拍賣商走投無路，數十載如此，而那些立法者、改革
家、資本家則爭論著如何應付企業家文明中不可缺少的債務、信用、
流通與破產問題。
本書主要講述一些商人的故事。因為他們損失的金錢和人格尊嚴
促使國家從法律、商業和文化上解決他們的問題。正是這些解決方法
重新定義了什么叫失敗：從破產導致的資金損失到浪費生命導致人們
失去的機會。失敗不再只是一種痛苦經歷，它已經轉變為一種身份。
這就擴大了失敗者的“候選人”。現在，淪為失敗者的已經不僅僅是
男性白人商人，連婦女、工人以及非洲裔美國人都榜上有名。20世紀
一開始，類似“失敗者自白”一樣的新聞素材給大眾媒體帶來了活
力。《世界主義雜志》(The Cosmopolitan)將“失敗恐懼癥”稱為許
多青年男女的克星。函授學校奚落勞動者們，讓他們逃避“單調的生
活處境”。在成立全國黑人商業聯盟的時候，布克·T．華盛頓力勸人
們“更多地關注那些獲得成功的(黑)人，少談論那些失敗者”。到
1900年，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無名小卒”，在“許多通往‘徒勞無
功’之地的道路上苦苦勞作”。失敗是留給新千年的唯一禮物：這是
成就與個人身份的聯系中*具毀滅性的象征。“我覺得自己像個失敗
者。”這種表達如此自然而然，以至于我們都忘記了它是用商業語言
描繪精神狀態的一種形象化比喻。
艱難困苦是所有人的母校。這所學校開除的學生至少和畢業的學
生一樣多。如果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失敗就是這只手用來訓練并
驅逐那些不適應資本主義的人的手段。一個世紀以前，馬克斯·韋伯
在他著于1905年的經典之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Q廠Capitalism)中提到：“在美國文化中，
為了獲得成功而努力奮斗不僅是一種必要的品質，還是一種神圣的責
任。”他解釋道：“當今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片廣漠的宇宙，個人就出
生于其中，它向人——至少向作為個人的人——展示了他必須生活于
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只要個人涉足于市場關系的體系，資本主義
經濟就會迫使他服從于資本主義的行動準則。”這些準則包括合理地
追求利潤，把資本的不斷增長當作其內在目標，培養貪得無厭的個
性，相信無休無止的工作是生活必需品。
在美國，通常只有資本家被人們視為唯一合法的身份。這一點鮮
有例外。在各行各業中，投資與獲利是前進和避免停滯的關鍵。梭羅
在1840年寫道：“安逸的生活遠非我們所向往——我們必須緊張地生
活。”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斯·韋伯以學者的方式強調了梭羅的告誡：
在美國，償還債務、謙遜，以及自重都依賴于永遠昂揚勃發的進取精
神。而失敗總是會伴隨著那些不愿意或不能夠“緊張地生活”的人。
在韋伯的分析中，資本主義那種不斷前進的理論要求在經濟行為甚至
性格上適應資本主義。他總結說：“誰若不使自己的生活方式適應資
本主義成功的條件，他就必定失敗，至少不能成功。”
不適應資本主義的人就是我們此處所說的“天生的失敗者”。在
本書中，他們大部分人的名字都不為人所熟知，甚至大部分人在他們
活著時就無足輕重。人們稱他們是破產者、落魄者、絕望者、出局
者、信譽欠佳者、廢物、無用之人、三流貨、奴才、流浪漢、小東
西、小人物、老頑固、無可救藥者、失敗者、過氣人物、飯桶、無名
小卒、被遺忘的人。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在
1883年的一篇關于小人物的文章中使用了“被遺忘的人”一詞。當
改革家們把餐券遞給懶惰的廢物時，小人物卻在勤勤懇懇、步履艱難
地過著日子，從不抱怨或請求幫助。1932年，富蘭克林·D．羅斯福
借用了薩姆納的這一短語(反用其意)來尊稱大蕭條中的落拓之人，
即“那些在經濟金字塔底層的被遺忘之人”。對羅斯福而言，這些被
遺忘之人都是些吃虧的好人、能干的公民，由于缺乏大膽的政府改
革，他們都湮滅無聞。文化關注增加了大蕭條中的經濟暴行。失敗摧
殘酒鬼和流浪漢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優秀者的敗落卻是關系國
家危亡的大事。
遠在大蕭條之前，美國人就紛紛開始跳樓自殺了。在1829年，
據說遭受挫敗的波士頓人“寧愿自殺也不愿沮喪而屈辱地活著”。在
1837年的經濟恐慌中，愛默生在日記中寫道：“整個大陸彌漫著自殺
的惡臭。”在離開教堂講道壇從文之后，他坦稱“很高興布道不再是
自己的職責”，因為他實在是不知道應該說什么了。1841年，《大角
星》(Arcturus)雜志重新為白手起家者的時代命名：“我們的年代是
自殺與神秘失蹤的年代。”
非文學的敘述者同樣也很嚴酷。紐約的一個職員在日記中記錄下
了許多失敗者，他介紹說：“這個國家令人擔憂的自殺人數上升……
通常報紙上都有評論。很少有一天不發生一起或更多的自殺事件。”
這種災難擴散的范圍遠不止商業城市。一位弗吉利亞州的驗尸官裁
定：由于“財務困難”，斯蒂芬·伍德森“將自己打得腦袋開花”。
1837年，一位船長被“陸地海盜”搶劫后在紐約州的羅切斯特自殺；
一個路易斯安那州的商人“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可能是因為業
務困境和財務麻煩”。1839年，在賀拉斯·格里利的《紐約客》(New
Yorker)雜志上出現了一整篇記錄自殺事件的文章。1846年，地方檢
察官威廉·普賴斯在曼哈頓自我了結之前，在筆記中描寫了“財政麻
煩”。關于自殺的報道屬于艱難時代的傳聞。在那些日子里，未來自
身似乎都充滿危險。1837年，一個紐約商人不無擔憂地說：“沒人能
夠預測事情會朝著什么方向發展。后人的天空或許能艷陽高照，但我
們這代人的世界卻是黯淡無光。”
學者們對艱難時代的分析雖然有所不同，但卻同樣嚴酷。彼得·
J．克爾曼在他關于債務人與債權人關系的歷史著作中評論說：“在19
世紀早期，每五個戶主中就有一個在一生的工作期內會徹底破產，而
不是背負某一種債務。”彼得·德克發現，在19世紀50年代，有一
半到三分之二的舊金山商人破產。而那些由于法律的庇護而避免正式
破產的商人都被視為怯懦者。同樣的，克萊德·格里芬和賽莉·格里
芬斷定，在紐約州的波基普斯，有30％～60％的小企業在三年之內倒
閉。所有這些學者都強調，除了那些破產的和倒閉的，尚有成千上萬
的商人在破產的邊緣掙扎數年。
同代人整理出了他們自己關于艱難時代的事實和數據。其中*令
人感到苦澀的是梭羅在《瓦爾登湖》中的看法：在所有商人當中，
“絕大部分，甚至100個里面有97個都肯定會破產”。他補充說，“甚
至很可能剩下的三個也未能成功地拯救他們的靈魂。與那些誠實的破
產者相比，他們或許在更糟糕的意義上也是破產的”。梭羅喜歡“統
計學揭示的*美好的事實”，但他的責罵卻不如數據本身那么有力。
100個當中有97個!這個數字在1834年的一部關于曼哈頓商業區的
小說——《珍珠街的危險》 (The Perils of Pearl Street)中首次出現，
它一直是這個世紀被引用得*多的破產率。1840年，亨利·迪爾伯恩
將軍(1812年戰爭中的英雄)在一篇多次發表的演講中確證了這一
點。他根據自己多年擔任波士頓港口收稅員的經歷判斷，“在這個城
市里，每100個商人中只有三個可以獲得足以自給的收入”。就像小
孩子的耳語游戲一樣，這個數字在私人日記和國會報告中不斷流傳，
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關于波士頓的真相，而是與更廣泛的文化有關的
真相。從廢奴主義者托馬斯·溫特沃思·希金森到奴隸制度的辯護者
喬治·菲茨休，每個人都引證這個統計數據來支持這種或那種動機。
從1870年到1925年，拉塞爾·康韋爾在其激發積極性的著名演講
《鉆石田》(Acres VDiamonds)中，向六千多名聽眾傳播這個數據。
寄給編輯們的信件用來自城市通訊錄、遺囑記錄和“古董”商人回憶
錄的資料證實了這個數據。1905年，布拉茲特里特的征信所*終在
《成功》(Suecess)雜志上揭穿了這個數據的真面目。可《系統：商業
雜志》(System：The Magazine of Business)卻在1908年的一期關于失
敗的特刊中恢復了這個數據的權威地位。這個數字產生的陣陣余波回
蕩了整整75年。因為它傳達的不僅僅是無所不在的失敗在經濟上的
嚴重影響，更是這種失敗在情感上的巨大影響。
在他們那個時代以及我們現在，那些被這種夸張手法“稱頌”的
人已經被遺忘。自從《本杰明·富蘭克林自傳》(The Aul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的廉價版本于19世紀40年代**次出版以來，成
千上萬的自助手冊、勵志手冊以及學習手冊大獲成功，而有關失敗者
的書則非常少。19世紀50年代，仕途不順的林肯哀嘆道：“人們都急
切地想出版他們如何奮斗成功的書，但非常羞于出版有關那些失敗者
的書。人們被這種遮掩謬誤與失敗的片面做法毀掉了。”1881年，一
本流行的成功指南讀物重復了林肯的觀點，書中問道：“為什么失敗
不能像成功那樣，擁有自己的普魯塔克(古希臘傳記作家和哲學家)
來記錄其歷史呢?”它給出的答案是一個失敗者的自傳“既不具有激
勵人心的可讀性，又過于消沉”。1952年，一個冷戰時期的實業家嚴
厲批評海明威的《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他問道：
“為什么會有人對一個失敗且一事無成的老頭子感興趣?”而學者們一
直到目前都認同這一觀點。遲至1975年，杰出的商業歷史學者小艾
爾弗雷德·D．錢德勒還評論說，對失敗本身及其相關內容的研究并
不是一項有用的事業。隨著一些社會歷史學者“從下到上”徹底修正
過去的歷史，許多人把生意人視為破壞罷工者和政治掮客——他們理
應失敗，卻常常并非如此。對中產階級消費主義感興趣的文化歷史學
者更關注欲望和財富的積累，而不是屈辱和喪失財產，并認為前者才
是美國生活的特征。
落魄者似乎沒有講述自己的故事。一些著名的圖書館保存了歷史
締造者的文獻資料，但是，到哪里去尋找失敗者留下的蛛絲馬跡呢?
到處理無法投遞信件的“死信辦公室”去尋找嗎?歷史學者喬伊絲·
阿普爾比寫道：“這個社會的言說者和作者都更愿意談論成功者。因
此那些在努力尋求自主能力中不斷失敗的人，形成了一個失語的底層
社會。”另一方面，正因為失敗是如此普遍，無數圖書館、美術館以
及公共檔案館中才會沒有留下失敗者那廢紙似的記錄。本書中的文獻
記錄就是隱藏在文化樂觀主義中的悲觀歷史。這些失敗者(及其妻
兒)的聲音和經歷回響在私人書信、日記、業務記錄、破產案例、自
殺遺書、政治信函、征信所報告、慈善請求以及回憶錄之中。
如果我們能夠耐心傾聽，就會發現那些失敗者的故事無處不在。
19世紀的文化核心，就是記錄并評價這些生活故事的道德和經濟價
值。“窮困潦倒”與“白手起家”是同樣有價值的故事。正如這些習
語所示，生活故事承負著不同的酬報和懲罰。“每個人的名字都以這
樣或那樣的方式溜進印刷品中，”1842年，一位波士頓牧師在布道中
談論失敗時這樣說道，“要么是通過‘死亡’或‘結婚’名單，要么
是通過警察報告或火車上夸張的旅客名單……”記者和官僚現在都在
撰寫有關普通大眾的事情，給所有人“一個平等的機會，讓他們通過
白紙黑字而流傳百世”。在19世紀中葉，一個人的成功或失敗往往取
決于他會怎樣講述自己的故事，或別人怎樣講述他的故事。諸如信用
等級評定機構、破產法庭以及慈善機關等官僚機構將自己的紀律規則
加之于市場之上。這種機構的運行方式是把人分為三六九等，將他們
分別裝入貼有“失敗”或“成功”、“贏家”或“輸家”標簽的盒子。
在個體的財務安全和社會價值方面，這些生命故事都呈現出明確的
后果。
黑與白是資本主義*喜愛的顏色，它們構成了清楚的差別和鮮明
的對比。失敗是灰色的，會玷污它接觸到的一切。盡管看起來令人不
悅，失敗卻還是遍布資本主義的文化歷史。現在，文學批評家、歷史
學家以及社會學家通力合作，力圖理解對利潤的追求是如何塑造文化
價值和日常生活的。一些人認為，19世紀的一次“市場革命”重塑
了金融、運輸和通訊基礎設施，這些都培養和回報了私人企業。而
“市場文化”改變了人們討價還價、借貸、討債、付賬以及相互信任
的方式。對性別和男性的研究探索了讓人更難達到男性標準的環境
如經濟破產)。諸如愛德華·巴雷森和布魯斯·曼這樣的商業和法律
歷史學者研究過美國南北戰爭前的破產和債務人監獄。倘若從更廣
泛、更長遠的角度看待美國文化，在整個19世紀直到進入20世紀，
問題仍然存在：財務狀況如何發展成鑒別個人身份的標識?
還有，為什么在美國佬創業250年之后的19世紀發生了這一
切?與傳說相反，在英屬美洲殖民地定居的是公司和奸商。1607年
的弗吉利亞公司是一個大膽的(*初是災難性的)投資計劃，馬薩
諸塞海灣公司也同樣虛偽而狡詐。在個人主義興起前的兩個世紀，
殖民者質疑個人利益削弱了大眾利益。正如佩里·米勒在《新英格
蘭思想》(The New Egnland Mind)中所寫的，“壞事同時也是好事”。
此外，殖民時代有大量的負債者和游手好閑之徒，但商業上的失敗
遠遠不如顏面掃地那么可怕。布道者向那些迷失在上帝之路以外的
人憤激地誦讀第十二首贊美詩：“耶和華啊，求您幫助，因虔誠人斷
絕了。世人中間的忠信人沒有了。”然而，關于原罪和宿命論的教義
確實塑造了一種投資計劃：罪人們到處冒險，失去一切，是為了在
基督那里獲得一切。
在美國早期歷史上，人們對失敗的害怕隨著星期天的到來而達到
頂點。1800年的周一清晨如約而至。當時，“失敗”意味著一位企業
家的墮落——“生意上的破產”，這正是凱萊布·亞歷山大在《哥倫
比亞詞典》(Columbian Dictwnary)中所作的準確解釋。在字典和一般
意義上，失敗都是一次事故，而不是一種身份。1793年，《賓夕法尼
亞公報》(Pennsylvania Gazette)用笨拙卻很典型的措辭報道說，“他
們還沒有真正造成失敗，只是他們做不了多少生意”。早期美國人
“造成”失敗，但過了一段時間失敗才塑造或毀滅人。有人寫到俄亥
俄州1819年前后的邊境生活說：“父親造成或毋寧說是導致他的兒子
們(我是老大)在農業中陷入悲慘的失敗。”作為一個農場主而失
敗，并責怪你父親的不稱職，而不責怪病蟲害或天氣，說明了經濟與
文化的巨大改變。市場的“改革”是漸進式的，但人們卻看見了它到
來的身影。1820年的《北美觀察》 (North American Review)寫道：
“各種商業交易隨著商貿的擴張而廣泛散播，每個在滿足自己需要外
還擁有額外之物的人都被迫參與其中。那些利用任何資本的農民必須
廣泛地參與購買與銷售；并且……精通許多商業交易，隨時注意商業
的一般狀況。”在市場革命之前，人們認為失敗是由某種東西引起，
而不是有人天生就失敗。但如果有人不能或不愿在“參與購買與銷
售”中度過一生，他會怎樣呢?《北美觀察》回答說：“他會成為大
輸家。”
失敗，輸家。19世紀，公眾需要指導，以便從市場的角度重新界
定日常用語。“用商業界的技術語言講，”1830年的一份報紙解釋說，
“他們失敗，或者用大眾化的說法講，他們破產。”1852年的一本兒
童指南教導孩子們，失敗是“無法還債”。諾厄·韋伯斯特在他著名
的1828年版詞典以及他死后出版的1855年版中，對失敗的解釋是
“破產，或無力償付債務”。但1857年的修訂版則將失敗歸罪于“個
人性格、脾氣或習慣中的弱點”。直到內戰前夕，美國人才普遍把無
力償付債務者稱為“失敗者”。在1861年的《商人與銀行家年鑒》
(Merchants’and Bankers’Almanac)術語表中收入了“失敗”一詞，認
為它是“適用于已經破產的個人或公司的一般用語”。即便是這時，
不管是對事還是對人而言，它也主要是一個商業術語。
在一個商業民主社會中，“已破產……的個人”的名稱是一種有
力的身份隱喻。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在1844年的日記中，不以
為然地認為美國青年人都是“一群有前途的失敗者”。納撒尼爾·霍
桑在《帶七個尖角閣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中聲稱，
即便有人比別人隱藏得更好，可人人都是“一場毀滅，一場失敗”。
赫爾曼·梅爾維爾討絕望深有體會，他在1854年的《哈潑斯》
(Ha，=Per％)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快樂的失敗者”(The Happy Failux)
的小說。亞伯拉罕·林肯對國內情況的了解與馬克·吐溫不相上下。
他在1856年說：“對我而言，志氣之爭已經成為一場失敗——絕對的
失敗。”有一種商業命題讓亨利·梭羅大為惱怒，那就是：“我絕對無
事可做，我的生命至此已成為徹底的失敗。”在1855年**版的《草
葉集》中，惠特曼高呼“失敗者萬歲”!
那些自我的詩人一看就知道什么是好的隱喻。“徹底的失敗”與
資本主義經濟和個人經濟都相吻合，即是說，吻合我們如何看待自己
以及別人如何看待我們的那些外部和內部交易。不久，一個人將完全
等同于他從事的職業。梭羅在1854年的一次叫做“謀生”的演講中
擊倒了這種詞義縮小。他在去世前兩個月把這篇演講稿寄到了《大西
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取了一個語帶雙關的題目《無原則的生
活》(Life without Principle)。他抱怨說，因為他每日到林中散步，人
們就叫他“流浪者”。然而，如果他每日去做木材投機商，將大地砍
個精光，他將會被“尊稱為勤奮而上進的市民”。
像他之后的馬克斯·韋伯一樣，梭羅想知道，他的鄰居是為了工
作而活著，還是為了活著而工作。“把大部分生命耗費在謀生上頭，
再沒有比這更致命的錯誤了，”他寫道，然后回到那個充滿厄兆的有
關失敗的統計數據上，“但是，據說100個商人里有97個都失敗了。
因此，依照這一數據，人們的生活普遍都是失敗的，而且肯定還可以
據此預報破產。”梭羅公開譴責“這種沒完沒了的生意”，因為他認
為，它是“逃避生命中真正的事業”。他的所有著作都在考慮這種“自
我經濟”的改變。在他的日記中，他把這個概念解釋為人的更高級的
職業：“創造某物，成為了不起的人物，即為他自己創造并獲得某種專
利，以便讓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具有獨創性。”韋伯把這種生活方式稱
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但梭羅以一種簡潔的語言表達了他
的批評：“在我看來，創造太陽是為了照亮比這更有價值的勞動。”
到19世紀50年代，商人已經抱怨他們太忙，以至于連看報紙的
時間都沒有。那些不如梭羅具有田園生活情調的人感覺到商業的冷酷
壓力。但一個紐約書商和裝訂工非常嫉妒其鄉下表親。阿薩·希普曼
在回復一封1859年的信時寫道：“我注意到……你‘過著一種安寧平
靜的生活’。”回憶起自己在1837年經濟恐慌后的失業和1855年燒毀
他裝訂廠的大火，希普曼感覺他的職業毫無寧靜可言。“我有時向往
一種寧靜的生活。迄今為止，我的整個生活都是麻煩的忙碌和騷動。”
失敗困擾、催促和刺激著19世紀的美國人。這不僅是因為他們
中有更多的人破產，即便在“繁榮”時代也是如此；而且還因為他們
對于野心的態度正在變化。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在1840年斷言，
在美國，“野心是普遍的感覺”。像他的許多格言一樣，這句話既是描
述也是預言。青年人從開創者們那里繼承了古典共和主義對野心的疑
慮，他們認為這與他們幫助建立的資本主義道義是對立的。托克維爾
所說的“*迫切的必需品，即避免在這個世界上敗落的欲望”，就是
我們所說的對失敗的恐懼。經濟的增長加劇了人們“希圖飛黃騰達的
急切欲望”。由于工作的流動性，加爾文主義的職業失去了意義，野
心隨之變得越來越合理了。驕傲的罪孽讓位于奮斗進取的美德。安德
魯·德爾班科說：“野心成了一種公認的美德，這是19世紀美國生活
的*大轉變。”在美國的商業信仰中，野心成了神圣的主人。
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感受到了這種變化。1835年，弗吉尼
亞州的一名學生必須寫一篇關于野心的作文。詹姆斯·霍拉迪寫道：
“每個人都需要些野心……以使自己擺脫在一般生活道路中必然遭遇
的困境和危險。”對于任何“必然被迫”在生活中冒險和奮斗的人，
野心似乎成了他們*好的防御。霍拉迪斷言：“沒有野心，我們就不
能過一種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的生活。當然，我們也不會像有野心的
人那樣感到幸福。”
生命、野心和追求幸福，這“三位一體”聽起來挺熟悉。19世
紀的美國人用自由交換野心，將奮斗者的道德當作是所有可能存在的
自由中*好的。即便一個小孩也能把諸如精力和活力這樣的企業家特
征看作是新興的自由美德。但當霍拉迪定義什么是幸福時，他又退回
到共和主義對“獨立”、“知足”之人的歡呼。這種人避免負債，并
感到“幸福，因為他知道沒人向他追討債務，讓他受辱”。新舊世界
在這個男孩的生活中發生了碰撞。對一個失敗者來說，野心和債務是
對抗失敗所必需的保障嗎?當周圍所有的人都在失去他們的財產時，
一個知足的現金支付者能夠保持冷靜嗎?這小孩聳聳肩說：“一個人
是幸福還是不幸福，取決于他的一般生活方式。”
1842年圣誕節前夕，紐約的一個名叫昌西·w．摩爾的富商正為
在野心與知足之間難以抉擇而煩惱。他在日記中抱怨說：“每個人都
在為艱難時世而哭泣。”盡管已經通過一部聯邦破產法，但從1837年
經濟恐慌開始的蕭條還“沒有達到*糟糕的狀態”。圣誕前夕，當摩
爾的妻子想雇人照看他們的兩個兒子時，30個求職者將她團團圍住。
摩爾的紡織品工廠生意興隆，他憤恨那些窮人。他拒絕了一個跟他借
錢的年老同事。圣誕節剛過，這個“鄰居似的誠實好人”就破產了。
這個老紳士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一小筆銀行匯票。收款人已經提出
法律申訴。摩爾感到不寒而栗。他寫道：“一個誠實、正直、勤勞、
節省的人苦心經營40年，終了竟然付不起一張32美元的賬單。”
人人皆知那些自鳴得意的格言警句。它們教人一分一厘地省錢、
掙錢；還有那些自以為是的叫囂，它們總是擾亂金融風暴后的寧靜。
富蘭克林時代的諺語把失敗歸咎于懶惰、酗酒、貪婪、無知、奢侈以
及其他罪孽。但當市場淘汰了“誠實、正直、勤勞、節省的人”時，
我們能做什么?如果失敗就是好人落魄，那么其根源是因為性格與財
運、正直與回報之間的差距不斷增大。資本主義的變遷興衰或許恰恰
意味著：誠實的經營與艱苦的工作都可能獲得失敗的結果。當“大輸
家”是不遠處的一個兢兢業業的家伙時，道德格言似乎再也不合時
宜了。
從新年一直到1843年的整個冬天，昌西·摩爾的腦海中不斷浮
現出朋友在圣誕節前后破產的情景。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歷經20年
的勵精圖治之后，他渴望“歸隱和逃避”，但又譴責自己踏上了“通
常的老路子”。春天來臨時，他發生了一次宗教轉變，并從《約伯
記》中抄錄下這樣的經文：“瞧，神兩次、三次向人做這一切的事，
為了要從深坑救回人的靈魂，使他被光照耀，與活人一樣。”是什么
折磨著摩爾?在4月份，他每天收入7500美元現金；一星期后，他
某一天收入4500美元，第二天收入2500美元。“不像昨天那么快，
但這樣已經足夠了，”他寫道，“我現在不像以前那樣以為事業的艱辛
是件好事，我簡直就想解脫。”十年后，一家征信所記錄下摩爾每年
的總收人是70萬美元，個人財富超過了12．5萬美元。但利潤的災難
并未減輕。摩爾回顧1843年時說：“我得銷售更多產品，否則業務就
不能像以前那樣發展了。有一種無法保持一般水平的失敗。”
摩爾的日記描繪了當時人們對失敗的擔憂在不斷蔓延。摩爾提到
了經濟周期、法律解決途徑、道德譴責、宗教熱情以及生意興隆和體
面家庭之間的紐帶關系。他還思考了失敗在其含義上的轉變。首先，
他的老鄰居破產。摩爾的折磨更多是來自于對敗落的感受，而不是敗
落本身。他必須一直加倍努力，否則就“只能勉強及格”。即便金融
崩潰沒有摧垮他，停滯也可能使他倒閉：“有一種無法保持一般水平
的失敗。”摩爾察覺到，失敗除了標示出個人的財運逆轉外，還測度
一個人的野心和對待生活的態度。在一種由“事業的艱辛”定義的文
化中，失敗不再僅僅是一種痛苦，它很快就會變成一種身份。1851
年，一家征信所記錄摩爾從1830年左右作為初級合伙人開始他的職
業。“摩爾志向高遠，他無法滿足于”寄人籬下的工作。
盡管摩爾不斷反省，但他終究難逃失敗厄運。他的結局典型地說
明了19世紀商業的變化無常。那時人們會在一夜之間完全破產。像
許多北方的紡織品商人一樣，摩爾把自己大量的貨物賣給了南方各州
的店主。當1861年內戰爆發時，他的南方主顧們不再付賬。摩爾變
成了“1861年的破產者”之一。到1861年11月，摩爾已經負債近
100萬美元。十年后，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大商人不得不為糊口而殫
精竭慮。一家征信所報告摩爾的情況時寫道：“他差不多失去了他在
紡織品行業中曾經擁有的所有聲望和聯系。只有寥寥幾個朋友會看在
往日交情的份兒上賣給他東西。”摩爾的晚年靠著他的妻子和岳母家。
對他那個時代的男人來說，“無法保持一般水平”已經算不上什么恥
辱了。
當摩爾作為一個“大輸家”而去世時，這個國家已經遭受了
1819年、1837年、1857年和1873年的經濟恐慌，還有多次經濟衰退
和一次內戰。這些磨難塑造出了新的身份模式。白手起家者的時代同
樣是破產者的時代。1856年，一個評論員寫道：“奧維德對我們所說
的失敗者一無所知，至少他沒有告訴我們什么。他們完全屬于我們這
個時代，是我們這個商業社會的伴隨物。事實上，從‘失敗’一詞的
準確意義上說，一個真正的人是不會失敗的。不過我現在使用的是這
個詞在商業上和在美國的意義。”
這種“美國的意義”把失敗看作是一種“道德過濾器”，它套住
游手好閑者，放過真正的男人。這種意識形態直截了當地把失敗歸罪
于個人的過錯，而不是歸罪于摩爾那樣的環境。科尼利厄斯．范德比
爾特和菲尼亞斯·T．巴納姆那樣的人證明：只要勇敢而堅定地依靠
自己的努力，任何窮孩子都能獲得成功。與此同時，失敗者和無名氏
則停滯不前。《自傳：P．T．巴納姆的生活》(The Life of P.Barnum，
Written by Himseif)，以及巴納姆后來的回憶錄《奮斗與成功》
(Struggles and Triumphs)都是成功故事的萌芽，并且遠遠早于霍雷
肖。阿爾杰掌握這類題材的創作。像尤利塞斯·S．格蘭特和托馬
斯。愛迪生這樣的重要人物戰勝早年的挫折，證明獲勝者將永不言
敗。窮文人贊美林肯是一個“特別典型的美國人”，并熱情稱贊說：
“在所有美國歷史中，他的一生對每一個美國男孩來說都是*激勵人
心的故事，因為它表現了一個成功商人所**的品質。”但實際上，
林肯作為一個店主的短暫工作以破產告終。他也沒有再次嘗試在經商
中獲得成功。然而，后人重復著這一教訓：“再多一點堅持，多一點
努力，看似無望的失敗就可能轉化為榮耀的勝利。只要堅持不懈，就
絕不會失敗。”
內戰通過重新定義身份與成就之間的聯系，從骨子里將這一男子
氣概的理想奉為神圣。一個從小木屋進入白宮的“劈木人”重寫了自
力更生的福音書，并稱之為“自由的新生”。黑人和白人將同樣自由，
自由地在林肯所歡呼的“生命競爭”中奮斗。戰后重建的基本條件迫
使以前的奴隸進入市場，他們“一無所有，只有自由”，正如傳說中
J．P．摩根和約翰·D．洛克菲勒當初的情形一樣。1868年，內戰剛結
束，一本1844年的成功手冊就再版了。作者在這個版本中采納了一
則新格言：“不自力更生就永無成功。”解放奴隸運動界定了個人主義
的*終邏輯和絕對界限，那就是這樣的信仰：真正的自由不在于你的
出身，而在于你獲得的身份。
美國人自由與奴役的矛盾化解了，但另一對矛盾取而代之。
w．E．B．杜波依斯注意到：“偉大的美國夢想就是把財富主要當作其
擁有者努力的結果，任何普通的工人都可以通過節儉而成為資本家。”
但是內戰后公司與工業經濟的轉變使這一夢想變得比以前更難以實現
了。正如堪薩斯州的一個小商人在1890年坦率地表達的那樣：“資本
雄厚的大公司……擁有我無法企及的優勢。”然而，“偉大的美國夢
想”宣揚這樣的觀點：那些失敗的人不過是缺少能力或野心而已，或
兩者都沒有。那些關于奴隸制囚徒的言論如今也藐視那些不適合資本
主義的事物。自由的新生是成功身份的意識形態。成功與失敗代替公
民與奴隸，成為美國自由的兩個側面。此種理念不僅僅依賴于成功機
遇，也與失敗的風險有關。
失敗的美國人在他的祖國成為沒有名譽的預言者。我們的信條是
辛勤的工作將會贏得富裕與聲譽。但是，當談話轉向失敗時，人們會
帶著局促的笑聲和一句陳詞濫調轉變話題：懦夫絕不會成功，失敗鑄
就性格。然而，每個人都認識的一個現代版的約伯，這個高尚的人物
不斷嘗試又嘗試，但是卻只能遭遇不幸。我們提及他的時候，既同情
又嫌惡，‘‘可憐的巴德叔叔”，“我那個姐夫又有麻煩了”。盡管我們
的自力更生信念是一個赤裸裸的謊言，但問題不在于此。真正的問題
是失敗對家庭造成打擊，而我們作為個人來承受這種打擊。認識一個
這幅1865年的版畫刻畫了罕見的窮苦白，、的形象。他對面是一家奴隸。他
們跪倒在那位理想化的解放者前，感謝自由的新生為所有被踐踏的美國人帶來
的希望與危險。(《解放》，費城，1865年。美國國會圖書館珍本與特藏部，阿
爾弗雷德·惠特爾·斯特恩的林肯文物集提供。)
大輸家”——一個父親，一個鄰居，一個同學，也就是窺見了我們
自己*不幸的命運。時代變遷，生意崩潰，意外發生。失敗對將來的
危害要遠遠大于它對過去的不良影響。如果我再不能重整旗鼓，情況
會怎樣?一個沒有前景或規劃、沒什么可指望的美國人，簡直跟不存
在一樣。
男學生詹姆斯·霍拉迪、商人昌西·摩爾以及夢想家亨利。梭羅
都是失敗者中的先驅。他們每個人都感到，失敗不僅僅標志著損失，
還是對雄心壯志的判定。他們還預見到，雄心將*終重新界定什么是
生命競爭中的自由。“讓我們記住不要奮發向上太久，”梭羅警告道，
“而要不時朝著另一個方向垂直地墮落，沉溺于吝嗇：在*深的泥淖
中，即使我們看不到太陽，也可以見到星星。”總是追逐著太陽，奮
斗者干著白癡的差事。只要肺結核再寬限梭羅一年，主張廢奴主義的
他或許會慶祝解放日，而主張懷疑論的他或許并不相信自由的新生。
實際上，在大赦年里，梭羅的確打算向國人作演講。當林肯準備前往
葛底斯堡時，梭羅的遺作《無原則的生活》在1863年10月的《大西
洋月刊》上發表。這位幽居山林的作者質問這位走出山林的總統：
“政治自由不過是通往道德自由的手段，除此以外它還有什么價值?
我們夸耀的是當奴隸的自由?還是做自由人的自由?”只有那種喜歡
漫步勝于奮斗，喜歡采漿果勝于數錢的古怪人，他的視野才會超越奴
隸解放，看到那將會把自由帶給每個人的生命競爭——不管是黑人還
是白人，不管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
舉行葬禮幾星期之后，梭羅的出版商將《瓦爾登湖》再版。而
此時，清甜的嫩草還沒有覆蓋梭羅那光禿禿的墳頭。從1862年開
始，此書不斷再版。一代代人在開始或重新開始努力平衡野心與自
滿，尋找成功、避免失敗之前，他們都可以在此書中至少找到片刻
的對人生真諦的頓悟。梭羅在書的末頁寫道：“為什么我們要如此
急不可耐地獲得成功?要有如此令人絕望的進取心?如果一個人沒
有跟上同伴的步調，那或許是因為他聽到了另一位鼓手敲出的鼓
點。”現在，我們的日常談話中經常回響起梭羅的這一祝福，以至
于我們忘卻了這是早年對生命競爭及其危險性的警告。梭羅的同時
代人逐漸意識到，每個人都身處險境，并不僅僅是破產者和投機者
才會如此。每年夏天，當白晝變長、日光越發豁亮的時候，波光粼
粼的瓦爾登湖就使得人們不斷乜斜著窺視自己起伏搖擺的情緒。要
看清他們自己，埋葬了梭羅的那代人將不得不仰望天空，凝視他們
自己心中那炎炎烈日般的野心。
誤傳信息及不滿
在緬因州湖區的布里奇頓，一片樹林仍然生長在
兩條交匯于主街后面的小河之間。內戰之前，某個愛
開玩笑的人給這個地方起了個綽號，叫“小迦南”。因
為它看起來像一塊福地，但卻臭氣熏天。硫磺、糞便
和死亡散發出的腐蝕氣息刺痛著雙眼。鄉下人知道金
錢湊近了聞起來是什么氣味，這里聞起來就像霍勒
斯·比林斯的制革廠。他在1842年開始辦廠，靠著汗
水、節制的工作和一門好親事而獲得成功。他娶的是
當地企業大亨的孫女。在他的制革廠里，有50個人照
管裝顏料的大桶。廠子里胡亂堆放著正在干燥的獸皮
和一堆堆鐵杉。碾皮機由馱馬帶動，每年碾碎大約
3600立方米的木材，從中提取鞣皮液，用來染制鞋匠
和書籍裝訂商稱贊的暗紅色皮革。比林斯遲早會購進
當地和波特蘭市(位于布里奇頓東南部40英里處)所
有對手的廠子，然后建立一座谷物罐頭廠，在史蒂文
斯河上筑起水壩以提供能源。前進!到1880年，這個
制革商人散發出25萬綠背鈔票的臭氣，在波士頓新近填海造地而成
的巴克灣為家人修建了一座褐砂石住宅。家鄉的人們把他尊稱為“布
里奇頓商界之王”。
然而，即便是國王也無法預料未來的幸福。1854年秋，當謠言像
“小迦南”飛舞的枯葉一樣困擾著他的時候，比林斯的面前仍然是成
功的坦途。來自緬因州的比林斯陷入麻煩了。但這個制革商人對自己
賬簿上的一分一厘都了如指掌，就職業而言，他一聞到氣味就知道哪
股風是惡風。比林斯“就要破產了”。大街上的謠言被帶回到波士頓
商業征信所，那是劉易斯·塔潘的**家分公司，于1843年開業。
霍勒斯·比林斯糟得不能再糟了。這個制革商人的一個朋友質問波士
頓征信所的經理，后者據說用傲慢的語氣回答說，他不會因為別人強
迫自己，就改變記錄簿里的說法，并且還補充說，他“到死也不會透
露”信息員的姓名。
于是制革商人找到一個律師：小理查德·亨利·達納，他剛剛為
逃亡奴隸安東尼·伯恩斯辯護過。達納更著名的是他那本1840年出
版的回憶錄《兩年的水手生涯》(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在那兩
年里，達納有部分時間是在加利福尼亞鞣皮。比林斯控告征信所給他
造成一萬美元的損失，并試圖通過法庭恢復自己的名譽。法院下傳票
命令征信所交出紅皮書證明誹謗。然而紅皮書上的話卻顯得支支吾
吾，有關比林斯的詞條部分是這么寫的：“我對他的商業事務還沒有
熟悉到足以做出詳細敘述的程度，至于他的身價，我可以肯定地說，
他擁有可觀的財產，但我還不可能說出具體數目。我沒有辦法了解他
的任何情況。”所謂的誹謗在哪里?根據公布的判決，法庭經過仔細
檢查，發現“不利的報告似乎已經被抹掉，并用一份有利的報告取而
代之”。被告的律師勉強承認了這一點。在受到比林斯朋友的批評之
后，征信所的經理刪除了*初的詞條，索要了另一份報告——雖然沒
有通知比林斯或訂戶。按照征信所的政策，不會保留記錄簿副本。通
過刪改，銷毀了唯一寫著有爭議文字的本子。誹謗的證據不復存在，
只有這個或那個商人說自己在征信所或大街上聽說的事情。道聽途說
在信用報告中是公正的，但在法庭上是不正當的。陪審團宣告被告無
罪。比林斯既沒有獲得道歉，也沒有獲得賠償。在洗清了自己的名譽
之后，他保留了自己的辯護律師。征信所在1856年記錄道：“對他自
己的事務不透露一個字，公眾對他的財產幾乎一無所知。”
被計算機錯誤困擾過的人都能夠同情這位制革商人的故事，但
是，在1854年，他的挫折卻是新鮮事。官僚、監視和信息管理才剛
剛開始影響日常生活。征信所沒有警告那些商業和私人生活受到監視
的人。提供信息者都是匿名，而訂戶保證不泄露報告。理查德．亨
利·達納嘲笑不知名的代理人和被刪除的文件——“絕不能告訴任何
人!秘密修改!”——但無濟于事。“商界之王”比林斯既無法避免
再次成為征信所的調查對象，也不能肯定他們是否正確地記錄了他的
故事。還有其他許多商人控告信用報告者，反對他們把自己稱為“失
敗者”——這說明那個標簽怎樣劇烈地沖擊了“隱私”這個新概念，
沖擊了家庭與市場之間的紐帶，沖擊了生活故事的價值，*終也沖擊
了生活中的人們的價值。這樣的案子對信息行業里自負的官僚思想和
缺乏責任感提出了挑戰。
商業征信所是早期的信息系統，即便它的運動機件是人，它的電
子元件是偶然使用的緊急電報。塔潘、約翰·M．布拉德斯特里特、
羅伯特·格雷厄姆·鄧恩和其他人建立了收集和傳遞數據的網絡、對
數據加以評價和編碼的語言，以及儲存和追溯數據的協議。總部對當
地信息員的協調至關重要，獲取、追蹤和更新數據的索引也同樣重
要。每種功能都增強了案例管理，但是，作為一個綜合系統，所有這
一切都支持一個擴展性的數據庫，其中有數百萬份互相聯系的檔案。
這些先驅不僅讓舊的商業行當效率更高，而且還開辟了一個新行業以
及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天生失敗者(從小人物身上汲取失敗的教訓) 作者簡介
斯科特·A.桑德奇是卡內基梅隆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天生失敗者》是美國文化史的拓荒之作，在這里對失敗的普遍態度與玄虛的個人主義理想以及自我推銷術被聯系到一起。在這個時代，當美國資本主義正在建設勝利者的國家之時，桑德奇卻把那些被遺忘的、曾經與失敗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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