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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局中的民間報人與報刊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3450861
- 條形碼：9787533450861 ; 978-7-5334-5086-1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大變局中的民間報人與報刊 本書特色
徐鑄成，王蕓生，儲安平，《文匯報》《大公報》《觀察》。大變局中的心靈史，民間報人的出路抉擇，著名教授丁淦林，童兵，力薦。
大變局中的民間報人與報刊 內容簡介
民營報刊的消失和民間報人的轉變，是至今令人感慨不已的事情。本書選取徐鑄成、王蕓生、儲安平這三位民間報人，及其所主持的《文匯報》、《夫公報》、《觀察》周刊，鋪排史實，索隱鉤沉，感受他們在1945－1957年這一歷史大變局中的憧憬與彷徨，欣喜與迷惘，奮發與無奈，堅持與哀愁。幾許中國新聞歷程的碎片，三個民間報人的艱難抉擇，一段大變局中的自由心靈史。
大變局中的民間報人與報刊 目錄
前言
已將書劍許明時——徐鑄成與《文匯報》
“《文匯報》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香港《文匯報》“色彩不宜太紅”
“獨立”何以“左傳”
歡樂中的迷惘
從《文匯報》到《教師報》
《文匯報》“失而復得”
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兩姑之間難為婦——王蕓生與《大公報》
《大公報》社論作者是“法西斯的有力幫兇”
“王蕓生君是雙料的新華社應聲蟲”
“世界需要中道而行”
胡政之“國門邊上”的努力
“我到解放區，我投降來的”
上海《大公報》宣布“新生”
躬逢開國大典，慶幸此生不虛
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
自由主義者的悲歌——儲安平與《觀察》
“《客觀》就是《觀察》的前身”
“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
民主·自由·進步·理性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動蕩時局中的那顆平靜之心
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
欲采蘋花不自由
此《觀察》非彼《觀察》
自由主義的回光返照
后記
已將書劍許明時——徐鑄成與《文匯報》
“《文匯報》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香港《文匯報》“色彩不宜太紅”
“獨立”何以“左傳”
歡樂中的迷惘
從《文匯報》到《教師報》
《文匯報》“失而復得”
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兩姑之間難為婦——王蕓生與《大公報》
《大公報》社論作者是“法西斯的有力幫兇”
“王蕓生君是雙料的新華社應聲蟲”
“世界需要中道而行”
胡政之“國門邊上”的努力
“我到解放區，我投降來的”
上海《大公報》宣布“新生”
躬逢開國大典，慶幸此生不虛
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
自由主義者的悲歌——儲安平與《觀察》
“《客觀》就是《觀察》的前身”
“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
民主·自由·進步·理性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動蕩時局中的那顆平靜之心
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
欲采蘋花不自由
此《觀察》非彼《觀察》
自由主義的回光返照
后記
展開全部
大變局中的民間報人與報刊 節選
“《文匯報》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徐鑄成不是《文匯報》的創始人，但《文匯報》能夠成為舊中國廣有影響的報紙，與徐氏的一支如椽之筆分不開。報因人名，人以報傳，徐鑄成光大了《文匯報》，《文匯報》也成就了徐鑄成。徐氏曾自豪地說，《文匯報》是用自己的墨汁“喂大”的。考察《文匯報》的發展歷程，這話的確不是妄言。
1937年11月13日，上海陷于日寇之手，不過上海各報在成為“孤島”的租界仍可以照常出版，大體上還能保持原有的愛國立場。一個月后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淪陷，日本占領軍通知上海租界各家中文報紙，自12月15日起必須接受新聞檢查。租界當局無奈，只好向日方屈服。當時上海有影響的報紙，除《新聞報》和《時報》接受檢查繼續出版外，《申報》、《大公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立報》義不受辱，紛紛停刊或遷移外地出版。
接受日方新聞檢查的《新聞報》、《時報》被人唾棄，新出版的《新申報》等漢奸報紙更為人所不齒，而上海市民又急于知道抗戰新聞和戰局形勢——舊中國新聞業*為發達的城市一度出現了“新聞真空”。《文匯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文匯報》不是由一個或幾個資本家創辦的，也沒有任何政黨作后臺，而是由幾個并無資財的人，偶然湊合起來的，這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上，可以說是一個創例。在發起創辦《文匯報》諸人中，出力*巨者首推產寶禮。嚴曾任滬寧、滬杭兩路路局會計處稽核，辦過廣告公司，主要經營路牌廣告，也代辦報紙廣告，在新聞界頗有朋友。1937年初，兩路局部分中層職員成立“新新俱樂部”，在南京路一家旅館長期包房，作為工余娛樂消遣之用。嚴寶禮是俱樂部中*為活躍的人物。抗戰爆發后兩路局遣散大部分職員，這些俱樂部成員拿到了不菲的遣散費。此時上海不少報紙停辦，一批失業的報界人士，如《新聞報》的嚴獨鶴和徐恥痕、《申報》的金華亭、《社會日報》創辦人胡雄飛、《生活晚報》社長吳農花等，也常來俱樂部聚談散心。閑談中，胡雄飛向嚴寶禮等提議，用俱樂部成員手中的兩路局遣散款辦一張新報紙，這樣大家有事可做，也不至于坐吃山空。胡的提議得到了以嚴寶禮為首的多數人的贊同，大家認為當時在上海辦報，銷路不愁，再說辦報本輕利重，而且名利雙收。當然，通過辦報宣傳愛國抗日，獲得國人好評，也是這些人的共同愿望。
為避開日方新聞檢查，這幫人決定借鑒上海《大美晚報》和《華美晚報》的做法，掛洋商牌子，聘請英國人克明（H.M．Cumine）任發行人和董事長。經過短期籌備，《文匯報》于1938年1月25日正式創刊，克明任發行人兼總主筆，嚴寶禮任經理，胡雄飛任協理兼廣告科主任，胡惠生任總輯。在創刊號上，以“本報發行人兼總主筆”克明的名義發表了《為本報創刊告讀者》：
余前辦英文文匯晚報時，即抱中英合作之宗旨，今發行華文文匯報．當亦本此宗旨，蓋中華民族不僅有悠久之歷史，為東亞文化之策源地；而且地大物博，實蘊藏無限之寶藏，其前途之遠大，更非他國所能企及。英國乃一民主國家，對于他國均抱善意合作扶助其成長曲態度。英國人民對于中國尤有好感，不但愛好其文化，抑且深信中國’的復興民族建立新國家，必有待與英國的合作。所以本報刊行的宗旨自在鼓吹中英合作，此其一。
依余所信，中國未來的政治，必漸趨于民主化的一途，惟民主國家的培養與形成，必待報紙的啟迪民智，養成民主政治的氛圍；而報紙如何始能完成其任務，尤必賴言論的自由。英國之所以成為民主國家者，實由其國內言論自由，不受絲毫的統制。是以本報本著言論自由的*高原則，絕不受任何方面有形與無形的控制，如不幸遭受外界的阻力，余必負責設法消除之。此其二。
報紙是人民的精神食糧，其所負的使命，一則為灌輸現代知識，另則為報道消息，是以報紙的生命．在其獨立的報格，不偏不倚，消息力求其正確翔實，言論更須求其大公無私，揭穿黑幕，消除謠言，打破有聞必錄之傳統觀念。所以本報同人必遵行此記者紀律，始終不渝，以建樹本報高尚之報格。此其三。
*后，有不得不鄭重聲明者，即本報刊行，絕非為投機取利，而實為應環境需要而產生，故必竭本報同人之力，為社會服務，凡若有利于社會公眾之事業，無不欲先后興辦，以謀大眾之幸福，而副讀者之期望也！
《文匯報》創刊時，徐鑄成已被《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遣散，閑居上海。徐鑄成1927年冬在北師大讀書時，就進入胡政之開辦的國聞通訊社，兩年后調到天津任《大公報》編輯，頗受總編輯張季鸞賞識，不時外派采訪重要政治新聞。1932年至1935年，他被外派到漢口，任《大公報》駐漢口特派記者。1936年《大公報》上海版創刊，他又被調到上海任要聞編輯。《大公報》的人事安排一向由胡政之負責，徐鑄成進入《大公報》后受到不斷提拔，可見胡對他是器重有加的。胡政之不止一次勉勵徐鑄成要以《大公報》為終身事業，徐也一直把《大公報》視為自己的“家”，勤奮工作，以報胡政之的知遇之恩。不料日寇侵華，“深懷文章報國之志”的上海《大公報》人誓不投降，拒絕接受日方的新聞檢查，宣布自動停刊。報紙停刊次日，胡政之即宣布除留下副經理李子寬等少數人負責善后外，其他員工一律就地遣散，各謀生路。徐鑄成亦在遣散之列，他**次嘗到了失業的痛苦，六口之家的生計頓時失去著落。徐鑄成失業后，幸有原來的同事、正在重慶擔任《國民公報》總編輯的杜協民，約請他擔任該報駐滬記者，月薪四十元，聊以緩解燃眉之急。雖然他后來再次被胡政之邀入《大公報》，但對老板一腳把自己從《大公報》這個“家”中踢出的鐵面寡情，始終不能釋然于懷。
《文匯報》創刊在即，可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社論寫手。嚴寶禮得知徐鑄成的境況后，就派儲玉坤約請徐鑄成為《文匯報》撰寫社論。儲玉坤是徐鑄成的宜興同鄉，剛從接受日方檢查的《新聞報》憤而辭職，應聘《文匯報》任國際版編輯。嚴寶禮開出的條件為：徐每天為《文匯報》寫一篇社論，每篇四元計酬，待營業發展后升為十元（暫以四折計薪）；言論沒有限制，題目和內容，一切由徐決定，報館保證不加刪改。優渥的稿酬對徐鑄成來說不啻雪中送炭，不過更吸引他的是自己可以放言高論，一天一篇社論等于是包辦了《文匯報》的言論，這對一個報人來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鑄成當即應承下來，并找來同被胡政之遣散的楊歷樵，分擔國際問題的社論寫作。
70年后的今天，我們小心翼翼地翻閱著一張張發黃的《文匯報》，仍能感受到徐鑄成當年奮筆疾書時的慷慨激昂，被他那支千鈞之筆流淌出的文字所震撼。徐鑄成所寫的、也是《文匯報》發表的**篇社論是《淞滬之役六周紀念》：“吾人認為中國民族前途之光明，于一二八之役已吐露其曙光矣。今中國軍民如能本一二八之役的精神，堅持到底，*后勝利自可從萬分艱苦中獲得。”他告誡上海市民“地球上沒有一個真正的孤島，上海尤其不能和內地脫離關系；四周的巨浪，隨時可以把你們吞沒；天空的鐵鳥，隨時會震傷你們的心弦；你們應該時時刻刻緊緊把握住你們的靈魂，應該時時刻刻記住你們處的地位；為了你們自己，不應該再這樣茍安逸墮；為了你們的子孫，更應該時時有所警惕。”對上海工商界等幾個想投敵的“軟骨頭”，他又撰寫了《告若干上海人》社論，嚴正警告這些人趕快懸崖勒馬，不要“去當小丑”，“你們要繼續循著正路向前走，切勿戀著曇花～現的幻境，被漫天的風沙，葬送了自己！”
《告若干上海人》發表后翌日，報館接到恐嚇信，說《文匯報》言論激烈，識時務者為俊杰，今后若不改弦更張，再有反日情緒，將有殺身之禍。第二天，報館即受到暴徒炸彈襲擊，造成職員死傷。徐鑄成聞訊后既憤慨又不安，打電話問儲玉坤社論要不要繼續寫，如果改變態度，寧愿擱筆。儲玉坤請示嚴寶禮，嚴斬釘截鐵地回答：照樣寫下去12月12日，《文匯報》發表《寫在本報遭暴徒襲擊之后》社論，指出炸彈的光顧、黑暗勢力的進攻，正足以證明同人的苦斗已獲得相當成效，發誓“愿為維護言論自由奮斗到底”。
《文匯報》開辦費僅有七千元，根本買不起印報機。嚴寶禮向留守上海《大公報》的李子寬求助。李子寬請示胡政之后，同意以優惠價格承印《文匯報》，卷筒白報紙也由《大公報》墊用，費用日后結算，同時把《大公報》設在福州路的營業部租借給《文匯報》作館址。可以說，《文匯報》是“借雞生蛋”，在《大公報》的支持和幫助下才得以問世。胡政之如此慷慨地幫助《文匯報》，除了《大公報》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是看重《文匯報》的愛國立場。
有了這層關系，胡政之當然會關注《文匯報》的情況。就在報館挨炸的那天下午，胡政之約見了徐鑄成。落座后胡一反平常的嚴肅態度，含笑問徐：“《文匯報》的社論，很像是我們自己人寫的。你知道是誰寫的嗎？”徐立即回答：“是我學寫的，胡先生一定看出它的膚淺、幼稚吧。”胡連忙說：“不，不，寫得很有文采，構思也很深刻。就是有些地方，太激烈一些，怕出問題。”當徐鑄成把報館已經挨炸、嚴寶禮堅持報紙態度不變的情況告訴胡政之后，胡終于說出了自己約見徐的用意：《大公報》投資一萬元與《文匯報》合作，條件是徐鑄成進《文匯報》負責編輯部，抓言論方針。
徐鑄成同意進入《文匯報》，胡政之即派李子寬與嚴寶禮商談具體合作事項。雙方很快達成協議：《文匯報》原始資金升值為兩萬元，《大公報》投資一萬元（分月在排印費和填付白報紙項下扣除），雙方所占股份為二比一。
1938年2月下旬，徐鑄成走馬上任，以主筆名義主持《文匯報》編輯部，從此和這份報紙結下了二十年“牢不可破”的關系。
嚴寶禮對徐鑄成的賞識之深、任事之專，在中國新聞史上堪稱佳話。當他和李子寬談判《文匯報》與《大公報》合作時，《文匯報》的一些董事，對于《大公報》方提出要徐鑄成主持《文匯報》編輯部這一條件，頗有異議。嚴寶禮力排眾議，堅決認為徐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新聞人才，一口應承。徐鑄成人《文匯報》后，嚴寶禮委以他“主筆”職務，并授予處理編輯部大權，使他的權力凌駕于總編輯之上，這種人事安排在當時的報館中是獨一無二的。為了使徐鑄成把《文匯報》當作自己的事業，嚴寶禮除了為徐制訂高額薪酬，還特意把《文匯報》“發起股”一千元讓給徐，使他成為報紙的股東之一。
嚴寶禮如此器重徐鑄成，當然有功利的一面，就是仰仗徐氏的一枝健筆使《文匯報》贏得讀者，擴大發行，招徠廣告，從而獲得經濟收益。不過，也不能否認兩人在辦報思想上有契合之處。實事求是地講，嚴寶禮在策劃創辦《文匯報》時，辦報思想還是模糊的，只有一個籠統概念，僅僅認識到報紙對于社會的功效不可估量。但是隨著籌備工作的推進，他的辦報思想逐漸清晰。據儲玉坤回憶，在《文匯報》出版之前，嚴寶禮曾讓他寫一篇“發刊辭”，向讀者宣布《文匯報》的辦報方針，表明報紙的態度和立場。嚴提出四條意見作為“發刊辭”框架：（一）主持公正言論；（二）樹立高尚報格；（三）有獨特之消息；（四）無外來之阻撓。《文匯報》創刊當天發表的《為本報創刊告讀者》，雖由克明署名，實際上是由儲玉坤遵照嚴寶禮的意見執筆撰寫的，*后征得其同意定稿，可以視為嚴寶禮的辦報思想。對于一個從沒有新聞從業經歷的人來說，嚴寶禮能夠提出以上四點意見作為《文匯報》的辦報方針，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出手不凡和立意宏遠。徐鑄成為《文匯報》“學寫”的《上海并非孤島》、《告若干上海人》等社論，才氣橫溢，文筆犀利，真知灼見，深入淺出，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深受廣大讀者歡迎，使嚴寶禮確信這樣的人與文，正是《文匯報》所需要的，與自己為報紙定下的“主持公正言論”、“樹立高尚報格”等方針不謀而合。因此，即使報館因徐的激烈之文而受到暴徒炸彈襲擊，即使其他同事反對，嚴寶禮依然支持徐放言高論，并把他延攬人報館主持編輯部。可以說，沒有嚴寶禮，《文匯報》不可能呱呱降生；沒有徐鑄成，《文匯報》也不可能異軍突起，光焰萬丈。后來《文匯報》停刊，徐鑄成重入《大公報》，輾轉香港、桂林、重慶，留在上海的家人一直由嚴寶禮照料，柴米無缺，安度過了漫漫長夜。抗戰勝利后《文匯報》復刊，徐鑄成毅然離開《大公報》，再次與嚴寶禮攜手，這未嘗不是一個有力因素。嚴寶禮與徐鑄成的關系，頗有些“管鮑遺風”。
徐鑄成沒有辜負嚴寶禮的厚望，他主持《文匯報》編輯部一個月后，報紙銷數即直線上升，突破一萬大關，廣告亦劇增，甚至經常出現廣告客戶排隊、爭取早日刊出的盛況。當《文匯報》“一鳴驚人”的時候，上海某小報登出一條“花邊新聞”，挖苦徐“像彗星一樣”，一夜之間成了新聞界的名人，言外之意，聲光雖大，轉瞬就要熄滅的。但是，徐鑄成帶著一幫被稱作“烏合之眾”的年輕人，硬是在上海灘創造了輝煌。四個月后，《文匯報》發行量激增到近六萬份，超過老牌報紙《新聞報》，一舉成為當時上海發行量*大的日報，報紙也由原來的對開一張半擴充到四大張。
《文匯報》獲得巨大成功，使年僅三十一歲的主筆徐鑄成激動不已，信心倍增：“有一天黎明，我工畢回家，到霞飛路、呂班路口時，就下車讓汽車回去，到當時的‘法國花園’去了一圈。看到樹蔭下、水池邊靠椅上坐著的人，不少埋著頭在看報，我走近一看，十之八九都是《文匯報》。我抹著感激的熱淚，暗暗自己發誓：盡管我十分幼稚，我一定盡力辦好這張報紙，盡力跟周圍的惡勢力斗爭，決不辜負讀者的鼓勵和期望。”’
《文匯報》獲得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創刊適當其時。當時孤島民眾抗戰熱情高漲，平時看慣的大報大部分停刊，繼續出版的《新聞報》只能刊登經日方檢查過的新聞，《時報》每每為日偽張目；幾張所謂的洋商報如《大美晚報》、《華美晚報》或言論吞吞吐吐，或態度暖昧；進步的《譯報》只譯載外文報刊內容，《導報》還沒有創刊。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匯報》應運而生，等于是填補了“新聞真空”。其次，《文匯報》編輯部雖然多為年輕人，沒有什么辦報經驗，但是大家團結一心，初生牛犢不怕虎，敢說敢寫，敢闖敢拼。“*主要的，是雖然掛著洋商招牌，卻敢于闖出洋商報的禁區，說出愛國的中國人要說的話，報導他們要知道的消息。我在未參加前寫的社論，就一直以中國人的**人稱說話。主持編輯部的**天，我就‘自說自話’地決定了編輯方針，是‘掛洋招牌，辦中國報’。””徐鑄成認為，《文匯報》雖然掛著洋商招牌，編報者卻是愛國的中國人。因此，報紙的基本方針，就是堅持民族大義，宣傳抗戰救國，反對賣國投降，不論在社論、新聞標題和新聞寫作方面，還是在副刊編輯等方面，都堂堂正正、毫不隱諱地表達這個立場。
……
大變局中的民間報人與報刊 相關資料
本書以全新的視角評述了徐鑄成、王蕓生、儲安平三位報人的事跡，特別是寫了許多故事和細節，對歷史事實作了認真的核對和考證。既是信史，又有可讀性，在中國新聞史論著中也是一種創新。
丁淦林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原院長、教授、博導
徐鑄成、王蕓生、儲安平三位民間報人，是中國報業史上的三座高山。作者以可信而細膩的筆觸，為我們記敘了他們的業績，為薪聞學提供了令天仍應遵奉的精辟見解，也為今天的新聞記者們構建了光輝的楷模。讓我們踏著他們的腳印去開創草根新聞的新路。
童兵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
大變局中的民間報人與報刊 作者簡介
陳建云，生于1967年，河南南陽人。新聞學博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興趣為報人與報史、新聞傳播法制與倫理，著有《中國當代新聞傳播法制史論》等。立身正大，為學真誠，愿與同好交流砥礪：cloudsuntree@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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