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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等教育的質量與權力

包郵 剛等教育的質量與權力

作者:英利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時間:2008-01-01
開本: 16開 頁數: 205
讀者評分:5分1條評論
本類榜單:社會科學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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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等教育的質量與權力 版權信息

  • ISBN:730309016
  • 條形碼:9787303090167 ; 978-7-303-09016-7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剛等教育的質量與權力 內容簡介

質量保證就像一面棱鏡,透過它能檢查出現代大學生活的其他方面,質量程序將獨特的理性和道德轉換成管理和專業行為的新形式,同樣地,質量是一種政治技術,作為一種權力機制發揮著作用。這種政治技術,掩蓋了權力是怎樣起作用的。學術習性本身發生變化。在高等院校,質量包括了勞動力的重大復興,但是在質量保證上,缺少社會學上的設想。這薦研究的目標就是揭示出大學教師和管理者經歷過的質量和各種方式。

剛等教育的質量與權力 目錄

前言
**章 高等教育質量的政策環境
 全球化:機遇還是掠奪
 風險社會:制造道德恐慌
 智力出售:知識經濟
 高等教育擴散:知識的新領域
 民主化論壇:學習型社會和終身教育
 不斷改進:滿懷希望地踏上征程,但從不駐足
第二章 如何評估質量
 質量保障運動的起源
 游戲無界限:質量國際化
 思想的湖泊和語言的山峰:測量科研生產力
 徹底改造教學和學習
 大學教師的專業化
 分數和排名表:數字的安慰
 分類混亂:標準、基準和資格框架
第三章 質量管理
 新管理主義與舊組織文化
 責任制,自治和審計文化
 績效指標:測量創造力
 不要在意質量,感受成本
第四章 質量的精神經濟
 身份:專業人員即行政人員
 相信我,我是一個博士
 績效與話語權
 工作滿意度:疏離和“虛假的反思”
 不健康的組織和職業壓力
 命名與佯裝:后現代的苦悶
第五章 改變雇傭體制
 去專業化還是重新專業化?學者還是知識工人?
 漸增的工作量和長時間工作文化
 分類關注
第六章 質量的微觀政治學
 權力面面觀
 同僚關系
 同行評議:內在局外人還是外在局內人
 格利佛和小人國:強化二元劃分
 高等教育質量保障方法論:現代化還是現代主義的回歸
第七章 重建學生是消費者的觀念
第八章 平等
第九章 期待的改變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剛等教育的質量與權力 節選

nbsp; 序
    王英杰
    發展是時代的主旋律,人們對高等教育促進國家發展、
社會進步和個人成長寄予極大的期望,但是在大學的現狀和
人們的期望之間卻存在著深深的鴻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
總干事長費德里克·馬約爾認為,“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
高等教育都處于危機之中”。自馬約爾的講話至今已經過去
了十幾年,但是危機似乎不但沒有減緩,而且還有加劇之勢。
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更甚。我國高等教育正處在大發
展、大改革和大動蕩的時期。大學規模急劇膨脹,校園建設
方興未艾,日新月異,科研課題和經費逐年攀升,學科專業
與日俱增,教學改革花樣翻新,行政管理推陳出新,校園內
彩旗飄飄,標語橫幅目不暇接。但是,在這一片繁榮之下,
大學卻危機四伏,出現了資源危機、價值危機、制度危機、
質量危機和公信危機。
  一、高等教育規模急遽擴張,而政府支撐能力不
    斷下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高等教育大眾化之勢洶涌澎湃,
勢不可當,先是出現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緊隨其后。不
同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擴張模式,美國以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
為主,以多樣化的高等教育機構迎接大眾化的挑戰,由州政
府和聯邦政府共同支撐高等教育規模的急遽擴張;西歐國家
則改革了大學錄取制度,使所有中學畢業生均具有了進入大
學的資格,可以在大學免費學習,為此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
 價,拿出了巨額經費支撐高等教育,但是大學生的游行抗議仍時時出現;日
韓政府除了增加教育經費發展公立高等教育之外,還制訂政策支持私立高等
教育的發展。今天這些國家已經進入普及高等教育階段,但是大學的財政還
存在危機。美國在*近十年,高等教育經費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公共經費減少
和學費上漲,現在大學學費平均為20世紀90年代初的兩倍,50個州中有44
個存在收支上的結構性鴻溝。西歐國家為了克服大學財政危機,紛紛開始或
考慮收取學費。日本則通過大學法人化,來減少政府的財政開支。我國高等
教育的大眾化走了一條與以上國家均不相同的道路。首先,我們擴大高等教
育的一個重要初衷是拉動經濟,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其次,我們的擴
大招生并沒有伴隨著政府高等教育經費的急遽擴大,這在世界上也是極為鮮
見的。這就造成了我們的擴招與學費上漲相伴而生,許多大學,特別是地方
大學和民辦大學靠擴招而生存和發展。可以說我們的大眾化在一定程度上是
靠家長的學費支撐起來的。也許這是我們在政策上的一種無奈選擇,美國在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6%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 247美元,而我國在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7%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1 090美元(根據當
年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換算)。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國高等教育的迅速大眾
化在現階段導致了大學更深刻的財政危機,與財政危機相伴而生的是以下急
待關照和解決的問題。
    首先,高等教育的公平問題依然嚴重。從戰略上看,隨著高等教育規模
的急遽擴張,高等教育的公平問題趨于緩解。但是,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初
級階段,仍然存在著不同社會階層和不同收入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嚴重
不平等的問題,可以說高等教育仍然在復制和強化社會的不平等。我國大學
擴招伴隨著大學學費的急遽增長,而大學獎助學金和貸學金制度尚不完善,
從而使得一部分弱勢群體子女入學發生困難。在我國還存在一個特殊的問題,
我國高等院校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一些省市院校高
度集中,而另一些則極度缺乏高等教育資源。由于中央政府高等教育經費的
短缺,高等院校或者下放給地方或者中央與地方共建,這就使得大學不得不
在所在地不成比例地擴大招生,從而造成了地區間高等教育機會差距的擴大。
在少數城市高等教育已經普及,而在許多省區,特別是西部貧困地區,高等
 教育仍然停留在精英教育階段,仍然是少數人享有的特權。
    其次,大學內部生均教育資源極度短缺。我國大學的擴招是典型的自上
而下的政府高層決策,教育行政部門事先沒有計劃,大學沒有準備,突然啟
動,1999年當年招生就擴大了45%,此后連年擴大,雖然在*近兩三年,教
育決策部門決定放緩擴招速度,但是已經很難控制大眾化的進程了。在這種
情況下,大學不能不把有限的經費主要用于校舍的建設,即便這樣,生均的
學習和生活空間仍然非常緊張,更不要提生均教學和實驗設施、生均圖書、
生均電腦和上網時數、生均教師和生師互動時數、生均體育、娛樂和衛生設
施了。這種短缺狀況已經嚴重影響到教育質量。
    *后,大學債務負擔日益沉重。我國大學在應對擴招和建設世界一流大
學所帶來的財政壓力時,不大可能寄希望于政府的持續和大量的撥款,學費
的增高從世界其他國家的實踐和我國的現實來看已經達到了臨界點,其他收
入又非常有限,因此大學普遍采取了向銀行貸款的舉措。以我國大學目前的
支出和收入情況來看,大學在可見的將來能夠連本帶利償還的可能性極低,
極有可能造成銀行的呆賬。就企業而言,在出現這種情況時,銀行還可以訴
諸法律,拍賣企業,補償部分貸款。但是,對于大學,基于穩定的考慮,恐
怕很難邁出這一步。因此大學的貸款很可能轉化為納稅人的負擔。
  二、大學的商業化
  今天的世界正處于一個瘋狂消費的時代,一個市場規律和競爭法則影響
和控制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時代,一個鍍金的時代。從制度安排來看,教育
成為服務產品(世貿組織關貿總協定),私有化和民營化正對高等教育體系產
生強勁的沖擊;從觀念來看,“市場至上”正在成為人們的*高價值準則,影
響人們和組織的思想和行為,傳統的價值觀念在市場主導的社會中愈來愈軟
弱;從行為來看,追求利益的*大化正在成為個人和組織行為的基本出發點
和終點。但是,大學必須警覺,如果大學失去守望社會的職能,不能給人類
以終極關懷,那么就會異化為追求利益*大化的另類機構,從而被邊緣化,
失去獨立存在的基本理性。
    當前大學的商業行為正日益演化為大學日常的基本行為,影響著大學的
 職能和使命定位、大學的價值選擇和發展方向。但是大學的商業行為并不是
  什么新的現象,早在20世紀80年代,當我國大學經費極度短缺的時候,大
  學就普遍開始辦企業經商。今天大學經商的奇特之處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
  于它的史無前例的規模和范圍,它滲透在大學的幾乎各項工作之中,幾乎沒
  有什么不可以作為商品“上市”交易。大學的商業行為已經彌漫和滲透到大
  學的學術中,給學術帶來極大的傷害,使大學在公眾中的信任度迅速下降。
    **,大學在招生的過程中出現了制度性的腐敗,形成了招生的潛規則,
  當然這主要發生在高考成績處于邊緣狀況的人群,應該說絕大多數的考生是
  經過公平競爭進入大學的,但是無可否認的是確實存在著權錢與入學機會的
  交易,教育在中國已經成為民眾投訴*多的行業之一。第二,中國高等教育
  市場處于空前的無序競爭之中,大學的行為導致了這種混亂狀況,大學參與
  了各個層次高等教育和培訓的競爭,浪費了自己寶貴的教育資源,賤賣了自
  己的無形資產,打擊了高專、高職和民辦高等學校。每年在火車站上映的搶
  生源大戰,簡直使斯文掃地,大學蒙羞。大學甚至深入到基礎教育領域,到
  處掛牌,以實驗之名,行營利之實,為我們基礎教育的諸多問題雪上加霜。
  第三,大學專業設置隨波逐流,趨勢、迎利、媚俗,對于市場一時的熱門,
  不管自己是否具備條件,一窩蜂上,*典型的莫過于MBA的濫設和批量上
  市。大學還生編硬造出一些專業,冠以國際等桂冠,包裝銷售,高收學費,
  欺騙學生。第四,在大學商業化的大潮中,大學的管理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
  視作企業的主人,而教師則淪為雇員,大學簡單借用了企業的聘任、管理和
  獎勵制度,甚至把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中的管理辦法搬到大學中來,完全忽略
  教師的職業特點,對教師的勞動記分積點,嚴重壓抑了教師的首創精神,打
  擊了教師的積極性。第五,大學在校園中沒有積極營造學術文化,而任由商
  業氣息蔓延,校園內終日彩旗飄飄,標語口號日日更新,不絕于耳,校園周
  邊燈紅酒綠,浮躁之風愈演愈烈。
    大學的商業化對教師的價值取向也產生了消極影響。教師們為了功利的
  目的,在商業化的聘任和獎勵制度的壓力下,在科研中不得不更重量而非質,
 一年動輒發表幾十篇論文和多部專著,需要投入多和需時長的基礎科研被冷
  落。更有甚者,在學術上造假、抄襲,嚴重敗壞了學術風氣。一些教師在工
 作的優先選擇上也產生了偏差,他們視科研為名之所在,校外活動為利之所
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科研與校外活動中,忽略了教學,不關注學生的需要,
忘記了“師垂典則,范示群倫”的神圣職責。
    大學的商業化對學生的專業選擇、課程選擇、就業選擇和人生道路選擇
都產生重大影響。商業的價值原則滲透到學生日常的生活和學習活動中,班
干部的選舉、優等生的評選,甚至入黨入團都帶有明顯的功利性,學生們舉
辦的體育和藝術賽事以及一些社團活動經常具有顯著的商業色彩,考試作弊
現象屢禁不止,終成頑疾。大學的商業化對學生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造成了
持續的,甚至可能是終生的影響。
  三、大學的官僚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大學的兩個重要發展趨勢對世界許多國家大學
管理產生重大影響。一是大學規模急遽膨脹,許多以本科生為主、規模僅為
千人的大學發展成為數萬人的多元巨型大學,在這個過程中大學的管理機構
也不斷擴張和加強,加速了大學管理的科層化。二是各國政府都加強了對大
學的干預,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管理超越了學術成為應對激烈競
爭性市場挑戰的主要動力源泉。當前大學的變革可以從一種范式的轉變來認
識,大學正在經歷從傳統的學院(學者社團)精神向經濟理性主義和新管理
主義意識轉化。高等教育這一發展趨勢可以從一套新的話語體系在政府和大
學的各種文件、新聞媒體的報道甚至學者的文章中成為新寵看出,諸如市場
價值、成本一效益、良好管理、戰略規劃、成就指標、質量保障、問責和審
計等。當前大學管理范式的主要特點是強有力的行政主管控制氣氛和市場優
先的戰略選擇,行政管理者的主要作用是促進商業價值和實踐,像管理企業
那樣管理大學。美國著名高等教育學家阿特巴赫(P.Altbach)指出,隨著高
等教育大眾化和大學行政管理化,隨著高等教育領域中行政人員數量增長,
高級行政人員的管理權力大大加強,他們控制了預算和學術規劃。管理主義
的興起還表現在行政人員與學者間的裂隙加寬。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穆
勒(s.Muller)在波隆亞大學建校900周年紀念大會上傷心地指出,大學
“早期存在的人之間的密切關系和人文標準正在受到規模、制度和程序的侵
 蝕。這種演變使得大學自治更難于實施”,大學“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了”。在
這個官僚化的過程中更突現了大學學術文化和行政文化的沖突。
    在新管理主義的影響下,各國政府紛紛制訂政策,監控大學經費的使用,
力圖引入按大學的績效分配公共經費的原則,逐漸使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程序
滲透到大學,使大學的管理與政府的管理趨同。在我國,原本就有很強的官
本位文化,在過去50多年中,大學被視作政府的附屬部門,大學管理人員被
視作國家干部,按照干部來任免和管理,官本位被無限擴張和強化,大學正
在異化為以官僚機構模式運轉的另類機構,從而正處于一個不斷被邊緣化的
過程中。
    由于大學官學一體的制度安排,大學的行政權力不斷膨脹,而學術權力
不斷受到侵蝕。雖然高等教育法明確規定在大學中設置學術委員會,但是在
大學中往往并沒有明確的制度或規章具體規定學術委員會的組成、權力和責
任。學術委員會往往由行政決定其組成人選,由行政決定其領導,由行政決
定其會議的召開和議程,因此,這種制度安排決定了學術權力隸屬于行政權
力,造成了學術委員會經常形同虛設的現象。即便少數大學校領導對學術委
員會表現出一定的尊重,也往往只是將其作為咨詢機構,很少有真正重大的
學術問題經由學術委員會做出決定付諸執行。這種情況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大
學的其他委員會和評議組織中,例如,職稱評定機構等。因此,我們可以說,
從制度的層面來看,我國大學從來沒有真正建立起學術權力。與學術權力虛、
少、弱的情況相對照的是行政權力的強大和擴張。首先,大學的各種職能部
門占有了過多的學校資源,擁有了過大的權力,將基礎學術組織(院、系、
所和中心等)視作下屬機構,將教師視作被領導者,它們更多的是在為領導
工作,對領導負責,缺少的是為學術服務,為教師服務的思想。這些職能部
門或多或少沾染了政府部門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衙門作風。其
次,大學領導和中層管理人員實際上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團,他們控制了大學
的學科建設,為自己所在的學科或專業構建專門的組織,而根本不考慮大學
院系等基礎學術組織建設和調整的合理性,他們不適當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權
力為自己的學科或專業撥款或爭取資源。他們在資深教授、校聘教授及學科
帶頭人等的評選和各種人才工程中占據了不適當的比例。他們在出臺的各種
 聘任和獎勵政策中過多地關注了自己的利益。
    四、大學的技術至上
    科學技術的進步正以驚人的速度改變著世界,特別是計算機和通信技術
的發展加速了這些變化。科學技術對人類的生活起了積極的作用,對發展起
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與此同時,科學技術的“進步”也對人類的利益和
生存產生了威脅。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和自然資源枯竭日益擠壓人類的生存
空間;核導彈對世界構成極大的威脅;基因方面的進步帶來了倫理道德方面
的困惑。科學技術的發展甚至加大和加速了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那些
具有信息技術與不占有信息技術的地區和個人之間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大。在
發展中國家由于“發展”的緊迫性,也由于缺少本土科研能力,政府和整個
社會給予科學技術的發展更多的關注,賦予科學技術超乎尋常的價值,技術
官僚成為政府官員的主體,技術至上日益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念,致使科學
技術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呈惡化的趨勢。在技術至上的社會中,大學本應
猶之“海上之燈塔”、“社會之明燈”、“社會精神文化之中心”,引領社會在
科學技術發展所提供的無限機會中做出明智的選擇,給人類以終極性的關懷。
但是,在國家或社會的重大發展項目中卻很少能聽到大學的聲音,更聽不到
大學人文社科學者的聲音,在社會中不見大學引領文化的發展方向,大學的
文化功能在不斷消退,正在異化為另一類技術至上的機構。
    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代大學的歷史是兩種文化不斷分割的歷史,
即科技文化不斷進取而人文精神逐漸式微的歷史。在大學的初始階段,人類
對自然規律的認識還處于混沌狀況,大學中人文學科占了壓倒優勢,人類非
常有限的科學活動基本上游離于大學之外。在人類逐步認識和掌握自然規律
時,就以極大的熱情改造和征服自然,這時科學和技術開始進入大學,不斷
從大學的邊緣走向中心,大學逐漸成為技術創新的中心,科學技術逐步取代
了人文學科成為大學的強勢學科。應該說,大學的這一發展過程代表著時代
的進步,是歷史的必然。今天當人類已經認識到只講科學技術的發展,不講
以人為本,可能給人類社會乃至自然界帶來災難性后果時,世界一流大學開
始認識到科學技術與人文和社科均衡發展的重要性,改造大學的基礎結構,
 為兩種文化的融通提供組織支持;改革大學課程,培養具有人文精神的科技
人才和具有科學意識的人文社科人才。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大學行動的還
不夠快,兩種文化分割的慣性還影響著大學,制約著大學。在我國,由于現
代大學制度建立的較晚,大學中兩種文化仍處于分割的狀態,科學技術是強
勢語言,占有了大學的主要資源。人文和社會科學極力從自然科學中尋找支
撐范式,否則就不“科學”,就無法生存。大學尚沒有主動采取行動為文理的
融通搭建平臺,學生的培養也基本處于文理割裂的狀況。
    在技術至上的大學中,人——教師和學生——在管理中被異化為數碼,
在管理者眼中只有數碼而沒有人。在各種評價體系中,充斥了各種量化指標,
似乎有了量化指標就實現了科學管理。但是,這些指標體系往往給予可量化
的指標以過重的權重,例如教師發表的論文數量,從而對校園中的功利主義
推波助瀾。更為嚴重的是,管理者不去研究如何解釋這些統計數據和如何使
用這些數據,因此,誤用和濫用數據的現象時有發生。大學在這種“科學
化”、“標準化”和“程序化”的管理中失去的是人文的關懷,推進的是大學
的官僚化。
  五、大學教育質量的滑坡
  當今時代的特點是急遽的變化。信息技術革命、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
可持續發展思想像沖擊波一樣一波又一波地沖擊著社會,年輕一代以他們新
的思維方式、新的價值觀念和新的行為模式持續挑戰社會傳統,“縱觀全球性
主要趨勢,可以看到一系列并存的,有時是矛盾的過程:民主化、全球化、
地區化、多極化、邊緣化和分裂。”迅速變化的社會對大學有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大學教育質量卻出現了下滑的趨勢。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二,其
一是大學對新的需求反應遲鈍,表現出一種內在的惰性;其二是在大學被動
地打開校門擴大招生以后,未能適應學生急遽增加所帶來的新挑戰。
    首先,大學生沒有學會做人。大學生的成長經歷決定了他們的生活哲學。
當代大學生成長的時代是中國社會發生急遽變化的時代,急遽變化所產生的
各種社會問題在他們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由于他們沒有經歷過促成社會
變遷的社會運動,致使一部分學生在對待“社會理想”上,常常表現出冷漠,
 甚至嘲諷,他們正在失去理想與信念。在市場的作用下,社會財富的分配趨
于不均衡,這使他們更關注自己的未來,把大學教育僅僅視作自己在社會中
向上移動的階梯,他們的學習,在各種學生組織中的工作,優等生評選,甚
至入黨入團都受到這樣的功利目標的影響。他們目睹了過多的腐敗和組織不
作為,因此更相信自己,更相信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夠得到自己所要追
求的一切。社會中的不誠信行為也時時影響著大學生的行為,致使作弊等欺
騙行為屢禁不止。他們中的許多人生活在獨生子女家庭,內心滋生出孤獨感,
感情脆弱,在集體生活中無所措手足。他們中許多人來自農村或貧困家庭,
與大學中的商業氣息或泛濫的商業價值取向格格不入,常常會出現自卑的心
理或者潛在的反社會心理。他們在中小學經歷過考試煉獄,都是佼佼者,但
是進入大學以后對于可能的挫折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因此經不起失敗,往
往面對失敗萬念俱灰。當然在他們身上也有許多閃光點,他們更原意獨立思
考,具有更獨立的人格,對于“民主和參與”有更多的認同。對于這樣的大
學生群體,大學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對于他們的教育以不變應萬變。只
關注“兩課”的上課時數和知識的傳授,兩課不能解釋社會急遽變化所出現
的新問題,沒有學生的積極參與。黨團工作只關心表面的穩定,而不研究解
決可能影響穩定的深層次的問題。沒有足夠的專業人員和設施為大學生提供
必要的心理咨詢和救助,使大學生的心理和情感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許多
有關學生的規章或政策中的條款已經過時,甚至與國家的法律相抵。總之,
大學在教育學生做人方面落后于時代的變化和社會的要求,致使一部分學生
不會與他人相處,個人中心,缺乏責任感。
    其次,大學生處于被動的學習環境中。大學*活躍的因素是學生,青年
人*可寶貴的因素是開放的頭腦、好奇的態度和探索的欲望。但是,大學的
教學長期以來把學生與社會割裂開來,把學習與探索割裂開來。教師一方面
在教學過程中占據了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卻把主要精力用于自己的學科和科
研項目,對于教育思想或教學觀念無暇或不屑于研究,面對學生,他們往往
更關心如何完整系統地傳授自己學科的知識,對于社會在人才需求方面的變
化不敏感,對學生整體素質的提高不過問。大學生朝氣蓬勃,充滿幻想地走
入大學,但是一入校就被禁錮在一個系、一個專業、一個班級內,上課記筆
 ,考試前復印筆記,背筆記,可以說大學生生活在一個整體的被動環境中。
而大學規模的急遽擴大使這一問題雪上加霜,大班上課非常普遍,許多大學
擁有多校區,致使教師和學生之間的互動縮小到極限。這種整體的被動環境
可能對學生造成終身性的影響,使大學生缺少強烈的學習欲望和獨立學習的
能力,缺少創造精神和適應能力。大學教育正在偏離教育的初衷——“教育
不是把一只水桶注滿,而是點燃一堆火焰”。
    大學如何走出危機,很可能首先出現在我們腦海中的是擴大經費來源,
政府給予更多的投入。但是,我以為首先要思考的是觀念問題和制度問題,
沒有觀念的討論、觀念的厘清和制度的建設,大學就不可能走出危機,即便
獲得更多的經費,也可能只出現大學表面的繁榮。大學是一個很奇特的組織,
不管一所大學獲得多少經費,它都能將其用之殆盡,并且可以用之有道,規
模可以不斷擴張,學科可以不斷擴展,設備可以不斷更新,但與此同時危機
卻可能更為深刻。
    針對當前世界和我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危機,我們選擇了一系列高等教育
的重要學術著作,**批六本更集中指向高等教育永恒的問題——公平與質
量,這幾本書主要涉及當前對高等教育公平與質量產生重大影響的“新公共
管理”和“市場”兩個領域。這套叢書的譯者都是在高等教育學科工作的教
師,都曾期望我們所工作的大學成為追求真理和傳播真理的圣殿,但是也都
意識到,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今天,與世隔絕的象牙塔已經失去存在的空間。
即便是過去對大學充滿自信的高等教育領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
*有影響的高等教育家之一克拉克·科爾(Clark Kerr)“對高等教育也是愈
來愈悲觀,認為20世紀80和90年代的消極趨勢是長期的現實”。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OECD)教育研究和創新中心,對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分析可能
更為客觀,提出了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四個前景:開放性的網絡、服務地方
社區、新公共管理和高等教育公司化。OECD在討論這四個前景中所重點關注
的問題是,在新公共管理的影響下,在開放的國際市場競爭中,高等教育可
能實現在經濟上的可持續發展嗎?在國家之間高等教育的競爭會更加不公平
嗎?在目前的高等教育準市場為真正的全面的市場所取代的時候,高等教育
會為不同的社會群體提供公平和多樣化的服務嗎?與市場不直接相關的人類
 知識領域在高等學校會得到必要的關照嗎?高等學校如何應對家長和學生對
教學質量和就業更高的要求?我們對高等教育的未來也懷著喜憂參半的心情,
對于高等教育的公平和質量問題更是憂心如焚。因此,我們視翻譯這套叢書
為學習的過程,思考的過程,我們并沒有從叢書中找到走出危機的現成答案,
但是,這套叢書基于嚴謹研究的論點和富有啟發和挑戰意義的觀點,為我們
認識當前高等教育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范式。實際上這也是我們翻譯這套
叢書的目的所在。我們希望高等教育所有利益相關者都能在閱讀這套叢書的
過程中找到識讀當前高等教育問題的新視角和新范式,積極思考高等教育走
出危機之路。如果能達到這樣的目的,我們會繼續選譯新的著作,奉獻給
讀者。
    毋庸置疑,我們在選擇著作時可能有我們的偏好,在翻譯中也可能有不
準確的地方,我們真誠地希望讀者不吝賜教,使我們的“譯叢”能夠堅持下
去,越譯越好,成為研究高等教育問題的經典。

前言
    本書探討了質量和權力之間的關系。對高等教育中組織
和促進質量保障的權力關系進行了調查。按照問責體系、監
督和管理,還有微觀的組織生活(即質量保證怎樣影響大學
的文化、關系、主觀性和身份)來探討權力。質量問題已經
成為全球的共識。在公共領域中,質量被定量地表述為一種
散漫的規則產生的方式之一。在英國,各高等教育機構、學
科領域和院系的情況,都用他們所獲得的分數來概括。在構
成質量的整體概念看來,它是權力的一種構成。人們認為確
實普遍存在著質量問題,因此它的領域在不斷地擴展。
    質量保證就像一面棱鏡,透過它能檢查出現代大學生活
的其他方面。質量程序將獨特的理性和道德轉換成管理和專
業行為的新形式。同樣地,質量是一種政治技術,作為一種
權力機制發揮著作用。這種政治技術(用規范和普遍接受的
概念),掩蓋了權力是怎樣起作用的。學術習性本身發生變
化。在高等院校質量包括了勞動力的重大復興。但是在質量
保證上,缺少社會學上的設想。這項研究的一個目標是揭示
出大學教師和管理者經歷過的質量,作為一種權力機制如何
發生。
    高等院校認識論的假定遇到了挑戰。越來越多學者提出
  并規定了它的界限。有人支持由進行知識生產的專業團體和
  精英組織來評估,這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在定義專業技能和
  學術判斷時,常用到權力。現在,知識領域已經成為主導、。
  在高等教育中,質量保證已經成為了正統的論調,并得到了
 實質性和象征性的結論。某些人認為在英國以后的高等教育中,質量保證是
爭論的焦點(Alderman,1996)。對于公立大學類型的問題,高等教育的主流
觀點不斷發生變化。大學管理的出現,以及對高等教育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
值的消費觀念和政治關注,產生了新的組織文化和專業權力(Deem,1998)。
雖然質量保證本身是合乎目的的,但還存在質量技術本身是否適合大學目的
的問題。復雜的組織會聚而成的,可以縮減為無數的部分和重組為一個“純”
的整體,在整個過程和實踐中產生了某種知識(Guile,2001)。取得的一般實
效,可以證明了大學質量保證實踐的發展和應用。質量,就像“團體”、“權
力”、“合作”和“彈性”,已經成為慣用詞,用威廉(1976)的話來說,就
是公共服務領域的一個關鍵詞。因此,概念越來越多。無論如何,質量評估
本質上就是評估者和被評者的權力關系,記住這點是很重要的。如何制定和
維護標準是權力關系的一個重要部分。標準變得越來越國際化,人們互相爭
論,不輕易認可某個標準,因而標準能組成一張無形的權力網(Shore&
Wright,1999)。標準的精神作用,讓管理權力變得更為隱蔽,而不是體現為
明顯的壓制(Butler,1997)。
    在高等教育中插入質量話語,為大學和政府不斷變化的關系提供了一個
范例。從某種意義上,它體現了對中世紀成果(即把知識權力從政治權力中
分離開來)的挑戰(Dominelli&Hoogveh,1996)。它也代表了不同利益相關
者——包括納稅人、國際資助社團、學生及其家長——之間關系的變化。
    高等教育重新被建構。人們把質量保證視為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因此,
批評家因為過去歧視高教質量而遭到人們的譴責。然而,正如斯科特(Scott,
2000:5)提醒我們的:“自從20世紀以來,現今3/4的大學——即使是歐洲
大學,它的舊的中心地帶——已經建立。而且有一半是從1945年以來建立
的。”作為偉大現代機構和知識場地,大學紛紛接受評審。背負了自身歷史的
重擔,還有它的專業和資格,這些都越來越被認為是落伍的(Scoit,2000)。
傳統的大學模式似乎只適應一個現在正在消失的世界。大學在創造價值、生
產和傳播知識等方面的壟斷或特權地位,正在遭到其他機構的挑戰和競爭。
高等教育就好比是在證券交易所上漂浮,其曾經的特定權力已被解除、被收
歸私有,并遭到質疑(Bauman,2001a)。在一個社會和經濟迅速發展的世界,
 拒絕變革被認為是一種不能重新調整和部署的表現。
    至于質量怎樣和平等互相抵觸,質量機制是否能發展,是否會挑戰高等
院校的性別、階級和種族階層,并暴露出差異和不平等,我也同樣感興趣。
如果質量保證體現的是標準和一致性,那么如何體現差異和多樣性?我還想
問質量保證程序是否正在產生一種新的權力體系,并強化了高等院校的性別
權力關系?(Morley,2001a)。這是質量保證程序關于必然性和決定論的有力
措辭-,或者說是一種TINA效應(沒有選擇余地)(Bauman,2001b)。按照正
常思維,很難不遭到反對。也有人積極制造出一些條條框框,用來描述大學
的組織生活。在質量保證中存在著很理想化的事物,并且如本杰明(Benja—
min,2000:232)所認為的,每個理想化的事物都保護著一些東西。質量保
證就被視為一個集體的保衛機制。由于害怕在質量保證中獲得不佳的評估結
果,平時所作所為都與之相關(Butler,2000)。由此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在
高等院校的質量保證績效中哪些需要付諸行動?哪些質量指標將被采納和執
行?哪些是質量保證要求作出解釋的?這個過程引起了哪些患失、擔心和憂
慮?質量保證怎樣侵入內部空間、使反對的聲音保持緘默并促進一致和共識?
這種倡導優秀的文化會導致平庸嗎?
    這本書探討了在這個特定的社會和政治時期提出質量問題的原因。其中
包括學習型社會、終身學習、知識經濟以及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高等教育體
系的轉變等政策背景(大學教師協會,1993;Scoto,1995),雖然對大學教師
來說這種含義和影響還停留在理論層面。英國(以及其他地方)高等教育體
系發展得很快。2/3的英國大學是在1960年以后創立的。余下的大多數也在
一戰前的30年間創立了(Delanty,2001)。1992年的繼續高等教育法案頒布
之后,隨著雙重制的廢除,英國的大學數量從46所增加到了112所。整個高
教體系中,學生的人數、生師比也成倍增長(Watson&Bowden,1999)。到
2010年,預期入學率會從不足30%增加到50%。隨著國際組織把增加入學機
會作為主要的政策目標,這種全球大眾化的趨勢是很明顯的(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UNESCO,1998)。
    在公眾服務中,質量總是與績效、標準和產出相關,而不是與投入(例
如就業狀況)有關。然而,新的組織機制需要世俗的投資、情感的勞動,并
 承擔起文化的變革(Trowler,1998)。這是質量保證精神方面的經濟。為了成
效和分數,質量程序會激發一些情感,比如內疚、忠誠、期望、貪婪、羞恥、
焦慮和責任感(Ozga&Walker,1999)。這都是在組織被評分中,那種危如累
卵的深刻的實體感受。高等教育活動向具有兌現條款和交換價值的大學排名
(League Tables)的轉化,建立了一種新的權力關系(Bowden,2000)。由于
倡導顧客導向的改革,以及個體和組織為了研究基金和學生數量展開新的競
爭,導致了教育關系、社會關系和人際關系不斷發生變化。英國的兩種評估
系統也可以導致分類的關注,學校的多職能的不斷增長。這本書討論了高等
教育質量保證的起源和政策環境。其中包括了針對高等院校如何看待和實行
質量保證,教師和管理者的聲音。
    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通常要在話語中不斷嘗試擺正自己的位置。作
為一名學校管理者又是高等教育研究者,我自己不得不對此話語的語境要小
心運作。在英國,順從的文化意味著我要像其他不計其數的同行一樣,不得
不收起批判的本領,在規定的框架下去做。然而,我復雜的身份意味著自己
要努力確保不被那些實踐和觀念所驅使和同化,而這些實踐與觀念和我的信
念又是根本對立的。因此,我努力將質量保證作為調查的目標,而不是遵循
國際慣例。我努力去追蹤那些不好的和矛盾的體驗,以便能把質量體制轉換
成數據資料,進行政策分析。這體現了激進的女性主義論調——“個人是政
治的個人”。
方法論一                                              
    首先,我要聲明這個計劃不是任何一個研究委員會贊助的。因為質量保
證程序正處于變革中,他們看不到其中的關聯,所以拒絕了。奇怪的是,當
我在國內外的會議上作報告時,室內擠滿了學生、教師和管理者。大家似乎
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欲望來一起討論、分析和爭論這個問題。更有甚者,當評
估質量的機制和結構可能變化時,這種觀念仍然存在。我被這項研究的價值
所說服,所以決定把自己從事國際顧問工作時的報酬,以及系里撥給的750
英鎊作為經費。我是從教學、管理、申請研究經費和國際工作的縫隙中,抽
 出時間來寫這本書的。至于學術之外的困難,可以舉些例子來證明——比如,
工作總是被打斷,老覺得自己是不是應該做別的事情。我擔心那些批評家可
能會很容易推翻這些發現,因為一個小的樣本經常會存在是否能代表普遍的
問題。就像早先的女畫家被迫只能在碗上畫一些水果之類,因為不允許她們
走出家門,或者像女作家只能把重心放在家庭劇上那樣,我也被迫減小了樣
本量。因此我的發現也是比較有限、比較謹慎和適度的。
    在英國的高校中,經驗主義理論的性質處在快速變化之中。我的理論領
域包括高等教育社會學、組織研究學、女性主義理論和后結構主義理論。這
是定性研究,或者說是關于質量的敘事研究。我的36個樣本,包括18名女
性和18名男性,分別來自英國、蘇格蘭和威爾士的35個高等院校。其中22
個被調查者來自傳統的大學,15個來自1992年以后新建的大學。19個被調
查者是大學教師,17個是行政管理者。大學教師中包括4個教授,1個副教
授,3個首席講師,5個高級講師和6個講師。行政人員包括1個副校長,2
個教務長,4個助理教務長,3個系主任,12個質量保證管理者。如果這些數
字合計起來前后不一致,是因為學校的一些管理者同時也是大學教師。本研
究涉及的學科包括哲學、法語、西班牙語、英語、經濟、教育、國際研究、
科技、應用科學、社會政策、社會學和獸醫學。
    半結構式訪談法可以了解到參與質量保證的不同人的觀點。一些人負責
整個院校的質評工作,而另一些人在各院系或各年級層次工作。這些人當中
有批評者、擁護者以及兩個立場都兼有的人。我努力不讓被訪者了解我的立
場,他們經常這樣開始他們的談話“我不能確定這是否是你想聽的……”此
外,因為談論質量時的行為是一個重要特征,當我正在接受這樣的行為信息
時,我必須有意識去發問。我要求他們談談細節、感覺、關鍵的事件——挖
掘談話表面之下的東西,找出那些隱含在表述質量保證時的行為之下的東
西——另外的一些聲音(我不敢說那是“可信的”)。
章節綱要…                                
    **章調查了推動高等教育質量保證發展的政策背景和政策驅動力。在
 為什么要評估質量”這個問題上,它考慮了全球化、風險社會、知識經濟、
知識的新領域、學習型社會和終身學習以及持續改善。它揭示了質量保證話
語的基礎,包括對高等教育大眾化體系中的恐懼、風險以及混亂和暴政的
威脅。
    第二章集中論述了如何來評估質量。它檢查了質量保證運動的起源、國際尺
度、兩種評估體系。還提出了大學教師專業化的問題,探討了排名表和基準的
作用。
    第三章探討了如何管理質量。它揭示了質量保證、新管理主義和不斷變
化的組織文化之間的關聯。提出了質量工業化和評估成本的問題。檢查了責
任制、自治、審計文化,以及績效指標和抵抗力等概念。分析了評估狀況、
責任制、消費者權利這些觀點。揭示了人們在會計和審查之間的權力關系
(Power,1997;Strathen,1997)。并提出了隱藏在表面中立的評估技術和認同
機制之下的價值問題。
    第四章集中論述了質量在精神方面的經濟。討論了身份、信任、績效、
工作滿意度、疏離等。調查了質量評估中產生和釋放出來的各種情緒,例如
害怕、貪婪、欲望、生氣、無權、自豪和羞恥。
    第五章根據日增的工作量、分類關注、多種技能、以及大學教師的非專
業化和重新專業化,提到了雇傭體制的變化。同時也涉及了兩種評估系統是
如何相輔相成,又互相沖突的。
    第六章關注質量的微觀政治層面,也就是權力的方方面面。對權力分配
的探究包括同僚關系、同行評議、二元劃分以及高等教育質量保證的方法論
等觀念和實踐。本章還提出在組織的日常生活中,如何體驗質量評估的問題。
    第七章強調學生結構的改變。它追蹤了學生社會身份從變革代理人到消
費者的變化及由此產生的問題:教學關系的改變、學生的聲音是經過評估而
不是通過抗議融合進質量工程中的。這章大概介紹了由于權利和消費者權利
的結果,學校和學生的權力關系發生的變化。
    第八章質疑了質量和平等之間的關系,以及質量評估所強化了的性別化
勞動分工。質量運動是取締了還是促進了公平,這還存在疑問。社會弱勢群
體在質量運動中獲益了嗎?隨著作為一種男性主導的新形式的質量運動的出
 現,質量保證的管理要求似乎具有性別化含義。
    第九章強調變化。它總結了研究成果,質疑了質量保證對學校的長期影
響,并對要建設健康而又富有創造性的工作環境時,該如何保證質量給出了
自己的見解。
 質量的精神經濟
身份:專業人Fl即行政人員……………………,
    在質量保證方面也存在精神經濟,質量評估和學術工作
的查核對于事業的學術環境的重建有著深遠的影響。學術慣
例已經受到了挑戰,學者們必須同時進行自我管理,而且也
是在事先描述好的績效分類內使他們自己成為可被查核的易
管理的工人。一種新的文化邏輯統治著學術專業技能
(Walker,2001)。這些文化的和政治的變化要求額外的時間
和物質的投入。它們也需要重要的有熱情的勞力。焦慮、渴
望、恐懼侵入了人們的內部空間,工作在學術領域里的每一
個個體都被意識到他們的表現,成果和專業一直都在無協商
的原則的審查之下的。
    質量與標準的話題呈現出一種特別激發情感的色調
(Case等人,2000)。學術長時間地代表著思想生活。與笛卡
兒氏二元論(Cartesian dualism)類似,在對抽象知識的追尋
中,情感與體現已被大量地理解到。大學的傳統的神話,象
征,和儀式已經集中于仔細的舞臺設計的紀念日,權力與強
制。不受人控制的,冷靜的,感情上不擅長的專業學者已經
成為一個專業模式化的人物。實際上,在傳統的,實證的學
術文化中,客觀被作為質量與信度的特征。情感是偏見和不
 可信知識的表現。在流行的心理學測驗中,戈德曼(Goleman)認為專業學者
是具有低情感智力的專業性團體的典范。然而,*近的一些學術生活的報告
表明強烈的情感正在顯露出來。已經有關于職業壓力的報告,和長時間的文
化和對于專業學者的要求來對不停增長的多樣化學生的數量提供情感支持。
(Fisher,1994;AUT,1998;Malina&Maslin—Prothero,1998)
    職業身份已經得到了重要的社會性的調解,在公共話語,社會和職業身
份方面有一種強有力的聯系。在身份的組成方面存在著一個互為主觀性元素。
因此,公共的“嘲弄的話語”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被內化或相信。傳統上,大
學已經能夠給個人指定一個特定的深錮于社會等級觀念中的身份。現在職業
身份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僅僅再生產那些事先被指定的技能和知識是不夠的。
這里急需具有企業家的才能,革新精神和能為自己的組織加人價值。復合技
術產生了如何維護專業知識的焦慮。賈維斯(Jaris,2000:45)觀察到無論
專業學者們對他們的獨立性辯護得多么強烈,他們將被迫對將這個世界塑造
成一個整體的基本結構性的社會壓力負責。麥克維廉等人(McWilliam,
1999:62)觀察到現在出現一種把中心放在“激發起知識的經濟潛能”的工
具性的工作間文化的緊急情況。專業學者們被要求轉化他們自己。他們的課
程,他們的文化資本,他們的研究成為市場化的商品。
    對于一些人來說,質量保證代表著高等院校中一塊危險的領域(Douglas,
1966;Acker&Webber,2000)。危險在于正如學科部門的純凈被官僚風氣所
污染一樣。但是危險也存在于對非正統人士的迫害以及譴責文化的現象。例
如,拉姆斯登(Ramsden,1998)指出抵制對他們的成績進行質量管理的個人
應當被鑒別出來為了使他們組織的績效達到*大化。危險也存在于對于專業
自治的一種威脅的形式之中,例如,侵犯或無權控制某人時間的觀念,優先
權和客觀性。質量保證被作為一種協商性的話語,然而它產生了系統性的身
份威脅。一位高級學者描述了她怎樣經歷身份變化,責任制,統治地位和威
脅的觀念。在監督的表面下潛藏著一些邪惡的東西。
    “我并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專業學者,我認為,我認為自己是一個高等教育
質量保證局的捕獲物,無論他們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而只要他們想要我
就得滿足,我必須取來所有的文件并把它們全部放到箱子里給他們。我認為
 那是我的工作,其他的事情都居于第二位,我必須做他們所吩咐的,盡可能
地去做。我不知道我如果不做等待我們的將是什么。在某種意義上,在將要
發生的另一面是一片沉寂,對于你作為一個個人或對于你的機構來說。但是
那種威脅存在著,那種無法言說的威脅。這是信用和監督社會的另一面,這
種無法言說的威脅……你將會成為一所失敗的大學。你知道,如果你在一個
更有威信的地位,你會失去那個地位。”
    如這則言語所顯示,質量評估的準備具有社會的和有影響性的重要性。
時間、資源和工人被鎖進實際的事物之中,連同恐懼、道德和進程的影響
(Strathem,2000a)。柏思格(Pirsig,1974:233)說“質量不是一個事物,
而是一個事件”。亨克爾(2000:96)發現對于她的學術調查者來說,教學和
學習質量的查核是對于他們的工作生活的一種戲劇性的介入,主導著它產生
于其中的學期,還有具有責任組織它的整個學年。質量評價的組織工作正使
得學術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員不斷地互相依賴。專業學者和行政管理人員被
迫提供更加書面的證明作為他們專業技能和競爭力的證明。內部和外部的觀
念導致了復雜的審計壓力以及高的可見度與透明度。
    質量評估包括進行區分——分類、分離、劃定邊界——把人員和組織按
照相同和不同劃分為既互相聯系又互相分離的種類(Bauman,2001a),一個
逆來順受的過程產生了。一些人被授權進行權威性的發言因為另外一些人沉
默著。一直存留著一個問題是當所有的抵制都被認為是防御行為時,文化建
構主題能否改寫這一幕。



商品評論(1條)
  • 主題:以英國為背景

    介紹了關于高等教育質量與權力之間的關系演變

    2024/9/7 11:16:34
    讀者:343***(購買過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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