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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9冊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9088947
- 條形碼:9787209088947 ; 978-7-209-08894-7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9冊 本書特色
白化文主編的《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正是得益于這些野史和家史(當然也有其他著述),所收錄的近現代名人范圍較廣,既有晚清的維新人士、革命志士、文人學士、杰出婦女,還有官僚政客、軍閥流氓、商人巨賈,甚至還有宮廷太監,等等,可謂集大成者。由于內容多不見于正史,故可以從一些側面補正史的許多不足。
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9冊 內容簡介
《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9冊)》一切從史料出發,從近現代出版的各類書刊、報紙中輯錄、編排而成,既是一部學術資料,又是一部大眾讀物,既適用于專家學者做研究時參考、利用,也適合普通文史愛好者的休閑閱讀。相信各階層的讀者都能從中找到閱讀的樂趣,從這些歷史名人軼事中,發現、揭秘人性的善美和丑惡,體會社會的風云變幻,感悟人間的世事滄桑。
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9冊 目錄
凡例
胡適卷(1891—1962)
李宗仁卷(1891—1969)
張自忠卷(1891—1940)
陳璧君卷(1891—1959)
陶行知卷(1891—1946)
陳衡哲卷(1891—1976)
陳果夫卷(1892—1951)
陳公博卷(1892—1946)
郭沫若卷(1892—1978)
白崇禧卷(1893—1966)
梁漱溟卷(1893—1988)
盧作孚卷(1893—1952)
宋慶齡卷(1893—1981)
楊虎城卷(1893—1949)
湯用彤卷(1893—1964)
晏陽初卷(1893—1990)
張資平卷(1893—1959)
梅蘭芳卷(1894—1961)
宋子文卷(1894—1971)
吳宓卷(1894—1978)
許地山卷(1894—1941)
吳湖帆卷(1894—1968)
范煙橋卷(1894—1967)
吉鴻昌卷(1895—1934)
鄒韜奮卷(1895—1944)
黃紹竑卷(1895—1966)
盧漢卷(1895—1974)
林語堂卷(1895—1976)
徐悲鴻卷(1895—1953)
張恨水卷(1895—1967)
馮友蘭卷(1895—1990)
周瘦鵑卷(1895—1968)
鄭逸梅卷(1895—1992)
徐志摩卷(1896—1931)
郁達夫卷(1896—1945)
胡宗南卷(1896—1962)
傅斯年卷(1896—1950)
溥儒卷(1896—1963)
劉海粟卷(1896—1994)
戴笠卷(1897—1946)
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9冊 節選
《中國近現代歷史名人軼事集成(第9冊)》: “打鬼”更是要緊 現在好多報章雜志,都是在批判胡適,“為什么大家都批判起胡適來了”?青年諸君也許要有這樣的疑問。這個疑問并不難解答。我們可分作關于批判和關于批判胡適這樣兩層來說。 關于批判自身,我們知道批判是普遍必需的。我們對于一切的言論都應該普遍使用所謂“批判地接受”這一個態度。能夠普遍使用這一個批判的態度,去應接一切的言論,我們才會隨時隨地注意嚴正地去取——去了里面所含消極的退步的因素,取出里面所含積極的進步的因素——才不致毫無別擇的連毒帶藥囫圇地吞下,或連毒帶藥地倒掉。這種批判態度因屬普遍的必需,但作日常補品吃的東西,更其必需。因為這樣的東西,*易使人受害。而受害的人又必*多為多數人思想上為衛生起見必當將那毒質成分特揭出來,叫人謹防。像胡適的言論,便是一個模范的例子。 胡適言論的毒質,一在于他的思想方法本身,一在于應用那種思想方法在國家社會的問題上,胡適口口聲聲說“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說“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敢斷言,休想站得住”。其實他的方法是很平庸的。他的方法,就是所謂實驗主義的方法。里面含著以意為之的色彩非常濃,根本不是什么可以把握客觀真理的方法。加之他所崇奉的真理論,又是不承認真理是客觀地存在的,認為其只是主觀地創造的。他說:“真理原來是人造的,是人造出供人用的,是因為他們大有用處,所以才給他們‘真理’的美名的。我們所謂真理,原不過是人的一種工具,真理和我手里這張紙,這條粉筆,這塊黑板,這把茶壺,是一樣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工具。因為從前這種觀念曾經發生功效,故從前的人叫他做真理;因為他的用處至今還在,所以我們還叫他做真理。萬一明天發生他種事實,從前的觀念不適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們就該去找別的真理來代他了。”他那功利主義的觀念論的認識論,也正助長了他的以意為之的氣焰,使他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謂客觀的真理。 這種以意為之的方法和態度,假若只用在與實際無大關系的考據問題上,那還可以說與我們的幸福沒有直接的關系。例如他為廬山的一個塔做了四千字的考證,有人說他玩物喪志,他就像煞有介事地說:“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一部小說同一部圣經賢傳有同等的學問上的地位,一個塔的真偽同孫中山的遺囑的真偽有同等的考慮價值。”雖然那種像煞有介事的態度未免令人難耐,但他總還教人注意問題。從某一意義上說,總還可說是進步的。可是他的這種進步的態度,這種教人注意問題的方法,只有在和我們現在實際沒有直接關系的事項上偶然閃現。若在與我們現在實際有直接關系的事項上,例如現在國家社會的問題,他就不再談什么學問平等,注意問題了。為什么他的態度忽然變了呢?便是因為他怕奮斗,他從功效上看以為奮斗不如妥協投降有功效。所以他覺得“從前的觀念不適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們該去找別的真理來代他了”。所以人要談主義,他就教人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只有他所崇奉的實驗主義除外,那還可以選人《文選》叫青年每人都讀一遍的)。及至人家要研究問題,他又教人知道那些問題是不成問題的。他教人抹殺問題,逃避現實。即對于眼下日本帝國主義得步進步的侵略,他也教我們不要抵抗,只去依靠那靠不住的國聯和美國,他說“我們要對得住國聯和美國”。他教我們準備犧牲,他說“我們要準備犧牲,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他說“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之內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進到全海岸線,甚至于深入長江流域的內地”還是不要抵抗。據說這是他的“良心”使他這樣的。他說“我不能昧著良心出來主張作戰”。他教我們等候,教我們無論怎樣慘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荼毒,都得靜靜地等候,他說“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這是怎樣荒謬絕倫的鬼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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