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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思想譯叢劍橋阿倫特指南/(美國)達納.維拉編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4752282
- 條形碼：9787544752282 ; 978-7-5447-5228-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西方政治思想譯叢劍橋阿倫特指南/(美國)達納.維拉編 本書特色
本書是一部經典的阿倫特研究論文集，15位作者來自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德國的柏林自由大學、弗倫斯堡大學等國際一流研究機構，代表了國際阿倫特研究的較高水準。
書中每一位學者立足于自己的專業領域，發揮自己所長，在政治學、哲學、歷史學等語境中，全面地解析了阿倫特思想，合力編織出阿倫特作為政治思想家、哲學家、歷史反思者的多重身份，展現出阿倫特跨越學科分野的豐富性與復雜性。
本書包含6大主題：阿倫特關于極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思考、關于猶太人大屠殺的思考、關于政治行動的思考、關于希臘與羅馬的思考、關于革命的思考、關于人的判斷能力的思考，條分縷析。每一個主題下，關鍵概念得到簡潔而清晰的闡發。讀者可以此為綱要，對阿倫特思想有一個全景的認識。
西方政治思想譯叢劍橋阿倫特指南/(美國)達納.維拉編 內容簡介
阿倫特是20世紀首屈一指的政治思想家。《劍橋阿倫特指南》考察了阿倫特著作中各個主要議題：從她關于極權主義的理論、關于“惡的平庸”的頗具爭議性的理念，到她對政治行動的經典研究、對判斷和精神生活的反思。書中15篇精彩文章，從政治學、哲學、歷史學等角度，探討了阿倫特思想的方方面面，并展現出阿倫特在西方思想目前的核心地位。不了解阿倫特的讀者會發現，本書是初步接觸阿倫特思想的簡單便捷的讀本。而專業的學者亦可從本書中看到近些年阿倫特研究的動態與發展。
西方政治思想譯叢劍橋阿倫特指南/(美國)達納.維拉編 目錄
阿倫特主要著作縮寫及譯名表
阿倫特生平年表
導論：阿倫特政治思想的發展 達納·Ｒ．維拉
**部分 極權主義與民族主義
１ 阿倫特關于極權主義的理論：新的評價 瑪格麗特·卡諾凡
２ 阿倫特與民族主義 羅納德·拜納
第二部分 政治之惡及大屠殺
３ 阿倫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塞拉·本哈碧
４ 阿倫特與大屠殺 瑪麗·Ｇ．迪茨
第三部分 自由及政治行動
５ 自由：政治的優先性 杰爾姆·科恩
６ 政治行動：其性質與益處 喬治·卡提卜
第四部分 阿倫特與古代人
７ 阿倫特的希臘情懷 Ｊ．彼得·尤本
８ 雅典與羅馬 雅克·塔米尼奧
９ 阿倫特思想中的平等與精英主義 豪克·布倫克霍斯特
第五部分 革命與立憲
１０ 阿倫特的立憲政治學 杰里米·沃爾德倫
１１ 阿倫特論革命 阿爾布雷希特·韋爾默
第六部分 判斷、哲學與思考
１２ 阿倫特的判斷理論 毛里齊奧·帕塞林·鄧特萊文斯
１３ 阿倫特論哲學與政治 弗雷德里克·Ｍ．多蘭
１４ 阿倫特論思考 理查德·Ｊ．伯恩斯坦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后記
展開全部
西方政治思想譯叢劍橋阿倫特指南/(美國)達納.維拉編 節選
１ 阿倫特關于極權主義的理論：新的評價
瑪格麗特·卡諾凡
導論
初版于１９５１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確立了漢娜·阿倫特作為政治思想家的聲譽，也被廣泛認為是理解她作品的關鍵。因為，在這部作品中，阿倫特試圖通過她對那場災難的體驗去理解極權主義，并由此闡發了一系列反思，沿著這些思想軌跡，我們才能理解她后來更為公眾所知的理論著作的實質。這部著作問世半個世紀后，一種對于極權主義理念的興趣重新興起，但這個概念本身仍充滿爭議。政治科學家和歷史學家在技術層面上使用這個術語，但阿倫特并不這樣做，她在書中就這個問題的論述是對現代政治危機的一種闡釋與診斷，并且給出了忠告和藥方。本章要說明的是，阿倫特對“極權主義”的理解與主流觀點有很大不同。在本文的*后一部分，我將嘗試對她的理論給出新的評價。
極權主義的兩種概念
對于這個話題，幾乎可以說，一千個作者的眼中有一千個“極權主義”，但是在探討阿倫特對這個主題的論述時，很容易因為一些寬泛的相似性而把她與大多數其他理論家混淆。阿倫特像其他人一樣關注“極權主義”這一全新政治現象：它以無所不包的世俗意識形態實行史無前例的壓迫。她也像其他人一樣在２０世紀中期的政治光譜中找到了極權主義“左”和“右”的表現形式。但這些表面的相似性，掩蓋了更為重要的信息。我們必須認識到，實際上并不只是存在一種“極權主義模式”，而是至少有兩種，它們又分別描述了不同的現象，導致了不同的理解，有著不同的理論與政治意涵。否則，我們對極權主義”就會產生種種困惑。
極權主義廣為人知的模式（它也擁有很多的變種）為我們描述了一種完全均質的社會—政治體系：基于某種意識形態藍本所建立的國家，由憑借這一意識形態獲得合法性地位的一黨領導，其施行壓迫的權力不受任何限制，并且它對其人民實行灌輸，以確保他們不會背離正統。這種政治體的構建在某種程度上與那些想要建立烏托邦的理論家有關；還有人解釋說，它的冷酷、不為任何東西所動的狀態及從中產生的持久性，是面對現代性焦慮的一種類宗教的解救方案。盡管我們通常把納粹主義歸入“極權主義”的條目之下，但*清晰的例子及其診斷與解決之道還是在斯大林式政體中*容易找到。若我們對其進行診斷，極權主義常被看作是由過于有野心的政治理念與激進行動導致的，而救治這種政治高燒的方法就是避免過于興奮：降低我們對類似政治和理念的預期，回到自由政治、懷疑論哲學和自由市場經濟——盡管它們看似乏味無聊，但事實將會證明它們是無價之寶。
如果我們不能認識到，阿倫特的觀點與這些主流模式有很大差異，我們就無法對她的理論進行再評估。確實，在阿倫特那里，對“左”和“右”的同等處理是存在的（雖然只包括了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體，沒有把意大利法西斯、斯大林之前及之后的蘇聯也囊括進去），對壓迫和意識形態的強調也是存在的（盡管我們會看到，阿倫特以與眾不同的方式來理解這些重要問題），但是她與其他理論家的不同點是至關重要的，并且這與她對納粹主義，尤其是對大屠殺的關注有很大關系。實際上，她為極權主義描繪的圖像與我們更熟悉的其他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打個比方，如果我們說，主流觀點描繪的極權主義是一個僵化的、整齊劃一的、完全透明的、靜止不變的冰凍之湖的形象，那么在阿倫特的理論中，極權主義是一場將其所過之處盡皆摧毀的山洪，或者說是一場將所有屬人之事化為烏有的颶風。“極權主義”并非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建立起來的一種政治體系，相反，在阿倫特的意義上，它意味著一種混亂的、非功利的、狂躁的運動，這種運動的目的是摧毀人性以及使政治成為可能的人類世界。
來自奧斯維辛的觀察
《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合三部于一：“反猶主義”、“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其中包含的理論頗為復雜，極難把握。本段將舉例說明阿倫特極權主義模式的數個十分明確的特點，而下一段將試圖說明阿倫特看待這些新現象的方式。也許，我們可以從她強調過多次的一個主題中尋找切入點：阿倫特一直關注的那種政治現象的全新性。“我們關于極權主義所知道的一切都昭示著一種恐怖的原創性……它的各種行徑無不構成了與我們全部傳統的決裂……”換句話說，極權主義說明了人類開始的能力，以全新的、偶然的、不可預見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動的能力，這種論調在她成熟的政治理論中多次若隱若現。但是，極權主義全新性之悖論在于，它同時展示了對人作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思考與行動之能力的悍然攻擊。
在阿倫特看來，這種新的現象昭示著一種自我毀滅，這種自我毀滅，她稱之為“深植于現代人心中的、對不是他親自制作的一切事物的懷疑”。相信“一切皆有可能”，極權主義運動要求掌控無限的權力，但這被證明并不能帶來烏托邦的建立（烏托邦自身也會對權力及可能性做出限制），恰恰相反，它只能導致毀滅。這些新政權在其“實驗室”（集中營）中的全面支配“實驗”很明白地告訴我們，建立全面權力的代價就是將人類的多樣性一掃而空。我們這些人類與禽獸相別的關鍵之處，即我們獨特的個性和自發思考與行動的能力，使我們的行動不可預期，因而阻礙了那種奴役我們的集體運動之企圖。只有獨夫（ｏｎｅ）才是無所不能的，而分別由希特勒和斯大林發現的、通往這個終極目標的道路，就是一手恐怖統治，一手意識形態控制。
阿倫特指出，如集中營所實施的那種“全面恐怖”，是“極權主義政府的本質”。它并不僅僅是殺死人們，而是首先摧毀他們的獨特個性與行動能力。任何殘留的自發性都會成為全面統治的障礙。“全面權力只有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才能被實現和維護：這個世界是一個只有條件反射的世界，是一個沒有哪怕是一絲自發性的世界，它只是一個木偶的世界。確切地說，正因為人類的稟賦是如此偉大，除非他成為一個只有動物屬性的人，成為一個標本，否則他不可能完全被支配。”跟通常的暴君所采用的暴力和壓迫不同，它（極權主義）采用這些手段并無功利性的目的，譬如鎮壓反對者之類，實際上，當它真正的反對者已經被鎮壓之后，極權主義才達到其頂峰；它的唯一功能就是通過消除一切人類的獨特個性來推動全面支配。“人們依據常識認為，既然大眾柔順如羔羊，那么這個恐怖的巨大機器就應該是多余的；如果極權主義統治者能說實話，那么他們會回答說：這個機器在你們看來是多余的，只是因為它用于將人們變成多余人。”
劊子手們通過消滅人獨立思考和體驗的能力，強迫他們跟這場毀滅運動捆綁在一起，這樣，意識形態就補充了恐怖的不足。意識形態，亦即偽科學的理論，聲稱看透了歷史，給予其信徒“關于過去的全部解釋、關于現在的全部知識和關于未來的可信預見”。體驗得到的實在與注定要發生的事相比，變得無關緊要，他們就是通過這種手段將意識形態思想從常識和實在的限制中釋放出來。但是，在阿倫特看來，他們所提供的*危險的機會（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如此）在于他們強調邏輯上的一貫性。兩個領導人都自夸其無情的理性，借助這種理性，他們從種族或階級的斗爭引申到對*后的“客觀敵人”的屠殺。在他們手中，意識形態不再具有任何實質性內容，而只是某種機械的演繹推論，以確定哪個群體應當被消滅。意識形態的邏輯性代替了自由思考，引導人們剝除自己的個性，直到他們融入全面支配的非人格化的運動，成為其一部分。因為，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并不支持現狀的合法性：他們描繪了一場永無休止的、殘酷而試圖毀滅一切的斗爭。
于是，全面權力實際上意味著不可避免的毀滅。極權主義政權的任務很簡單，就是加速自然或歷史鐵律所宣判了的死刑的執行。阿倫特指出，兩個極權主義領導人都強調歷史必然性：或是按照階級斗爭的經濟規律行動，或是按照為種族優勢而斗爭的生物規律行動。為了把極權主義與在它之前已經有過的不勝枚舉的暴政區別開來，阿倫特對此特別進行了強調。暴政的特點是沒有法律：有限政府意味著其權力為法律所限制，而暴政意味著無視這一切界限，暴君可以將他的意志加于全國。但是（正如其追隨者所感受到的），極權主義從這個方面來說并非無法無天，盡管它的法并非保護權利的公民法，而是預設存在的自然或歷史的“法”。
根據這些無情的法則，人的存在由集體（種族或階級）之間的生死斗爭構成，而這些集體的運動就是歷史的真實意義。對極權主義來說，“所有的法則已成為運動之法則”。在這瘋狂的力能論面前，沒有任何一種穩定的制度或個人自主性被允許存在。“人們設計了全面恐怖……以將自然或歷史的法則轉化為現實”，并且確實掃清了道路，“以確保自然或歷史的力量可以在人類世界肆意橫行，無需顧忌任何自發性的人類行動”。人（即使是統治者本身）必須為這些力量服務，“要么駕馭這輛戰車并為其勝利而歡呼，要么被它無情的車輪碾碎”，而對“摧毀了人類多樣性，并且塑造了永無失敗的、其行為看起來就是歷史或自然進程一部分的獨夫的恐怖鐵鏈（ｉｒｏｎ ｂａｎｄ）”來說，任何個性都不受歡迎，都應被抹去。
阿倫特給出的對掌權的極權主義的描述與我們熟知的擁有整齊劃一制度的全能國家的形象有很大差距。與這種整齊劃一相反，它沒有固定的形式，如一個不斷革命、不斷擴張的狂熱漩渦，絲毫不考慮功利性的因素。它的核心制度并非公務員或軍隊，而是秘密警察，他們甚至有一個功能，就是摧毀普遍常識意義上的理解。在過去的暴政中，秘密警察的工作是對反抗政權的隱蔽活動進行偵察，但他們的極權主義接班人則不再關注個人實際上可能做了什么。“嫌疑犯”被“客觀敵人”所代替，后者無需任何顛覆性的思想或言論。在適當的時刻，這個殺人機器本身會要求秘密警察成為犧牲者；如果意識形態灌輸很成功的話，秘密警察會發自內心地對自己提起訴訟，認為他犯了政府所要求的罪行。
總體來說，阿倫特為我們展示了一種變幻莫測的、吊詭的新現象，它在某個時刻不僅證明了人類的創造力，而且證明了人類致力于破壞事業的潛力。由于人類行動的偶然性（這種偶然性能帶來無法預料的全新之物），極權主義這一現象顯示，從各種偶然性逃離使他們和其他人變成了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中的浮萍。對極權的追逐導出的是無能：“一切皆有可能”*后只是證明了“一切皆能被摧毀”。阿倫特對傳統的那種假設“人性”會對人的權力加以限制的觀點進行了反思，她以頗為苛刻的語調評論說：“我們已經看到人的權力是如此強大，以至于他真的能成為他想成為的任何東西。”如果人決定放棄其所以為人的因素而自墮成為野獸，人性不會阻止他們。
搜尋極權主義的元素
盡管開始于完全不同的背景環境，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卻殊途同歸，這說明在這兩個政體中發生的事情不能被單純地歸因于德國或俄國本國的歷史。在阿倫特看來，使這種現象成為可能的關鍵因素在于一種廣泛存在的“多余感”，正是它為有計劃地鏟除人類個性的行為鋪平了道路。“政治、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都成為極權主義機器的共謀者，它們精心謀劃，就是為了使人變得多余。”不僅那些失去穩定世界的無根之人容易成為恐怖的犧牲品，而且，世界的崩解也摧毀了人們對現實的把握。這樣的人十分容易接受一種可能是愚蠢的，但至少首尾一致的意識形態，也容易迷戀于那些能夠提供替代性現實（盡管是一個“虛幻的世界”）的運動。不止如此，穩定人類世界的坍塌還意味著通常存在的對可能性的制度性及心理性限制不復存在。但是，極權主義運動與政體所利用的這些條件與特殊的組織方法究竟來源于哪里？這種虛無主義颶風到底當作何種解釋？
阿倫特的大部頭著作中有三分之二致力于探討這些問題。她并不是在探求“原因”的意義上來研究極權主義的“起源”，也不是為了能夠在原則上預知其出現。她堅持認為，人類事務的領域中不存在任何決定論，人類事務的領域是新行動與無法預知的事件的領域。她為我們提供的替代選項是“對那些積聚成極權主義的因素進行歷史性探究”，并且她選擇的這些“因素”總是令讀者大吃一驚。她著作的**部分探討的是，為什么猶太人被特別地列為大屠殺的對象，要被從諸多民族中抹去；這在她對納粹主義的強調中是重中之重，尤其在研究集中營時更是如此。但是，她論證的核心在于第二部分，也就是“帝國主義”，因為她論證說，帝國主義為極權主義準備好了舞臺，并為其罪行的實施者提供了有用的條件及先例（這并不意味著納粹主義是英帝國主義的德國版本）。
在我們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來看一些她沒有關注到的地方，并對其加以解釋。我們看到她為何不討論德國與俄國特殊的歷史背景，而很多人都試圖從這些歷史背景中找到納粹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解釋；更令人驚異的是，她忽略了希特勒與斯大林的個人角色，以及他們應為這些災難性的事件負的責任；尤其令人震驚的是她對極權主義運動及其政體領導人所處的關鍵地位的看法，而且她認為蘇聯只有在斯大林統治時期才是極權主義國家。*后，與大多數其他研究極權主義的理論家不同，她并沒有從智識上追溯極權主義的起源。盡管在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之后，她開始了追溯斯大林主義根源的一系列寫作，勉強承認馬克思理論（甚至是整個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的某些因素對斯大林主義的產生有所推動，卻依然否認其間存在任何直接的因果關系。她在追溯納粹種族主義理論先驅的時候，將戈比諾（Ｇｏｂｉｎｅａｕ）以及其他人的理論列入其中，但同時評論說，“在觀念睿智而仁慈的人與行為殘暴而獸性的人之間有著深不可測的鴻溝，任何智識上的解釋均不能在兩者間建立聯系”。在其他地方，她還這樣寫道：“在極權主義中，真正史無前例的要素并非其意識形態內容，而是極權主義支配這個事件本身。”
然而，某種程度上我們還是可以理解這一事件，只要我們看到，盡管是經過極權主義運動才得到發展，但那種思考、行為與組織的模式早有先例。這些事件掃清了一切阻礙它的政治、社會結構，為極權主義鋪平了道路。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的前提與先例都可以在某種趨勢帶來的經濟、軍事與政治劇變中找到，它就是“帝國主義”；在１９世紀晚期資本主義擴張初期歐洲對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征服中，在歐洲的國家、經濟體與社會本身的瓦解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其身影。阿倫特講的故事之大部分，正是一段關于被沖破的結構與被連根拔起的人民的記敘，它從整體上描繪了一種人類文明世界的大規模淪陷。因為要成為文明化的人（而不僅僅是自然族群的成員），我們就需要棲息在擁有穩定結構的人造世界中。我們需要以法律限制自身，需要被賦予權利，需要某種社會中的位置以形成并發表我們的看法，需要某種共享的現實以獲得共通感。
阿倫特指出，大部分極權主義運動的新成員都是“大眾”（ｍａｓｓｅｓ），即那些無根的、迷茫的、對真實世界與個人利益都缺乏清晰感覺的人，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的那個世界已為失業、通貨膨脹、戰爭與革命所摧毀。但是，他們的情形不過是某種更廣泛存在的“多余感”的一方面。如果說這些無助的、被動的人在理想上適合充當極權主義運動的成員，舊的“多余”的人群中則誕生了領導者與積極分子，阿倫特將這些人稱作“暴民”：由經濟增長推動而產生的令人不安的地下犯罪與暴力集團。帝國主義已經塑造出肆無忌憚的環球冒險家，并且在他們中培養出了“以玩世不恭的精神犯罪的無限可能性”。這種虛無主義及其實踐又被那些試圖仿效帝國主義的運動重新輸入歐洲，成為極權主義暴力的來源之一。
但為什么這種暴力如此輕易地使如此眾多的人受難？歐洲保護個人權利的傳統出了什么問題？阿倫特在“多余”的另一種體驗，即“無國籍狀態”中，找到了部分答案。納粹為了“*終解決猶太問題”所邁出的**步，就是剝奪猶太人的公民身份。猶太人成了**次世界大戰以后不斷增長的無國籍者中的一員。這些人并非犯罪者，卻沒有任何權利，沒有政府想要他們。在“民族國家的衰退與人權的終結”這章中，她描述了這些事件是如何揭露古典歐洲國家的致命缺陷的。民族國家觀念假設，必須對它的所有居民的權利給予一種文明的、法律上的保護，只有能夠成功證明他是國家成員的人才能享有權利。沒有公民身份所賦予的權利，任何一個“自然”人都不過是個廢棄物，即使在自由主義國家也是如此。“如果納粹將一個人扔進集中營，但是他成功地逃了出來，比如說，逃到荷蘭，那么荷蘭人又會把他掃進收容營。”“多余”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位置的人，正是極權主義恐怖的理想犧牲品。
阿倫特的一個寫作主題正是文明的脆弱性：一旦保護它的世界被一種無情的動力所粉碎，它是如此容易被野蠻主義所取代（甚至在歐洲中心地帶）。她將這種忽焉如夢的運動原動力歸為資本主義市場的力量，并像馬克思一樣論證說，力能論就是資本主義的關鍵特征，它源自固定資產向流動財富的轉化。在資本主義冒險之前，財產本來是維持社會與政治穩定的力量，但當它變成了資本，它就變得流動且具有擴張性，不再顧及現存的任何國界、制度以及自然的限制。在１９世紀帝國主義時期，經濟動力驅使一個人的資本經董事會流出，突破民族國家及其制度的疆界，成為“彌漫于整個世界，使世界變得荒蕪的、對權力的無止境追求”。“擴張就是一切，”帝國主義的杰出代表者塞西爾·羅德斯如是說，“如有可能，我要吞并所有星球。”阿倫特并不是說資本主義以及她所指出的其他因素導致了極權主義，只是說極權主義的新穎之處能夠參照這些先例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極權主義政體的一個*具悖論意味的特點就是，它的領導人在自稱信仰必然性的同時將世界弄得天翻地覆。為了給這種行動主義（ａｃｔｉｖｉｓｍ）以及一種為無情進程服務與奉獻的古怪結合體找個先例，阿倫特將視線轉向了大英帝國的帝國官僚與秘密特務，這兩個機構都有著行動性、獨創性與理想主義的色彩，并致力于為“歷史與必然性的秘密力量”服務。為了遵循帝國的“擴張法則”，他們時刻準備著打破一切常規法律，這揭示了帝國主義破壞政治制度、摧毀政治責任的一種方式。無休止的運動，為擴張而擴張，掩蓋了對其他一切的關注。但是對納粹主義來說，它*容易辨別的帝國主義前身就是種族主義，它提供了將離鄉背井的人們集中在一個不需要穩定的制度結構的共同體中的途徑。在種族主義運動中，宣稱屬于一個更高級的共同體的依據，并非你做了什么事，而是你在遺傳意義上是什么人。一旦這種思考與行為方式被建立起來，人類事務中的人性部分就很容易被忽視，這也就為極權主義恐怖的實施準備好了條件。
為什么猶太人會成為納粹形式的極權主義的*大犧牲品呢？阿倫特強烈地反對那種認為這純屬意外的觀點。她的論點是，在納粹那里，反猶主義之所以成為極權主義其他因素結晶的依托，是因為猶太人與國家及社會的特殊關系使得他們以特別的方式被卷入那些因素中。在她的論證中，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猶太人自身（像其他在這些事件中隨波逐流的帝國仆人一樣）也需要承擔政治責任。此外，還有一點就是，他們因為種族以及秘密參與全球權力運作而形成了一種無根的共同體。早期反猶主義者因此而畏懼猶太人，但納粹將這個種族視為一個競爭對手，一個可供仿效的模板，一個必須超越的對象。對他們來說，“猶太人在沒有國土、沒有國家的同時保持了他們的身份認同，他們是唯一看起來已經以種族形式組成的政治體。現代反猶主義不僅想將猶太人從世界上抹去，而且想模仿他們賴以組織在一起的那種力量”。
《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教訓
再次回到阿倫特的理論，我們很難不為其奇特而感到吃驚：她所描繪的現象不僅可怕，而且荒誕、無意義，相較主流觀點所勾勒的極權主義模式要難以理解得多。通常理解下的極權主義雖可能令人恐慌，但看起來仍是自由民主政體的一種可行的替代品。與此相對照，阿倫特描述的是一種純粹破壞性的、毫無結果的現象。盡管她的書初版之時，斯大林仍然健在，納粹也剛被粉碎不久，但她已指出斯大林體制命不長久。這樣一種政治颶風不可能建立起穩固的體系，為維持其動力，它會不斷征服世界，直到以失敗告終并崩潰。也許（她認為）在她那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它的結局，當極權主義消失之時，它“在人類歷史上除了筋疲力盡的人民、經濟與社會混亂、政治真空以及精神上的迷狂之外，什么也不會留下”。即使這樣，無論出于實踐上的理由，還是理論上的原因，極權主義在她看來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
實踐上的理由就是，它極有可能卷土重來。“極權主義成為這個世紀的災難只是因為它以如此恐怖的方式來解決它所面臨的問題”，這為我們可能面臨的新困境亮起了紅燈。首先，這么多沒有意義的毀滅都與不斷增長、廣泛散布的“多余感”有關。政治劇變、社會游民、失業與人口過剩，都會鼓勵極權主義解決方案的出現。但是，這些新的誘惑和機會是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出現的：那里人們的力量從未如此強大過，人們越來越不會對一件事無動于衷，并且人類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以至于我們的命運成為一體。對于這個世界發生的事，人類必須共同肩負起責任，在沒有傳統權威的指導下有所作為。阿倫特總結說，“這是一項決定性的、史無前例的偉大任務”。
試圖理解極權主義現象的理論原因則包括兩個方面。**點很簡單，人們需要通過理解“參透現實，并與其相協調”。“如果我們想把這個星球當作自己的家園，尤其是在這樣做要付出極大代價的本世紀，我們就必須努力參與到與極權主義本質的漫長對話中來。”但是，另外一個原因是，這些空前的、災難性的事件揭示了人的境況中那些重要的、一直被忽視的特征。阿倫特書中前前后后，縈繞她心頭的是整體上對極權主義的診斷式反思，這在她后期著作中有所發展。這些思考中的一個系列就是我們與自然及人類文明世界的關系。對那些在集中營里被當作牲畜一樣對待的受害者，那些發現 “自然”權利空洞性的無國籍者，那些對人類世界邊緣野蠻主義范圍的帝國主義探索，對這種種一切的反思，使得阿倫特*終得出結論：“只有在為所有人打開了超越其自然性的大門時，人性才是屬人的。”為了能夠在我們的人類多樣性中展現并行動，我們需要文明世界的各種框架、限定與設施，那個世界十分脆弱。
觀察我們的周圍，我們看到，這是一個意識形態越來越遭到懷疑、倡導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解開各政治體系的冰封并將其推動的時代；我們也許會說（就像很多正統的極權主義研究者一樣），２１世紀的前景令人鼓舞。但阿倫特的理論提醒我們不可對此太過自信；前景喜憂參半，現在并不是可以高枕無憂之時。
西方政治思想譯叢劍橋阿倫特指南/(美國)達納.維拉編 作者簡介
達納·維拉，圣母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國際知名的阿倫特政治思想研究學者。主要著作有《人民的老師：盧梭、黑格爾、托克維爾、密爾的政治教育》（2017）、《公共自由》（2008）、《政治、哲學、恐怖：漢娜·阿倫特思想論文集》（1999）、《阿倫特和海德格爾：政治的命運》（199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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