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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3087981
- 條形碼：9787213087981 ; 978-7-213-08798-1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 本書特色
作者戈迪斯是在美國出生并完成高等教育后移民以色列的猶太人。這種背景使他迥異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現代以色列歷史的研究者。他在觀察以色列時，既有那份能夠入乎其內的諳熟，又有一份出乎其外的超然。
本書除了關注巴以沖突外，更多地聚焦于以色列猶太人的內部矛盾，對它們的來龍去脈做了見樹見林的交代，這是有別于同類著作的特色之處。因此，本書并非又一部頂著通史名號的阿以戰爭史、巴以沖突與和談史，再加猶太移民史，而毋寧是在此基礎上對整個以色列社會的鳥瞰。作者想譜寫的，不是以軍樂為主的銅管樂，而是多聲部的交響樂；作者想捕捉的，與其說是政治事件、軍事行動、談判桌、協議內容、營救策略，不如說是這些東西背后的人、他們的性格、他們的觀念。
書中收錄了8幅極具史料價值的歷史地圖和45幅極富現場感與時代意味的歷史圖片。
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 內容簡介
以色列是一個小國，但建國以來一直吸引著世界的注意，既受到許多人青睞，也常常成為抨擊的對象。
為什么國際社會如此關注以色列這樣一個小國？
為什么以色列人在眾多關鍵問題上存在如此嚴重的分歧？
為什么以色列會做出這些決策？它的未來將會怎樣？
戈迪斯帶我們重溫以色列歷史中的一個個里程碑式事件，向我們介紹一位位憑借滿腔熱血和強大靈魂在關鍵時刻改變國家命運的關鍵人物。他既向我們展示了以色列是如何成為一個文化、經濟和軍事強國的，也指出了這個國家犯下的錯誤，追溯了其在國際上長期受到孤立的根源。戈迪斯清晰而權*地證明，以色列*主要的目的和*重大的成就是實現猶太民族在現代的重生。本書探究的正是這個民族和國家的靈魂。
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 目錄
序言：一個壯觀的人類故事
**章 詩歌和政治：猶太民族尋找家園
第二章 故土某處
第三章 是對話而不是意識形態：猶太復國主義者在世紀之交時的分歧
第四章 夢想實現的曙光
第五章《貝爾福宣言》：英帝國支持猶太國
第六章 無處可去，即使能離開
第七章 伊休夫抵抗英國統治，阿拉伯人反對分治決議
第八章 獨立：國家誕生
第九章 從建國之夢到建國之路
第十章 以色列登上國際舞臺
第十一章 以色列直面大屠殺
第十二章 改變國家命運的六日戰爭
第十三章 占領成為重負
第十四章 贖罪日戰爭：“構想”心態破裂
第十五章 革命中的革命：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和復仇
第十六章 效法猶太復國主義者：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興起
第十七章 和平進程陷入僵局
第十八章 猶太國的猶太復興
結語：《貝爾福宣言》發表一個世紀后的猶太“民族家園”
致謝
附錄1 人物簡介
附錄2 非英文術語釋義
附錄3 以色列《獨立宣言》
附錄4 以色列總理、總統和美國總統對應表
附錄5 以色列政黨及其分化組合
附錄6 延伸閱讀
注釋
引用文獻
索引
展開全部
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 節選
什么構成猶太國的猶太性
（已發表于《文匯報》2018年3月23日）
以色列是眾所矚目的國家。無論在當代全球政治變局，還是千年世界文化格局中，以色列這個“猶太國”的特殊位置都無須贅言。關于以色列的中文書越來越多，不少還是以色列人寫的。我為什么感到有必要再來組織翻譯一本關于以色列的書？
本書是以色列通史，原著出版于2016年。我國上一本以色列通史譯著的原著出版于2002年（阿倫·布雷格曼：《以色列史》，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這十幾年來，巴以和談陷入僵局，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義（“因提法達”）讓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間的隔閡愈益加深。和平既然無望，以色列人開始更多地向內看，以往被巴以沖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猶太人內部的社會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1948年建國后，生活在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遭驅逐而移民以色列，這些東方猶太人（Mizrachim）的體征、文化與習俗迥異于歐洲裔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m）。歐洲白種猶太移民建國前就來到巴勒斯坦，此時大權在握的他們免不了歧視和剝削東方猶太人，讓后者心生怨恨。進入21世紀后，東方猶太人的后代不僅在人數上早已趕超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政治勢力舉足輕重，文化影響也正在擴大。虔誠的東方猶太人不僅與世俗化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矛盾重重，更與約100萬來自前蘇聯的幾乎沒有任何信仰的猶太移民判若油水。由此產生的政治、文化斗爭頗有愈演愈烈之勢。
大多數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雖然世俗化了，但他們中仍有一小部分所謂的哈瑞迪人（Haredim）頑強抵制現代世俗文明，以獨特的服飾和自成一體的居住區刻意與世俗世界劃清界限，力主猶太教自古以來的神圣啟示一點一劃都不可廢棄。其中有些人更堅持神權政治或異族統治的理念，視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建國大業為瀆神的洪水猛獸，他們反對以色列政府，其不遺余力的程度，即使與巴勒斯坦人相比，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以色列建國時，哈瑞迪人的數量微不足道，政府便網開一面，免除了他們的兵役。但近年來，由于高生育率，以及部分東方猶太人的加入，哈瑞迪人口迅速攀升，政治和經濟勢力已不可小覷。他們的拒服兵役以及他們的世界觀造成了以色列社會的嚴重分化。
與哈瑞迪人相比，來自埃塞俄比亞的猶太移民人數更少。黑皮膚使他們的猶太身份廣受質疑，或明或暗的種族歧視令他們長期沉淪于社會底層。近年來，他們以暴亂為形式的反抗不時見諸報端。
以色列猶太人的內部矛盾不僅根植于不同的籍貫和文化傳統，也來自于不同的現實主張。對于1967年以后約旦河西岸涌現的猶太定居點，有的以色列人視為保障國家安全的必要屏障；有的堅持認為去那里定居只是重新回到圣經時代神的“應許之地”；有的則警告，一旦把那里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納入統治，猶太國的猶太性就會瓦解。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主張*有利于國家利益，捍衛自己立場的決心也就更加堅定，故而這個問題不僅是巴以和談中*棘手的問題之一，還是以色列國內*具爭議的問題之一。
戈迪斯此書寫于這類內部矛盾越來越多地進入人們視野之際，對它們的來龍去脈做了見樹見林的交代，這是有別于同類著作的特色之處。因此，本書并非又一部頂著通史名號的阿以戰爭史、巴以沖突與和談史，再加猶太移民史，而毋寧說是在此基礎上對整個以色列社會的鳥瞰。作者想譜寫的，不是以軍樂為主的銅管樂，而是多聲部的交響樂；作者想捕捉的，與其說是政治事件、軍事行動、談判桌、協議內容、營救策略，不如說是這些東西背后的人、他們的性格、他們的觀念。
戈迪斯此書也寫于巴以沖突調和無望之際。事實上，自20世紀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學者根據以色列和英國的解密檔案，陸續寫出了一批實證性著作，挑戰了關于猶太復國主義的主流敘事，其影響之大，以至于今日要講述以色列的故事，就不得不面對兩種深刻對立并仍在交鋒的敘事：猶太復國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一場猶太人發起的殖民運動——就像這批“新歷史學家”（New Historians）所主張的，還是一場猶太民族的自我解放運動——就像傳統觀點所堅持的？相應地，以色列國有沒有扮演殖民壓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標榜的民主國家？這種爭論多少可以視為對巴以沖突延伸進學術領域的折射，哪怕爭論雙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戈迪斯對這場爭論的態度，書后的引用文獻就有反映。就“新歷史學家”的旗手而言，對于主張巴勒斯坦人的視角不能忽視、中文世界也有譯介的艾蘭·佩普（Ilan Pappe），他只引用了一篇論文，還是轉引自他人文章。對于寫出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關系的巨著、認為以色列在綠線之外的殖民活動是構成巴以和談主要障礙的阿維·施萊姆（Avi Shlaim），他沒有引。他倒是大量引用了“新歷史學家”一語的發明者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的觀點，但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義爆發后，莫里斯已經戲劇性地從政治左翼轉向了政治右翼——這也是不少以色列人思想轉變的一個縮影。
當然，不同于新歷史學家，戈迪斯對以色列的社會與文化更有興趣；而較之傳統敘事，他更在意追溯“猶太國”的觀念史，在裁剪史料時更偏好表現以色列人集體記憶中的關鍵事件，因而更善于揭示政治行為背后的民意，更擅長捕捉以色列人心態的演變軌跡。戈迪斯在很多人眼中屬于溫和的保守派，他大體上似乎在走中間路線：既不回避以色列的惡行，也不吝于贊美它的善舉。毫無疑問，關于以色列的過去，爭論永遠不會結束。但如何記憶過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下的現實，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來的設想，這是更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的。
戈迪斯1959年生于紐約市一個猶太書香門第，家學淵源深厚，祖父是美國保守派猶太教的領袖和著名學者，叔叔是當今美國猶太社團的領袖拉比之一。他兒童時代就在以色列生活過幾年，后來在美國完成高等教育，39歲時舉家移民以色列，目前任教于耶路撒冷的沙勒姆學院（Shalem College），這是以色列**所按照美國常青藤學府辦學模式打造的強調研讀經典著作的博雅學院。這種背景使他迥異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現代以色列歷史的研究者。他在觀察以色列時，既有那份能夠入乎其內的諳熟，又有一份出乎其外的超然。但*突出之處，恐怕仍在于他對什么構成猶太國的猶太性有著不同的理解。
以色列的建國之父們對猶太傳統的繼承有高度的選擇性。在他們看來，猶太人在圣經時代的祖先說希伯來語，建立過統一強盛的國家，因而是現代猶太國的光輝典范。相形之下，在隨后近兩千年的時光中，猶太人被驅逐出“應許之地”，流散到世界各地，日常生活里不再說希伯來語，政治上則碌碌無為，心甘情愿受異族統治，就算屢遭欺凌，卻一直逆來順受，*終像溫順的羔羊一般任由納粹屠殺。因此，后圣經時代的猶太傳統——包括這一時期形成的猶太教圣典比如《塔木德》——統統是需要拋棄的糟粕。很多建國之父移民巴勒斯坦后就更改姓氏，把帶有后圣經時代猶太傳統特色的姓氏改成希伯來語化的姓氏，以示與流散生活的決裂。推崇“應許之地”的圣經傳統而否定流散地的猶太傳統，長期以來是以色列社會根深蒂固的標志性特征。受此影響，猶太復國主義者致力于塑造新猶太人：他們不是傳統猶太拉比那種蒼白、文弱、陰柔的書生，而應當是曬得黝黑、魁梧挺拔、堅韌自信乃至有點粗野的拓荒者。這類新猶太人*典型、*成功的代表就是基布茲中的農民。
戈迪斯從小接受的傳統猶太教育是以學習《塔木德》為核心的，他自然無法接受對流散地猶太傳統的全盤否定。他在書中就提醒讀者注意，基布茲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國之初的以色列文化，但即便在其鼎盛時期，基布茲人口也只占全國人口7%左右。與猶太復國主義竭力宣傳的價值觀相反的事實是，絕大多數猶太移民來到巴勒斯坦后選擇住進城市。
有意思的是，否認流散地的意識形態似乎也滲透進我國對以色列的譯介中。基布茲文化向來在我國被當作*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國人*喜歡通過基布茲來理解以色列，但基布茲今天更像是受到保護的活化石，雖說是一塊仍能吸引絡繹不絕訪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受歡迎的以色列作家無疑是阿摩司·奧茲(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茲文化的典型化身，奧茲幾乎所有的作品有了中譯本，連他編選的基布茲題材的短篇小說集都有中譯本。我們甚至還有因染上肺結核而被趕出基布茲的女詩人拉亥爾的詩集的中譯本。但我們迄今為止沒有“希伯來民族詩人”比亞利克(Bialik)詩集的中譯本。比亞利克的詩歌創作在他51歲移民巴勒斯坦前就已基本停止，移民后他定居于特拉維夫——早在建國前，這里就取代耶路撒冷，成了當地猶太人的文化和經濟中心。
如何對待流散地的猶太傳統，顯然是戈迪斯評騭歷史人物的一顆重要砝碼。本-古里安是冷靜的現實主義者，對潛在機遇的判斷和發展趨勢的感覺都超越了同僚，一直是公認的國父級別的人物。但值得玩味的是，戈迪斯不時拿本-古里安的頭號政敵貝京與他對比，抑本-古里安而揚貝京的語氣頗為醒目，似乎暗示貝京才代表了以色列歷史的分水嶺。貝京不僅通過結束本-古里安政黨的專政而改變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態，通過與埃及實現和平改善了以色列的國際環境，他還改變了猶太國的猶太性。貝京從未換過自己的姓氏，從不否認自己扎根于流散地的猶太靈魂。他團結東方猶太人，又為哈瑞迪人走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打開了方便之門。這種解讀不能不說是基于當下現實對以色列歷史的一種反思，畢竟，耶路撒冷近年來落成的貝京紀念中心和特拉維夫不起眼的本-古里安故居在外觀上就已不可同日而語。此外，這種解讀還多少帶有復興傳統猶太教來替代早期建國之父們推崇的那種世俗化的圣經傳統，以凝聚各方共識，防止以色列社會進一步分裂的用意。
在本書副標題“一個民族的重生”中，“民族”一詞的原文是“nation”。與“people”這個在中文里也常常譯作“民族”的詞相比，nation更強調構成民族的人彼此之間在語言、歷史、文化、出生或居住地方面的共同點，而不包含人種（ethnography）因素的考量。1882年，正當東歐猶太人掀起**次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之際，法國著名學者勒南（Ernest Renan）發表了后來成為經典的演講《何謂民族？》(What is a Nation?)。按照勒南的定義，“民族是靈魂和精神原則”，其成分是過去和現在的兩樣密不可分之物，“一是共同擁有一份豐厚的記憶遺產；一是當前的一致，即一種生活在一起的欲望，一種把未經割舍接受來的重要傳統長久保存的意愿”。勒南明確把宗教排除在構成民族的成分之外，因為在他那個時代的歐洲，宗教已退入私人領域，不再是動員社會的充分力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猶太教影響以色列公共領域的趨勢漸漸抬頭。面對分裂的、多樣化的以色列社會，戈迪斯所希冀的這種既是宗教又是民族運動的猶太教能否成為以色列社會的黏合劑，抑或只是用來掩蓋內部矛盾的白噪聲，仍是需要我們拭目以待的，畢竟以色列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依然是高度世俗化的。
本書還著意呈現現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詩歌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電影、流行歌曲為代表的大眾文化，這在同類中文書籍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現代希伯來詩人往往有圣經時代先知的那種自覺意識，既是以色列社會的代言人或批判者，又代表了以色列社會的良知。至于大眾文化，讓我個人興味盎然的是書中關于20世紀60年代搖滾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的部分，真想不到這位世俗天王的許多近親如今已轉變成了哈瑞迪人。多年前，在以色列希伯來語的學習班（ulpan）上，老師放了一首他的歌，一點不搖滾，是根據比亞利克的詩譜寫的。我后來知道這或許是比亞利克傳頌*廣的詩篇：
將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當我的姐姐，我的媽媽，
你的乳房，讓我的頭依靠，
容我遭拒絕的禱告筑巢。
在仁慈的黃昏時分，
向你說說我痛苦的秘密：
人說，青春世上有——
我的青春何在？
再向你告白一個秘密：
我的靈魂為火焰燒焚；
人說，愛，世上有——
什么是愛？
星星將我騙害，
夢境業已不再；
如今世上，我一無所有，
什么都無。
將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當我的姐姐，我的媽媽，
你的乳房，讓我的頭依靠，
容我遭拒絕的禱告筑巢。
仿佛是尋求母愛的棄兒在喃喃自語；又像是詩人的夫子自道：比亞利克幼年喪父，母親迫于經濟壓力，不得不將他交給祖父撫養；或許還是這位民族詩人用詩歌表達他在演講中說過的意思：猶太民族思慕“應許之地”就好比游子渴望與久別的母親重逢。全詩點綴著來自猶太祈禱書和神秘主義傳統的典故，神圣的字詞鑲嵌在肉欲的意象上，夢境消散，祈禱又得不到回應，詩人的靈魂就這樣低徊在擁有與失去之間、幻滅與懷念之間、信仰與不信之間、個人與民族之間、流散與回歸之間、神圣與世俗之間——或許只有處在這種中間狀態才會誕生詩歌？——直至什么都“無”，而在比亞利克所熟稔的猶太神秘主義傳統里，“無”是一切有的起點。
我的合作者王戎先生因手術之故，以六指敲出譯稿，此書對他很有紀念意義。高霞、關蕊、楊炯也為中譯本貢獻了智慧。
我個人在感佩之余，愿意用中譯本紀念初聞艾因施坦此曲的那一刻。
宋立宏
2018年1月
于南京大學猶太以色列研究所
【精彩樣章】
1967年春天，該地區外的國家還有意煽風點火。蘇聯通知埃及和敘利亞代表，以色列向北調集了12個旅的兵力，做好了進攻準備。艾希科爾指出蘇聯情報有誤，甚至邀請蘇聯駐以色列大使楚卡欽（Dmitri Chucakhin）和他一起去北部親眼看一看（楚卡欽拒絕了邀請）。美國也堅持認為蘇聯情報完全有誤，但敘利亞人相信了蘇聯。通過將以色列準備發動戰爭的消息告訴敘利亞和埃及，蘇聯實際上在為一場戰爭點火。
幾周后的5月15日，以色列舉行了每年一度的獨立日閱兵儀式。閱兵儀式每年在不同地方舉行，1967年計劃在耶路撒冷舉行。由于成本過高，1968年后以色列不再每年舉行閱兵儀式。*后一次閱兵在1973年，當時是為了紀念建國25周年。閱兵總是為了展示大量軍事裝備，體現軍事實力。但1949年約以停戰協議限制了以色列能開進耶路撒冷的坦克數量，為了不違反協議，參加閱兵的以色列裝甲部隊數量明顯少于往年。蘇聯的警告已經讓埃及和敘利亞處于高度戒備狀態，參加閱兵的坦克數量之少似乎進一步證實，以色列為了備戰把坦克部署在了其他地方。
在閱兵過程中，一位以色列官員將以色列國防軍情報部門的一張紙條遞給國防軍總參謀長伊扎克·拉賓，拉賓又將紙條遞給總理艾希科爾。歷史學家邁克爾·奧倫認為，拉賓和艾希科爾在閱兵前一天就得知埃及軍隊進入了西奈半島。第二天參觀閱兵期間，他們不斷收到新的情況通報。紙條上說，埃及裝甲車已經進入西奈半島。艾希科爾和拉賓選擇保持克制，但就在那一天，情報部門不斷傳來新的消息，內容一條比一條緊急。這個本應舉國歡慶的日子一下充滿了兇兆。
以色列領導人不知該如何應對。一方面，他們知道納賽爾一向喜歡炫耀軍事實力，可能不是真的想打仗。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知道埃及和敘利亞幾個月前已經簽訂共同防御條約。以色列本來希望通過外交手段或小規模軍事行動來解決這一危機，但希望很快破滅，開羅的廣播聲稱：“我們的軍隊已經完全做好了戰爭準備。”5月15日，在阿拉伯國家紀念1948年戰爭失利的日子（和以色列閱兵在同一天），納賽爾宣布：“兄弟們，做好巴勒斯坦*后一戰的準備是我們每個人的義務！”期待已久的滅亡以色列的“下一輪”戰爭似乎已迫在眉睫。
接下來的三周被以色列稱為“哈姆塔納”（hamtanah，希伯來語“等待”之意），這是以色列史上*緊張的一段時間。埃及在西奈半島部署了5個師的兵力，每個師有1.5萬人、100輛坦克、150輛裝甲車和包括蘇聯大炮在內的大量武器裝備。
有學者認為納賽爾當時已下定決心開戰，也有學者認為這是他為重建阿拉伯民族自尊心而擺出的姿態，只是后來事態失控了。不管埃及的真實目的是什么，在以色列人看來他就是要發動戰爭。5月16日，納賽爾采取進一步措施，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密切關注。1957年以來（1956年西奈戰役以后），聯合國緊急部隊在沿加沙和沙姆沙伊赫（Sharm al-Sheikh，這是位于西奈半島*南端的一片地區）的國際邊界線上建了幾十個觀察站，部署了幾千人的部隊，這支部隊的任務是防止阿拉伯人潛入以色列，并保證埃及不會封鎖蒂朗海峽（參見地圖6）。但現在，大量埃及軍隊已經涌入西奈半島。
接下來，納賽爾做出明顯的交戰行為，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吳丹（U Thant）將聯合國部隊撤出這一地區。以色列以為吳丹起碼會做出形式上的反對。可吳丹立刻答應了納賽爾的要求，甚至都沒有通知聯合國大會。5月19日，聯合國人員全部撤離。顯然，聯合國并不能保護以色列不受攻擊。
以色列政治和軍事領導人決定，如果埃及封鎖蒂朗海峽（以色列*南端城市埃拉特[Eilat]通往紅海的出海口，是以色列同東方的重要商業通道），以色列將視之為宣戰行為（以色列可以名正言順地開戰）。兩天后，埃及宣布封鎖蒂朗海峽。短短8天時間內，埃及抹殺了以色列在1956年西奈戰役中獲得的所有外交成果。
這時外交戰線*為關鍵。當時以色列在國際舞臺上*重要的人物是阿巴·埃班。埃班1915年出生于開普敦，嬰兒時就隨家人遷居倫敦，后來進入劍橋大學學習古典學和東方語言。大學期間他積極參加猶太復國主義者青年聯合會的活動，并成為該組織期刊的編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埃班和哈伊姆·魏茨曼一起在世界猶太復國主義者組織工作，后來還成為英軍情報部門軍官，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服役。
1947年，埃班被任命為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的聯絡官，他在此時把名字改為希伯來語化的“阿巴”。后來他同時擔任以色列駐美國大使和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1959年，他回到以色列后當選為議員。1966年，他開始了為期8年的外交部部長生涯。
埃班才華橫溢，能言善辯，是以色列不可多得的代言人。（多年后，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對埃班說：“我認為你是當今世界口才*好的演講者。”）面對緊張的地區局勢，他急忙來到法國。在11年前的西奈戰役中，法國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并一直是以色列重要的軍備供應國。但埃班出發時就擔心這種關系已經發生變化。不久前，法國外交部總司長埃爾韋·阿爾方（Hervé Alphand）表示：“法國對‘以色列生存權’的承認和法國同阿拉伯國家的友誼之間并不矛盾。”以色列人都明白，阿爾方只不過嘴上說說“以色列生存權”，實際在意的卻是與阿拉伯國家的“友誼”。
埃班同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會談，證實了他先前的擔憂是正確的。夏爾·戴高樂堅持認為，應當由法國、英國、美國和蘇聯共同解決中東地區危機。但這個要求顯然不現實，因為不存在讓各方滿意的解決方案。何況蘇聯在一旁煽風點火，不會致力于外交解決。戴高樂還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開火”。埃班指出封鎖蒂朗海峽構成交戰理由，戴高樂認為這是無稽之談。法國領導人根本不在乎埃及的封鎖行為對以色列經濟產生的影響。埃班提醒他，1956年法國曾許下承諾，一旦遭到埃及封鎖，法國將認可以色列的作戰權。戴高樂若無其事地說：如今是1967年，而不是1956年。
對法國失望后，埃班前往倫敦，同工黨首相哈羅德·威爾遜會面。在倫敦，他得到了一定支持。威爾遜告訴他，英國內閣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大家認為“一定不能讓封鎖政策得逞”。1957年，為了讓以色列離開西奈半島，美國承諾，如果埃及再次封鎖蒂朗海峽，美國承認以色列擁有自衛權。但離開倫敦來到美國后，埃班同林登·約翰遜的會談讓他失望。約翰遜同意埃及封鎖蒂朗海峽屬于“非法”行為，但他告訴埃班，美國正在制訂“紅海賽舟”（Red Sea Regatta）計劃，準備讓40個海洋大國派出國際船隊穿越蒂朗海峽，維護國際海事權，確保蒂朗海峽自由通行。
埃班心神不寧地離開會場。以色列處在生死關頭，而約翰遜顯然忙于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不大可能落實“紅海賽舟”計劃。和戴高樂一樣，約翰遜也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發動進攻。這位美國總統說：“只要不一意孤行，以色列就不會孤立無援。”
這和1957年美國許下的承諾相距甚遠。同法國一樣，美國也違背了當初的諾言。
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 作者簡介
丹尼爾·戈迪斯
耶路撒冷沙勒姆學院的副校長和克雷特基金會特聘研究員，《耶路撒冷郵報》和《彭博視點》的專欄作家。
他撰寫了多本關于猶太思想和以色列政治流派的書，其中《拯救以色列：猶太人怎樣才能打贏一場沒完沒了的戰爭》獲得2009年美國國家猶太圖書獎，《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榮獲2016年美國國家猶太圖書獎。
2007年，他幫助成立了以色列第*所博雅學院——沙勒姆學院。目前他居住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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