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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術:周秦漢唐的經世之道(精)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1138313
- 條形碼：9787101138313 ; 978-7-101-13831-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治術:周秦漢唐的經世之道(精) 本書特色
1. 身處歷史上大變局，構筑未來，必須站得高看得遠。本書帶給你的，不僅是知識，更是思想的格局。 2. 連續不間斷的五千年文明，兩千多年成熟國家社會的管理治理經驗，給我們搭建了可以展望未來的歷史眺望臺。閱讀本書，將中華千年治國方略精髓盡收眼底。 3. 學習歷史，通達天下古今之“道”，讓我們胸懷更寬廣、目光更遠大；學史以明智，掌握治理國家、經邦濟世之“術”，讓我們方向更明確、行動力更強勁。
治術:周秦漢唐的經世之道(精) 內容簡介
本稿是清華大學張國剛教授面向大眾講解《資治通鑒》歷史智慧的大眾普及讀物，是當代有名學者以“正”史觀向大眾解讀傳統經典、弘揚傳統文化之作。本稿選《資治通鑒》中對當今社會具有啟發意義的歷史故事/事件十六則，加以分析闡述，以作者深厚的學養和史家的睿智深入淺出進行解讀，適合廣大民眾閱讀。
治術:周秦漢唐的經世之道(精) 目錄
自序
**章 戰國治術
堯舜以來的以德治國、以能任人的賢能政治傳統，經過禹湯、文武、周公塑造的中國傳統政治中“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被秦漢以后的歷朝奉為圭臬。《資治通鑒》的**個故事“智伯的覆亡”所引發的司馬光關于德與才的評論，“子思論政”中每一個論點，都可以從這里找到歷史根據。
孔子那個時代已經“禮崩樂壞”，理想主義者仍然憧憬周公構建的天下秩序，現實的統治者則要面對日常的治理難題，國際競爭很激烈，國內的民生很艱難。于是，那些游走于各國的“士”就紛紛獻計獻策，儒、法、兵、道、墨、陰陽等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救世主張和治理模式。
儒法并用 子思論政 威王治國 千古高手 衛君手段 申商之術
第二章 秦趙之爭
戰國七雄中，撇開偏安一隅的韓國不談，其余五國各有優長。經濟實力*強的是齊國，國土縱深*廣的是楚國，變法圖強*早的是魏國，而軍事實力*強、騎兵和名將*多的則是秦國和趙國。
趙國在趙肅侯、趙武靈王父子在位的五十多年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燕昭王、秦昭襄王這兩位戰國時期著名的國君，都是受趙武靈王支持而即位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消滅中山國，開辟北方三郡，將趙國的國勢帶入了頂峰。遺憾的是，長平之戰后，趙國一蹶不振。末代趙王，不圖振興，唯求茍安，大將廉頗、李牧或出亡或被殺，趙國的滅亡已經是篤定的了。趙國的興衰史及其內外原因可以看作是六國衰亡的一個樣本。
胡服騎射 沙丘之亂 外交角力 長平之戰 紙上談兵 名將之亡
第三章 大秦帝國
秦朝的建立和滅亡，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百代皆行秦政制”，這是不爭的事實。秦國的崛起，秦孝公是關鍵領袖，他采納了商鞅的改革建議，打破貴族制度，用軍功爵制激活了秦人疆場殺敵的動力，造就了一支虎狼之師。
秦國始終注意搜羅各路人才，這是保證其國勢始終蓬勃向上*重要的領導力因素。遺憾的是，秦統一天下之后，始皇帝沒有及時調整政策，沒有完善各項治理制度，也沒有做出完整的接班人安排，就突然在五十歲病逝于巡視途中。內部蛀蟲趙高，破壞了整個秦朝大廈，這是個極其深刻的教訓。
南取巴蜀 遠交近攻 破壞人才 千古一帝 趙高亡秦
第四章 漢家天下
漢代是中國傳統治理結構基本定型的時代。漢初改變秦朝以吏為師、嚴刑酷法的管理模式，輕徭薄賦，刑法輕省，使得經濟恢復增長十分快速。但漢初放任的經濟政策和社會管理政策也產生了消極的后果： 一是貧富分化，二是道德滑坡。
漢武帝登基后采取的治理措施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在政治制度上完善各項適應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體制；二是國家收回對于山林川澤的管理權，設立國營企業壟斷鹽鐵等貿易；三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革新。漢武帝時代的儒術，有“儒”有“術”，既有儒家的君臣大義，又不排斥吸納諸子在治術上的一家之長。本質上說，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漢王建國 蕭規曹隨 獨尊儒術 漢武大帝 霍光輔政 七國之亂
第五章 東漢變局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到了東漢時代，得到了切切實實的落實和強化。劉秀即位后*強有力的措施是打擊豪強，表彰循吏，懲處貪官；大力提倡儒學，擴充太學。儒學成為社會行為的準則，三綱五常成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于是儒家思想開始固化，腐儒、陋儒、偽儒為了利祿，紛紛登場。漢代士大夫用自己堅持的“政治正確”標準去談論時政、品評公卿、鞭笞各級官吏，形成了一股“清議”的風氣。
“清議”是把雙刃劍，一方面有激濁揚清之效，另一方面也有不切實際之弊。外戚何進在名士的慫恿下，要全部誅滅宦官，導致董卓進京，東漢政治走到了盡頭。邊疆軍閥出掌朝政，徹底顛覆了宦官與外戚“茶壺里的風暴”，軍閥割據的三國亂象終于拉開了序幕。
劉秀打黑 太后臨朝 士風矯激 靈帝托孤 董卓進京
第六章 三國成敗
三國從董卓進京到西晉統一，前后有九十年歷史。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曹操有高度的政治意識，軍事能力高超，治理能力一流，善于聽取不同意見；唯才是舉的人才思想使得其帳下人才濟濟，遠遠超過所有的對手。
劉備、孫權、諸葛亮，也都是一時豪杰。劉備能夠籠絡人，孫權身段軟，*值得贊頌的是諸葛亮忠于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永遠是后世政治人物的楷模。
袁紹興衰 曹操用才 劉備智慧 諸葛治蜀 孫權謀略
第七章 晉朝風云
魏晉時期仍然是霸主模式主導著政治運行。曹魏和司馬晉的經驗再次說明，任何政治制度和治理措施，都不是僵化的教條，吸收歷史經驗教訓也不可不考慮現實的條件和形勢。只有立足于現實政情決策，才是治國理政的基本道理。
從制度層面追究魏晉王朝短命的原因之外，人事問題也絕不可忽視。唐太宗曾經批評司馬炎的兩大錯誤： 一是統一天下之后失去了進取之心，二是在決定接班人問題上溺于親情、不懂大局。內亂之下，宰輔人物虛談廢務，葬送了西晉的江山。
司馬家族 短命西晉 虛談廢務 門閥政治 淝水之戰
第八章 南朝劉宋
東晉政權建立之始，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而東晉南朝的政權切換，關鍵人物是寒族將領劉裕，他開啟了南朝**朝，立國前后六十年，史稱“劉宋”。其后的蕭齊、蕭梁、陳朝更為短促。
劉裕執掌東晉朝政十六年，成功地使自己站在了勤王的道德制高點上，成為東晉朝廷*后的權臣，*終取代舊朝廷。劉裕篡位之后，尋即殺害前朝君主，開啟殺舊主之先例，故劉宋被蕭齊取代之后，劉裕的子孫也被殺戮殆盡，這是南朝政治不如魏晉格局的一個表現。
劉裕起家 善用人才 氣量偏狹 家教無方
第九章 南梁武帝
蕭衍是南朝君主中*有學問的皇帝，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儒法兵道佛，無所不通。在他的統治下，南朝蕭梁社會穩定、文化繁榮。他重建了太學，編纂五禮文獻一千余卷；中國**部文論專著《文心雕龍》、**部詩論專著《詩品》，以及**部詩文總集《昭明文選》和繼《詩經》《楚辭》之后的詩歌專集《玉臺新詠》，都是在蕭梁時期問世的。就此而論，說蕭衍統治的梁朝是東晉南朝近三百年文化*發達的時代，也不為過。
蕭衍在佛教弘揚上也史上有名，他舍身同泰寺經常被人詬病，但是他整頓佛法，組織僧團編纂戒律，卻也功不可沒。蕭衍收留北方東魏因政權領導人更替而無法立足的胡人將領侯景，*終卻因“侯景之亂”導致國破身亡，亦令人浩嘆。
蕭齊蕭梁 文教治國 癡迷佛教 親厚宗族 拒諫飾非 多面人生
第十章 北魏風云
北魏是鮮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權，開國的三代君主道武帝拓跋珪、文成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燾，分別完成了開國、承業、統一的歷程。
從485年開始，北魏先后推出了俸祿制度、均田制度、三長制度等，重建了官員的薪酬體系、土地賦役制度以及基層管理組織，建成適應北魏社會新變化的管理新體系。493年，將首都從大同遷往洛陽，同時改鮮卑姓氏為漢人姓氏，鮮卑貴族必須與漢族通婚，穿漢服、講漢語。北魏的社會面貌煥然一新。
改革是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一次重新調整和分配。遷都后*大的失落者是原來在北方長城邊塞的駐軍，即所謂“北方六鎮”。首都遷到洛陽后，六鎮失去了對于朝廷的重要影響力。連年的饑荒和軍鎮管理者的壓迫，造成了一場遍地起火冒煙的大危機，史稱“六鎮起兵”。
臨朝改革 孝文遷都 魏室衰敗 再造王室 爾朱功過
第十一章 對峙梟雄
北魏在“六鎮起兵”中，來自懷朔鎮的高歡在控制的關東地區建立東魏（都鄴城），來自武川鎮的宇文泰在控制的關中建立了西魏（都長安）。北方又一次陷入東西政府對立的局面。東魏、西魏的斗智、斗勇、斗法延續到第三代，*終西邊的北周消滅了東邊的北齊，分裂了四十二年的黃河流域重歸統一。
北朝后期東西方這兩大政治勢力的較量及其成敗，給我們以許多啟示。首先，窮則思變，改革與發展是硬道理。其次，西魏北周的領導核心有能力、有魄力、有進取心，在各自執政期間，擔當起了改革、發展的重任；相反，東魏、北齊高氏集團，在用人與決策上錯誤比較多，一步步地敗壞國力，*終葬送了北齊王朝。
高歡崛起 東魏稱雄 西魏軍政 宇文家族
第十二章 隋楊成敗
隋文帝取代北周稱帝，*終統一了南北，結束了五胡亂華以來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他建立的一套“三省六部制”為核心的中央行政體制，被唐朝直接繼承。
隋煬帝大業初年有一系列改革措施，職官制度的職能體系更加合理，賦稅徭役都有所減輕。但由于他好大喜功，追摹秦皇漢武開疆拓土的功業，東征西巡，營建東都，修筑運河，為達到豐功偉績的目標，不惜帶頭破壞規則。中央集權體制不管如何高效，如果管不住皇帝的任意非為，其結果只能是皇朝的滅亡。隋煬帝的事例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隋文統一 開皇之治 煬帝初政 飾非拒諫 末路悲歌
第十三章 大唐雄風
唐朝之于隋朝，很像漢朝之于秦朝。唐承隋制，唐代長治久安的原因，不是唐朝的政策優于隋朝，而是因為唐初的統治者能夠保持克己，切實實行隋朝沒有落實的許多政策。貞觀年間，唐太宗反復對身邊的侍臣強調權力制約的重要性。
唐代初年的管理創新，*重要的有兩條：一是宰相制度中的集體辦公體制更加規范化；二是建立官方修史制度，系統總結王朝成敗的歷史經驗。因為晉代歷史對于唐朝統治者尤其重要，唐太宗親自抓《晉書》的修撰。西晉不僅結束了三國亂局，也開啟了北朝和東晉南朝的大分裂。因此，研究晉代歷史，就是抓到了幾百年民族分裂與融合的源頭，對于梳理漢末以來數百年的歷史變局，尤顯關鍵。
征戰開國 貞觀之治 則天時代 玄宗初政 盛世危機
第十四章 中唐改革
唐朝的衰落與安史之亂密切相關。為什么盛世開元會導致天寶末年的這一場浩劫呢？制度創新不足是其中的關鍵問題，核心是土地兼并。唐中期，土地兼并引發的逃戶問題、兵役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由此引發內外軍事失衡問題，更直接釀成了大禍。安史之亂后，自北朝以來逐漸形成的胡漢一體的政治局面也就瓦解了。
亂后，代宗執政十七年，*大的憂患是戰爭期間宦官和新軍人勢力的增長。德宗繼位后致力于削藩，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由于操之過急，導致了失敗。之后，德宗吸取教訓，努力擴大禁軍主要是神策軍、擴張財政儲備，為憲宗整治藩鎮的勝利準備了財富支撐。
安史之亂 中唐時局 整頓削藩 涇原兵變 永貞革新 元和中興
第十五章 長安日落
唐代中后期有兩個持續的政治頑疾：一是對藩鎮的斗爭，二是宦官擅權。此時的朝廷士大夫，雖優秀如李德裕，卻也外無法對付驕藩，內不能抗拒宦官，又在權力和政策問題上陷入個人恩怨，制造了歷史所稱的“牛李黨爭”。即使皇帝頗有明君品質，朝中又有干練忠臣，卻不能合作開創唐后期的新局面，這不能不說明唐朝氣數已盡，無可奈何。
從唐順宗“永貞革新”以來，唐王朝的改革一而再地失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改革班子不堅強，一把手地位不鞏固，策略失當，用人不利，改革不能持續進行。但是，所有原因中*核心的一條是大唐一把手皇帝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官僚隊伍亦蠅營狗茍。
河朔再叛 敬宗之死 甘露之變 會昌之政 末日挽歌
第十六章 五代流光
907年，黃巢麾下大將朱溫借勢唐末起義實現改朝換代，建立后梁，歷史進入五代時期。統治格局小，沒有合格接班人，是整個五代王朝更替的共同問題。后周世宗柴榮，頗具雄才大略，可惜壽命不永，子嗣幼弱，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成為*高軍事長官。
趙匡胤整頓軍隊，削弱地方節度使勢力，為化解五代藩鎮坐大、問鼎中原提供了基本條件。這樣一個有文韜武略的青年軍官出來收拾五代的殘局，也真算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歷史選擇。
朱溫后梁 克用遺志 伶人天子 燕云割讓 黃袍加身 南唐風云
尾聲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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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術:周秦漢唐的經世之道(精) 節選
1.《戰國治術·通論》 2 《戰國治術·儒法并用》 1.戰國治術·通論 中國歷史的正式開篇，從五帝時代算起。按照司馬遷的說法，五帝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黃帝是華夏族的祖先，被國人奉為人文始祖。顓頊“絕地天通”，君王成為*大的巫師，壟斷與神的溝通，君權與神權的合一，甚至從良渚遺址“王”的陪葬墓中同時擁有玉鉞（軍事即世俗權力）和玉琮（祭祀即宗教權力）的現象中解讀出來，也可以說是春秋時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的先聲。甲骨文中的“天帝”往往就是帝嚳，他是高辛氏的祖先，也是傳承華夏文明的帝王。堯、舜的傳承在《尚書》等古文獻中構建了以德治國、以能任人的賢能政治傳統，經過禹、湯、文、武、周公發揚，塑造了中國傳統政治中“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這些政治理念不僅體現在春秋末年孔子及其弟子對于儒家六經的編纂和傳承過程中，更重要的是為秦漢以后的歷朝明君奉為圭臬。《資治通鑒》的**個故事“智伯的覆亡”所引發的司馬光關于德與才的評論，“子思論政”中每一個論點的展開和討論，都可以從這里找到其歷史根據。 孔子那個時代已經“禮崩樂壞”，理想主義者仍然憧憬周公構建的天下秩序。孔子周游列國，在中原華夏諸國——陳、蔡、衛、宋等國打圈圈，不可能有機會。春秋爭霸，大國斗爭都在四邊之地：東邊的齊國、北邊的晉國、西邊的秦國、南邊的楚國，或者東南邊的吳越國。中原的宋國出來爭霸，鬧成了笑話。邊地各國有空間掙脫傳統禮制的束縛，有資源做大做強。 到戰國時代，統治者面對日常的治理現實，國家間的競爭很激烈，國內民生很艱難，周天子自身難保，已經不能幫任何忙，一切只能靠諸侯們自己。于是，那些游走各國之間的“士”就紛紛獻計獻策，合縱連橫。諸子百家提出的治理模式由此而產生。儒、墨、道、法、兵、名及陰陽家等為其犖犖大者，各自都提出了救世主張。 *后成功的是商鞅。不管歷史的真實場景如何，《商君書》及后世文獻留下的記載頗具戲劇性。前361年，秦孝公要變法，招納賢才，說誰能夠出長策奇計，強大秦國，我就與他共享秦國（即封之以疆土爵邑）。魏國的客卿衛鞅（本是衛公室庶孫，衛國其時是魏國的附庸），帶著李悝的《法經》前來應聘。面試了好幾次，先談帝道，只有仁義，沒有刑法；后談王道，主要是仁義，略及刑法；都不能讓秦孝公滿意，反而讓秦孝公覺得他迂闊。第三次談到霸道政治，孝公大為高興，約定下次再談。*后一次，衛鞅系統提出一套富國強兵的改革主張，兩人談了三天三夜。衛鞅說：“成大功者，不謀于眾。”通過幾個回合的朝堂大辯論，衛鞅沒能說服反對派，但是，與秦孝公達成了統一意見。在統一了內部的意見之后，秦孝公和商鞅君臣經過十幾年的持續改革，秦國成功了。衛鞅被封在商於之地，故后世稱之為商鞅；后來因改革得罪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而被殺。 商鞅的改革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改革的一個經典案例。改革的必要性與功效性，眾所周知。但是改革會重新調節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格局，勢必會有強大的反對聲音，需要保持定力與持續的推進。此外，如何把改革的剛性與柔性結合起來，也是改革成功的關鍵之一。法家治術，嚴刑酷法，尊君卑臣。運用得當，迅速解決當下問題；運用不當，就會成為陰謀權術，畫虎不成反類犬，本章中衛嗣君的治理手段，就有這樣的嫌疑。 本章的幾個案例，魏文侯治國，儒法并用，構成了中國古代治國用人的微型標本。孔子的孫子子思就用人和決策兩個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見解，實際上這也是領導力修煉的核心內容。在君臣關系上，強調權力協商，和而不同、進諫納諫，要求執政者在重大決策問題上，不搞一言堂。但是在現實政治操作層面，由于缺乏制度化、機制化的約束，全憑領導者的道德自覺，出現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的現象在所難免。 齊威王是戰國時代很有成就的一位君王，他注重選拔優秀人才，各司其職，認識到與人才的寶貴相比，珠寶之類皆糞土耳。在當時，有這種認識那是相當高明的。齊威王還明辨是非，考察官員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善于傾聽臣民的意見，成為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重要經驗。 而戰國時期的小國——衛國國君衛嗣君想當明君，卻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不能像齊威王一樣用堂堂正正的方式來治國，而是采用作秀和釣魚執法等小手段，沒有把握住治國急務，因而受到當時和后世論者的批評。 申商之術，一重“術”，一重“法”。“法”是法律政令，“術”是領導方法和管理技巧，對于治國理政來說，二者都很重要。但是，申不害以“術”治國，難逃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命運。商鞅以“法”治國，使秦國走上發展強盛的道路。這就說明，“申”“商”之學，不在一個層面上，法治建設比領導人個人技巧提升更具有根本意義。 2.戰國治術·儒法并用 戰國時期，各國競爭激烈，治國的關鍵在于人才，這已成為共識。如何識人、用人，協調好君臣的關系，是當時政治家和思想家積極探討的話題。 魏文侯（前472—前396）是魏國的創建者。韓、趙、魏三家分晉之后，在魏文侯的領導下，魏國成為**個崛起的大國。 魏國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就天時而言，當時的秦國還在沉睡，齊國國君大權旁落，楚國內亂不止，魏國四周無強敵。就地理優勢而言，魏國橫跨黃河南北，主要領地包括今日之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陜西的部分地區，都是當時經濟文化*發達的中原區域。 但*重要的還是“人和”因素。魏文侯、魏武侯父子兩代國君，在開國之后數十年，積極有為，勵精圖治，講信修睦，使魏國成為強盛一時的大國。 我們來討論一下“人和”的事情。先說外部的“人和”。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致力于三晉結盟，營造和平的環境。韓國曾前來借師伐趙，趙國也曾想借師伐韓，魏文侯采取“和事老”的態度。“韓借師于魏以伐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于魏以伐韓，文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開始韓、趙都不滿于魏國。后來，韓、趙知道魏文侯是想兩家和平友好，故“皆朝于魏”。魏國促成了三晉的結盟，自己因此成為盟主，“諸侯莫能與之爭”。 在內部的“人和”上，首先是通過改革，化解矛盾，調節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同時注意識人、用人，儒法并用，不拘一格。 戰國的改革自三晉始。三晉之中，魏文侯首用李克（一般認為李克即李悝）變法。李克（前455—前395）變法的宗旨是為了富國強兵，所謂“盡地力之教”就是國家鼓勵墾田、激勵農耕。他頒布的《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即要有效保障百姓的生命權和財產權。 《法經》曾被商鞅帶到秦國，是商鞅改革的起點。《晉書·刑法志》說：“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克），悝（克）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李克出自儒家，又是法家的鼻祖。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的《序》中說，法家乃是起源于儒家（“法原于儒”），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儒家思想是要務實，用之于治國實踐，就不能沒有法制手段。漢代以后號稱崇儒的政治家（如唐太宗）、政論家（如賈誼）莫不如此。而其源頭則出自魏文侯的老師李克。 《史記》和《資治通鑒》都津津樂道李克的一則軼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請教國相的人選：“先生總是告訴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魏成與翟璜這兩位大臣，依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適擔任國相呢？”李克沒有說具體人選，只談了談自己對識人的看法：“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也就是說，要細致地觀察他的行為：居常看他親近誰，富貴看他結交誰，顯赫看他保薦誰，困頓時看他何事不為，貧窮時看他何利不取！李克說，憑這五條您就足以確定國相的人選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見呢！魏文侯大喜，說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選任誰做國相了。 李克的這一套識人術在春秋戰國時代不乏類似表述，后代也流衍甚廣。其核心思想一是行勝于言，二是人以群分。 剛出門，李克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瞇瞇地問，聽說今天國君就選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見，結果是誰啊？李克說，我猜測國君會選擇魏成。翟璜唰地變了臉，憤憤不平地說：我哪一點比不上魏成？魏成、翟璜的差別在哪里呢？魏成把自己的絕大部分俸祿都用來搜羅人才，向國君推薦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這三個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門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在孔子*優秀的學生中，他以“文學”見長。有人甚至認為《論語》的編纂就出自子夏及其門人之手。子夏在魏國講學授業，創立了一個“西河學派”，其中不乏經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習儒術，大約就曾受到子夏等人的影響。漢武帝之前，儒家思想不曾被統治者真正奉行過；有之，則從魏文侯始。魏文侯師從子夏學習經藝，向隱居不仕的段干木請教治國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貢（即孔子愛徒端木賜）的入室弟子田子方為客卿，引起當時諸侯的震動：“文侯由此得譽于諸侯。”司馬遷《史記·魏世家》記載說，秦人曾欲伐魏，有人就提醒他：“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 翟璜也向國君推薦了許多優秀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將吳起，治理鄴地的能臣西門豹，攻打下中山國的大將樂羊，包括擔任中山守將的李克，乃至太子的師傅屈侯鮒等。 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將，各有所長！于是，我們就發現，魏文侯治國用了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才。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優勢——儒家自律比較嚴，同時還有戰略上的開闊視野，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是帝王之師，“坐而論道者也”。而李克、吳起、西門豹在不同崗位上各司其職，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據李克的說法，魏成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師；你翟璜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臣。你識人的眼界，還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認同了李克的說法，為先前的失態向李克道了歉。 治國理政，需要各種人才。“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史通》卷一〇《自敘》）李克認為，國君不僅需要各行各業的干才，更需要的是能夠幫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導者。下面這兩則故事可以說明這一點。 有一次，魏文侯與田子方在一起吃飯，欣賞音樂。魏文侯說：鐘聲不對稱啊，左邊的聲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沒有吱聲。魏文侯迷惑地問：你笑什么？難道不是這樣嗎？田子方說：“臣聽說，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著意辨音。如今主公著意辨音，臣擔心會忽略對官員的識辨啊。” 田子方的意思是說，為君之道，無非用人任事，國君關注的重點當在用人當否，不宜對臣下的具體工作作即興式評頭論足。田子方不愧是儒商子貢的高足，深諳領導藝術。 還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擊（？—前370）路遇田子方，下車伏謁施禮。田子方并沒有還禮。魏擊很不高興，沖著田子方大聲嚷道：“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是富貴者值得高傲呢，還是貧賤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靜地回應道，當然是貧賤者可以，富貴者不能。諸侯傲慢失其國，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國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獲得就沒有那么容易了。我貧賤之人，言不聽，計不從，穿上鞋，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貧賤呢！魏擊，即后來的魏武侯，猶如被當頭棒喝，趕緊向田子方謝罪。 田子方教導太子的道理發人深省。有擔當、有事業、對未來有期待的領袖人物，應該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 司馬光《稽古錄》卷一六《歷年圖序》，相當于《資治通鑒》的一個大綱。他在文中論及五種不同的人君：創業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現危機謂之陵夷）之君、中興之君、亂亡之君。這些人君的差別不全是因為才能有高下，更取決于其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異。司馬光認為，同樣是中等才能，能夠自我約束，即可守住家業不墜，是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會出現衰敗的危機，是為陵夷之君。領導首先要學會管理自己，說話，處事，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臺上，管理更宏大的事業。 總之，魏文侯治國理政，不僅有成就，而且有經驗。這些經驗構成了中國古代明君治國的微型標本。
治術:周秦漢唐的經世之道(精) 作者簡介
張國剛，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為聯邦德國洪堡學者。主要致力于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關系史的研究。為清華大學本科生及社會各界講授《資治通鑒》，頗受歡迎。2014年被評為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學名師。所著《〈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入選“2016中國好書”。 主要著述包括《〈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中西文化關系史》《唐代藩鎮研究》《佛學與隋唐社會》《唐代家庭與社會》《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資治通鑒啟示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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