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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古代中國與世界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181723
- 條形碼：9787100181723 ; 978-7-100-18172-3
- 裝幀：70g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古代中國與世界 本書特色
★16開精裝，布面書脊，商務印書館出版
★劉家和是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治史兼及中西，長期致力于中外古史比較研究
★本書為劉家和的代表作之一，涉及古代世界主要文明地區的社會階層與社會結構問題、中西思想的深層結構問題，以及古代文明發展的共同道路和特點等問題
★這是一部研究古代中國與世界的重要著作，為廣大中外古代文明史研究者及愛好者提供參考
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古代中國與世界 內容簡介
本書是有名史學家劉家和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收錄了劉先生自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撰寫的論文共20篇，涉及社會經濟史、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中外古史比較研究等，對古代世界主要文明地區的社會階層與社會結構問題、中西思想文化的深層結構問題，以及古代文明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
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古代中國與世界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古代中國與世界 前言
這本文集在武漢出版社1995年初版時，未曾寫序。其原因是，我原無出版此書的打算，是友人馮天瑜先生等一再鼓勵并代為聯系出版社出版的。所以，當時只寫了一個簡短的后記，說明選文大概情況，文章雖然多經多年思考，但自知尚不成熟，結集出版之目的在于多得批評指教。這些都是實話。
初版出來之后，發現其中排印錯誤之處甚多。至2010年，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再版時，經蔣重躍教授率領幾位研究生分頭據原引書核校，基本上解決了排印錯誤的問題。不過，我仍然沒有寫一篇序言。
因為我仍然覺得這個文集不是自己有意設計編輯的，所以還是讓它披頭散發面對讀者，丑媳婦不必梳妝打扮再見公婆了。
現在，十年時間又過去了，商務印書館要再出新版，希望我寫一篇序言。如果我再不寫，那就是不負責任了。以下就來陳述一下關于此書的一些事情的原委。
首先，關于此書的取名，《古代中國與世界》，*初也不是我自己擬定的，為什么呢？原因還是那句老話，我本無出此書的打算，而且所收文章牽涉面又甚廣，一時也難以找到一個合適的題目，所以就接受了朋友們建議，采用了現用的書名，因為這個名字作為一個籮筐來說是足夠大的，放得下所選文章的內容是沒有問題的。這樣一來，就出現了自我夸張的問題。
我自己明知有此弊病，為什么還接受了呢？因為書中所選之文畢竟還是既涉及中國，又涉及外國，還涉及了世界。這三層臺階反映的倒確實是我治學的歷程。
可是，問題又來了。按照此書的標題目次，首先出現的分量較重四篇的內容是關于外國史（現在說成世界史）的，然后才是關于中國史的和中外歷史比較研究的。在現用書名中中國在先、世界在后，也不合適。其實現用書名的目次基本上是按我的文章發表的時間先后為序的，所以并非事出無因。
現在要出本書的第三版，我有責任說明一下此書書名中中國在先，世界在后的問題。
中國在先，世界在后，其實是我數十年來為學與治史所一貫遵循的路數。我這樣說，有些細心的朋友可能會說我語無倫次，有邏輯問題。
“為學”包括“治史”，為上位概念，“治史”屬于“為學”之一支，為下位概念，把不同層位概念并列說出，在邏輯上確有缺陷。不過我的人生經歷卻是先立志為學，到考大學的時候才選定專業學歷史。所以將“為學”與“治史”先后并提，不過是歷時的說明而已。
這樣的說明可能還不便于讀者具體理解，所以以下再就個人的具體的上學過程做些說明。由于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齡人上幼稚園的時候，我卻上了私墊，成天、成本地誦讀、背誦《三字經》《百家姓》《幼學瓊林》等蒙學書籍，寫《描紅》《仿影》，學寫字、練書法。背誦《千家詩》算是輔助課。先生不講解，讓你背熟以后自己去消化。這大概就是我的幼稚園學習階段。
此后，由于時代趨勢，我也曾被送進正規小學讀了兩年“國語”（白話文）、“算術”等課。接著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不久家鄉淪陷。家長和我都不愿意上日偽官辦的學校（要學日文），就去上美國教會辦的小學，在那里要學英文，不過我當時對英文卻很有興趣，學習成績也很好。可是短短兩年之后，日本偷襲珍珠港又結束我學習西方的路。以后怎么學呢？于是回頭又上私塾。這次轉變不是復舊，而是懷著《*后一課》的沉痛之心，生恐亡失故國文化傳統。于是開始從老師宿儒讀《四書》，課本是無標點的，《大學》《中庸》《論語》用的是朱熹注本，先生首先以朱筆在學生的書上一邊作句讀并帶讀，一邊對需要辨明某個字的四聲讀音時在該字的一角標出記號。讀正四聲，才能準確了解文意。這樣就在兩重意義上讓我上了小學，一是年齡仍在上小學的階段，另一方面又是開始了文字、音韻、訓詁之“小學”學習的初階。
在第二種意義的“小學”里，我一輩子也沒畢業過，至今還是這個小學里的一個白頭學子。到了學《孟子》的時候，雖然仍舊用朱注本，可是先生囑咐我同時買了一部《蘇批孟子》（宋代古文家蘇洵在自己多年反復吟誦《孟子》中所得豐富體會之記錄）來細看，使我在誦讀《孟子》時學習蘇洵的讀法，以便我高效地學會寫好古文。于是在反復背誦《孟子》時心、口并用，仔細揣摩他理解《孟子》的途徑。經過一定時間，我逐漸意識到，孟子在為學之前首先注重自己的為人、個人道德人格的修為（養成浩然之氣）；據此而發為文章、與人辯論時，必先反思自己的主張是否真正有理（必須“自反而縮【直也】”），這樣發出的文章自然理直氣壯，沛然莫之能御。孟子游說諸王侯，駁斥楊朱、墨子之說，大量引用《尚書》《詩經》及《春秋》孔氏之說，這又啟發了我對于儒家經典及先秦諸子研讀的為學之路。這一段時期正是我在年齡上該上中學的時期，也是我開始立志為學的開始。那么這樣為的到底算是什么學呢？
大概可以屬于“國學”。不過，我也意識到了，看來僅學國學尚不足以復興中華，所以在這段時間里又另從其他老師堅持學習數學和英文。
1945年，抗戰勝利。次年初，我按年齡該上高中二年級下學期，乃以同等學力作為插班生考進一所中學，一直讀到高中畢業。我完全沒有學過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這時只能盡力勉強湊合及格，*后以文科高分、英文不錯、數學尚可（興趣甚濃，而缺理化基礎）達到高中畢業。1947年夏，該考大學了。
選什么系呢？曾想過專修國學、讀中文系、讀哲學系，*后終于選定為學歷史。理由是，歷史既可包含其他學科，又可以述往思來。所以在上大學期間，我所選修課程涉及學科甚多，且兼涉中外，而重點在中國史。
1952年，大學畢業留校工作，領導根據工作需要，分配我作世界史助教。我欣然服從。不過，我學世界史的時候一直都會注意同時代的中國，尋思其間的異同。不論學習外文的壓力有多大，我都不敢忘記對中國學術傳統的溫習。我學外國史，不能“邯鄲學步”。在這方面我要特別感謝白壽彝先生和何茲全先生，在一些同事覺得我世界史專業基礎不鞏固的時候，二位先生鼓勵了我。我就這樣作了三年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助教。
1955年有幸到東北師范大學舉辦的世界古代史教師進修班學習。
這個班由蘇聯專家格拉德舍夫斯基主講，林志純先生作為中國專家與蘇聯專家協作指導我們的畢業論文的選題與寫作。林師深知二年制的進修班課程安排極為緊張，所以對學員的畢業論文開題工作抓得十分急切。開學后不久，林師就召集我們開會，說明論文寫作的重要性。他說過去我們在大學里講西洋史，都是拿一兩本西文教科書做底本，編成講義，不是我們自己的研究成果。現在我們要像治中國史的學者那樣用原始材料來做世界史的研究。林師的這一席話深深震動了我的心。
因為我原已有此想法，只是未能深思，也不敢說而已。他要求我們盡快報題目。我很快就報了題目《論黑勞士制度》。林師又要我報告自己已讀書書目和擬讀書書目以及個人初步設想，我很快作了報告。林師看后以為大體可行，就又去和蘇聯專家作了共同審查，*后二位老師一致同意確定了我這個論文選題。這時是在開學后的第二個月里，從而為我贏得了比較寬裕的研究和寫作時間。在林師直接指導下，論文初在1957年初已經基本完成。林師很快審讀完畢，覺得尚可，就決定全文譯為俄文，經蘇聯專家審閱。二位老師同意后，*后經答辯通過。
這篇論文全文近八萬字，結合斯巴達城邦的歷史，按照“原始要終”（見《易?系辭下》）的路數（即結合斯巴達城邦發生、發展、衰落的過程看黑勞士制度的全過程），盡可能收集我力所能及讀到的“一手”（其實是二手，因為絕大多數是經過英譯、少數經過俄譯的版本）史料，參閱了前賢的奴隸抑或農奴二制的爭紛之論，得出個人管見，即黑勞士制度為斯巴達城邦土地國有制基礎上的奴隸制。
現在應該向讀者諸君說明兩點：**，此文選題的背景實際是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已經涉及的問題，前輩學者（包括林師）已經有所討論。當時我作為世界古代史助教參與編講稿的希臘史部分，同時關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于是開始自己有所準備，所以到進修班后能夠很快解決畢業論文的開題問題。因而這篇較長的論文的寫作時間不只是一年半，而應該是三年多。第二，以往多年對于中國歷史文化學習的積累，使我在寫**篇嚴肅的外國史論文時考察問題的立足點不至于太低、知識結構不至于支離凌亂、進展效率不至于失速。作為一個在中國生長的人，對于本國文化理解的能力和底蘊，看來對于研治外國歷史來說是會大有裨益的。
既然《論黑勞士制度》是我踏上學術之路的處女作，那么又何不列為此書的首篇呢？因為它如發表在學術刊物上，嫌篇幅太長，不便；
作為書出，又嫌短。自己又覺得它還不精細，所以先放在一邊了。1982年，林師主編《世界古代史論叢》（**集），向我要這篇文章，又說原文太長，*好精簡一半。于是我按要求刪去原文中的過多理論探討及并不成熟的比較研究部分，就是現在書中的第三篇。看起來文章是簡潔多了。可是1957年的原稿的引用書里*新的是1952年出版的兩本英文斯巴達史，可說距離前沿是五年時間，而經過25年后發表的修訂文，卻未能參考后來的國內外新作，內心深處不勝惶然。此文列為此書的第三篇，就是根據發表時序安排的。
現在書中的**篇是《印度早期佛教的種姓制度觀》，發表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62年第2期上。或問，你寫過《論黑勞士制度》以后為何不繼續研究希臘，而把重心轉到印度史方面？答案是，我研究黑勞士制度的目的在于以斯巴達的社會結構與中國古代社會結構作比較，而在研究黑勞士制度時又聯想到印度古代的種姓制度也有重要的可比性。所以，在寫論黑勞士制度文章時就想到下一步將會思考印度史問題。
1957年夏，我從東北回到北京，個人的研究重心也從希臘轉向到印度。古代印度文明高度發達，唯獨沒有嚴格按照時間、地點系統敘述的歷史作品。大量的婆羅門教經典和浸透了種姓制度的“法經”、“法論”以及反對婆羅門教的佛教的“經”、“律”文獻，都是研究古代印度社會、經濟以及思想文化的重要史料。這些史料基本上都有了英文譯本，有些還編入了叢書，此外還有少數俄文譯本，所以在國內尚不難找到。
在國內，研究印度還有比研究希臘更加浩瀚的漢文資源，即漢譯《大藏經》，二者可以比較互證。當然，《大藏經》卷帙浩繁，千門萬戶，乍看難以入手。不過，中國人治學有從目錄學入手的傳統，漢譯佛經也有目錄著作。我因自己在這方面接受過一點訓練，從而能在研讀和引用漢譯佛經時獲得了較好的效率。所以，在首篇關于印度佛教的文章以后，1963年又發表了《古代印度的土地關系》，隨后一篇論古代印度社會性質的文章在僅成初稿時，因政治運動而中止，直到“文革”以后1983年才在《南亞研究》上發表。這就是此書的第四篇文章。
嚴格地說，在第三、四篇文章公開發表以前我已經發表了幾篇關于中國古史的文章，按時序應該后排，現在這樣排序只不過說明它們其實成文在先而已。
1979 年底，又因工作需要，我從歷史系世界古代、中世紀史教研室被調到史學研究所，任務是從事中國通史和中外古史比較的研究。當時，白壽彝先生是史學研究所所長。他對我說，調你來史學所，不是要你放棄世界史，而是要求你在已有的世界史研究的基礎上來進一步研究中國史，看來這也符合你先前的治史初衷。那段時間，我的主要精力還是投在幫林師主編的《世界上古史綱》作“古代希臘”章，同時自己主編一本《世界上古史》教材上的。林師得知我的工作調動后，曾笑著對我說：你又逃回中國史去了。我說，我不敢逃跑，而是在“轉進”啊。其實林師本人也是有這種“轉進”的。
研究重心重回中國，內心充滿游子還鄉之感。問題在于從何人手。
思考一段時間以后，決定從頭來。這就意味著從《尚書》《詩經》作起。
1981年發表了《 書 梓材〉人歷、人宥試釋》，1982年發表了《說 詩大雅?公劉〉及其反映的史事》，此二文皆按由小學而經學考證的路數以證歷史。效果似乎尚可，于是又繼續轉向《春秋》《左傳》。1984年發表了《關于芳掩庀賦》。這樣一些文章，表面看來已經與我寫外國史的文章的形態迥異。可是前后之間的內在聯系也是鮮明的。一則，這些文章所研究的對象仍然是社會結構問題；二則，每篇都有與外國史比較的背景。由此我又開始想到，史學與經學的關系密切，看來是中國史學的一個特點。于是1985年發表了《史學和經學》。在我據《尚書》《詩經》《左傳》作試點式的史學探討時，已經發現《禮》的重要性，要厘清中國古代社會結構問題，宗法制的研究是不能缺位的。可是這個問題在經學史上的異文歧義既多且雜，我不揣谫陋，試圖將它置于史學和史學史的背景下作出個人的新探，1987年發表了《宗法辨疑》。因為寫作此文時，自己的思想也活躍在史學史的領域里，所以同年發表了《對于中國古典史學形成過程的思考》。這兩篇文章寫于同一時段，而學術思路重點不同。前者重在經史文獻之微觀考據，后者則重在宏觀理論的思考。
林師于1981年完成《世界上古史綱》之后，次年主編了《世界古代史論叢》，一直緊抓城邦史的研究。記得他曾找我談話，大意是，你不是“轉進”到中國史研究了嗎？那么就要給我寫一篇中國早期的一個城邦的歷史，具體國別由你自己選。我讀《左傳》對楚國歷史頗有興趣，1984 年還發表過《關于勞掩庀賦》一文，所以就承應了寫一篇楚史。
1989 年林師主編《古代城邦史研究》，收錄了我的《楚邦的發生與發展》。同年又發表了《三朝制新探》，是一篇試圖通過對中國古禮的考辨來思考古代城邦政權結構的三重性問題的文章。
本書所收的《先秦儒家仁禮學說新探》（1990年）、《關于陸賈〈新語》的幾個問題》（1991年）、《〈春秋〉三傳的災異觀》（1990年）、《 史記》與漢代經學》（1991年），這幾篇文章說明我的研究重心已經轉入思根學術史領域。
其實，與研究重心轉入思想文化史的同一時期，我的研究也已經潛入到了比較研究世界古史的層面。其表現就在本文集的后四篇文章中。《關于中國古代文明特點的分析》（1986年），這是我多年以世界史為背景探討中國古史所獲認識的階段性的綜論。《論古代的人類精神覺醒》（1989年），這是我于1986年在國外讀到雅斯貝斯（1883-1963）的《論歷史的起源與目的》（按德文原本有“論”字，英譯本和由英譯本轉譯的中文本皆略去了“論”）的英譯本后，經過一段深思后寫成的。讀雅斯貝斯此書，內心深感激動。因為我的古史比較研究是以希臘、印度和中國的文明作為三個支點來進行的，竟然與雅斯貝斯的三個“軸心文明”相重合，并且他同我都有反對西方中心論的意向，從而有些興奮；不過雅斯貝斯此書德文原本出版于 1949年，我那么多年之后才知道，又難免深感慚愧。當然，他是作為哲學家涉論歷史，我作為一個史學研究者，自己有話要說，所以寫出這篇文章。這是我對自己前此所作的比較研究的一篇綜論。《論中國古代王權發展中的神化問題》（1993年），可以看作《關于中國古代文明特點的分析》的引申說明；而《論中國古代軸心時期的文明與原始傳統的關系》（1993年），則為對于《論古代的人類精神覺醒》的補充論證。
此書以前兩版都未寫序，其原因在于，一是覺得不值得寫，二是也不容易寫。這次決定寫序，要感謝鄭殿華編審。因為他不僅提醒我應該寫序，而且建議我可以對所收文章的寫作背景與主要內容做些簡介，以便讀者理解。他這么一說，使我想起了《史記》里的《太史公自序》和《漢書》里的《敘傳》。這樣，我就照虎畫貓地一路寫來，拉拉雜雜地敘述了個人為學背景，并對所收各文作了或多或少的簡介。但愿這能讀者諸君帶來一些便利。
*后還有一點說明，此書再次出版，目的始終在于期待各位方家賜教。
劉家和謹識于北京師范大學寓廬愚庵
2020年4月，歲在庚子
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古代中國與世界 目錄
印度早期佛教的種姓制度觀
古代印度的土地關系
論黑勞士制度
公元前6至4世紀北印度社會性質和發展趨向蠡測
《書·梓材》人歷、人宥試釋
說《詩·大雅·公劉》及其反映的史事
關于勞掩庀賦
史學和經學
宗法辨疑
對于中國古典史學形成過程的思考
楚邦的發生和發展
三朝制新探
先秦儒家仁禮學說新探
關于陸賈《新語》的幾個問題
《春秋》三傳的災異觀
《史記》與漢代經學
關于中國古代文明特點的分析
論古代的人類精神覺醒
論中國古代王權發展中的神化問題
論中國古代軸心時期的文明與原始傳統的關系
附錄：談學術工作的基礎
后記
展開全部
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古代中國與世界 節選
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古代中國與世界 作者簡介
劉家和，1928年生人，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海內外著名歷史學家，在古代希臘史、古代印度史和中國先秦秦漢史、中外古代歷史文化比較以及史學理論等領域皆有精深的研究。曾任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理事長，現任名譽理事長。并任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北京史學會常務理事，美國《世界史雜志》編委等。2006年9月榮獲“北京市優秀教師”稱號。
主編的《世界上古史》（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獲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1988年1月）；
論文《宗法辨疑》（《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87年第1期），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1991年12月）；
與王敦書教授共同主編的《世界史?古代史編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獲第三屆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國家教委一等獎（1995年12月）；
與廖學盛研究員共同主編的《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獲北京市第七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2002年12月）；
個人文集《史學經學與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對于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獲北京市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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