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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經管前沿中國人口遷移與區域收入差距 版權信息
- ISBN：9787543231689
- 條形碼：9787543231689 ; 978-7-5432-3168-9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格致經管前沿中國人口遷移與區域收入差距 內容簡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人口遷移與區域收入差距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兩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此意義上，本書梳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遷移的演變過程，依據人口統計數據，分析我國遷移人口的空間分布現狀；從多個維度計算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收入差距狀況及變化，并從整體上討論了區域收入差距與人口遷移之間的靜態、動態關系。除此之外，本書通過分析人口遷移對遷入地、遷出地收入的影響，創新性地構造了一個分析框架，從人口遷移的角度解釋了我國區域差距“倒U形”變化原因，還從微觀角度分析了當前我國中西部農村勞動力的遷移動向以及影響機制，探討了預期收入差距對農村異質性勞動力遷移決策的影響。
格致經管前沿中國人口遷移與區域收入差距 目錄
第1章引言
1.1研究背景及意義
1.2研究的主要問題
1.3研究思路與框架
1.4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5創新之處
第2章理論回顧與文獻綜述
2.1人口遷移的動力機制
2.2區域收入差距形成原因
2.3簡要評述
第3章中國人口遷移的發展
3.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遷移的發展
3.2中國遷移人口的分布現狀
——基于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的分析
3.3本章小結
第4章中國區域收入差距與人口遷移的靜態、動態關系
4.1中國區域收入差距的發展
4.2中國區域收入差距與人口遷移靜態關系分析
4.3中國區域收入差距與人口遷移動態關系分析
4.4本章小結
第5章人口遷移對遷入、遷出地收入的影響
5.1人口遷入與遷入地收入
5.2人口遷出與遷出地收入
5.3本章小結
第6章中西部農村勞動力遷移動向及預期收入影響
——基于微觀數據的分析
6.1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的遷移動向
6.2留守還是遷移？
——“預期收入差距”對四類遷移決策的影響
6.3離土還是離鄉？
——“預期收入差距”對遷移目的地選擇的影響
6.4本章小結
第7章結論與討論
7.1主要結論
7.2不足之處及進一步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格致經管前沿中國人口遷移與區域收入差距 節選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遷移的主要動力機制來源于地區間工資水平的不平衡。希克斯(Hicks, 1932)指出“純經濟利益的差異是勞動力遷移的主要原因”。遷移是在一定預算約束條件下個人實現利益*大化的結果，人們遷移到工資水平更高的地區，以便實現收入*大化。 通常假設存在相同的生產技術、同質的勞動力供給、規模報酬不變、勞動力市場的完全競爭、充分就業、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無成本的信息獲取等。地區間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差異造成了地區間工資水平的不平衡——在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地區工資水平較低，勞動力供給小于需求的地區工資水平較高，或者是由于地區間勞動力要素與資本要素之間的相對富裕程度導致了地區間工資水平的差異——在勞動力相比資本更富裕的地區工資水平較低，而在勞動力相比資本更貧乏的地區工資水平較高。勞動力從低工資地區遷往高工資地區會改善地區間勞動力市場供需的不平衡，或者改善勞動力與資本要素之間相對稀缺程度的不平衡，*終導致高工資地區工資水平的下降，低工資地區工資水平的上升，直到地區間的工資差異只反映遷移的成本——如遷移所耗費的物質成本或精神成本。 針對新古典經濟理論中“一元經濟”的假設，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在1954年發表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式，這一理論以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為基礎進行研究，把經濟增長過程和勞動力流動過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有效推動了新古典經濟理論關于勞動力遷移的論述，對以后學界的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一元是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都低下，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農業部門，由于發展中國家農業人口所占比重很大，而在一定時期內農業勞動力邊際生產率為零甚至為負的情況不會很快消失，因此一定時期內可以將勞動力的供給視作是無限的，在現行工資水平下工業部門可以雇傭到任何規模的勞動力；另一元則是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相比農村都較高，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的城市工業部門，并假設工資水平保持不變。在這種情況下，較高的城市工資水平促使農業剩余勞動力流向工業部門，而另一方面，只要農業還存在著剩余勞動力，工業就可以在保持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得到無限的勞動供給，從而積累利潤，不斷擴大生產規模。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Reflections of Unlimited Labour)一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他認為“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個階段中，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過剩，存在勞動力無限供給，因此勞動力的轉移對農業生產不產生負面的影響，農業生產效率也不會提高，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二個階段中，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逐漸被現代工業部門所吸收，勞動力出現短缺，農業生產效率也隨之提升，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而對工業來說，勞動供給也將變得有彈性。 當二元經濟發展由**階段向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個轉折點出現，即“劉易斯**拐點”到來；此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出現，即“劉易斯第二拐點”到來。 劉易斯模型沒有說明農業在工業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沒有發現農業本身因勞動生產率提高而出現剩余產品是農業中的勞動力流向工業的這一先決條件。為了解決劉易斯模型中的兩個問題，拉尼斯(Ranis G.)和費景漢(Fei J.)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勞動力遷移模型。拉尼斯—費景漢模型(1964)以劉易斯模型為基礎，著重分析了工業與農業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與作用。他們認為人口從農業流向工業部門存在三個階段：**階段，農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為負或零，農業存在大量的多余勞動力；第二階段，農業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大于零但小于平均勞動生產率；第三階段，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大于平均勞動生產率。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在于技術，也就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使得第二階段中農業剩余能夠在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的轉移過程中因為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提高而保持不變，隨之而來的是糧食價格和工業工資水平的穩定，這使得工業部門能夠持續進行擴張，人口流動能夠持續到第三階段也就是農業商業化的階段。此外，費景漢和拉尼斯還指出，若要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必須保證勞動力轉移的速度要快于人口增長的速度，擺脫“馬爾薩斯”陷阱。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托達羅(Michael P. Todaro, 1969)又對新古典遷移理論作出了重要的拓展。他放松了勞動力市場充分就業的假定，針對發展中國家存在普遍失業，而勞動力是在這一前提下進行流動的現狀，將就業概率這個變量引入遷移者的效用函數，把勞動力流動與就業概率及地區收入差距聯系起來，把理性預期概念與就業率作為內生因素考慮，創建了新的模型。托達羅認為，勞動力流動的動機是人們對于收益和成本理性的經濟考慮，尤其重要的是，引起人口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主要原因不是地區間實際收入差距，而是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而預期城鄉收入差距由收入水平和就業率決定，即將預期收入定義為遷入地的實際工資乘以遷入地的就業概率。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因為人口流入增長率高于城市就業增長率使得城市出現較高的失業率，但只要城鄉收入差距足夠大，則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依然會很大，進而在城市出現人口流入與失業率雙高的看似矛盾的景象，而事實上，托達羅認為這是經濟發展不平衡和經濟機會不均等的必然結果。同時他認為，勞動力市場存在著競爭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等特征，不完全信息、長期的工資合同、法定*低工資以及工會組織都使了工業部門工資對城市失業率的變化無法作出迅速反應，阻礙了勞動力市場的迅速出清。而由于工業部門的持續擴張，城市地區的就業機會也不斷增加，使城市地區的預期工資水平不斷上升，農村遷往城市的勞動力持續增加，但勞動力市場較難出清的狀況，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地區出現了工業部門快速擴張但城市失業率仍高居不限的結果。他進一步指出，解決城市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在于促進農村地區的長遠發展，從而降低城鄉遷移。托達羅模型非常契合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現狀，在勞動力遷移理論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極強的現實意義。 ……
格致經管前沿中國人口遷移與區域收入差距 作者簡介
潘澤瀚，復旦大學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博士，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人口研究所青年副研究員，上海市晨光學者。曾在加拿大萊斯布里奇大學（University of Lethbridge）的Prentice 全球人口與經濟研究院和地理系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領域為人口遷移與區域發展，已有成果發表于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Cities，以及《人口研究》《中國人口科學》等國內外權威期刊，并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多項省部級研究課題。同時還擔任中國人口學會青年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人口學會人口資源與經濟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地理學會人口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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