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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論 不可回避的他者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70944
- 條形碼：9787108070944 ; 978-7-108-07094-4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漢字論 不可回避的他者 本書特色
漢字作為不可回避的他者，是使日語向外拓展的語言契機 “漢字”是日本人的語言即日語中不可或缺的文字要素，但同時它帶著自“漢”傳來的標識被日本人沿用至今 《古事記傳》中體現的是將漢字視為借來之物，只是用以書寫、表達日語的借用觀念 漢字在中國也同樣受到他者的影響，并作為向他者開放的語言契機而存在
漢字論 不可回避的他者 內容簡介
在日本，給日文中的漢字貼上異質性的標簽，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看法，但這樣的漢字觀背后隱藏的問題卻往往被忽視。究其源頭，本居宣長《〈古事記〉傳》中將漢字視為借來之物的觀念，對后世日本的漢字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本書中，子安宣邦進行了大量的梳理和知識考古學式的分析工作，回顧了明治時代以來日本思想史中“漢字問題”的來龍去脈，選取了本居宣長、山田孝雄、太宰春臺、龜井孝、武內義雄、井上哲次郎、時枝誠記等日本學者的相關論述，重現了漢字在日本是如何被打上外來標簽的文化史過程。 作者試圖由此闡述這樣一個批判性的觀點：對于日本人來說，漢字既不是排他的、產生自我之異端性的他者，也不是接受者自身語言認識必須承受的、作為外傷之異質性的他者。漢字和漢語，其實是日文、日語得以成立和發展的“不可回避的他者”，是使日語可以不斷向外部拓展的一個語言契機。
漢字論 不可回避的他者 目錄
中文版序 漢字作為“不可回避的他者”
**章 何為“漢語”
一 “漢語”概念的成立
二 國語的侵入者
三 國語與國籍的隱喻
四 “漢語”輸入論
五 日語之不幸
六 漢字不適合論
七 漢字衣裳論
八 假設游戲與預言游戲
九 漢字書面語言的成立
第二章 《古事記》—— 一個漢字書寫的文本
一 《古事記》可讀否？
二 理解文本的兩條曲線
三 漢字文本的存在
四 《古事記》文本的神圣性
五 漢字文本的透明化
六 創造“古語之貌”
七 此乃“新訓古事記”
八 “變體漢文”文本
九 “漢文訓讀體”：作為語言的事后性
十 日語書面語（和文）的形成
第三章 對他者的吸收及自我內部的融會——漢文訓讀的意識形態
一 何為“訓讀”？
二 訓讀實乃一種翻譯
三 漢文訓讀的意識形態
四 古學的逆說
五 以外部創造內部的能力
六 誠與“まこと”（真事、真言）
七 武內與“誠的言說”
八 儒教的日本化（一）
九 儒教的日本化（二）
第四章 作為譯詞的現代漢語——“倫理”概念的確立及其演變
一 “倫理學”概念的提出
二 青年明治哲學學者的課題
三 “倫理學問題”的出現
四 “倫理學”的話語結構
五 “日本道德論”的提倡
六 “倫理學”與“國民道德論”
七 “倫理”概念的儒教再建
八 對“倫理”概念的再次發問
九 “倫理（ethic）”概念在解釋學上的重構
第五章 漢字與“國語的事實”——時枝城記“語言過程說”的成立
一 新歸朝者的感想
二 國語的事實
三 新國語學的抱負與挫折
四 “語言過程說”的成立
五 索緒爾與否定性的語言像
六 從“結構”到“過程”的轉變
七 主體——語言的存在條件
八 新國語學的成立
九 漢字問題何去何從
十 漢字絕非借來之物
十一 漢字與國語的規則
第六章 漢字及固有語言的自我認同——國語與日語
一 漢字與國語的意識
二 國語意識與漢字記錄法
三 漢字的輸入與國語的主體
四 漢字與“國語的事實”
五 漢字并非借來之物
六 語言主體概念的轉換
七 具有日語特性的語言
八 通向時枝國語學之路
代后記 漢字論的視角
譯后記
展開全部
漢字論 不可回避的他者 節選
代后記 漢字論的視角 一 我并非很早以前就想到以漢字論的視角來思考日語與日本文化。因為，長久以來我一直按照習以為常的觀點去看待日語的書寫問題，將漢字的使用看作語言書寫上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忽視了在日本人自我認知過程中漢字問題的重要性。 我習以為常的，是一直以來賦予漢字的語言異質性，但對異質語言·中文文字的特點卻渾然不察。這種錯覺一方面有與使用漢字·漢語的中國的共通性的前提，也意味著我漠然地認同了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間極易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在我的潛意識里一直有因共有漢字而產生的中日同文同種的幻覺。然而，另一方面，我又因漢字·漢語誕生于中國而具有的異質語言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那些非難“漢字、文的極端影響所造成的漢語的橫行”，并提倡“國語整序”，要求在日語中整合漢字的國語學學者們的主張。圍繞漢字正反相對的兩種意見，實際是站在相融立場上的見解，帶有對日語中不同語言·中文要素的漢字、漢文認同與抵抗的矛盾情感，但雙方又都給漢字、漢語貼上了來自中文的異質語言的標簽。 這種對漢字司空見慣的看法，是給日語中的漢字貼上異質語言的標簽，卻又對由此所引發的問題一直茫然不覺。而我對該問題有所察覺則緣于在臺灣召開的一次學術研討會。大約在 1997 年，臺灣的一個研究院舉辦了一場以日本的現當代儒學為主題的研討會，我在作大會報告時不禁意識到了這一點。 二 在那次研討會上，我原本計劃的報告題目是《近現代日本的“儒學”表象》。在提交日文論文后，提請主辦方安排了中文翻譯。當我抵達臺北看到譯稿時產生了極大的困惑，因為論文中一些重要的關鍵性概念、術語的翻譯與原詞有很大出入。如論文題目中的“表象”“自明性”“語り”。“語り”可以另當別論，我原本以為諸如“表象”“自明性”等漢語語義可以使用日文原詞進行對譯。但臺灣研究者卻對我說，如果使用原詞恐怕會招致理解上的困難。*初，我并未意識到它意味著什么，我只是一味地認為“表象”“自明性”是日語中來源于中文的漢字，自然可以直接用中文來表述。 研討會上，在我作報告之后，提議就自己遇到的中日翻譯問題進行討論。這次討論使我發現了幾個重大問題，獲益不少。首先，與會者談到，“表象”“自明性”“語り”等詞是日語對歐美詞語的譯詞。確實，在 representation、self-evidence、narrative 幾個詞的語義背后，是以歐美語義，即所謂的譯詞被大家理解和使用的。這使用的漢語詞的語義，幾乎都是來自歐美的日語譯詞。進一步思考后我感到，作為譯詞的漢語詞義均是在某一時代、某一社會性范疇內，在人們共通的理解下被使用的。如此一來，我就不會像當初一樣覺得“表象”“自明性”等詞可以在中文里直接使用了。我在未意識到這些詞義是日語譯詞的情況下，盲目地相信了漢字·漢語在中日兩種語言上存在共通性，才會強調這些詞義在中文里的直譯。如今想來，不能說我的主張里沒有歐美人將自己的概念術語直接帶入其他語言世界的那種文化帝國主義的語言意識。一直以來，日語將漢字貼上來自中文的異質語言標簽，這種先入為主的觀點使我們變得難以認識到很多悄然以我們身邊的語言為前提的事態，或潛藏在我們語言意識中的許多其他問題。 臺灣研討會的經驗又告訴我，日語和中文之間的翻譯轉換同日語到英語的翻譯在本質上是沒有差別的。它使我相信，兩種語言共有的漢字與漢語詞匯使兩者間的翻譯——與其說是翻譯，毋庸說是使一方向另一方的便捷化語言轉換文成為可能。一旦將漢字視為來自中文的不同語言文字，便會將日文與中文彼此之間的語言的他者性變得模糊不清。將中文的漢字加以訓讀，卻又不認為訓讀方式是一種日文翻譯，導致這種結果的大概是這一互為表里的現象吧。在我們的學術表達中使用的“表象”一詞，實際是日語使用漢語詞對vorstellung、representation 的翻譯。故而，即便詞語由漢字構成，用漢字的發音來讀，它也仍然是作為譯詞的日語詞。若能認識到這一點，在中日辭典中即便存在古典漢語的詞語“表象”，也不可能直接將之切換到當代中文。荻生徂徠很久以前便下過定論，日本人若將中國的“詩書禮樂”以漢文訓讀體去讀，實際上，它就已經成為日本的“詩書禮樂”。 三 本居宣長的《〈古事記〉傳》是讓我意識到以漢字為視角思考日語問題重要性的另一個契機，但我也并非一開始便認識到了這一點。眾所周知，《古事記》文本是由漢字、漢文書寫而成的。一般推測，這里的漢文表記以變體漢文，即訓讀成日語風格的漢文為前提寫成。宣長試圖按照編纂者太安萬侶當時對《古事記》文本的漢字、文表記，盡力忠實地再現古語的意圖，用古語“和語”的文章對《古事記》本文作訓。于是，《〈古事記〉傳》成為一部為證明可以使用古語“和語”對《古事記》的漢文文本加以訓讀而提供根據、方法及證據，繼而逐詞注釋的結構嚴密、體量龐大的著作。由于《〈古事記〉傳》頗具權威，宣長的注釋學本身也被贊譽為旁人難以比擬的學術成就，逐漸走向神圣化。 《〈古事記〉傳》被神圣化的同時，努力要從《古事記》文本中讀出古語“和語”的注釋者們的姿態及其學術程序也被神圣化了。為此，從《古事記》的漢字、文文獻中到底能否訓讀出日語的古語“和語”，這一本質的問題變成了一個難以言明的問題。可以說，龜井孝雖然很早便提出“古事記”是否可讀這一本質問題，但是，包括我本人，幾乎所有本居宣長的研究者都不假思索地盛贊“古言 = 事”為忠實的注釋者及其注釋工作的碩果。這也意味著我們不曾對從《古事記》漢字、文文本訓讀出古語“和語”產生任何本質性的質疑。同時，這大概也意味著我們從未意識到《古事記》文本由漢字、文構成的重要性吧。我在上一段起始處之所以對“《古事記》由漢字、文書寫而成”是“眾所周知的”標注了加重符號，就是想提醒各位，即便這個由漢字、文構成的事實被大家公認，也未必意味著它的重要性被察覺。 本居宣長認為自己的注釋是“古訓《古事記》”的正統，并將《古事記》文本的訓注公之于世，而我之所以對該訓注產生懷疑，主要是通過我稱為“言說論回轉”的思想史方法論的轉換。或許應該說，我在思想史方法上的轉換與我對宣長關于《〈古事記〉傳》讀法的認識的轉換是同步的。“日語”或“和語”等具有統一性的語言概念本身就是理論上的構成要素，當我抱持這種觀點的時候，宣長對《古事記》的注釋工作本身也就成為一種創建古“和語”的工作。于是，自然便會產生對宣長從《古事記》漢字、文文本訓讀出“和語”這種注釋學工作本身的追問。從漢字、文的文本中何以能夠訓讀出“和語”？若可以，應該如何認識漢字、文的文本呢？ 就我對《〈古事記〉傳》的疑問與重讀，大家可以參閱《本居宣長》（巖波現代文庫）或本書的第二章。這里，我只想再次強調通過這一疑問所厘清的宣長的漢字觀。因為正是這一漢字觀決定了后世日本人對漢字的看法。
漢字論 不可回避的他者 作者簡介
子安宣邦 1933年生。畢業于東京大學，大阪大學名譽教授，曾任日本思想史學會會長，日本思想史大家。子安宣邦以一系列著作，對江戶時期以來的日本思想界重要人物及其思想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批判性的研究。子安宣邦知識淵博，思想深刻，在日本學術界有廣泛的影響。 顧春 文學博士，現于北京工業大學任教。研究方向為近代中日思想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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