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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新聞:現實的社會建構(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當代世界學術名著)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0297286
- 條形碼：9787300297286 ; 978-7-300-29728-6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做新聞:現實的社會建構(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當代世界學術名著) 內容簡介
《做新聞》是20世紀70年代異軍突起的新聞生產社會學研究中的里程碑式作品，也是一代代研習媒介研究的學者無法繞過的“高峰”。1999年《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邀請大量學者評選20世紀很重要的新聞與傳播研究著作，《做新聞》位列35種經典之一。
作者運用現象學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等理論視角，從新聞工作所受到的（constraints）和新聞人能夠調用的資源（resources）入手，對新聞生產過程的常規化以及內在的權力關系運作進行了濃墨重筆的描繪。全書建立在深入而系統的經驗調查基礎之上，對城市日報、地方電視臺和市政廳新聞中心的實地觀察貫穿1966年至1976年。
盡管《做新聞》出版已經四十年，但其理論洞見愈發閃爍出光輝。有學者對《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2000—2002年間高被引文獻做引用分析后發現，塔克曼的《做新聞》、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決定新聞》（Deciding What’s News）及吉特林的《整個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處在整個共引網絡的核心位置，而它們所代表的現實的社會建構（so construction of reality）這一視角在與框架分析逐漸融合之后仍然深刻影響著今日的新聞傳播研究。
做新聞:現實的社會建構(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當代世界學術名著) 目錄
推薦序 也談“讀經典”／潘忠黨
譯者導讀 從1969到1978：《做新聞》的誕生／李紅濤
中文版序 報導報道者／蓋伊·塔克曼
導言
第1章 作為框架的新聞
第2章 空間與新聞網
第3章 時間與類型化
第4章 靈活性與專業度
第5章 事實性網絡
第6章 再現與新聞敘事
第7章 婦女運動如何成為新聞話題
第8章 事實、言論自由與意識形態
第9章 新聞作為建構的現實
第10章 作為知識的新聞
參考文獻
索引
展開全部
做新聞:現實的社會建構(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當代世界學術名著) 節選
中文版序報導報道者——《做新聞》的田野故事蓋伊·塔克曼大多數博士生的博士論文都不會出版。大多數中年男性都不會把矮墩墩的年輕女士放在眼里。這兩項“事實”大體上解釋了我如何收集到博士論文數據，這篇博士論文構成了《做新聞：現實的社會建構》的基礎。當然，我并沒有什么證據可以支撐這兩項“事實”。我只是單純相信它們應該是真的，我猜測，大多數自認女性主義者的女性學者都會贊同我的看法。我之所以提到這些“事實”，是因為本書處理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一件事情如何變成一項事實？此外，我相信，我之所以能夠完成這項研究，是因為在我所觀察的某些新聞人眼中，一個忙于寫論文的女博士不會對他們造成什么威脅。倘若他們面對的是年長的嚴肅男性，為寫書收集材料，而且有可能在書中批評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有可能就會感到威脅。當然，真正威脅到他們的，是由上層主導的公司重組，牽涉到合并和關張。我猜測，報道人之所以容忍我的存在，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不想觸怒準許我入場的高層。我在《做新聞》中運用的研究方法是老派的參與觀察，先是發現問題，選擇田野地點，獲準入場，而后泡在田野中，觀察人們的行為舉動，偶爾拋出一兩個問題。在這類研究中，研究者就是*重要的研究工具。從1965年到1969年，我在布蘭迪斯大學社會學系攻讀博士，這套田野調查方法正是系里當年傳授的方法。布蘭迪斯大學是一個特殊的地方，而社會學系，則是一個特殊的系。布蘭迪斯大學的創立部分是為了回應反猶主義。1965年，這所大學建校還不到二十年的光景。當時，無論是大學還是社會學系，都帶有左傾色彩，以不太傳統的方式探究不太正統的問題。這種傾向實非偶然。1966年，我開始在“新聞臺”觀察新聞生產，當時我只有23歲。一年后，我開始在《濱海日報》做田野。關于那段經歷，我現在記不住所有相關的“事實”（細節）。用“新聞話”來說，我既不記得誰在何時何地出于何種原因對誰說了什么、做了什么，也不記得誰在什么時候出現在哪個房間。我現在手頭上并沒有這些信息。因此，我只能脫離田野筆記來撰寫這篇中文版序，我的敘事建立在當下的想法和追憶之上，包括五十多年前自己的樣子，在美國*激進的社會學系之一接受社會學訓練的情景，以及跟田野中的男性新聞人的互動。無論是我當時的生活，還是研究，都與布蘭迪斯大學分不開。布蘭迪斯社會學布蘭迪斯大學創建于1948年，是一所由猶太人資助的無宗派大學。建校之前的幾十年間，猶太社群一直討論要建立這樣一所大學。但經歷了二戰和猶太大屠殺，猶太商人和學者才愈發意識到學術界的反猶主義。當時，跟基督教徒——特別是富裕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相比，猶太裔的學生愈來愈難進入大學，聲譽卓著的學府尤甚。同時，主流學術界的文化也開始蔑視猶太學者。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初，大量猶太裔教授被德國和德國支配的大學開除，他們逃離希特勒治下的歐洲，遠渡重洋到美國找工作，但幾乎總是被拒之門外。極少數擁有國際聲譽的學者，或許會引起大學校方或相關院系的注意，但總體而言，即便是那些受人尊敬的歐洲學者和科學家也多半跟其他猶太人一樣，走上了通往集中營之路。左翼學者本來就不受學術界待見，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反共狂熱讓他們的處境更加雪上加霜，其中很多都是猶太人。在被迫離職之后，這些男性學者（學者幾乎都是男性）通常都無法找到其他職位。布蘭迪斯大學的創校校長艾布拉姆·薩查爾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意識到，要想迅速建立起一支一流的師資隊伍，就要延攬其他機構敬而遠之的歐洲移民和左翼學者。因此，他將生計受到反共浪潮損害的學者招募到自己麾下。其中包括科學家、社會科學學者，以及活躍在人文和藝術領域的人士，他們都是一流的知識分子，很高興搬到波士頓區域，找到一份好工作。薩查爾本人并不是左翼，一些布蘭迪斯學者聲稱，他還在任內努力約束校內的左翼員工。話雖如此，1951年，他從伯克利引進了一位年輕的講師——劉易斯·科塞，請他主持創立社會學系。科塞教授生長于柏林，父親是一位猶太銀行家，母親是新教徒。當時，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攻讀博士，彼時的哥大社會學系自詡位列全美社會學系三甲之列。科塞的博士論文由羅伯特·默頓指導，探討社會沖突的功能。科塞是一位左翼知識分子，曾在巴黎索邦大學求學，也曾在法國和美國發表政論文章。他通曉歐洲社會和政治理論，贊同質性研究，包括歷史、文學和參與觀察式的研究，在紐約左翼圈子享有盛名。1954年，他與布蘭迪斯大學英美文學教授歐文·豪一起創辦了《異議》雜志。這兩位創始人希望借助《異議》雜志在保守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開辟一條道路。在科塞教授的主持下，布蘭迪斯大學社會學系推崇批判思想、社會批評和質性研究（我相信，這些觀念都滲透在《做新聞》中）。當時沒有哪家美國社會學系以此為目標。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科塞大力延攬左翼青年學者，受人尊敬的歐洲移民學者，以及擁有顯赫資歷的資深學者。在20世紀50年代，系里甚至引進了一位女學者。60年代中期，資深的民族志學者埃弗里特·休斯從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退休，布蘭迪斯大學向他拋出了橄欖枝。在他的幫助下，社會學系獲得了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的一筆經費，用于訓練民族志學者。我有幸加入了項目，選擇研究新聞生產。我當初進入布蘭迪斯大學社會學系求學，并不是因為自己有左翼傾向。完全不是。我生長在一個保守的猶太家庭，之所以選擇布蘭迪斯大學社會學系，是因為它讓我產生家一般的感覺；在布蘭迪斯大學，我的邊緣感不像在別處那么強烈。這種邊緣感相當重要。邊緣人更有可能看清楚機構或社會的特征，因為他們不會將公認的規范視為理所當然。我本科就在布蘭迪斯大學就讀，但并沒有很好地融入當時的社會環境或政治環境。高中畢業的時候，我之所以申請了布蘭迪斯大學，是因為父母對高等教育知之甚少。我母親為了嫁給父親，從蒙特克萊爾州立師范學院退學（當時已婚女性無法進入大學就讀）。我父親14歲輟學，養家糊口。他們只聽說過本州的公立大學和著名私立院校，譬如七姐妹女子學院。我們家遵奉猶太倫理傳統，熱愛藝術和思想，但卻遠離政治和社會批評的風險。在麥卡錫時期，我父母建議我遠離政治。在他們看來，政治異議對猶太人來說尤其危險。我當時申請了一些著名的女子學院和布蘭迪斯大學，后者杰出的現代建筑曾經登上過我們家訂閱的《時代周刊》雜志。其中一所闊氣的學院打電話到我所在的高中，詢問我父親的職業（他開了一家面包店，我母親建議我稱他為“商人”）。另一所女子學院錄取了我，但在父母的鼓勵下，我決定選擇男女同校的布蘭迪斯大學，主要原因是它由猶太人創建，而且當時該校學生幾乎全都是猶太人，當然，現在的情形已經大不相同。進入田野盡管我打小遠離政治，但我鉚足勁完成的博士論文，卻帶有政治性。我當然想跟各位說，我在博士二年級加入參與觀察訓練項目時，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研究什么。但是，那并非實情。在**次項目會議上，教授要求我們選擇一處田野地點，獲準進入田野。我喜歡看電視，想著或許可以一邊看電視，一邊寫點東西。那樣的話，我就不用接觸陌生人，爭取進入田野，而后花大把時間跟更多陌生人打交道。但我的如意算盤很快落空，教授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必須觀察活生生的人。大學附近的城市是一個主要的收視市場，當地電視臺制作兩類節目，分別是新聞節目和少兒節目。我選擇了新聞。畢竟，當時美國在越南發動了一場戰爭，而我本科時認得的教授和學生幾乎無一例外，都在譴責這場戰爭。當初，在我入學不久的某一周，一些教授甚至選擇了停課，這樣學生就可以參與一場本地游行，抗議鎮上伍爾沃思商店午餐柜臺的種族隔離政策（這些游行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此外，我*尊敬的研究生，都是反戰和反種族主義者，系里的一些老師對這些議題也都直言不諱。我想要觀察的那家電視臺，附屬于一家電視網，我父母常常收看后者的新聞節目。我拖拖拉拉了至少一個星期，才鼓起勇氣給電視臺母公司的董事長寫了一封信。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他為什么會回信。他建議我聯系電視臺臺長，并補充說，我可以打著他的旗號。我照辦了，之后受邀面談。休斯教授之前告訴我們，在爭取進入田野的時候，強調自己對報道人面對的問題感興趣將會大有幫助。在給電視臺臺長的信中，我提到了布蘭迪斯大學，政府獎學金，以及我對新聞人面對的問題的興趣。在面談中，我大談特談新聞的重要性，強調新聞人頻繁地遭到批評，因此，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對方告訴我，多數對新聞的批評都有失公允；我回應說，批評者需要知道新聞工作有多困難。我當時應該既沒提到越戰報道，也沒提到民權運動報道。之后我獲準進入新聞室。用新聞媒體現在的話來說，我將要“嵌入”我所研究的群體之中，報導報道者。觀察新聞生產我記得，負責廣播新聞和六點鐘電視新聞的各位男性對我客客氣氣，但也談不上多高興，盡管*開始我都是安靜地坐著觀察他們工作。無論是在報社，還是電視臺，我幾乎都是新聞室里唯一的女性。我闖入了一個男性的圣殿，他們或許一直都在琢磨，上司干嗎給自己找這么大的麻煩。幸運的是，我是一個身材矮小，看起來毫無威脅的年輕女性。田野**天，我把新聞室布局和新聞部所處的樓層畫了個草圖，整個過程中，根本沒人搭理我（十一點新聞工作人員的辦公區在大廳對面，剪輯人員在轉角處。后來我才知道，每個人的等級決定了他們坐在哪張桌子后面）。*后，新聞室中*年輕的男性，一位30歲上下的電視新聞撰稿人，主動跟我打招呼。那場對話似乎意味著大家接納了我，盡管我懷疑新聞編輯室的主管仍然擔心，在我寸步不離的情況下，他和他的同事到底要如何自處。很顯然，我對新聞行當一無所知。現在我意識到，我當時的無知其實是一種優勢。盡管我熟知公眾對新聞媒體的批評，但對新聞生產卻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想法。新聞人決定教我。我就像一張白紙，他們教什么，我都照單全收。后來我才意識到，他們教給我的所謂真理，實際上揭示出了事實的本質。我不會拿自己的先入之見來衡量這些事實。相反，我可以拿自己觀察到的“事實”跟想象中的報道相對照。這些記者對我非常慷慨。我第二次去臺里的時候，*先跟我打招呼的小伙子去剪輯室審片子，他主動帶上了我。第二周，記者們問我愿不愿意跟著一位中年記者兼播音員出現場，當時他正要和一位攝像師出門采訪（如果我跟著他們，就要離開新聞編輯室，其他人也就擁有了隱私）。我和這位記者一起坐在采訪車的后座，他一路都在向我傳授如何為報道選擇合適的畫面。那之后，我慢慢了解到單篇“報道”和一組“編排的新聞”之間的區別，學會如何組合聲音和無聲片段，如何挑選背景，攝像機的內部結構又會如何影響剪輯。這些記者也跟我講到當地政治，教我如何判斷政治人物之間的關系，如何提出一個好問題。他們也會跟我解釋電視和報紙之間的競爭，強調電視人更重要（下一年，報紙記者將會告訴我，白紙黑字才更重要）。一言以蔽之，這些新聞人教給我的，都是他們覺得要想欣賞他們的工作，我必須知道的東西。隨著時間推移，我學會了一些技巧，讓觀察變得更加容易。我通常都會坐在新聞室中間、電臺撰稿人的前面，在那里，我能清楚地看到黑板。選題調派編輯會在黑板上跟蹤報道的進展，并常常用粉筆寫下幽默、簡短的故事提要。我請一位女裁縫幫我做了一件暖和的披肩，冬天坐在車后座上，把手袖在厚厚的布底下，用鉛筆在本子上做筆記。我在臺里的時候，會去衛生間草草寫下幾個字，等我回家之后，它們可以喚起我的記憶。如果我感覺到，記者覺得他對我說的話特別重要，我就會當著他的面做筆記。在新聞發布會現場，我會記下一些詞（我相信，記者們希望我記筆記，他們也的確如此。但我記錄的經常是有關田野地點和新聞人行為的信息）。每天晚上回家后，我都會把所見所聞打出來。換言之，我也在學習。有時候，我的觀察日特別漫長。我可能早晨10點到辦公室，晚間11點新聞播出后離開，半夜才回家。為了堅持下去，我縮短了某些觀察日。有時候，我會第二天再把田野筆記打出來，盡管這意味著我可能會忘掉一些有意義的細節。后來我不再撰寫對當天觀察的分析，因為我太想上床睡覺，或者讓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軌。我覺得，放棄了每一天的分析，導致我*終試圖將觀察放入理論情境的時候，困難重重。闖入者與局內人很快我就消化吸收了報道者告訴我的東西，而且常常也接納了新聞人的說教中隱含的政治。有時候，這讓我自己的同伴感到困惑。我還記得，一位研究生同學批評一篇越戰報道的偏見，我起而為記者辯護，跟他解釋新聞人會如何看待這種情況，他臉上隨之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這位同學一定在想，我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此外，我也習得了記者的寫作風格。在參與觀察開始數周之后，我要寫一篇有關新聞的文章，提交給項目的討論會，供研究員討論。我想在文章中引用戴維·理斯曼的觀點，原因是什么，如今已經想不起來。但我沒有遵循學術引用的規范，使用“Riesman（1957）”這樣的表述，而是模仿起了新聞話的筆調，寫道：“根據哈佛大學社會學家戴維·理斯曼的觀點”。在田野中，當我提醒一位撰稿人，剪輯師在面對存在某種問題的鏡頭時會采用什么補救方法時，我感到由衷的高興。或許我*自豪的時刻，是在當年總統初選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漏記了幾個詞，我從筆記中找到了相應的引語念給他聽（當時磁帶錄音機還不是報道標配）。當然，對于很多記者的政治觀點，我并不贊同。就像任何群體一樣，他們也各有各的觀點。有些人是自由派；有些人是保守派；有些人厭倦其他人的種族主義言論；有些人則無動于衷。但跟新聞工作者相處，就跟在節日晚宴上與大家庭的成員討論政治一樣。當中有一些隱性的規則：不要激烈地批評長輩；不要挑起事端；學會何時閉嘴，保持沉默。不幸的是，我一向不擅長把自己的觀點憋在肚子里。不過，在跟報紙夜班編輯坐在一起，觀察他們排版、擬標題時，我覺得很放松。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容忍我的存在。一個外人可能會跟我母親和她姊妹一起參加每一次重大節日聚會，可能會曉得家里所有的笑話，可能會從其中一些人手中拿到獨家配方（她們互不分享的秘方）。外人甚至還有可能了解到家族內一些羞于啟齒的秘密，但所有這些成就都不大可能讓這個闖入者變成局內人。我在田野中聽說過不少記者犯下的錯誤（報社花了不少錢把一位記者派到越南，讓他去采訪來自當地的士兵。他把采寫的報道寄回報社，但編輯壓根就沒打開過那個信封）。我聽說過某些人的煩惱（一位非常善良的記者的妻子患上了腦瘤）。我聽說過辦公室里的爭議（一位本地新聞助理編輯拒絕刊登當地教會一位要人對馬丁·路德·金的溢美之詞，在金遇刺當晚，這位要人親自接聽了編輯的電話）。后來，一位編輯透露了他們如何解決了這場糾紛（本地新聞編輯聲稱，這位要人服用了大量藥物，意識不到他的回應意味著什么；另一位記者奉命打了第二通電話，這次是要人的公關專員接聽的電話，他給出了“正確的回應”）。然而，這些秘密并沒有讓我成為團體的一員。相反，很多男性對待我的方式，跟他們對待任何侵入男人地盤的笨拙女人的方式并無二致。讓我舉個例子。我在報社觀察的時候，管理層決定在報社的新聞編輯室播報部分十一點鐘新聞，用報紙的版面編輯和撰稿人做背景。攝像機剛一架好，我就從編輯們環坐的馬蹄形桌子后走開了。沒有人要我這么做。我只是知道，自己不應該出現在畫面里。有一天晚上，在新聞節目開播之前，我注意到攝像師把我毛茸茸的小腿的畫面傳到“新聞臺”控制室里。窘迫之余，我之后開始留意并改善自己的妝容儀態。如今回憶起我當初在田野中犯的其他錯誤，還禁不住心有余悸。其中一件事情特別恐怖，它充分體現出我對美國主流文化男女交往規范的陌生和邊緣。我之所以提到這件事，是因為例外常常彰顯出規則和支配性的規范，而我當時正在努力學習新的規范。當時，一位在6點鐘新聞工作的中年電視記者帶我參觀州立法機構大樓，他時不時停下腳步把頭伸進辦公室，跟室內的秘書打招呼。他跟我說，這些秘書是重要的信息來源。我就恭維他說，“喔唷，你還真有女人緣”，說這話的時候，我完全沒意識到這等于在說他是花花公子，甚至在暗示他濫交或婚姻不忠。他受到了極大的侮辱，轉頭向上司投訴，這讓那位上司愈發把我看成眼中釘，是上級強加給他的累贅。我差點被踢出田野。由于擔心自己無法完成博士論文，我患上了嚴重的蕁麻疹（那是我平生**次也是唯一一次得蕁麻疹）。那位中層主管當晚也一夜無眠。他的老板把我托付給他，他想按照老板的吩咐行事。萬幸，我的口不擇言，換來了一個正面的結果。第二天我見到他，他并沒有詳細數落我的不是，而是建議我多花點時間觀察11點鐘新聞的運作。在他的鼓勵下，我的研究范圍得以擴大。在報社觀察的時候，我犯的錯誤沒這么多，但也有一些（人人在研究中都會犯錯誤，但不少人從來不承認他們犯過錯誤）。特別是我剛到報社的*初幾天，我根本沒意識到，報社的男記者多么緊密地留意我的行蹤。一位資深記者問我，為什么我要浪費時間和吉姆這個老寫手混在一起。報社的副總編跟我說：“聽說你在寫本書。你當初跟我說是在寫博士論文。”我回答說，希望論文*后能夠出版。我意識到，書會被嚴肅對待；論文則不然。有一次討論出版社的時候，有人問我，我的書里會不會有爭議。我在報社犯的錯誤之所以更少一些，是因為我當時積累了更多田野經驗，此外，報社新聞編輯室的物理布局也有所不同。《濱海日報》編輯部非常寬敞，在大清早分配報道任務之前，有些記者會閑坐著聊天，等待分配任務，其他人則會翻閱報紙。我的座位挨著兩位*年輕的男記者，這意味著有時候我也可以加入他們的對話。譬如有一回，他們一邊逐頁翻閱當天的報紙，一邊討論相關報道的新聞價值配不配得上它們的版面位置。在“新聞臺”，6點鐘新聞和廣播新聞共用的新聞室要小得多。新聞室沒有辦公桌，只有一排排長桌子，跟一些現代大學里的大教室差不多。新聞人沒有指定的座位；我的存在更引人注目，也更有可能被看成累贅或負擔。諸如此類的田野寓言——錯誤，讓人驕傲的故事，恐怖的故事——就跟“田野戰利品”一樣，常常都會構成參與觀察者講述的田野傳說的一部分（在我的田野觀察大體上告一段落，準備開始寫作的時候，我把報紙首印版帶回去做紀念，當天報紙的頭版是林登·約翰遜宣布不再競選連任）。這些寓言也是新聞工作者的特征，他們也會講述類似的故事，譬如，“我報道布林克大劫案的時候……天吶，那都是多久以前了……”（這句話讓我了解到，新聞人會以他們在特定年齡報道過的事件，來標記時間，或者度量自己的職業生涯）。盡管這些寓言讓人們了解到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如何收集信息，它們卻無法闡明信息的意義。為此，我們需要一個框架，一個視角，以及對既有文獻一定程度的掌握。從田野到理論我讀博士的時候，修過幾門理論課程，包括庫爾特·沃爾夫關于阿爾弗雷德·舒茨和現象學社會學的著名研討課。在布蘭迪斯大學讀本科的時候，我修過一門文學社會學課程，這門課長長的閱讀材料清單中有不少今天被稱為文化研究經典的著作，包括雷蒙德·威廉斯、馬歇爾·麥克盧漢的作品。在做田野的間隙，我也讀了不少當時能找到的文獻。但我此前從來沒讀過有關新聞社會學的主流研究。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我讀了一些，但我并沒有埋首在有關把關人的文章里，而是徜徉在有關謠言、八卦、藝術和意識形態的文獻中。在為帕梅拉·休梅克和斯蒂芬·里斯合著的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第三版（2013）撰寫的序中，我曾寫道，我*終意識到，我的數據牽涉到知識社會學和工作社會學的交叉。在博士論文中，我能夠看到體現這些交叉的一些觀點，包括形式和內容相互定義；新聞與所有的故事一樣，都是對現實的建構；現實大多蘊含著連貫性，而事實則是建構物。1969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1978年，《做新聞》出版。我花了整整9年的時間，廣泛閱讀，與一眾非常聰明的朋友進行了許多富有成效的對話，才終于跟當初收集的數據拉開了足夠的距離，從而理解我的所見所聞。我不知道其他人為什么可以如此迅速地思考，但我的確認為，不了解相關的學術文獻，對我而言，既是劣勢，也是優勢。如果我知道以往有關新聞的文獻，我可能會在解釋新聞人如何理解世界時，止步于簡單的答案。又或者，如果我在每天晚上打出田野筆記之后，還能寫下對當天觀察的思考，或許我可以更快地發展出出色的分析。然而，就跟記者一樣，我在打字的時候，并沒有質疑自己。我只是在打出每個人都知道的事情，卻沒有意識到，所謂的“每個人”其實是某個特定群體的成員，他們相信，自己寫下的不過是常識，因此顯而易見是真的。正如舒茨所說，“常識”指的就是像我這樣的“每個人”知道的東西。我的所作所為，跟一個記者毫無二致。就像新聞記者不會質疑他們自己的常識一樣，我也花了好幾年才開始質疑他們的真相。我接納了他們采集信息的方式，收集了有關新聞工作的“事實”，但卻沒有充分地理解新聞工作。在事實和理解之間，是缺失的分析。幸運的是，在我開始做田野的時候，其他年輕的英美社會學家也通過觀察或訪談新聞人來撰寫博士論文。盡管我們的理論框架有所不同，但他們的研究發現證實了我的結論。無論是菲利普·施萊辛格討論新聞采集和客觀性、在英國引發震動的《組裝現實》，還是馬克·費什曼在《制造新聞》（Manufacturing the News）中對官僚制和意識形態的討論，都觸及現實建構這一問題。對我而言，我們這些人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所做的田野調查，證實了我在1965年博士一年級上埃弗里特·休斯的參與觀察課時，他在**節課上所說的話。當時，15位博士生和5位老師討論接下來一學期的安排，有人問休斯教授，他怎么知道自己收集的數據是準確的。他回答道，“我敢打賭”——我敢打賭，別人如果跟我一樣，在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地點，觀察同樣的活動，也會看到同樣的東西。當然，休斯教授知道自己是在夸大其詞。研究告訴我們，面對同一場犯罪，不同目擊者報告的“事實”并不相同。而兩個理論框架完全不同的人，未必做得出相似的觀察，甚至有可能南轅北轍。然而，休斯的“我敢打賭”仍然能夠引發共鳴。它凸顯出，仔細觀察和記錄其他人的言行舉止，能夠發現其他社會學方法無法得出的社會學洞見：觀察可以讓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看到其他方法看不到的東西。不過，盡管大多數人依靠自己對世界的理解（或欠缺理解）來開展這項工作，大多數人還是必須在教導之下，才能夠看見。我相信，我在田野中的所見所聞以及我分析數據的方式，終究受到了下面這些因素的影響：我收集數據時的身份，身為邊緣人的感受，我試圖理解這些數據時美國的樣子，以及我在20世紀60年代在布蘭迪斯大學社會學系念博士這份好運氣。
做新聞:現實的社會建構(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大師經典系列;當代世界學術名著) 作者簡介
蓋伊·塔克曼 美國社會學家，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社會學博士。先后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1969—1972）、紐約城市大學（1972—1990）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90年轉任康涅狄格大學任社會學教授，目前為該校榮休教授。塔克曼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文化（媒介）社會學、性別和高等教育，主要著作包括：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The Free Press, 1978), Edging Women Out: Victorian Novelists, Publishers, and Social Chan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李紅濤 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奧斯陸大學非常任副教授，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領域包括媒體與集體記憶、媒介社會學、國際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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