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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譯叢·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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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譯林出版社出版時間：2022-01-01
開本： 32開 頁數： 319
本類榜單：社會科學銷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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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譯叢·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版權信息

人文與社會譯叢·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本書特色

??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經典作品，洞悉人類生存困境，提出“風險社會”的重要診斷。 ?? 以科學視角剖析現代社會，關注財富、勞動、科學、政治等多方面議題。 ?? 暢銷三十余年經久不衰，貝克的預言正逐步得以證實。

人文與社會譯叢·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內容簡介

本書把當前的現代性診斷為“風險社會”，其主要特征在于，人類面臨著生存的風險，而這種風險正是由工業社會所制造的。我們身處其中的社會充斥著組織化的不負責任的態度，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風險的制造者以風險的承受者為代價來保護自己的利益。貝克認為，西方社會中的性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僅卷入了風險制造，而且參與了對風險真相的掩蓋。貝克力倡自反性現代化，其特點是，既洞察到現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試圖以理性的精神來治療這種困境。

人文與社會譯叢·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目錄

前 言

**部分 在文明的火山上：風險社會的輪廓
**章 論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的邏輯
污染物的科學分配與社會的風險處境
論現代化風險對知識的依賴
具有明確階級屬性的風險
文明風險的全球化
兩個時代和兩種文化：論風險生產與感知的關系
世界社會的烏托邦
第二章 風險社會的知識政治
文明的貧困化？
錯誤、欺騙、過失和真相： 論理性的紛爭
公眾的風險意識：二手的非經驗
得到承認的現代化風險之政治動力
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展望：20世紀末的自然與社會

第二部分 社會不平等的個體化：工業社會生活方式的去傳統化
矛盾心態：個體從發達勞動力市場獲得解放
第三章 超越地位與階級？
作為個體化“原動力”的勞動力市場
個體化與階級形成：馬克思和韋伯
個體化雇員社會的來臨
第四章 “我就是我”：性別空間與家庭內外的沖突
工業社會是一個現代等級社會
從男女角色中獲得解放
不平等意識的形成：選擇的機會與約束
未來的可能場景
第五章 個體化、制度化與標準化：生活處境和人生模式
個體化的分析維度
德國個體化浪潮的特點
人生模式的制度化
第六章 勞動的去標準化
從標準化的充分就業體系到靈活而多元的
未充分就業體系

第三部分 自反性現代化：論科學與政治的一般化
回顧與展望
第七章 超越真理與啟蒙的科學？
簡單科學化與自反性科學化
失去壟斷的科學
認知實踐的封建化
論“副作用”的可評估性
第八章 破除政治的邊界
現代化體系中的政治與亞政治
喪失功能的政治系統
令政治失勢的民主化
政治文化與技術發展：進步意識的終結？
醫學亞政治：一個極端案例
技術政策的困境
工業自動化的亞政治
總結與展望：未來的可能場景

參考文獻
索 引
中譯本修訂說明
展開全部

人文與社會譯叢·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節選

**章 論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的邏輯 在發達現代性中，財富的社會化生產與風險的社會化生產系統相伴。相應地，稀缺社會的分配問題和分配沖突，也同科技引發的風險在生產、界定及分配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和沖突疊合在一起。稀缺社會的財富分配邏輯開始向發達現代性的風險分配邏輯轉變。在歷史上，這（至少）與兩個條件有關。正如今日所見，這種轉變的實現首先在于真實的物質需求可以客觀降低并脫離于社會的程度。這不僅有賴于人力和技術生產力的發展，也要依靠法制和福利國家的保障及調節。其次，這種范疇上的變化同樣源于以下事實：生產力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指數式增長，使風險和潛在自我威脅的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隨著這些條件的成熟，思考和行動的一種歷史類型就被另一種給相對化了，即被重疊了。（馬克思和韋伯所泛稱的）“工業社會或階級社會”的概念是圍繞著下述問題而展開的：社會生產的財富在分配之時，為何既體現為社會不平等，又具有“正當性”？新的風險社會范式與這個問題交叉在一起。這種范式所要解決的問題既與之相似，又截然不同。怎樣才能阻止、淡化、渲染或疏導現代化進程系統生產的風險與危害？它究竟會在什么地方以“潛在副作用”的形象誕生？如何對它加以限制，完成派發，使之既不阻礙現代化進程，也不超出（生態、醫學、心理或社會意義上）“可被容忍”的界限？ 因此，我們不再只關心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把人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是主要關注技術—經濟發展本身的后果問題。現代化進程正變得具有“自反性”，日益成為其自身的主題和問題。（在自然、社會和人格領域）發展和運用技術的問題被另一個問題所覆蓋，也就是，從特別需要加以界定的關聯性視域出發，對實際或可能的技術運用中產生的風險在政治和科學層面加以“操控”，包括管理、揭示、吸納、避開、掩飾等。在對技術—經濟的發展進行或真或假的干預之后，安全承諾隨風險一同增長，并在警覺而具慧眼的公眾面前一再得到了重申。 社會不平等的這兩種“范式”分別與現代化進程的特定時段系統相連。在各個國家和社會（當今大部分所謂的第三世界），只要惹人注目的物質需求，亦即“短缺的獨裁”，還在支配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圍繞社會生產的財富分配和分配沖突就不會甘于退居幕后。現代化進程就是在這樣的“稀缺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的。現代化宣稱，它可以用科學技術發展的鑰匙，打開社會財富隱蔽源泉的大門。現代化承諾把人從不應有的貧困和依附狀態下解放出來。這構成了社會不平等范疇下人們行動、思考和研究的基礎，并貫穿從階級社會、階層社會直至個體化社會的全程。西方福利國家發達而富有，它正在經歷一場雙重運動。一方面，相比于20世紀上半葉之前的物資供應，相比于饑腸轆轆的第三世界，為“每天的面包”而奮斗已經失去其緊迫性，它不再是籠罩一切的首要問題。對許多人來說，“大腹便便”的“問題”取代了饑餓問題。不過，這就相當于抽掉現代化進程迄今為止的正當化基礎，即同顯而易見的短缺作斗爭。為了這場斗爭，人們早已準備接受一些（不是全部）看不見的副作用了。 與此并行的過程是一類知識的傳播，即財富源泉被日益增多的“有害副作用”“污染”。這可不是什么新鮮事，只不過人們長期以來致力于克服貧困，并沒有注意到這一現象。生產力的過度發展讓這一陰暗面變得日益顯眼。現代化進程釋放了越來越多的破壞力，就連人類的想象力也要為之驚愕不已。上述這兩個方面構成源頭，助長了對現代化的批判，確立了喧嘩吵鬧的公共辯論。 從系統的角度來看，在現代化進程的連續性中，“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各自的社會局勢與沖突，遲早會在社會史的某個階段結合在一起。我們*遲在20世紀70年代的德國見證了這一轉變的開始，而這正是我的論題。也就是說，兩類主題和沖突在這里重疊了。我們還沒有生活在風險社會，但我們也不再僅僅處于稀缺社會的分配沖突中。一旦這種轉變實現，真正的社會轉型就會到來，它會引導我們脫離原先進行思考和行動的范疇與軌道。 風險概念能否承載這里所要求的社會史意義？這個概念所涉及的難道不是人類活動的原生現象嗎？風險已經是工業時代的特征，為何這里又把它們區分開來？可以肯定，風險不是現代的發明。諸如哥倫布這樣的人物，揚帆出航，探索新國家、新大陸，無疑是相信“風險”的。但這都是個人風險，而不是全體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危險，如核裂變或核廢料儲藏所引發的問題。在那個時代的語境中，“風險”的言外之意是勇氣和冒險，而不是指地球生命可能的自我毀滅。 幾個世紀以來，森林瀕臨消失。起初是變為農田，之后是濫砍濫伐。但今天森林的死亡是全球性的，同時也是工業化隱含的結果。這兩者有著極為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后果。那些森林覆蓋率很高的國家（如挪威和瑞典）本身幾乎沒有任何重污染工業，卻同樣深受其害。它們不得不以瀕臨死亡的森林和動植物為代價，去償還其他高度工業化國家留下的這筆污染賬。 有則傳聞說道，19世紀有位水手掉進了泰晤士河，但他不是溺亡而是悶死的，因為他吸入了這條倫敦排水道惡臭難聞的有毒水汽。走在中世紀局促狹隘的街道上，就是讓鼻子遭罪。“糞便到處堆積成山，巷子里，柵欄邊，馬車上……巴黎人房子的外墻快被小便澆爛了……組織層面的社會阻塞，讓整個巴黎有陷入糜爛解體的危險。”（Corbin，1984：41ff.）不管怎樣，讓我們驚詫的是，那時的危害刺激眼、鼻，可為感官捕獲；但在今天，文明的風險大多難以感知，這種風險定居在物理和化學的方程式內（如食物毒素、核威脅）。 還有一個區別與此直接相關。過去，危害可被歸結為衛生技術的供應不足。今天，危害的根源在于工業生產的過剩。所以，當今的風險和危害在本質上有別于其在中世紀的表面相似物。這是由于今天的威脅具有全局性（人、動物、植物），其起因是現代特有的。這是現代化的風險。這是工業化先進設備的批量產品，并將隨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而系統地增加。 風險概念與自反性現代化概念密切相關。風險可被定義為以系統的方式應對由現代化自身引發的危險和不安。風險有別于傳統的危險，它是現代化的威脅力量和令人懷疑的全球化所引發的后果。風險在政治上具有自反性。 這個意義上的風險，當然和工業化的發展一樣年代久遠。所謂的“貧困風險”，即大部分人口的貧困化壓得19世紀喘不過氣來。“技能風險”和“健康風險”長期以來都是理性化進程的主題，也是與此相關的社會沖突、社會保障（和社會研究）的主題。人們著實花費了不少工夫，致力于建立社會福利國家的標準，以便從政治上減少或限制此類風險。然而，近年來令公眾擔憂的生態風險和高科技風險已經具備新的特征。這是本書接下來關注的焦點。風險在制造痛苦的同時，也脫離了與其起源地—工業企業—的聯系。就風險的性質來看，它使這個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態都處在危險之中。計算風險的常規基礎，如事故和保險、醫療預防等概念，并不適用于這些現代威脅的基本面。例如，核電站不會被單獨投保，或者說，它是不可投保的。核“事故”也不再是狹義的“意外”。其影響將波及數代人，甚至包括那些事故發生時尚未出生者，或遠在千里之外的人。 這意味著，科學和法制迄今建立的風險計算失效了。用常規的風險概念應對現代生產力和破壞力所引發的后果，不啻是把后者加以正當化，這是一種錯誤卻不失其效的手段。風險學家習慣于這么做，就好像在19世紀的局部事故與20世紀末緩慢加劇的潛在災難間，不存在這一個世紀的間隔。的確，如果人們區分了可計算的和不可計算的威脅，那么在風險計算的表象之下，源自工業化和決策的新的不可計算與威脅，依舊會隨著高風險產業的全球化而廣泛傳播，無論其目標是戰爭還是福利。韋伯的“理性化”概念，已經無法把握現代晚期的這一現實，而這樣的現實正是來自理性化的成功。技術選擇的能力日益提高，而其后果卻愈發不可計算。對比這些全局性后果，初級工業化的職業風險確實應當歸屬另一個時代了。依靠核能和化學能，生產力得到了高度發展。但生產力的危險也摧毀了我們據以思考和行動的基礎與范疇：時間和空間、工作和閑暇、企業和國族，乃至軍事集團的劃分和大洲的分界。換言之，在風險社會中，未知的、意圖之外的后果成了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 我們討論的核心是這種文明自陷危機的可能性，特別是其社會結構和政治動力。整個論證可以劃分成五個論題： （1）風險在本質上不同于財富—這里特指那些出現在生產力發展高級階段的風險。風險首先是指完全脫離人類感知能力的放射現象，此外還包括空氣、水、食品中的有毒物和污染物，以及由此對動植物和人所造成的短期或長期的影響。風險引發的損害是系統性的，通常不可逆轉，大多也不可見。風險有賴于因果解釋，因而*初只存在于相關（科學或反科學）知識。借助知識，風險變換樣貌，或放大，或縮小，或渲染，或淡化。因而，在某種程度上，風險公開接受社會的界定和建構。風險界定的地位和途徑由此在社會政治中居于關鍵位置。 （2）隨著風險的增多，同時也由于風險的分配，社會的風險處境形成了。風險處境的不平等，在某些方面同階級或階層處境的不平等沒有什么不同；但其中起實際作用的是截然有別的分配邏輯：現代化風險遲早會沖擊風險的制造者或受益者。現代化風險具有“回旋鏢效應”，打破了階級圖式。生態災難或核泄漏向來無視國界。就算是富商大賈或有權有勢者，也難逃其影響。風險不僅損害健康，也威脅正當性、財產和利潤。在現代化風險獲得社會承認之后，對生態的貶抑和剝奪也緊隨其后。這跟利潤和財富的旨趣構成了系統而多樣的矛盾，這種旨趣乃是工業化進程的推手。與此同時，風險也會制造新的國際不平等，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工業國之間的不平等，其次是各個工業國內部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破壞了民族國家的管轄權結構。鑒于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跨國性，巴伐利亞森林中某片草葉的生命，*終有賴于國際協議的制定和維持。在這個意義上，風險社會是一個世界風險社會。 （3）盡管如此，風險的傳播和市場化并沒有完全摒棄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相反，它把后者提升至新的階段。圍繞風險的界定，總是同時存在著贏家和輸家。兩者的相對位置變動不居，因為事項不同，權力有異。在贏家看來，現代化風險是一樁大生意，是經濟學家一直在尋找的無限需求。肚子可以填飽，需求可以滿足；而文明的風險卻是個無底洞，永不饜足，無窮無盡，又可自我再生。盧曼說得對，隨著風險的降臨，經濟具有了“自我指涉”的性質，不再依賴于那個滿足人的需求的環境。但這也意味著，工業社會在對自己引發的風險加以經濟利用的同時，也制造了風險社會的危險處境和政治可能性。 （4）人們可以占有財富，卻只能忍受風險。風險仿佛就是文明指派的。以稍顯尖銳而刻板的方式來說，在階級或階層處境中，存在決定意識，而在風險處境中，意識決定存在。知識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相應地，我們必須用一種社會學理論來分析和闡述風險社會的政治可能性，這種社會學理論將圍繞風險知識的起源與傳播而展開。 （5）得到社會承認的風險具備其特有的政治爆炸力：之前屬于非政治的事物獲得了政治屬性—在工業化本身的進程中清除“原因”。這在有關森林破壞的討論中表現得很清楚。突然間，公共領域和政治領域開始插手私有領域的企業管理，如生產計劃和技術設備。我們可以借助例子表明，風險界定的公共之爭實際上是圍繞著哪些問題而展開的。這里不僅包括自然環境和人體的健康問題，也涉及下列副作用所引發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后果，如市場崩潰，資本貶值，企業決策的科層式控制，新市場的開辟，巨額開銷，法律訴訟，威信盡失。在風險社會中，受到諸如煙霧警報、毒物泄漏等大小事件的推動，災難的政治潛能正在緩緩浮現。相關的防御和管控過程也就意味著權力與權限的重組。風險社會是一個災難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例外狀況恐怕也要成為常態了。 污染物的科學分配與社會的風險處境 一直以來，自然科學的范疇和公式包攬或支配了相關的討論，從空氣、水、食品中的污染物和有毒物，到自然和環境的破壞等一般性議題。但在科學的“貧困化公式”中，那些固有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意義卻依然不為人所知。相應地，從化學、生物和技術的角度展開的環境討論同樣存在著危險，它會無意間把人僅僅視作有機體。長久以來，這類討論有理有據地批評工業化時期所盛行的進步樂觀主義，與此同時，它也面臨著重蹈覆轍的危險。因為圍繞自然的討論退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其中既沒有人，也不追問相關的社會和文化意義。這里特別需要提到*近幾十年的討論，就算論辯不斷批判技術和工業，但處在核心的依舊是技術統治和自然主義。這些人絞盡腦汁，調用空氣、水和食品的污染物含量，以及人口增長、能源消耗、食物需求、原料短缺等指數，并予以發布。他們富有激情，時刻專注，就像這世上從來不曾有人（比如韋伯）指出（顯然白費口舌）：如果排除了社會的權力和分配結構、科層制、流行的規范和理性，上述科學討論不是空洞的，就是無意義的，更有可能同時包含這兩者。在此悄悄潛入的是這樣一種理解，現代性在迫害者和犧牲者的意義上，被簡化為技術和自然之參考系。正是這種研究進路和思考方式（包括政治性環境運動）掩蓋了現代化風險在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內涵及后果。 讓我們來舉個例子。德國環境顧問理事會（RatderSachverständigenfürUmweltfragen，1985：33）在一份報告中寫道：“經常能在母乳中發現β—六氯環己烷、六氯苯和DDT，其濃度令人擔憂。”這些有毒物存留在殺蟲劑和除草劑中，但它們早已被禁止流通。因此，目前這些物質的來源是不明確的（33）。報告的另一處寫道：“人們對鉛的接觸平均而言并不具有危險。”（35）這個陳述的背后隱藏了什么？或許是在類比這個分配例子吧—兩個人有兩個蘋果，其中一人把兩個都吃了，這樣一來，平均而言，他們一人一個。轉換到全球尺度上的食物分配問題，這個表述會變成這樣：“平均而言”，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吃飽。這顯然是一種犬儒主義。在地球上某些地方，人們忍饑挨餓，瀕臨死亡；而在另一些地方，應對營養過剩問題倒成了一項主要的消費支出。當然，這類針對污染物和有毒物的表述也可能并不是犬儒主義的表現，因為或許平均接觸量也正是所有人群的實際接觸量。可我們知道這一點嗎？為了維護上述說法，讓我們了解人體被迫吸入或攝取了其他什么有毒物，難道不是一項先決條件嗎？他們在探究“平均量”時的那種理所當然，實在令我們吃驚。追問平均量的人已經忽略風險處境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而這正是他不能不知道的。因為有可能就存在這樣的群體，這樣的生活條件，其中，鉛這類物質的含量“平均而言不足為慮”，同時卻威脅著他們的生命？ 報告的下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只有在工業排放的毗鄰區，有時才會在兒童身上發現危險的鉛含量。”所有這類環境和污染物報告的特征，不僅是缺少對社會差別的考慮，也無視這種差別是如何實現的。實際上，其依據是圍繞排放源的地區視角和年齡劃分—兩項標準都源于生物學（或一般而言的自然科學）思維。這不能怪罪于專家小組。這只是反映了在環境問題方面科學和社會思維的一般狀況。環境問題一般被看作自然和技術問題，或者經濟和醫學問題。工業導致的環境污染和自然破壞首先出現在高度發達的社會，并對人們的健康和共同生活造成了各種影響。但令人震驚的是，這里面的一大特征竟是社會性思維的缺失。這種缺失還伴隨著荒誕：所有人，甚至是社會學家自己，都對這種缺席無動于衷。 研究人員對污染物、有毒物，以及水、空氣、土壤、食品等污染的分布進行調研。相關的結果以分地區的彩色“環境地圖”的形式呈現在警覺的公眾面前。只要環境狀況還在以這種方式來描繪，那么科學的描述和思考方式無疑是合適的。然而，一旦涉及對人造成的影響，其中的基本思路就會短路。要么，我們寬泛地假定（有待證實）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受到已查明的地區污染中心的影響，不分收入、教育、職業，不分與此相聯系的吃、住、閑暇的機會和習慣；要么，我們*終徹底排除人及其所受的痛苦，只討論污染物及其地區分布和影響。 自然科學視角的污染討論在兩種觀點之間搖擺。其中一方的結論錯誤地認為，社會痛苦均擁有生物基礎；另一方對自然和環境的觀察，既排除了人的痛苦的選擇性，也沒有考慮相關的社會和文化意義。與此同時，這些觀點也沒有注意到，同樣的污染物對不同的人會有相當不同的含義，其差異可能源自年齡、性別、飲食習慣、工作類型、信息、教育等。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僅僅著手研究個體身上的污染物，永遠不可能確定人群中的污染物濃度。對單個產品來說“不足為慮”的因素，一旦積聚在由全面市場化高級階段的人所構成的“用戶蓄水池”中，或許就表現得極為令人憂慮了。我們在此陷入了范疇錯誤：只要“安全”或“危險”還與那些攝取或吸入污染物的人存在一絲關聯，那么，以自然和產品為取向的污染分析就無力解答有關安全的問題（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眾所周知，同時服用多種藥物可能會抵消或放大其中某種藥物的療效。今天的人們當然還不需要單純依靠大量藥物來維持生存，但他們仍要呼吸污染的空氣，喝污染的水，吃污染的蔬菜。換句話說，不足為慮的因素在顯著累加。那么，按照一般數學規則，這些因素的加總會變得越來越不足為慮嗎？

人文與社會譯叢·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 作者簡介

烏爾里希??貝克 (1944—2015)，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生前為慕尼黑大學社會學教授，同時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和巴黎人文之家基金會(FMSH)任教。貝克是“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并與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了“第二現代性”的觀念，力圖在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之間開辟出“第三條道路”。貝克的主要學術興趣在于現代社會的轉型，其專業領域涉及政治社會學、科學社會學、技術社會學和環境社會學，并提出了風險社會、第二現代性、自反性現代化、世界主義等若干重要概念。其代表作有：《風險社會》(1986)《反毒物》(1991)《生態啟蒙》(1992)《風險時代的生態政治》(1994)《什么是全球化？》(1997)《世界主義的觀點》(2004)《世界風險社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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