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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歷史問題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4167835
- 條形碼：9787214167835 ; 978-7-214-16783-5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西藏歷史問題研究 本書特色
本書以扎實的史料論證了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有力批駁了各種宣揚“西藏是一個國家”的謬論，深刻揭露了以達賴為首的“藏獨”分子以暴力方式破壞我國藏族地區的穩定、和諧、發展的局面的分裂本質，為我們正確認識西藏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西藏歷史問題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梳理了西藏的歷史，從語言、血緣、文化淵源、經濟、政治以及宗教與文化上，西藏與祖國內地由切磋借鑒到密切交流，民族心理上由隔膜走向相互認同等角度，以扎實的史料論證了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有力批駁了各種宣揚“西藏是一個國家”的謬論，深刻揭露了以達賴為首的“藏獨”分子以暴力方式破壞我國藏族地區的穩定、和諧、發展的局面的分裂本質。為正確認識西藏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西藏歷史問題研究 目錄
一 西藏與祖國內地關系史說略 1
二 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的若干問題 20
三 怎樣認識和對待西藏歷史上的幾個重大問題 36
四 關于正確評價歷史上中央政權的西藏政策問題 48
五 古代歷史上西藏地方政權興衰與中原王朝興衰的關系問題 65
六 甥舅關系、貢賜關系、宗藩關系及“供施關系”——歷代中原王朝與西藏地方關系的形態與實質 78
七 西藏參與、認同中國“大一統”的歷史及其啟示 99
八 茶馬古道長,藏漢情義深———西藏和內地之間茶馬古道探幽 107
九 薩班與涼州會談 116
十 元朝西藏地方納入中央政府直接行政管轄之下的史實 121
十一 乾隆皇帝治藏宗教政策的思想基礎———以《喇嘛說》為中心 133
十二 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的形成與版本問題 143
十三 乾隆皇帝處理廓爾喀侵藏善后事務的一些基本思想 158
十四 和琳駐藏———清朝駐藏大臣的一個典型性分析 176
十五 論歷史上的“安藏必先安康” 203
十六 西藏傳統文化的內在魅力與歷史命運 220
十七 民族學與當代民族的歷史命運———以西藏的發展與問題為中心 237
十八 西藏歷史研究法的困惑與出路 250
十九 西藏歷史研究的責任與使命問題 259
二十 藏傳佛教活佛管理的歷史定制與制度創新 267
二十一 論所謂的“供施關系” 280
二十二 “大西藏”與“西藏獨立”的夢想 290
二十三 再論西藏行政區劃與“大西藏”問題 302
二十四 評“蒙古滿洲非中國”說 312
二十五 評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一書 324
二十六 西藏屬于中國的說法不容歪曲 342
二十七 西方人眼里的西藏封建農奴制 347
二十八 拉薩“3??14”事件與達賴集團的分裂本質 354
二十九 民主改革:偉大的變革,不朽的業績 379
附錄一 20世紀西藏歷史研究概述 392
附錄二 西藏與內陸亞洲研究概述 432
附錄三 1996—1997年藏族歷史研究概況 449
附錄四 近十余年來國內清代西藏歷史研究的成就及存在問題 456
附錄五 伯戴克教授與他的《中部西藏與蒙古》一書 464
附錄六 《金鑰匙??十七條協議》讀后 472
附錄七 民族歷史學研究的一股清風 476
附錄八 藏史研究巨擘,學術創新楷模———恰白??次旦平措研究員與西藏古代歷史研究 484
參考資料 493
展開全部
西藏歷史問題研究 節選
一 西藏與祖國內地關系史說略 一、語言、血緣和文化淵源上的密切聯系 藏族和漢族及其他兄弟民族在遠古時期就保持著血肉聯系,這種聯系較民族的形成為早。民族,如眾所知,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它遠不能涵蓋藏漢兩族先祖血緣和經濟文化上交流的全部內容,也遠沒有后者來得悠久。從考古學、古人類學等多方面的研究成就來看,西藏高原地區原始居民與內地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之間的聯系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也就是古代人民共同體形成的早期,而且這種聯系不僅表現在原始的共同語言上,也表現在血緣上和文化上。 (一)古漢藏語和人種同源問題研究的結論 語言學界關于語言族系的劃分存在某種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學術界對漢藏語系這一劃分的廣泛認同,已經是客觀事實。國內外學術界對古代漢藏語同源問題的研究也不斷有成果推出,為這一論斷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美國學者包擬古的《原始漢語與藏語》一書,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成果。該書收錄了作者的四篇文章,**篇《藏文的sdud(衣褶)與漢語的“卒”及st 假說》；第二篇《藏漢語中帶的復輔音聲母在漢語中的某些反映形式》；第三篇《原始漢語與藏語:建立兩者之間關系的若干證據》。后一篇文章長達15萬字,討論了485個相互關聯的藏漢語字,指出在先周朝時期已經存在同源詞問題。也就是說在西藏高原地區的居民還處在原始部落狀態時期,就和漢族先民有著共同的語言基礎。 俞敏教授的《俞敏語言學論文集》一書,也是包括著作者對漢藏語同源問題研究的諸多成就,該書中收錄有關漢藏語同源的論文5篇:**篇《漢藏同源字譜稿》收錄約600個同源字,發現藏語(吐蕃語)和春秋戰國齊人(姜姓,神農氏后裔)語極像,而且不只限于詞匯；第二篇《漢藏虛字比較研究》；第三篇《漢語的“其”跟藏語的GJI》；第四篇《東漢以前的姜語和西羌語》；第五篇《漢藏兩族人和話同源探索》,結論是“漢藏本是一個母系氏族分出來的”。更直接指出了漢藏人和話同源問題。而語言是民族十分重要的特征之一,共同的語言反映了不同部落之間相同的血緣和民族文化聯系。 漢語、藏緬語、苗瑤語、侗臺語和南島語是蒙古人種的語言,這些語言的比較表明它們的原始語是古老的,是史前的語言。而蒙古人種包括居住在東亞地區的當地人群和美洲的印地安人,可以劃分為北亞、東北亞、東亞、東南亞和美洲印第安人等不同類型。蒙古人種是這一地區晚期智人在距今3萬年至2萬年中形成的。分布在中國、蒙古、朝鮮、日本等地的典型蒙古人種在距今1萬年前已完全形成。原始藏緬語夏代以前分布在黃河上游地區。有學者認為,舊石器晚期華南、華中的礫石文化是新石器時期的漢藏、南島和南亞語系文化的共同源頭。礫石文化在黃河、長江流域發展為漢藏文化的體系,新石器中期已經成為多種多樣的文化,此即漢、藏緬、侗臺和苗瑤文化的源頭。早在夏代時期,四川、云南和西藏已經分布有大墩子禮州文化和卡若文化。川西北岷江上游河谷地區的建山寨類型文化的風格和馬家窯文化相近,說明夏商時代黃河上游南下的文化,應是早期的藏緬文化。直到商代,黃河流域的居民以鼎為禮器,長江中下游地區以鼎為炊具,“鼎代表著*初的漢藏文明”,在先商時期,藏緬語的分布范圍要比漢語更廣闊。 藏族和漢族的先民同屬于蒙古人種,而且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繁衍生息、遷徙流動,以及相互交往中,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原始漢藏語同源問題,是反映這一事實的諸多方面之一。 (二)上古漢文史書的記述 根據古代民間傳說,漢藏兩族人民血脈相連。上古時期,藏族的祖先古羌人和中原先民在血緣上和民族上有著密切的聯系。《史記》記載:在神農氏之前的“共工氏”為姜姓,而“姜”則是羌人女子之姓。神農氏也是姜姓,其“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游于華陽,有神 龍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謂之炎帝”。《左傳》哀公九年記,“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后也”。共工氏、神農氏和炎帝都與古羌人,有密切的關系。 《國語??晉語》說:黃帝和炎帝還是兄弟:“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黃帝的曾孫帝嚳的“元妃”即是姜人部落的女子,叫姜嫄,生后稷,為周人祖先。夏王朝的祖先大禹,據說也是羌人,所謂“禹興于西羌”。 先秦時期,西羌有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后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發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閑。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閑少五谷,多禽獸,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觽。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后世世為豪。”他們的居住地在今甘肅臨夏到青海湟中一帶地區,河西隴右廣大地區也分布著羌人部落。 “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跡,兵臨渭首,滅狄嵵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牦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并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中原地區政權和西部羌人勢力一直處在互動狀態,中原地區內亂和分裂時期,強大的羌人部落就不斷深入內地,而當中原政權,特別是陜、甘一帶的地方政權強大時,他們的西向擴張往往迫使羌人朝青藏高原縱深遷徙,游牧經濟自身的流動性,以及在部落人口迅速發展的情況下牧地嚴重不足所造成的壓力,也使羌人在很早時期就行蹤遍及高原各地。這一發展既是羌人部落壯大的產物,也與西羌和高原其他部落相互融合有密切關系。 漢唐漢文史書中記載了古代流行的一種說法,即吐蕃為古羌一支,《新唐書》即說:“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悉野’。”其實,這一說法并非歐陽修、宋祁所自創,而是對唐宋時期存在的有關吐蕃來源的重要說法之轉述。這一說法,也在中國史學界得到廣泛的支持,有些學者還直接把藏族和古羌等同起來,姚薇元先生就指出:“要言之,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部落繁多。約當東晉時,其中一部名‘發’羌者統一諸部、建立大國,諸羌因皆號發族,而對異族則稱‘大發’(TeuBod)。”顧頡剛先生贊同這一說法,認為“吐蕃是羌人在西陲建立的大國”。馬長壽先生認為:“發羌在河曲以西的黃河發源處。黃河發源在青海中部,西南距西藏尚有數千里,如何能把青海黃河河首的發羌與西藏王系的起源地拉扯在一起呢? 故發羌為吐蕃的祖源之說,絕不可信。”這里涉及一個民族族源和王族族源的分別問題,如果把發羌首領就等于吐蕃贊普,那么就如同馬先生所說,絕不可信。但是如果說吐蕃的民族族源與西羌有千絲萬縷聯系,應該說是不成問題的。 綜上,在華夏文明的形成過程中,古羌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華夏族*重要的先祖部落之一,也可以說它是華夏文明的創立者之一,同樣也是漢民族和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而漢唐史籍大多都把藏族先民吐蕃與古羌人等同起來,事實上西羌也是藏族的主要祖先部落,西羌是漢藏兩族全方位聯系的紐帶,也是漢藏兩族共同的祖先部落之一。 (三)考古發現展示出兩地的文化聯系 上古時期民族之間的聯系和交流,由于缺乏文獻記載而往往停留在是非界限模糊的傳說之中,考古學通過對地下實物資料分析和研究,重現遠古時期人們的生活片段,特別是物質和精神生活片段,并通過古代文化中存在的一些規律性和本質性的特征來探索不同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和相同文化的共性特征,幫助人們勾勒上古時期的歷史輪廓,恢復歷史真實。從已有的考古成果來看,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和中原文化,特別是黃河中上游地區的古代文化,存在著密切的聯系。誠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樣,甘肅、青海地區的仰韶文化、馬家窯、馬廠文化中的彩陶、打制石器與西藏昌都卡若文化有密切的聯系,卡若早期的圓形或者半地穴房屋,紅燒土墻壁和居住面,則為甘青等地馬家窯系統中的傳統居住形式。而卡若遺址中發現的粟米,更是黃河流域地區的典型作物,應該是通過甘青地區傳入西藏地區的。不僅如此,在青藏高原東部邊緣地區,還存在一個民族走廊,古代氐羌和西北地區其他各族通過這里輾轉南下,進入四川、云南,甚至東南亞地區,同時也進入今西藏地區,與居住在西藏地區的其他古老部落一起,為西藏原始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同時,羌人南下也不止民族走廊一途,對于活動在青藏高原地區,自身具有抗缺氧能力,又以游牧業為生的羌人來說,唐古拉山并不是高不可翻的絕頂,從青海等地到達西藏地區存在著許多游牧人遷徙的傳統道路。如果我們看到后來吐蕃王朝時期,吐蕃的軍隊輕松進入青海地方,就不難理解和他們有類似情形的青海等地羌人進入西藏也屬易事。西藏北部的細石器文化和北方蒙古高原地區的細石器文化尚且存在密切的關聯,和青海地區的細石器文化之類型相同,自然不難理解。考古上文化的緊密聯系,反映出人們之間的類屬關系,及相互交流的規模與程度。遠古時期,西藏和黃河上游地區,以及蒙古高原地區的密切聯系,已經得到并且會越來越多地為考古資料所印證。 二、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與緊密聯系 西藏地區和內地經濟的相互依賴和聯系,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自然地理環境造就的差異,引起的相互交流與依賴;一是物質文明成就上存在的差別導致的交流與需求。 就自然形態而言,高原游牧經濟和內地農業經濟有著強烈的互補性。西藏高原地區,由于氣候和自然地理條件等因素,出產一些特有的高原植物、農作物和其他珍稀物品,但是內地出產的為數更多的產品,特別是農產品,卻是西藏所缺少。例如,西藏高原地區的出產的牦牛、藏羚羊、馬等動物,青稞等特色植物,以及麝香、藏紅花等藥物,都是名貴和珍稀的物品,很早就作為“方物”以朝貢,或交流方式贈送給內地統治者。而內地的茶葉、蔬菜等植物,也為西藏所缺少的,得到西藏上層貴族的青睞,*后成為普通農牧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形成一個巨大的市場需要。這是雙方經濟依賴并進行貿易的內在因素之一。漢文史書記載,唐朝時期,吐蕃使者向唐朝進貢的諸多這類土產方物的情形。而藏文史書則比較生動地介紹了內地茶葉和蔬菜傳到或者被帶到西藏地方的神奇 故事。 經濟技術和物質文明成就方面的交流,則是雙方經濟交流的另一個方面。在這一方面,內地明顯占據著優勢,并成為吸引西藏地方密切和內地經濟聯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東漢時期,中原和白狼羌的經濟、政治聯系便獲得長足的發展。隋唐朝時期,內地繁榮的經濟文明成就更極大地吸引了西藏地方貴族統治者。他們不斷派遣使者,前來請求開展貿易市場,并借鑒內地的經濟文明成就,引進內地先進的工藝與技術。唐朝的絲綢*為吐蕃貴族所青睞,也是唐朝大量賞賜給吐蕃貴族的禮物。吐蕃地方通過貿易獲得的中亞金銀器皿也成為贈送給唐朝統治者的珍貴禮物。如唐高宗即位后,授松贊干布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并賜給絲綢等物二千段。吐蕃使者則獻上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于太宗靈前。高宗嘉勉之,賜雜彩三千段。吐蕃使者趁機請蠶種及造酒、碾、鎧、 紙、墨之匠,獲得允許,從而使這些工藝技術傳入吐蕃地區。 由于經濟發展的需要,貿易的規模在西藏和內地之間不斷擴大,并逐步形成特色,甚至出現了名聞遐邇的貿易古道和特色貿易路線,如人們熟悉的高原“絲綢之路”,絲綢貿易既有特色,又有規模,并且參與到當時中亞地區的國際貿易網絡之中。麝香之路貿易,則以西藏和周鄰地區的特色藥物麝香為核心貿易物品的路線;食鹽之路貿易,是西藏與北部黨項人和突厥人等所進行的以動物毛皮換取食鹽的貿易活動。這些貿易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和補充著西藏與內地之間的經濟往來。 從唐朝開始,在此后西藏和內地貿易中扮演特殊角色,并形成*大特色的是茶馬貿易。唐高宗時期,吐蕃曾經請蠶種,并獲得唐朝的同意。但是,也許是高原氣候寒冷的緣故,茶葉在西藏本部地區的種植并未獲得成功,西藏依然必須從內地大量引進茶葉。 元朝時期,西藏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轄之下,西藏地方和內地的經濟往來暢通無阻。元朝在西藏和內地之間建立了驛道和驛傳系統,方便人員往來,也為經濟聯系提供了便利條件。西藏地方以薩迦派為代表的各萬戶首領除向朝廷交納規定的賦稅之外,也紛紛貢獻方物特產。朝廷也以賞賜等方式,把內地的珍貴物品回贈給西藏地方首領。從史料記載看,使用驛站系統從事商業活動的事例很多,甚至出現為謀取私利濫用驛站的情況,其中茶葉貿易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項內容。 西藏地區居民食肉飲酪,非茶不化。明代學者淡修說:“茶之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于此。”藏區更有“寧可三日無糧,不可一日無茶”的說法,可見茶葉對于西藏農牧民生活之重要。《明史》也記載:“番人嗜乳酪,不得 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馬。”因此,明朝時期,西藏和其他藏區的馬匹源源不斷地來到內地,并從內地運回大批的茶葉,雙方的貿易關系十分密切。 西藏和內地的茶馬貿易只是雙方經濟貿易的一種主要形式,其他方式的貿易也大量存在著。西藏地方向朝廷朝貢,朝廷給西藏地方領袖賜給大量禮物,這種經濟往來主要是表明,西藏地方是大皇帝屬土,西藏百姓是大皇帝的屬民,其根本用意在政治上,表明政治關系是其宗旨,同時也包含貿易方面的成分,讓地方統治者在活動政治支持的同時,獲得經濟上實惠,算是這種關系的一個副產品。朝廷賞賜的物品,主要是絲綢錦緞、茶葉和金銀器皿。而西藏地方進貢的物品則是藏地特產的,如藏香、藏棗、珠子和木碗等。民間的雜貨貿易也極為頻繁而眾多。直到民國時期,西藏與云南大理、四川打箭爐和青海玉樹西寧之間的貿易一直很頻繁地進行著,當時人記載,從四川輸入者有:磚茶、哈達、針線、靴鞋、帽子、白木棉、煙草等;從云南輸入者有茶葉和米;從甘肅、新疆輸入者有:茶與綠色寶石、獸皮、馬鞍、羊、馬等。經濟關系強加了西藏和內地之間聯系的紐帶。 三、政治上從分治到大一統 青藏高原地區很早就有部落和人們共同體活動,盡管長期處在分散狀態,他們依然和內地政權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保持著形式多樣的往來關系。據史書記載,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75年),“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盤木﹑唐菆等百余國,戶百三十余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臣仆。”朱輔上疏朝廷,“……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圣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明帝嘉之,讓史官錄其歌。這就是著名的“白狼歌”,內容包括“遠夷樂德歌”“遠夷慕德歌”“遠夷懷德歌”等。歌詞在贊美漢朝中原政治開明、文物鼎盛的同時,也表達歸順朝廷、慕仁向化的心情。此外,從這些歌詞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中原地區和白狼羌人之間的交流,如他們期望朝廷“多賜(贈)[繒]布”,陳述本部落生活用“食肉衣皮”“不見鹽谷”,表達感恩心情用“懷抱匹帛”等,說明當時東漢朝廷對白狼采取懷柔政策,對部落統治者賞賜以絲綢布匹,對贏得他們的歸附發揮了積極作用。“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 隋朝時期,曾經多次對活動在青藏高原地區的吐谷渾等部用兵,保護中西貿易要道“絲綢之路”的暢通,隋煬帝本人還親自西巡,展示大隋王朝的威儀,但是一切的辛苦經營都隨著隋朝的滅亡而瓦解。盡管如此,隋朝卻為后來唐朝對青藏高原地區的經營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唐朝時期,不僅中原地區出現一種繁榮景象,邊疆地區也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除廣大的中原地區之外,唐王朝統治著前所未有的遼闊疆域,與此同時,在中國邊疆的許多地區則是由當地的民族政權來控制,盡管唐朝的勢力和影響力空前提高,但是所謂“大一統”也是有限的,比如在北方地區就存在過突厥汗國,而在西域地區則存在過西突厥汗國和回鶻汗國,在西南部地區,*有名的則是吐蕃王朝,其次是活動在云南境內的南詔政權等。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依然處在中原統一和邊疆民族政權分治的狀態。 唐朝建立以前,青藏高原地區的各個部落邦國都和唐朝發生了緊密的政治聯系,如蘇毗、羊同(象雄)、女國、附國、黨項、白蘭、吐谷渾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與唐朝保持政治上的密切接觸或者朝貢關系。唐朝與吐蕃通過政治聯姻,以及密切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交往,為后來西藏納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轄之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而唐朝和吐蕃政治交往的成功源于政治上的聯姻。 唐太宗貞觀八年(634年),松贊干布遣使者至唐朝求婚；貞觀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于吐蕃。弄贊率其兵次于柏海,即今扎陵湖,親迎于河源。見道宗執子婿之禮甚恭,既而嘆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為幸實多。當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 雙方甥舅關系確立后,使者往來不斷,祝賀,問聘,吊哀……,不絕于道。太宗伐遼,松贊干布派人送來金鵝表示祝賀。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為中天竺所掠,吐蕃發精兵與玄策擊天竺,大破之,遣使來獻捷。高宗嗣位,授弄贊為駙馬都尉,封西海郡王,后進封崇王。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闕之下。贊普去世,吐蕃都要遣使告喪,唐朝皇帝則為之舉哀,廢朝一日,可謂親密有加。 雙方也出現長期的戰爭狀態,其中為爭奪青海、爭奪西域和爭奪南詔等地而進行的戰爭尤其激烈和殘酷,曠日持久的戰爭給兩地人民都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后,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年)“長慶會盟”,先后在長安和拉薩立碑為證,今拉薩“唐蕃會盟碑”依然存在,藏漢文兩體文字。內有“葉和一家,社稷如一”一句,反映當時的友好局面。 宋朝時期,由于唐朝沿襲下來的唐蕃甥舅關系繼續保持,青唐吐蕃政權稱宋朝皇帝為阿舅天子”；“道舊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青唐大首領俞龍珂朝宋,自稱“平生聞包中丞(即包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宋神宗從其請,賜名包順。③ 在政治上更加密 切了與內地的聯系。 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多民族大一統出現在元朝時期。宋理宗嘉熙三年(窩闊臺十二年,1239年),受命坐鎮涼州的蒙古王子闊端派大將多達率兵前往西藏,淳祐七年(貴由二年,1247年)薩班與闊端的涼州會晤,結束了西藏地方自吐蕃王朝瓦解以來近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逐步將西藏地方納入蒙元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下。元朝在西藏地方因俗而治,經過元世祖忽必烈與薩迦派領袖八思巴的共同努力,元朝在西藏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體制與制度。由此西藏和內地的政治聯系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真正實現了中國西南部地區的統一。 明朝時期,內地中央政權政治影響范圍有所減弱,西藏地方也處在相對分散的狀態,根據這一特征,明朝統治者采取了多封眾建政策,在西藏地方繼續利用宗教勢力來實現行政上的管理,先后分封了“八大法王”,即闡化王(帕木竹巴噶舉派)、輔教王(薩迦派)、闡教王(直貢噶舉派)、護教王(在館覺)、贊善王(靈藏)、大寶法王(噶瑪噶舉派哈立麻)、大乘法王(薩迦派昆澤思巴)、大慈法王(宗喀巴的弟子釋迦也失)。此外,還有景泰年間(1450—1456年)封沙加為大善法王、大慶法王(領占班丹)、大悟法王(札巴堅贊,1468年)、封班丹扎釋為大智法王(1425年),基本上把各個教派和政治勢力的利益都考慮進來,在當時的條件下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明朝在派遣內地僧人入藏邀請西藏地方政教首領前來內地接受新朝冊封、擔任明朝官員、接受明朝管理的同時,也通過茶馬貿易加強西藏和內地經濟上的聯系,恢復驛站方便兩地使者和商客往來,從而贏得了西藏地方的政教領袖的積極響應,許多地方首領上繳元朝印綬,接受明朝冊封,擁護大明王朝,其中,大寶法王釋迦也失和噶瑪巴先后前往南京朝覲明朝皇帝。 清朝時期,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西藏地方和內地的政治聯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西藏地方宗教首領多次朝見清朝皇帝,如五世達賴喇嘛朝順治皇帝、六世班禪朝見乾隆皇帝、十三世達賴入京朝見光緒皇帝等,清晰表達了西藏地方統治者接受清朝中央政府管轄的事實。清朝政府在西藏建立并不斷完善各項行政管理體制,雍正皇帝在西藏設置駐藏大臣,并成為后來管理西藏的一項重要制度。乾隆皇帝授命七世達賴喇嘛建立噶廈政府的建立,并在驅逐廓爾喀入侵之后,為西藏地方訂立《欽定藏內善后二十九條章程》,明確駐藏大臣辦理西藏地方事務,其地位與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平等;駐藏大臣掌管西藏的軍事、財政和外交大權；確定通過金瓶掣簽來認定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大活佛的轉世靈童,并成為一項制度；確立在達賴喇嘛圓寂和幼年時期,由地方推薦朝廷認定的高僧暫時掌管達賴喇嘛所辦事務的攝政制度等。這些無一不表明中央政府在西藏充分行使了主權,實施了行政管轄。西藏自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盡管西藏和內地政權關系形式在不同時期有所差別,但是西藏和祖國內地的政治關系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加強的趨勢卻是鮮明的,西藏和祖國內地的政權政治上的統一是一種不斷增強的趨勢,也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
西藏歷史問題研究 作者簡介
張云，歷史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二級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生導師等。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家級人選 ，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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