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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回響轉:講稿八篇 版權信息
- ISBN：9787220131073
- 條形碼：9787220131073 ; 978-7-220-13107-3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聲回響轉:講稿八篇 本書特色
◎葛兆光教授是當今中國一流的文史學者，嚴謹、正派，不媚不俗，充滿現實關懷。本書的八篇講稿表露出一位歷史學家對現實困境的焦慮與診斷病源的責任意識。 ◎葛兆光教授有著高屋建瓴的學術視野，以冷靜審慎的客觀立場，力圖破除簡單化的歷史敘述，糾正歷史“常識”背后的偏見與臆想。 ◎這部演講集提綱挈領，洞見豐富，又保留了平實曉暢的口語色彩，讓思想的傳遞更加順達自如。 ◎精裝彩色印刷，插圖豐富美觀。
聲回響轉:講稿八篇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了葛兆光教授八篇完整清晰的歷史學講稿。全書貫穿著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開闊視野和客觀態度，具體可劃為四部分：**部分是一篇，講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的設想；第二部分是三篇，談關于中國、文化與學術的一些宏觀看法；第三部分的兩篇，是對于儒家學說和禪宗歷史的具體介紹；*后第四部分的兩篇，則是借用圖像來觀察歷史的試驗。 葛兆光教授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進入學界，四十多年里以授課和講座為日常事業。每次演講都全力以赴，用所謂“獅子搏兔”的方式撰寫大綱、提示要點，甚至加上花絮。當演講聲音傳出，希望能略有回響，使讀者察覺一些可資參考的問題意識和思考方向。 這些講稿提綱挈領，洞見豐富，又保留了平實曉暢的口語色彩，讓思想的傳遞更加順達自如。
聲回響轉:講稿八篇 目錄
自序
**篇 設想一種全球史的敘述方式
第二篇 什么時代中國要討論“何為中國”？
第三篇 什么才是“中國的”文化？
第四篇 什么才是好的學術書？
第五篇 *后的貴族：孔子的時代和他的理想
第六篇 重思禪宗與中國文化
第七篇 當圖像成為文獻——從職貢圖與苗蠻圖看歷史中國之“外”與“內”
第八篇 明代中國有多少世界知識？——從15—17世紀的三幅古地圖說起
展開全部
聲回響轉:講稿八篇 節選
**篇????設想一種全球史的敘述方式（節選） 二、全球史與世界史有別：超越帝國、國家和族群 現代歷史學形成的時候，*開始都是書寫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歷史，那怎么樣描述自己國家之外的歷史呢？我們現在就來講一講，全球史為什么和世界史不同，為什么全球史才是超越帝國、國家和族群的歷史？ 以國家或者王朝為中心書寫歷史，這個傳統很早，但是，全面寫世界歷史這個傳統很晚。在傳統的中國歷史學里，主要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周邊的歷史是放在附屬地位的。所以，我有一個說法，就是從《史記》以來，中國歷史學就開創了一個“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的傳統。你看司馬遷寫《史記》，主要寫的就是傳統華夏帝國自古以來的歷史，他也寫匈奴、大宛、朝鮮、越南、西南夷，但這個周邊世界都很小，著墨也不多。在中國的歷史書里，尤其是正史里，這是一個傳統，對中央王朝以外的歷史描述，都不是那么充分，而且往往是陳陳相因的。但是到了晚清，西洋的堅船利炮來了，中國被迫卷入世界，這個時候就開始變化了。那么，給中國帶來世界史傳統的是什么人呢？首先是西洋傳教士，比如說早期的郭實臘（又譯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1829年就寫了《東西史記和合》（1833年匯編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8年出版了《古今萬國綱鑒》。后來，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也寫了《外國史略》。特別是1897年廣學會出版了日本岡本監輔編著的《萬國史記》，這就把西方近代的世界史帶到中國來了。近代西方的世界史傳統是什么？大家知道，西方的世界史也是近代以來形成的一個傳統，以歐洲近代國家為中心，把各個國家的歷史合成萬國史。這個傳統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很大，后來中國的世界史也都是這么寫的、這么教的。比如說，世界通史，就是在一個時代里把英國、法國、美國、俄國等，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敘述過來。晚清以來，對世界的新認識，經由林則徐、徐繼畬、魏源傳到中國來了，像林則徐編譯的《四洲志》，徐繼畬編纂的《瀛寰志略》和魏源撰寫的《海國圖志》。到了晚清學制改革，中國的大學、中學里教世界史，大概就接受了歐洲（也包括后來的日本）這樣一個形式，慢慢形成了我們后來的世界史傳統。這樣的歷史寫法，在一些學者的描述里，叫作滿天星斗，就是你看到一個遼闊的天空，天空里有一顆一顆的星，合起來就是一個宇宙。但問題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全球史越來越興盛，有人把歷史比成一桌臺球，一個球打出來，滿桌的球都在滾動，歷史上彼此影響、互相撞擊。如果說，過去的世界史是滿天星斗，現在的全球史則是臺球撞擊，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動、影響、聯系、碰撞，就成了歷史的主要面向。進入全球史研究的時代，歷史的主要訴求就開始變化了：**，它不再是以以國家為單位的政治史為中心，而是以彼此影響的文明史為中心；第二，它不再是以直線的進化和發展為重心，而是以互相的影響和交融為重心；第三，它不再強調各個國家的認同，而強調世界公民的意義。這是歷史學的一個很大變化。 因此，包括我們這個“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實際上更重要的是強調物質、商品貿易的往來，知識和文化的交流，人民包括海陸移民的互相影響，戰爭怎樣造成人口和族群的移動，宗教怎樣傳播，包括傳教、朝圣和信仰的互相交錯，自然包括疾病、氣候和災難，如何影響了人類的歷史。我們特別強調的，就是全球互相的聯系，重心就在于講聯系、交通、融匯。也許有人會問，這跟過去我們的中外交通史有什么不一樣？大家要知道，中外交通史主要講互相之間的往來。我們現在的全球史，重點講的是什么？不僅是講往來，也講往來之后的結果。這是我們跟過去中外交通史不太一樣的地方。大家看，歷史上很多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事兒，看上去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實際上你仔細追溯，有可能會發現它們來自遙遠的地方。 我常常用苜蓿這個例子。上海人愛吃的草頭，過去就是馬草，這個草頭是什么？*早就是喂馬的苜蓿嘛。大家知道古代打仗，馬是*重要的，陳寅恪講它等于現代的坦克。漢武帝和匈奴打仗，為了追求好馬，派使者和軍隊去西域，其中像李廣利得到了天馬。這西域的天馬是好，可是它也要吃草，苜蓿就跟著天馬傳到了中國，就變成了中國的牧草。我年輕的時候當過知青，就種過這種開紅花的苜蓿，到了春天，就把它翻在泥土下拿水泡爛了來當肥料。可上海人要吃這個東西，吃這個馬草，而且把它變成了上海的名菜之一，就是拿酒來炒一炒這個草頭。你如果回頭想，會發現原來就連這個草頭里，也有全球的流動和交換的歷史。所以，我一直建議人們去看兩本書：一本是勞費爾（Berthold Laufer）寫的《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著重于栽培植物及產品之歷史》（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這本書講了古代中國和伊朗，尤其是在植物上有什么交流，哪些植物是從伊朗傳到中國來的，比如說黃瓜，當然還有大家都熟悉的葡萄，這都是從西域傳來的。還有一本《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作者的漢文名字叫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舊譯愛德華·謝弗），他就寫在唐代有多少的人員、藥物、商品等在波斯、中亞、西域到中國之間流通。中亞的粟特人，就是現在烏茲別克斯坦這一帶的商人非常厲害，他們溝通了亞洲大陸的兩端，甚至一直把歐洲跟亞洲連起來，這是他們做的事情。 可是，世界史是以國別相加的世界史，全球史是描述全球聯系的全球史，這兩種不同的寫法，不同的世界史的敘述方式能不能互相溝通？我想，實際上是可以的，我們一直在探索這個寫法。我認識的德國歷史學家于爾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他在我們復旦文史論壇講演的時候就強調，要有容納國別的全球史，既要講各國之間的聯系，也要講他們之間的不聯系，不聯系也是一種聯系。尤其是在政治領域，因為政治型塑國家，國家強調秩序，秩序依賴制度，而制度就管理往來。因此，國家也是全球史里的一個重要單位，你不能不承認國家在溝通或者阻隔人類往來之間的重要作用。我也同意這個容納國別的全球史，是我們追求的一個方向，我們在“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里也在不斷地探索這個敘述形式。 話說回來，全球史的意義，*重要的還是以“文明史觀”來取代“政治史觀”，換句話說，**要改變“歐洲中心”的立場，第二要取代“國家本位”的形式，第三要取代以“政治史”為主的寫法。 首先，以文明為歷史敘述的主軸，是從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和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以來，逐漸深入人心的。我們要承認，這是西方人自我反省的結果。全球史在很大程度上，把不同文明當作同樣重要的東西來描寫，重點是反思原來的歐洲中心主義，反思過去單線發展的歷史觀。我記得前些年我到美國去訪問，跟很多美國學者談過他們為什么那么強調全球史觀，其實他們強調全球史觀，主要是說全球是連成一體的，不是以歐洲為中心的，這是他們了不起的地方。為什么要打破“國家本位”的敘述形式？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國家的歷史，都是從現在倒過去追溯出來的，事實上，國家真的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本質性的存在嗎？它真的是一個歷史書寫的必然單位嗎？其實不一定。比如說法國，我有一年在巴黎參加一個會議，法國學者講到一個事情，就說法國在1900年的時候，還有20%的人不會說法語。那么，這個國家是靠什么成為天經地義的國家存在，而且居然還有一個統一的國家歷史呢？又比如說比利時，比利時是由講德語、講法語和講弗拉芒語的三個族群合成的一個國家，那么，這個國家是天經地義的歷史單位嗎？你寫比利時史，就等于是拿現在的比利時，倒推過去的不同族群，還得把他們寫成統一的歷史，對不對？以國家為單位的歷史觀，實際上寫起來是有麻煩的。一旦講到國家，就覺得國家好像是本質的，從來沒有去想過，國家也是歷史過程中建構出來的。因此，如果我們提倡全球史觀，我們就可以避開這些麻煩的問題。 其次，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以“聯系”“互動”“建構”，打破“自古以來”的、“單線”的、“進化”的“文明/族群/國家”的“文明純粹論”，我們不能把文明、族群和國家本質化，即區隔為互不通融的歷史上互相沒關系的若干塊。臺灣學者王明珂，就強調現代中國的很多民族都不是本質的，都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是他們互相由于認同而不斷建構起來的。他講到四川西部的羌族地區，這個地區的人，很多認同來自“一截罵一截”，什么叫“一截罵一截”呢？山底下住的是漢人，山坡上的人是誰呢？按照漢人的看法，他們就是羌人，但這些羌人不承認，說更上面的那些才是羌人，可是上面那些人又不承認自己是羌人，說更上面的那些人才是羌人。所以，很多族群是像滾雪球一樣滾出來的。原來可能有個核心小雪球，但越滾越大就變成大雪球，實際上它是在不斷的歷史過程中建構出來的。所以，全球史觀的好處就是強調聯系、交融和變化，它不把這些當作本質性的東西。 再次，接下來我們要以“交融/互滲”逐漸形成新“共識”、新“認同”、新“世界”的歷史觀，代替過去僅僅以某個區域“物質、技術、思想和文化”進步為主的歷史觀。換句話說，就是歷史不再以傳統的古代、中古、近代、現代來劃分，也不用原始、奴隸、封建等社會形態來劃分。大家都知道，20世紀以來，歷史學一個*重要的理論就是進化論。進化論化身萬千，變成各種各樣的歷史觀。但這些歷史觀都有一個背后意思，就是誰更進步、誰更文明、誰更強大，那么誰就是歷史的主線，就以誰為標準來裁判歷史。這樣就把歷史切割掉了，就不再是一個互相聯系、彼此交融的歷史。 全球歷史需要有一個大的視野，可是，國別史以及國別相加的世界史呢，往往把歷史切割開了，讓我們看不清全景。我舉個例子，從中國的北宋到元初，如果你只看中國史，那就是北宋、南宋、元初，對不對？可大家知道，同時世界上也發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說十字軍東征。十字軍東征是1096年開始的，相當于中國的北宋時期，因為對基督教帝國來說，有一個龐大的伊斯蘭帝國在那兒，所以有戰爭呀。可是到了后來，相當于中國南宋時期，這個帝國又跟崛起的蒙古有了關系，崛起的蒙古打到歐洲去了，基督教的教皇曾經想跟蒙古大軍達成妥協，也許是試圖讓蒙古大軍幫他來跟伊斯蘭帝國進行角逐。可是，說到蒙古大軍，同時又回頭涉及中國歷史。所以，如果你僅僅看國別史，或者說區域史，你看不到整體，對不對？再比如說，我特別強調的是1405年。如果我們只講中國史的話，我們就不會注意1405年，帖木兒在這一年去世，對于明代中國的意義是，如果他不死，他就要東征了。可是，也正是在這一年，鄭和下西洋了，明朝面向東邊了。你把這些事兒連起來看的話，歷史可能會有一些很不一樣的東西，可是，你如果分隔開來，是不是歷史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全球史確實有它的好處。
聲回響轉:講稿八篇 作者簡介
葛兆光，原籍福建，1950 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畢業。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臺灣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等校客座教授。2009 年獲選第一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全球學人”。現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國思想史》、《宅茲中國 ：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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