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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傳 本書特色
司馬光傳是以《資治通鑒》彪炳千秋的史學家，也是北宋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認為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反對戰爭分裂，維護和平統一；他基于儒家“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思想，主張“華夷如一，華夷兩安”；他以史學巨著《資治通鑒》與司馬遷雙峰并峙，被譽為史界“兩司馬”……司馬光一身的進退存亡，對宋王朝影響深遠；他留下的宏富著述，更是沾溉后人的寶貴文化遺產。
司馬光傳 內容簡介
司馬光是北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歷史學家。他學識淵博，不僅在史學領域，在經學、諸子學、文字學、音韻學等研究領域都卓有建樹，自成一家。而他溫良謙恭、剛正不阿的品格，他表里如一、始終如一的“誠一之德”，也感動了天下之人。本書細述司馬光一生的事跡和他身處的時代，探析他的政治作為對宋王朝的深遠影響；以《資治通鑒》為中心，揭示他偉大的史學成就；并深入闡述司馬光中和、和合的哲學思想，和平、統一的政治思想以及“華夷如一，華夷兩安”的民族思想。
此外，本書還附錄《司馬光簡譜》，列舉司馬光生平大事和著作撰寫時間，是很實用的文獻資料。
司馬光傳 目錄
目 錄
引 子 1
一 締結澶淵盟約，贏得發展機遇 1
二 興宮室禱祠之役，虛國帑生民之財 8
**章 清白相承人家，志度淵遠父子 16
一 “吾本寒家” 16
二 蒞官端愨自守，為政興利除弊 18
三 寶元、慶歷間的名臣 21
四 文雅夙成的少年 24
五 釋褐與初仕 31
第二章 盛世之下的內憂外患 34
一 仁宗天圣、寶元間的改革 34
二 寶元、慶歷間的宋夏戰爭 41
三 慶歷新政 50
第三章 回翔內外，涵養器業 63
一 游宦蘇杭，代父建言 63
二 守喪與復出 66
三 息肩簿領，優游館序 74
四 返鄉省親，勖勉諸侄 78
五 執禮論樂，搏擊奸佞 80
六 師友英豪，聲譽漸起 82
七 初從恩相，通判鄆州 85
八 再托后車，出為并倅 87
九 屈野之役，進筑受挫 92
十 陳力就列，三辭清要 95
十一 努力人事，兩諫災祥 97
十二 傷舊交物故，諷新知偏失 99
第四章 諫院五載 102
一 首陳“三德”，極論治本 103
二 進“五規”之狀，揭改革之綱 106
三 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 109
四 精將士之選，嚴階級之法 111
五 不避強，不凌弱；內有備，外修好 113
六 析國窮民貧之因，陳財政改革之法 115
七 嚴于執法，刑期無刑 123
八 取士之法，德行為先 125
九 進賢退不肖，治亂之大本 127
十 出任諫院之長，促成皇權交接 131
十一 調停兩宮，于國有功 135
十二 尊無二上，至孝在誠 139
十三 辭諫院之職，獲“四友”之譽 144
第五章 仁宗后期的改革 149
一 解鹽通商 150
二 改里正衙前為鄉戶衙前 152
三 河北現錢入糴和茶葉通商 156
四 仁宗后期的方田均稅 158
五 裁冗兵、減恩蔭 161
第六章 反對熙豐變法 164
一 初任內翰 165
二 在撼韓風波中 166
三 在役法的討論中 168
四 反對招納橫山之眾 169
五 在阿云案上的分歧 173
六 修二股河的異同 176
七 理財之爭 179
八 青苗之爭 184
九 邇英之爭 189
十 對“三不足”發難 193
十一 堅辭樞副 196
十二 三致意王安石 201
十三 憤然離京 204
十四 在永興軍 208
第七章 新法全面展開 216
一 重復取賦的役法改革 216
二 誤國殃民的青苗法 224
三 無益于國，有害于民的市易法 227
四 神宗時期的開疆拓土 235
第八章 西洛十五載（一）：優游議論 246
一 初到洛中 246
二 山林閭閻之樂與洛社士夫雅興 251
三 與學者名士的交誼 257
四 樸儒之道與誠一之德 267
第九章 西洛十五載（二）：《資治通鑒》的編纂 272
一 《資治通鑒》的醞釀 272
二 《資治通鑒》的籌備 274
三 《資治通鑒》的成書 276
四 君子樂其道 279
五 《資治通鑒》的派生書 281
六 司馬光的史學成就 283
七 《資治通鑒》歷史地位和影響 292
第十章 西洛十五載（三）：旨在國家和平、社會
穩定的思想 296
**節 治國思想 297
一 以禮治國，寬猛相濟 297
二 立身主于為民，為政在順民心 300
三 維護和平，華夷兩安 303
四 與民共利，從諫如流 309
五 任人唯賢，人存政舉 313
六 信賞必罰，親疏如一 317
七 交鄰以信，華夷如一 320
八 開源節流，富國安民 322
第二節 倫理道德思想 327
一 以禮治家，瑕瑜互見 327
二 崇儉戒奢，勞謙終吉 335
第三節 社會歷史觀 337
一 群居御患，制禮明分 337
二 本仁祖義，王霸無異 339
三 民生有欲，義以制利 342
四 國之治亂，盡在人君 344
第四節 哲學思想 346
一 窮造化之原，立虛氣之說 346
二 論中和之道，述和合之旨 349
三 敬天愛民，慎修人事 354
四 其微不出吾書，其誕吾不之信 358
五 善惡相混之性，格致正誠之道 363
六 循理求知，行貴于知 368
七 平實之樸儒，道學之偏師 371
第十一章 西洛十五載（四）：司馬相公 377
第十二章 元祐更化 386
一 首開言路 386
二 母改子政，何憚不為 389
三 驅逐“三奸” 392
四 漸廢保甲 394
五 去重復取賦之弊，用差雇并行之法 396
六 罷青苗，復常平 400
七 力主和戎，以安中國 403
八 弛張政典 408
九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411
尾聲 417
余論 424
附錄
司馬光簡譜 427
主要參考文獻 449
展開全部
司馬光傳 節選
第六章 反對熙豐變法 五 在阿云案上的分歧 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登州（今山東煙臺市蓬萊區）發生了一起年輕女子阿云謀殺未婚夫致殘的命案。在復議這起命案時，司馬光與王安石對此案發表了截然相反的意見，這是他倆在思想、政治上的首次沖突。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登州女子阿云，在服母喪期中，被許配給韋阿大。她嫌未婚夫相貌丑陋，竟趁阿大在田中熟睡之際，向他砍了十來刀，并剁去阿大一個手指，造成重傷。事發后，阿云作為嫌犯被傳訊，她害怕用刑，就如實招認了犯罪事實。知州許遵認為阿云一問即招，符合敕文“因疑被執，招承減等”的規定，即以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定罪。案件報到朝廷后，審刑院、大理寺和刑部三個司法部門按“謀殺已傷”改定為絞刑，又援“違律為婚”的條款，*終定為編管。許遵不服，他認為阿云一問即招，應免所因之罪，今三法司棄敕不用，恐絕今后犯罪自首之路。神宗將案件交給了王安石、司馬光兩位翰林學士研究解決。誰知二人意見也不一致，王安石認為許遵對，司馬光認為三法司對。爭論的焦點在于謀殺這種殺傷性案件是否可免所因之罪，以及免罪后所造成的社會效果如何。
司馬光的觀點集中地體現在《議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而自首狀》這篇奏疏之中。他認為法律規定的“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是指這樣一類殺傷案件，即罪犯因犯諸如劫囚、略人等罪，本無殺傷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殺傷。審理這類案件時，劫囚、略人等導致殺傷他人的罪行，可因罪犯的自首而免去，但殺傷之罪不可因自首而免去。此外，因強盜而殺傷他人，即使自首也不可免去強盜之罪。而所謂的故殺是指罪犯因一時沖動、失去控制、公然殺害他人。這種犯罪既無所因而情節又較輕，故凡自首而免所因之罪者，皆按故殺傷法定罪。至于謀殺，則是蓄意殺傷他人的一種犯罪行為。平時只有殺人念頭，但未殺人，這算何罪，也無從自首免罪。因此，“謀”字只是在發生了殺人的行為后，才有意義，它不是造成殺人這種罪行的其他一種罪行。因而不可將“謀”與“殺”分為兩事，使“謀”成為“殺”之所因之罪。如“謀”與“殺”可分為兩事，則“故”與“殺”也就可以分為兩事。司馬光還舉了一個淺近的例子來說明這樣斷案的荒謬，他說：“今若使謀殺已傷者得自首，從故殺傷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毆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猶科杖六十罪。乙有怨仇，欲致其人于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見血，若來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絕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豈不長奸？”司馬光認為如照許遵所斷，恐不足勸善，也無從懲惡。結果是壞人得志，好人受害。
王安石則認為強盜與謀殺之罪皆可因自首而免所因之罪。“謀”即是所因之罪。他認為“律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殺自為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后有已傷、已殺絞斬之刑名，豈得稱別無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又認為“因盜傷人者斬，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于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
后來上至宰輔富弼、文彥博、唐介，下至臺諫、三法司官員都卷入了這場爭論之中，他們有的支持王安石，有的支持司馬光。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升任參知政事。八月，神宗采納了王安石的意見，支持司馬光觀點的官員多受到了貶官外放的嚴厲處分。司馬光對王安石這樣處理持不同政見者非常憤慨，他提醒神宗說：“臣不勝拳拳，竊恐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為諱，威福移于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并且，他認為作為君主與宰輔不當留意“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這是司法人員的事，君相之事在于“原情制義”，“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原來支持王安石的人認為設首免之律，不僅可以開改惡從善之路，而且可以避免罪犯在自首不免后怙惡不悛，以致犯下必死之罪。但是，從后來的事實看，阿云案所造成的社會效應是很不好的。過去犯人一問不承，后雖自言，皆不得算按問。受阿云案影響，后來，即使是累問不承，也作按問處理。另外，兩人同時為盜，法官先問甲犯，則甲犯作按問定罪，先問乙犯，則乙犯作按問定罪，斷案不根據盜竊時所犯的罪行，而只依據審問的先后。為何出現這種情況呢？大概是經辦案件的官員從阿云案中接受了教訓吧，他們不想因斷案而受到貶官的處分。天下人對此頗多非議。 八 青苗之爭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九月，青苗法開始推行。它當即遭到群臣的反對。剛剛離任的宰相、判亳州富弼認為“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拒不執行。前執政、知青州歐陽修也“請止散青苗錢”。翰林學士范鎮則認為“青苗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十一月，司馬光在進讀《資治通鑒》后，也向神宗談了自己對青苗法的看法，由此與變法派呂惠卿展開了一場辯論。這場辯論較完整地保存在《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之十八里：
光曰：“朝廷散青苗，茲事非便。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俟其收獲，責以谷麥。貧者寒耕熱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彼皆編戶齊民，非有上下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蠶食細民，使之困瘁，況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
呂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錢令民愿取者則與之，不愿者不強焉。收獲之際，令以中價折納谷麥，此所以救貧者之無、息富人之貪暴也。今常平倉元價甚貴，經十余年乃一糴（按：當作‘糶’），或腐朽以害主吏，或價貴人不能糴，故不若散青苗錢之為利也。”
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彼常平倉者，谷賤不傷農，谷貴不傷民，公私俱利，法之至善者乎。及其弊也，吏不得人，谷賤不糴，谷貴不糶，反為民害。況青苗錢之法不及常平遠乎？昔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甚眾，命和糴糧草以給之。當是時，人希物賤，米一斗十余錢，草一圍八錢，民皆樂與官為市，不以為病。其后，人益眾，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歲饑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為膏肓之疾。朝廷雖知其害民，而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異日之青苗之害亦如河東之和糴也。”
上曰：“聞陜西先已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也。”
光曰：“家臣陜西，有自鄉里來者，皆言去歲轉運司擅散青苗錢與民，今夏麥不甚熟，而督責嚴急，民不勝愁苦。況今朝廷明有指揮，彼得公然行之乎！轉運司本以聚斂為職，取之無名，
猶欲掊克，況今取之有名乎？彼干當青苗錢者，至陛下前云，百姓欣然賴此錢以為生者，皆由其口所言耳，臣所聞者民間實事也。”
惠卿曰：“光所言者，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若使轉運司、州縣皆得其人，安有此弊？”
光曰：“如惠卿之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國家當急于求人、緩于立法者也。” 司馬光太熟悉專制主義國家貪婪的本性了，在青苗法實行之初，他就預計到青苗法在全國推行必將產生與河東和糴、陜西青苗法同樣的流弊，諸如督責、聚斂等等。這一點，不久就得到證實。熙寧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神宗的詔書不得不承認官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騷擾”的事實。二月初一，三朝宰相、河北四路安撫使韓琦也上書神宗，披露了河北在推行青苗法時所存在的嚴重問題：**，官府規定了鄉村五等戶所借青苗錢數，并且戶等越高借錢越多。*可笑的是，官府還將青苗錢借給了坊郭上戶，這些人戶原來都是放貸者，現在卻要被迫接受官府的青苗錢并付出利息。官府如不抑配，他們是決不會自愿請領的。第二，提舉常平司要求各縣在人戶不愿請領青苗錢時，必須結罪申報，由提舉司派員勸說，如勸說后有愿請者，則知縣等就要受到處分。韓琦認為這樣地方官怕擔干系，勢必要強行發放青苗錢。第三，官吏還將有物力人與近下貧戶編為一保，并以前者為甲頭。這樣，在貧下戶不能歸還青苗錢時，甲頭免不了要代賠。第四，青苗利息也絕非原定的二分，而是三分。第五，
青苗錢是夏秋兩次發放、送納，如果夏秋連續受災，農民無力償還，貸款勢必無法收回，國有資產就必將流失。凡此種種，都違反了青苗法的本旨，即“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的精神。韓琦所反映的問題，引起了神宗的重視，次日，他把奏疏交給宰輔們傳閱，并對他們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乎？”神宗的動搖，對王安石的打擊是很大的，次日，他便“稱疾家居”。此時，神宗指示宰輔廢除青苗法，宰相曾公亮、陳升之欲立即執行，而副相參知政事趙抃卻想等王安石復出后，讓他自己廢除，連日來為此爭論難決。王安石聽說要廢除青苗法，便憤然上書辭職。神宗并無罷免王安石之意，他讓翰林學士司馬光連寫兩道答詔，挽留王安石。在第二道答詔中，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王安石見狀大怒，上章自辯。而神宗此時派出去了解青苗法的兩名宦官回來說，百姓愿請青苗錢，又無抑配的現象，神宗輕信宦官所言，立場又倒向變法派。在變法派人物韓絳、呂惠卿的勸說下，神宗親自起草詔書，向王安石道歉，請王安石復出主持新政。
二十日，司馬光為了挽回局勢，向神宗呈上了《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在疏中，司馬光說：“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司馬光為何這樣說呢？他認為青苗法隨戶等抑配，又令貧富相兼，編為保甲，一有歉收，貧戶二稅尚且無法繳納，更不要說償還青苗錢的利息了。這樣，富戶要代償同甲數家欠負。春債未畢，秋債復來。結果是貧者既盡，富者亦
貧，十年之后，富者也不會有幾家了。司馬光擔心這樣下去，萬一爆發戰爭，所需粟帛軍需從何而取。其次，司馬光認為常平倉能確保“谷賤不傷農，谷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是保證社會穩定的良法。當時全國常平倉有錢谷一千余萬貫石，如變法派一旦將它作為青苗錢放散盡凈，那么，如有豐年，將用何錢平糴；如有災年，將用何谷救濟？因而，司馬光認為“散青苗錢之害尤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后，司馬光認為內庫是“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的，推行均輸法已調撥了三百萬緡，散青苗又動用數千萬緡，還有其他的新法，如果這樣動用下去，內庫總有一天要空。十年之后，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內庫又空，萬一內憂外患并至迭來，后果就不堪設想了。因此，司馬光請撤銷條例司，廢除提舉常平之職，恢復常平法。青苗錢已散出去的，于豐收之年追回本錢，不取利息。但是，此時神宗已聽不進司馬光的意見。次日，讓王安石復出主持新政。并且將韓琦的奏章交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撰文逐條加以批駁，布告天下。韓琦以言不見聽，上疏請求解除河北四路安撫使之職，只領大名府路。王安石為了打擊他，立即批準。此時司馬光與宰相曾公亮、陳升之也紛紛稱病求退。
盡管司馬光等人未能阻止青苗法的推行，但是，常平倉法由于司馬光等人的力爭還是保存下來了。在熙寧三年五月丁未頒布的詔令中，神宗要求各地除了做好青苗錢的發放外，還要“每年相度留錢谷，以備非時賑濟出糶”。因而，熙豐變法時期所實行的是常平倉法與青苗法并存的政策，這是司馬光等人努力的結果。但是，由于官員觀望風旨，誰人肯于此時賣力地推行常平倉法呢？因而，并行之旨不過是具文而已。
司馬光傳 作者簡介
李昌憲，1947年生，江蘇南京人，曾任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學會理事。主要從事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尋本溯源，旁及唐、五代史等領域，近年來轉向西夏、金史，著有《宋代安撫使考》《司馬光評傳》《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宋西夏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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