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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詞記(精裝上下冊) 版權(quán)信息
- ISBN:9787532165254
- 條形碼:9787532165254 ; 978-7-5321-6525-4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shù):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覓詞記(精裝上下冊) 本書特色
韋力著的這本《覓詞記(上下)(精)》中包含了四十余位詞人,四十二處遺跡,百余幅古籍書影,近三百張實地圖片,幾千里路風塵,數(shù)載光陰流轉(zhuǎn),探訪傳統(tǒng)文明華彩篇章,追尋詞風古韻沉淀千年的美。勘訪傳世遺跡,廓清古詞脈絡(luò),上迄盛唐,下至晚清,藏書家韋力以一己之力,尋訪數(shù)載還原古詞之美。
覓詞記(精裝上下冊) 內(nèi)容簡介
收藏家韋力的《覓詞記》是傳統(tǒng)文化遺跡尋蹤系列叢書之一。全書凡四十篇,是對中國詞人遺跡的勘訪記錄。共計四十余位詞人,四十二處遺跡,百余幅古籍書影,近三百張實地圖片,幾千里路風塵,數(shù)載光陰流轉(zhuǎn),探訪傳統(tǒng)文明華彩篇章,追尋詞風古韻沉淀千年的美。
覓詞記(精裝上下冊)覓詞記(精裝上下冊) 前言
本書是我尋訪古代詞人遺跡的記錄,對于這個專題,首先要確認兩大問題:一是何為詞?二是詞的起源?這兩個問題看似簡單,然而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
按照蔣勛先生的說法,宋詞是由唐詩變化而來的,他在《蔣勛說宋詞》一書中稱:“為什么唐詩會變成宋詞?唐詩經(jīng)過初唐,發(fā)展到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它的成就高到這樣的程度以后,已經(jīng)有些高不可攀,民間慢慢讀不懂了。凡是藝術(shù)形式意境越來越高的時候,其實也說明它遠離了民間。可是民間不可能沒有娛樂生活,老百姓會自己寫一些歌來唱,這時會被士大夫看不起,說你看那些歌多難聽。結(jié)果,二者就越來越遠,越來越遠。然而一旦二者被拉近,就會產(chǎn)生新的藝術(shù)形式,即我們現(xiàn)在講的詞。”
蔣勛先生的這個說法倒是很有意思,他認為唐詩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頂峰,因為有太多著名文人的參與,到了這個地步,老百姓已經(jīng)聽不懂了,但娛樂是人的本能,于是百姓們又自己寫出了一些歌詞彈唱,但這些文人們覺得他們的歌詞太難聽,而后經(jīng)過改造,就成為了詞。
蔣先生的這段話講述的是詩變成詞的原因,但卻未曾涉及什么是詞?以及何時有了詞?對于這兩個問題,吳梅在《詞學通論》中有如下表述:“詞之為學,意內(nèi)言外。發(fā)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極于兩宋。調(diào)有定格,字有定音,實為樂府之遺,故日詩余。惟齊梁以來,樂府之音節(jié)已亡,而一時君臣,尤喜別翻新調(diào)。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陳后主之《玉樹后庭花》、沈約之《六憶詩》,已為此事之濫觴。唐人以詩為樂,七言律絕,皆付樂章。至玄肅之間,詞體始定。李白《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其*著也。”
吳梅的這段話有如下的意思:他認為詞起源于唐代,到了五代時才漸漸流行,而到了兩宋才達到了頂峰。但他接下來又稱,在南北朝時期,梁武帝、陳后主、沈約等人的一些作品,已經(jīng)有了詞的雛形;然后到了唐代的玄宗、肅宗之間,詞作為一種文體才*終確定了下來,而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就是李白和張志和所作。由此可知,吳梅認為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但真正成熟的流傳至今的作品,則以李白的詞作為標志。
然而陸侃如和馮沅君不這么看,他們在《中國詩史》中專有“詞的起源”一章。在該章中,首先列出了四種前人的說法,一是出于《詩經(jīng)》,二是出于樂府,三是出于六朝雜言詩,四是出于唐代近體詩。對于這四種說法,《中國詩史》中稱:“這四種說法都不免有些牽強附會。方說雖比較地可信些,但對于律絕為什么必雜以‘散聲’然后可歌的理由,他卻未告訴我們。這實在是美中不足,令我們不無遺憾。”
既然這四種說法在陸、馮二先生眼中都不十分可信,那么他們認為是怎樣的呢?他們的結(jié)論是:“*早的詞人,照我們看來,當然應(yīng)推八世紀前期的民間作者。”
既然是民間無名之士所作,當然在歷史上也就不能留下相應(yīng)的記錄,那有記錄者當是誰呢?《中國詩史》中列出了八世紀到九世紀間*早的文人詞人,計十四位,這其中包括了顏真卿、張志和、陸羽、徐士衡,但該書中明確地稱“托名于李白的假古董*多”。
然而《中國詩史》中卻提到了“散聲”的問題。關(guān)于“散聲”,方成培在《香研居詞麈》中說:“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后可比之管弦。……后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看來,方成培認為正是唐代詩歌中的“散聲”,逐漸衍變成了詞,這就是他所認為的詞的來源。
除了“散聲”之外,關(guān)于詞的來源,還有“和聲”、“虛聲”、“泛聲”等不同的說法,比如宋沈括在《夢溪筆談》卷五中說:“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日‘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沈括所說的“和聲”,按其所舉的例子,應(yīng)當就是當代詩歌中的“呼兒嗨喲”。雖然如此,他卻沒有說清有了這種“和聲”之后,怎么就變成了詞。
相比較而言,明胡震亨說得較為清晰:“古樂府詩,四言、五言,有一定之句,難以入歌,中間必添和聲,然后可歌。如‘妃呼稀’、‘伊何那’之類是也。唐初歌曲多用五、七言絕句,律詩亦間有采者,想亦有剩字剩句于其間,方成腔調(diào)。其后即亦所剩者作為實字,填入曲中歌之,不復別用和聲。……此填詞所由興也。”《(唐音癸簽》卷十五)》
胡認為,古樂府中的有些詞難以唱得出來,于是就在這些詞中加了一些“和聲”,到了唐初之時,有人把無意義的“和聲”寫成了字,而后將其改變成了曲詞,于是就興起了詞這種文體。他的這句話既說明了詞的由來,同時又點出了詞的起源上限是唐初。
而后到了清末,況周頤贊同胡震亨的這個說法:“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弦,往往聲希節(jié)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為詞。”《蕙風詞話》卷一)
況周頤也認為,詞是由唐詩改編而來的,因為把唐詩直接變成歌詞,有時不好唱,于是添加一些“和聲”進去,漸漸就變成了詞。
“和聲”之外,也有人認為詞的來源是“泛聲”,宋朱熹說:“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后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詩文下》) 在這里,朱熹沒有提到“詞”這個字,但他談到了長短句和曲子,而后世同樣將此作為詞的代稱。
關(guān)于詞的起源,第三種說法則是本自“虛聲”,明徐渭在《南詞敘錄》中說:“夫古之樂府,皆葉宮調(diào)。唐之律詩、絕句,悉可弦詠,如‘渭城朝雨’演為三疊是也。至唐末,患其間有虛聲難尋,遂實之以字,號長短句,如李太白《憶秦娥》、《清平樂》、白樂天《長相思》,已開其端矣。”
徐渭認為,因為沒有太多的虛聲字用在歌詞中,于是人們就找替代之字摻入歌詞中,于是漸漸就形成了長短句。他將詞的起源定在了唐末,可其又稱盛唐李白的作品已經(jīng)是詞的開端,那開端算不算詞的起源呢?徐渭沒有給出答案。
前面朱熹把詞稱為曲子,他的這個說法由敦煌藏經(jīng)洞的發(fā)現(xiàn)予以了印證,比如后世認為流傳至今*早的民間詞集,就是敦煌洞所出的《云謠集雜曲子》,該集中共收了30首雜曲子,其中就有《浣溪沙》,為此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詞集·敘錄》中稱:“是今所謂詞,古原稱曲子。按曲子原出樂府,郭茂倩稱曲子所由脫變之樂府為‘雜曲歌辭’,或‘近代曲辭’。……是五七言樂府原稱詞(即辭字),或稱曲,而長短句則稱曲子也。特曲子既成為文士搞藻之一體,久而久之,遂稱自所造作為詞,目俗制為曲子,于是詞高而曲子卑矣。”
王重民明確地說,今天所說的詞就是古代的曲子。而后他講述了曲子的歷史,并且說長短句就是曲子,后來文人將其改造成了一個固定的文學題材,那就是詞,但有了詞之后,曲子仍然在流行,文人所作的則稱之為詞,而民間的俗詞小調(diào)仍然稱為曲子。
王重民在這里將曲子和詞進行了兩分法,他以雅和俗予以界定,但早在五代時期,曲子和詞就合二為一地被稱之為“曲子詞”,比如歐陽炯在《花間集序》中首次用到了這樣一個專有詞:“因集近來詞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為十卷。”而《花間集》所收均為詞作,看來歐陽炯直接把詞稱為“曲子詞”。而與歐陽炯同時代的孫光憲也這么說:“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北夢瑣言》卷六)看來,在五代時期確實是把詞這種文學題材稱為“曲子詞”。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稱呼呢?現(xiàn)代學者顧隨先生做出了這樣的解讀:“詞之一名,至宋代而始確立。其在有唐,只日‘曲子’。……‘子’者,小義,如今言‘兒’。故日:曲子者,所以別于大曲也。奚以別乎?日:大小之分而已。又,‘曲’者,‘譜’義,指聲,‘詞’、‘辭’通,指文字。是故,曲子詞者,謂依某一樂章之譜所制之辭。”《釋曲子詞寄玉言》)
既然詞是由詩轉(zhuǎn)化而來的,那么兩者之間有著怎樣的區(qū)別呢?宇文所安在其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中稱:“音樂性是這一詩歌類型的標志性特征,將它與詩區(qū)別開來。詩,也可配樂和演唱,但通常并不這么做。早期的詞,總是配樂并演唱。而且,詞不是隨便什么歌曲;它主要是用于城市娛樂場所的歌曲,由職業(yè)歌女、舞女表演。” 這里認為,詞區(qū)別于詩的*大標志就是詞具有音樂性,但該專著中也稱,其實詩也具有音樂性。這么說來,兩者之間的界線變得有些模糊,而該專著只是說這兩者之間的區(qū)別是常用和不常用。如此說來,如果單純用音樂性來區(qū)別詩和詞,其實不是個好辦法。隨著時間的遞延,其實后來的詞大部分也不能唱。
那詩和詞之間到底應(yīng)該怎樣做出界定呢?其實“長短句”一詞正說明了問題:一般而言,詩的格式整齊劃一,而大多數(shù)詞從外觀看上去卻長短不一。當然,這不是一種絕對的分法,因為有些詞的句式也很整齊,而同樣有些古詩看上去也像長短句。比如《詩經(jīng)》中的作品,后世都視之為詩,可是里面也有長短不一的句式,于是,有人就把詞的起源追溯到了《詩經(jīng)》。
關(guān)于詞產(chǎn)生于何時?如前所言,有人認為《詩經(jīng)》里面就已經(jīng)有了詞,這個追溯足夠遙遠,清汪森在《詞宗序》中說:“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簫鐃歌》十八篇,篇篇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
汪森認為,詩產(chǎn)生的年代也就近似于詞產(chǎn)生的年代。而后他舉出了一些句式長短不一的上古作品,接著他說:既然這些作品都是長短不一的句式,怎么能不是詞呢?
而同時代的朱彝尊,也跟汪森秉持的觀點一樣,他在《水村琴趣序》中說:“《南風》之詩,《五子之歌》,此長短句之所由防也。漢《鐃歌》、《郊祀》之章,其體尚質(zhì)。迨晉、宋、齊、梁《江南》、《采菱》諸調(diào),去填詞一間耳。詩不即變?yōu)樵~,殆時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國,盛于宋。”
朱彝尊認為,《詩經(jīng)》中的《南風》就已經(jīng)有了詞的雛形。而后他又舉出了漢代的兩篇作品,接下來又講到了南北朝。雖然如此,朱彝尊還算比汪森客觀,他在舉出這些例子之后又說詞的萌芽產(chǎn)生于唐代。
對于汪、朱二人的說法,陶爾夫和諸葛憶兵在《北宋詞史》中表示了不贊同:“朱、汪二人純粹從句式的長短出發(fā),推溯詞的源頭,忽略了詞的音樂特征。”同時,該專著中又引用了清江順詒《詞學集成》卷一中,所引王述庵在《詞宗序》中的說法:“汪氏晉賢,序竹坨太史聯(lián)詞綜》,謂長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詩而作,而本于樂。樂本乎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
王述庵在這里先夸贊了汪森,王說汪把詞的起源追溯到了《詩經(jīng)》,這真是一種創(chuàng)見。接下來,王又說詞的誕生要比詩晚,而詞的*大特點就是具有音樂性,所以說,把長短不一的詩視之為詞是不正確的。
既然如此,那詞這種文體究竟產(chǎn)生于何代呢?后世的文人對此各有各的說法,比如南宋王炎在《雙溪詩余自敘》中說:“古詩自風雅以降,漢魏間乃有樂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長短句,蓋樂府曲之苗裔也。”王炎認為,詩起源于漢魏樂府。而與他有同樣看法者,則是清代的譚獻:“詞為詩余,非徒詩之余,而樂府之余也。”《(復堂詞話·復堂詞錄序》)
另外的說法還有認為詞起源于六朝雜言詩,而主流的說法則是認為詞起源于唐代,比如清張惠言在《詞選序》中說:“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之以詞,故日‘詞’。”
在古代,*具權(quán)威的說法,當然是《四庫全書總目》,《總目》中《御定歷代詩余提要》稱:“詩降而為詞,始于唐。若《菩薩蠻》《憶秦娥》《憶江南》《長相思》之屬,本是唐人之詩,而句有長短,遂為詞家權(quán)輿,故謂之詩余。”
四庫館臣認為到了唐代才產(chǎn)生了詞,而后舉出了四首詞牌名,其中前兩首即為李白的作品。也正因如此,我的這本書起首一篇,寫的就是李白。
其實除此之外,還有人認為詞起源于五代,清先著在《詞潔·發(fā)凡》中稱:“詞源于五代,體備于宋人,極盛于宋之末。”這樣的說法因為時代較晚,故少有贊同者。而《劍橋中國文學史》則把詞的起源時代定在了中唐:“中唐時期,另一種詩歌類型—詞,已略具雛形。起初,這一詩歌類型,與可由文字組合而成的眾多其它歌曲形式的分別,只能微弱、模糊地加以感知。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五代時期,詞開始被視為一種獨立的詩歌類型,有自己的諸多詞調(diào)。”即此看來,該書基本贊同先著的這個判斷。
確定了詞的內(nèi)涵和外延,同時也搞清楚了詞的起源,那接下來就涉及本書所收詞人的下限,而我把這個時代定到了民國。雖然說有些詞人在上世紀晚期才離世,然而他們的創(chuàng)作年代卻主要集中在民國時期,故仍然未曾超出我所定出的下限范疇。
如前所言,詞是由詩轉(zhuǎn)化而來的,而古代的文人中,極少有只寫一種文體者,喜歡填詞者也同樣喜歡作詩,只是兩者之間的偏好略有差異而已,故而將某位古代的文人完全界定于詞人或詩人,其實并不容易,所以,我的區(qū)分只是為了表明一種文體的遞傳而做出的。
當然,*好的方式是能夠多尋找到幾處同一位文人的不同歷史遺跡,比如蘇軾,他既是宋詞中的重要人物,又是“唐宋八大家”中重要的一員,那么,我在《覓詞記》中當然要寫到東坡,而《覓文記》中也不能缺少他,于是乎,我就找到了兩處遺跡來分別寫他藝術(shù)成就的不同側(cè)面。
當然,東坡的才能絕不僅是文與詞,比如他的書法也很有成就。宋代書法家中,有“蘇黃米蔡”四大家之稱,而東坡則排在了**位,如果要談?wù)撍囆g(shù)史,當然無法繞開東坡,即使從學術(shù)史角度而言,《蘇氏易學》也同樣是重要的一家。但我卻認為,總不能通過兩處跟東坡有關(guān)的遺跡就將東坡的各個方面一一寫到,而這也正是尋訪的不易之處。
正是因為本書的著眼點乃是古代文人的遺跡尋訪,而在歷史的流傳過程中,一些重要人物遺跡也并沒有因其重要性而被保留下來,在詞史上,像宋代的周邦彥、吳文英,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可惜我卻查不到跟他們有關(guān)的任何痕跡。比如吳文英,我只知道他曾有一度隱居在太湖邊,于是我動用了無錫和蘇州的朋友,請他們幫我落實吳的故居地址所在。而后朋友們動用各種關(guān)系,在兩年多的時間里,做出了各種努力,*終還是無果,這當然是個大遺憾。
也正因如此,本書無法構(gòu)成完整的詞史,故而只能以找到的結(jié)果結(jié)集成書。而這些詞人的排序方式,則是按照每位的生年為序,以便讀者能夠大略地看出隨著時代的推移而產(chǎn)生的詞風變化。
我在尋訪過程中,得到了太多朋友們的照顧和幫助,于此,我一并表示對這些朋友們的真誠感謝!
寫此序時,正趕上2016年的*后一天,轉(zhuǎn)天將會是新的一年,于此祝愿朋友們有一個新的開端!
韋力序于芷蘭齋
覓詞記(精裝上下冊) 目錄
溫庭筠:小山重疊金明滅,鬢云欲度香腮雪
韋莊: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李璟、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柳永:楊柳岸、曉風殘月
張先:云破月來花弄影
晏殊、晏幾道: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靈壽韓氏:遍綠野,嬉游醉眼,莫負青春
蘇東坡: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黃裳:愿聽了,一闋歌聲,醉倒拼今日
黃庭堅: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云深處
秦觀:山抹微云,天連衰草
李綱:五陵蕭瑟,中原杳杳,但有滿襟清淚
李清照:凄凄慘慘戚戚
趙鼎: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張元斡: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如許
岳飛: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陸游:此身誰料,心在天山,身在滄洲
張孝祥:應(yīng)念嶺海經(jīng)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
辛棄疾: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
趙汝愚:空外笙簫,人間笑語,身在蓬萊
姜夔: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
劉過:斗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
劉克莊: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
元好問:問世間,情為何物?
段克己、段成己:堂上客,須空白。都無語,懷疇昔
嚴蕊: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
陳子龍:只是你年年芳草,依舊江山如許
納蘭性德:好知他、年來苦樂,與誰相倚
鄭板橋:難道天公,還鉗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
劉熙載:此趣渾難說,歌向碧云天
蔣春霖:茫茫此恨,碧海青天,唯有秋知
王鵬運:興亡事,醒醉里,恨悠悠
文廷式:高唱大江東,驚起魚龍
鄭文焯:竹響露寒,花凝云淡,凄涼今夜如此
朱祖謀:畫欄更憑。莽亂煙,殘照無情。
況周頤:愁入陣云天末,費商音、無端凄戾
梁啟超:鎮(zhèn)日飄零何處也,依舊天涯
王國維:厚薄但觀妾命,淺深莫問君恩
夏承燾:化鶴歸遲,拜鵑淚盡,關(guān)塞舊夢難尋
覓詞記(精裝上下冊) 節(jié)選
柳永:楊柳岸、曉風殘月
柳永在中國詞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因為他的特殊經(jīng)歷,故柳永被稱為中國歷史上位專業(yè)詞人,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上評價他說:“正如宋詩直到歐陽修等人登上詩壇才顯示出獨特的面目一樣,宋詞到柳永手中才發(fā)生重大的變化。”
詞到了柳永時代,有了怎樣重大的變化呢?《中國文學史》上接著說:“整個唐五代時期,詞的體式以小令為主,慢詞總共不過十多首。到了宋初,詞人擅長和習用的仍是小令。與柳永同時而略晚的張先、晏殊和歐陽修,僅分別嘗試寫了17首、3首和13首慢詞,慢詞占其詞作總數(shù)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創(chuàng)作了慢詞87調(diào)125首。柳永大力創(chuàng)作慢詞,從根本上改變了唐五代以來詞壇上小令一統(tǒng)天下的格局,使慢詞與小令兩種體式平分秋色,齊頭并進。”
柳永之所以能夠在詞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除了他的聰明才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跟他的人生經(jīng)歷有較大的關(guān)系。
柳永出生在讀書人家,他的祖父柳崇,雖然沒什么功名,但也喜好儒道,《福建通志》上有《柳崇傳》。而柳永的父親柳宜,曾是一位官員,王禹偁在《小畜集》中說:“任監(jiān)察御史時,多所彈射,不避權(quán)貴,故秉政者尤之,繼出為縣宰,所在有理聲。”而柳永的叔父中也有幾位是儒生,生活在這樣的文化家庭中,這當然讓柳永受到了很好的熏陶,所以他從小就立志要考取功名,而后出仕成為一位有作為的官員。
因為柳永的聰明使得他頗為自負,他作過一首名為《長壽樂》的詞,他在此詞中表達了自己定能取得功名的信心:“便是仙禁春深,御爐香裊,臨軒親試。對天顏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時、等著回來賀喜。好生地,剩與我兒利市。”
柳永想象著他參加了殿試,皇帝親臨現(xiàn)場,而他自己也定然能夠高中榜首,甚至他想象著回來后眾人向他道喜的場景。可是現(xiàn)實并沒他想象的那樣美麗,經(jīng)過一番折騰,他鎩羽而歸。這個結(jié)果大出他事先所料,因為期望值過高,這讓他對落榜這件事頗為不滿,于是寫出了那首很有名氣的《鶴沖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云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柳永的這首詞作得十分灑脫,他說自己因為一時大意,偶然失去了頭魁的寶座,但他覺得無所謂,即使沒有功名,他也覺得自己能夠達到的水平。既然那些人看不上自己,那不如就沉湎于女人堆中快快樂樂地享受,把那虛名換作人生的愉悅。
從柳永的人生志向來看,他還是有著正統(tǒng)的儒生觀念,那就是通過苦讀考取功名,而后通過做官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但越是聰明的人越會自負,因此一旦受到意外的挫折,那他暴發(fā)出來的不滿之氣則比普通人要大得多。
其實他的這首《鶴沖天》也不過就是考砸了后的一時發(fā)泄,但別人不這么看,有人抓住他的這首詞,認為他的所寫就是他真實心態(tài)的描繪。如果一般人這么想也就罷了,如果皇帝也這么想,那就成了天大的事兒,而不幸的是,正是因為柳永的詞寫得好,所以他的作品連皇帝都會留意,而這首《鶴沖天》就給他帶來了煩。
宋吳曾在《能改齋漫錄》卷十六中載有這樣一段話:“仁宗留意儒雅,務(wù)本向道,深斥浮艷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轉(zhuǎn)官。”
這段話的前三句是說,宋仁宗喜好高雅的儒學,他反感于社會的浮夸風氣,而柳永喜好寫艷詞,這類的詞顯然不合宋仁宗的味口,恰好他的這首《鶴沖天》也被仁宗留意。某年,柳永又去參加科考,皇帝在御覽時看到了他的名字,于是說:還是讓他到女人堆中去享樂吧,何必要這樣的浮名?!于是皇帝的一句話就斷送了柳永的前程。
這樣的結(jié)果顯然柳永沒有想到。其實他原本叫柳三變,因為皇帝記住了這個惡名,他為了讓自己能夠有轉(zhuǎn)運的機會,于是就改名為柳永,此后他就就以柳永之名參加科考。可能真是換了個馬甲,皇帝就不知道他是誰了,故到其晚年總算考中了進士,而后做了幾任小官,他的高職務(wù)是屯田員外郎,這個官的級別僅是從六品。可見,其一生都不得志。也正因為這個官職,后世又把他稱為柳屯田。
但有時壞事也會變?yōu)楹檬拢酪驗閷懺~而遭到了皇帝的反感,使他沉寂于下層,但這個結(jié)果使得他把人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作詞上,(圖19、20)這才誕生了中國歷史上位中國大詞人,而這個結(jié)果也確實跟皇帝對他的斥責有著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
宋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九中引用了《藝苑雌黃》中的一段話:“柳三變‘喜作小詞,然薄于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狷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旨填詞柳三變’。”
柳永考不上功名,于是就通過其他關(guān)系疏通門路,當時的官員任命權(quán)在皇帝手里。皇帝聽到別人的推薦后,問是不是那個喜歡寫詞的柳三變,別人說正是他,于是皇帝稱:讓他去填詞吧。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不要來做朕的官兒。這個結(jié)果讓柳永很無奈,他為了生活只能住在妓院里,通過給那些歌妓寫詞來得到一些報酬,顯然,他得到的潤筆不低,因為他打出了一個金字招牌:他號稱是遵奉皇帝的命令,來專業(yè)地寫詞。
看來,柳永化被動為主動,果真起了效果。清沈雄在《古今詞話》上卷中說:“柳永曲調(diào)傳播四方,嘗候榜作《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仁宗聞之曰:‘此人風前月下,好填詞去。’柳永下第,自此詞名益振。”沈雄說,柳永雖然沒有考取功名,但因為他巧妙地利用了皇帝的斥責,反而使得他聲名遠播。顯然,這只是一種臆斷。從創(chuàng)作手法來說,柳永的詞確實寫得高明,即使沒有皇帝對他的斥責,他的詞也同樣對那個時代的有著很大的影響。
但問題是,皇帝為什么僅因這樣一首詞就會對他這樣的反感呢?杜若鴻在《柳永及其詞之論衡》一書中認為:“深層原因則系于仁宗之朝政治文化的時代轉(zhuǎn)向”,任何問題一旦涉及到了政治,就無法以一般性的思維進行分析。既然趕上了這種社會氛圍轉(zhuǎn)向,那只能說這是柳永的運氣差,故而杜若鴻在該專著中評價到:“大膽率直的艷冶不典之詞,與仁宗朝以后的主流審美標準格格不入。”
如前所說,在那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只有考取功名才是正統(tǒng)的出身,柳永寫艷詞遭到了皇帝的反感,雖然他可以靠填詞來討生活,但這畢竟不如當公務(wù)員既榮耀又有穩(wěn)定的收入,于是他就繼續(xù)參加科考。不知他考了多少次,終于在宋景祐元年考中了進士,而后他當上了幾任小官,其中做過余杭縣令。《余杭縣志》中記載有他做縣令時的業(yè)績,其中有“百姓愛之”這樣的贊譽,看來他還是希望自己能夠在正常的工作中有所作為。
可惜的是,像柳永這樣聰明絕頂?shù)娜耍鶗驗樽约旱穆斆鞫蜓垣@罪,具體到柳永,他就是因為寫詞而耽誤了自己進行仕途幾十年,但他做官之后仍然因為寫詞而引起了皇帝的惱怒,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卷八中有如下一段話:“柳三變……皇祐中,久困選調(diào),入內(nèi)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會教坊進新曲《醉蓬菜》,時司天臺奏老人星見,史乘仁宗之悅,以耆卿應(yīng)制。耆卿方冀進用,欣然走筆,甚自得意,詞名《醉蓬菜》。比進呈,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悅。讀至‘宸游鳳輦何處’,乃與御制真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擲之于地。永自此不復進用。”
看來,柳永只是個認真做官吏,不會巴結(jié)領(lǐng)導。柳永的這種傻實在讓某位上級發(fā)了善心,想借機在皇帝面前讓他表現(xiàn)一把,于是他就讓柳永寫了首詞,趁仁宗高興時讓柳永呈上。寫詞當然是柳永的拿手好戲,于是他一揮而就,可是呈給皇帝后,皇帝的臉色很快就陰沉了下來,原來柳永不小心在詞中用到的字句引起了皇帝的傷心,以至于很生氣地把柳永所寫之賦扔在了地上,從此再不提拔他。
這樣的不走運,真讓人替他惋惜。但人生的境遇確實沒辦法講,通觀柳永的一生,不知可不可以用“聰明反被聰明誤”來形容。但天無絕人之路,也正因他這種不幸的遭遇,使得他只能把自己的聰明用在作詞上。
柳永的填詞不僅僅是按照前人的詞牌進行創(chuàng)作,他有很多的發(fā)明,而其重要的貢獻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慢詞,同時有很多詞調(diào)也是他所者,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稱:“在兩宋詞壇上,柳永是創(chuàng)用詞調(diào)多的詞人。他現(xiàn)存213首詞,用了133種詞調(diào)。在宋代所用880多個詞調(diào)中,有100多調(diào)是柳永或使用。詞至柳永,體制始備。”
對于柳永在詞史上的貢獻,后世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贊譽者認為他是詞史的開創(chuàng)者,比如張端義在《貴耳集》卷上中引用了項平齋的話:“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叩其所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
覓詞記(精裝上下冊) 作者簡介
韋力,號芷蘭齋,藏書家、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院研究院。憑個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萬冊,四部齊備,被認為是中國民間收藏古善本超級多的人。著有《古書之愛》《古書收藏》《芷蘭齋書跋集》《得書記》《失書記》《覓宗記》等,另有與安妮寶貝合著《古書之美》。、《糜爛》、《紅顏》、《無力歲月》、《不屬于我的日子》、《純色的沙拉》,話劇劇本《世紀人生——董竹君》、《董竹君》(合作)等。
- 主題:
韋力老師關(guān)于中國歷代著名詞人蹤跡的訪尋。訪尋之地,多為其墓地,墓地無處可尋或者在其他書里已經(jīng)寫過的,則以行經(jīng)處代之。訪尋的同時評點該名詞人著名作品,多是搜集資料的堆砌及平鋪直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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