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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女女 本書特色
《男男女女》是一本十來萬字的、談論“男與女”專題的、帶點兒文化意味的集子，由黃子平選編，共收錄了魯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語堂、孫犁等23位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大家的38篇文章，文體、主題、語言和觀念均駁雜不純，散而且雜，卻也向讀者展示了他們在看待“男與女”這一亙古常談話題時各自的角度和有趣的觀點，可謂大家小作，閱讀起來興味十足又頗得啟發。
男男女女 內容簡介
《男男女女》是一本十來萬字的、談論“男與女”專題的、帶點兒文化意味的集子，由黃子平選編，共收錄了魯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語堂、孫犁等23位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大家的38篇文章，文體、主題、語言和觀念均駁雜不純，散而且雜，卻也向讀者展示了他們在看待“男與女”這一亙古常談話題時各自的角度和有趣的觀點，可謂大家小作，閱讀起來興味十足又頗得啟發。
男男女女男男女女 前言
|導 讀|
黃子平
從本世紀卷帙浩繁的散文篇什中編出一本十來萬字的、談論“男與女”專題的、帶點兒文化意味的集子，不消說是一件雖然困難卻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散文，是一個文體類別的概念。男女，則是一個性別概念。把這兩個概念擱一塊兒考慮有沒有什么道理？世界上的一些女權主義批評家琢磨過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比如說：“性別( gender)和文類(genre)來自同一詞根，它們在文學史上的聯系幾乎就像其詞源一樣親密。”由此，人們討論了“小說與婦女”這一類極有吸引力的課題，指出某一些文體類型更適合于成為“綜合女性價值”的話語空間，等等。但是，也有另外的女權主義批評家，不同意這種基于詞源學的觀點來展開邏輯論證的方法，說是“你能根據‘文類’與‘性別’源于同一詞就證實它們有聯系的話，你也能證實基督徒( Christians)和白癡(cretins)有聯系，因為它們皆源于拉丁語‘信徒’( christianus)。”當然，一種方法的濫用并不能反過來證明它在其一定范圍內的有效性已經失靈：詞源學上的聯系仍然是一種聯系，而且也就投射了一種概念上、觀念上和思想史上的可能相當曲折的聯系。避開拉丁語之類我們極感陌生的領域，回顧一下我們中國自己的“文體史”和“婦女史”，也能覺察出“文類之別”和“男女之別”，實際上是處于同一文化權力機制下的運作。中國古代的文體分類可以說與倫理道德教化體制一齊誕生。《周禮·大祝》曰：“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在《禮記》一書中，還對某些文體的使用范圍加以規定，比如“誄”：“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把文類看作僅僅是文學史家為了工作的便利而設置的范疇歸納，而看不到其中包含的文化權力的運作，就太天真了。每一個時代中，文類之間總是存在著雖未明言卻或井然有序或含混模糊的“上下親疏遠近”關系，有時我們稱之為“中心 — 邊緣”關系。直至今天，當我們注意到幾乎所有的綜合性文學刊物都罕有將“散文”或“抒情短詩”置于“頭條位置”時，文類之間的上述不成文的“倫理”秩序就昭然若揭了。有時我們能聽到這樣的傳聞，說是從事劇本創作的文學家在文藝界代表大會上尷尬地發現自己“掉在了兩把椅子中間”，在“劇協”中無法與著名導演、名角、明星們平起平坐，在“作協”中又被小說家和詩人們所擠兌。他們呼吁成立專門的“戲劇文學家協會”，正表明了某一文類在當代文化權力機制中的困窘地位或邊緣位置。如果我們由此聯想到別的一些代表大會中要求規定女性代表的數量達到一定的百分比，這種聯想多少總是有點道理的了。
同樣，“男女之別”決不僅僅是生理學或生物學意義上的劃分，而首先是文化的和政治的劃分。正如西蒙娜·波伏瓦所說的，女人絕非生就的而是造就的。從中國古典要籍中可以不太費力地引證材料來說明這一點。《通鑒外》載：“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設嫁娶，以儷皮為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禮記·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大戴》：“婦人，伏于人者也。”《說文》：“婦，服也。”在兩千年的父權文明中，“男女之別”不單只是一種區分，而且是一種差序，一種主從、上下、尊卑、內外的諸種關系的規定。
這樣，當我們把文體類別和性別這兩個概念擱一塊兒考慮的時候，那個作為同一位“劃分者”的歷史主體就浮現了，那位萬能的父親形象凸顯于文化史的前景。更準確地說，任何劃分都是在“父之法”的統治下進行。既然“男與女”是文學、文化、倫理等領域無法回避、必然要談論的主題，父系社會就規定了談論它的方式、范圍、風格、禁忌等等。周作人曾經談到中國歷來的散文分為兩類，一類是“以載道”的東西，一類則是寫了來消遣的。在前一類文章中也可以談“男女”，卻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其文體主要是倫理教科書之類的形式。父系文明甚至不反對女才子們寫作這類東西，如班昭和宋若華們寫的《女誡》、《女倫語》之類。更多的涉及“男女”或曰“風月”的作品，卻只能以詩詞、傳奇、話本、小說這類處于話語秩序的邊緣形式來表達。被壓入幽暗之域的歷史無意識借助在這后一類話語中或強或弱的宣泄，調節著消解著補充著潤滑著整個文化權力機制的運作。
現在要來說清楚編這本散文集的“十分有意思”之處，就比較容易了。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發生急劇的變動。相應地，文體類型的結構秩序也產生了“中心移向邊緣、邊緣移向中心”這樣的位移錯動。正統詩文的主導地位迅速衰落了，小說這一向被視為“君子弗為”的邪宗被時人抬到了“文學之*上乘”的嚇人位置，擔負起“改良群治”、“新一國之民”的偉大使命。新詩經由“嘗試”而終于“站在地球邊上呼號”。戲劇直接由域外引進，不唱只念，文明戲而至“話劇運動”。這其間散文的命運*為沉浮不定。它既不像小說那樣，起于草莽市井而入主宮闈；也不像新詩那樣，重起爐灶另開張，整個兒跟舊體詩詞對著干；更不像話劇那樣，純然“拿來”之物，與舊戲曲毫無干系（至少表面看來如此）。說起來，在中國整個文學遺產中，各類散文作品所占的比重，比詩歌、小說、戲曲合在一起還大。而所謂散文這一類型概念本身的駁雜含混，足以容納形形色色的文體，諸如古文、正史、八股文等較占“中心位置”的文體，又包含小品文、筆記、書信、日記和游記一類位于邊緣的類型。因此，在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體結構變動中散文的位移時，就無法籠統地一概而論。借用周作人的范疇，我們不妨粗疏地說“載道之文”由中心移向邊緣，而“言志之文”由邊緣移向中心。其間的復雜情形無法在這里討論，譬如書信、日記、游記之類滲入到小說里去暗渡陳倉，或者反過來說，小說在向文體結構的“*上乘”大舉進軍時裹挾了一些邊緣文體咸與革命。有一點可以說說的是，以前人們用“文章”這個名目來概括上述形形色色的文體，如今已覺不太合適。至少，古代文論中通常指與韻文、駢文相對的散行文體的“散文”，被提出來作為西方的Pure prose的譯名，并產生持續相當久的命名之爭。周作人呼吁“美文”，王統照倡“純散文”，胡夢華則稱之為“絮語散文”。或者譯Essays稱為隨筆，或者襲舊名叫作小品，或者干脆合二為一，如郁達夫所說的，“把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的四個字連接在一氣，以祈這一個名字的顛撲不破，左右逢源。”還有一些新起的名目，如雜文、雜感、隨想錄、速寫、通訊、報告文學等等，歸入散文這旗幟之下。命名的困難正說明了散文地位的尷尬。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中，它總是夾在中心與邊緣、文學與非文學、純文學與“廣義的文學”、雅與俗、傳統的復興與外國的影響、歌頌與暴露等諸種矛盾之間，有時或許真的“左右逄源”，更多的時候是左右為難。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初十年，胡適、魯迅、周作人、郁達夫等人無不認為比之小說、新詩、戲劇、散文取得的成就*為可觀。而可觀的原因，卻又恰好不是由于他們所極力主張的反傳統，而是由于可依恃的傳統*為豐厚深沉的緣故。可是沒過多久，討論起“中國為什么沒有偉大的文學產生”這樣的大問題時，魯迅就不得不起而為雜文和雜文家辯護，爭論說，與創作俄國的《戰爭與和平》這類偉大的作品一樣，寫雜文也是“嚴肅的工作”。在魯迅身后，“重振散文”、“重振雜文”、“還是雜文的時代”一類的呼聲，其實一直也沒有中斷過。散文的“散”、“雜”、“小”、“隨”等特征，說明了它的不定形、無法規范、兼容并蓄、時時被主流所排斥等等，與其說是必須為之辯護并爭一席之地，毋寧說恰恰是散文的優勢之所在，它藉此得以時時質疑主流意識，關注邊緣縫隙，關注被歷史理性所忽視所壓抑的無意識、情趣和興味，從而可能比小說、詩、戲劇等文體更貼近歷史文化主體及其精神世界的真實。
不消說，文體結構的錯動只是二十世紀社會文化倫理諸結構大變動中的一個部分。周作人曾認為，“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他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二十世紀初，隨著王權的崩潰，父權夫權亦一齊動搖。五四時期討論得*多的熱門話題，便是“孝”和“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那個“節”）。男女之別不僅在差序尊卑的意義上，而且在分類的意義上受到質疑。“我是一個‘人’！”女權首先被看作人權的一部分提了出來，幼者與女性一視同仁（人）地被當作“人之子”而不是兒媳或兒媳之夫被置于反抗父權文化的同一條戰壕之中。婦女解放始終沒有單獨地從“人的解放”（隨后是社會解放和階級解放）的大題目中提出來考慮，遂每每被后者所遮掩乃至淹沒。如同處于錯動的文體秩序中沉浮不定的“散文”，變動的社會結構里，二十世紀的中國女性身處諸種復雜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婦女的社會地位確實經歷了驚人的變化，并且得到了憲法和法律的確認；另一方面，婦女事實上承受的不平等至今仍隨處可見，某些方面甚至愈演愈烈（如長途販賣婦女）。你會問，社會和階級的解放能否代替婦女及其女性意識的解放，或者說后者的不如人意正證明了前者的“同志仍須努力”？另一個令人困惑不解的趨向是，到了二十世紀末葉，與歐美的女權主義者正相反，中國的女性似乎更強調“女人是女人”，這一點似乎亦與本世紀初的出發點大異其趣。一個流傳頗廣的采訪或許能說明問題。當一位普通婦女被問到她對“男女平等”的理解時，她說：“就是你得干跟男人一樣繁重危險的工作，穿一樣難看邋遢的衣服，同時在公共汽車上他們不再給你讓座，你下班回家照樣承包全部家務。”看來，婦女解放不單充滿了詩意，也充滿了散文性和雜文性。有意思的是，茅盾曾有短篇小說以《詩和散文》為題，描寫了本世紀初的新青年新女性的愛情婚姻生活。而丁玲的兩篇著名雜文，《我們需要雜文》和《三八節有感》，幾乎就發表在同一時期的《解放日報》上。所謂雜文，我想，無非是在看似沒有矛盾的地方出其不意地發現矛盾，而這“發現”帶有文化的和文學的意味罷了。
喜歡處處發現“同構性”的人，倘若生拉硬拽地夸大這里所說的聯系，可能不會是明智的。這篇序文只是試圖提供一種閱讀策略，去看待這本集子中文體方面和論及的話題方面所共有的駁雜不純性。收入集子中創作時間*早的，是前清進士、后來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的一篇未刊文《夫婦公約》，文中表現的“超前意識”幾乎與其文體的陳舊一樣令人吃驚。魯迅早年以“道德普遍律”為據寫作長篇說理文，在著名演說《娜拉走后怎樣》則提及“經濟權”的問題，到了后來，就純粹用數百字的短文向父權文明實施“致命的一擊”了。周作人卻一直依據人類學、民俗學和性心理學的廣博知識來立論，其文體和觀點少有變化。繼承了“魯迅風”且在女權問題上傾注了*大戰斗激情的是聶紺弩，《“確系處女小學亦可”》一文取材報章，處女膜與文化程度的這種奇怪換算真使人驚愕，至今，在許多“征婚啟事”上此類雜文材料并不難找。徐志摩的演說援引了當時的女權主義者先驅、小說家伍爾夫的名作《自己的房間》里的許多觀點，卻無疑作了出自中國浪漫主義男性詩人的闡釋和理解。林語堂仿尼采作“薩天師語錄”，梁實秋則在他的“雅舍小品”中對男人女人不分軒輊地加以調侃，然而這調侃既出自男人之筆下，“不分軒輊”似不可能。張愛玲的《談女人》從一本英國書談起，把英國紳士挖苦女人的那些“警句”也半挖苦地猛抄了一氣，*后卻點出她心目中*光輝的女性形象——大地母親的形象。集子中那組由郁達夫、何其芳、陸蠡、孫犁等人撰寫的更具抒情性的散文，或談初戀，或寄哀思，或憶舊情，可能比說理性的散文透露了更多至性至情，其文體和情愫，借用周作人的話來評說：“是那樣地舊又那樣地新”，新舊雜陳，難以分辨。關于婚姻、夫婦的散文占了相當篇幅，其中有關“結婚典禮”的討論是*有興味的，儀式的進行*能透露文化的變遷，二十世紀*典型的“中西合璧”式長演不衰，其中因由頗堪玩味。悼亡的主題本是中國古典散文的擅長，朱自清和孫犁是兩位如此不相同的作家，寫及同一主題時的那些相似相通之處卻發人深思。一本談“男與女”主題的散文集，出自男士之手的作品竟占了絕大部分，這是編書的人也無可如何的事。幸好有新近的兩位女作家，張辛欣和王安憶的大作壓軸，一位“站在門外”談婚姻，一位卻娓娓而敘“家務事”，都能透露八十年代的新信息，把話題延續到了眼前目下。
駁雜不純，散而且雜。蘇聯批評家巴赫金有所謂“復調”或“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理論，用于評價二十紀中國文學是*為恰當的。就談論“男與女”的“散文”而言，就更是如此——文體、語言、觀念、思想，無不在時空的流動中嬗變、分化、沖突，極為生動，十分有意思。不信，請君開卷，細細讀來。
一九八九，十一，蔚秀園
男男女女 目錄
目 錄
|再 記|
| 序 |
|附 記|
|導 讀|
我之節烈觀 ◎ 魯迅| 001
娜拉走后怎樣 ◎ 魯迅 | 012
狗抓地毯 ◎ 周作人 | 019
讀《性的崇拜》 ◎ 周作人 | 023
女人 ◎ 朱自清 | 026
關于女子 ◎ 徐志摩 | 033
太監 ◎ 周作人 | 046
薩天師語錄（三） ◎ 林語堂 | 051
關于女人 ◎ 瞿秋白 | 055
女人未必多說謊 ◎ 魯迅| 058
奇怪 ◎ 魯迅| 060
男人的進化 ◎ 魯迅| 062
談《娜拉》 ◎ 聶紺弩| 065
“確系處女小學亦可” ◎ 聶紺弩| 069
三八節有感 ◎ 丁玲| 072
論娼妓 ◎ 聶紺弩| 078
論武大郎 ◎ 聶紺弩| 082
女人的禁忌 ◎ 周作人| 092
女人 ◎ 梁實秋| 099
男人 ◎ 梁實秋| 104
初戀 ◎ 周作人| 108
墓 ◎ 何其芳| 111
水樣的春愁 ◎ 郁達夫| 118
哀歌 ◎ 何其芳| 125
嫁衣 ◎ 陸蠡| 130
紅豆 ◎ 陸蠡| 137
刪去的文字 ◎ 孫犁| 140
夫婦公約 ◎ 蔡元培| 145
無謂的界線 ◎ 葉圣陶| 149
給亡婦 ◎ 朱自清| 155
擇偶記 ◎ 朱自清| 160
婆婆話 ◎ 老舍| 163
夫婦之間 ◎ 王力| 170
結婚典禮 ◎ 梁實秋| 174
終身大事 ◎ 蕭乾| 178
亡人逸事 ◎ 孫犁| 189
站在門外的人 ◎ 張辛欣| 194
關于家務 ◎ 王安憶| 200
|編輯附記| ◎ 205
|再 記|
| 序 |
|附 記|
|導 讀|
我之節烈觀 ◎ 魯迅| 001
娜拉走后怎樣 ◎ 魯迅 | 012
狗抓地毯 ◎ 周作人 | 019
讀《性的崇拜》 ◎ 周作人 | 023
女人 ◎ 朱自清 | 026
關于女子 ◎ 徐志摩 | 033
太監 ◎ 周作人 | 046
薩天師語錄（三） ◎ 林語堂 | 051
關于女人 ◎ 瞿秋白 | 055
女人未必多說謊 ◎ 魯迅| 058
奇怪 ◎ 魯迅| 060
男人的進化 ◎ 魯迅| 062
談《娜拉》 ◎ 聶紺弩| 065
“確系處女小學亦可” ◎ 聶紺弩| 069
三八節有感 ◎ 丁玲| 072
論娼妓 ◎ 聶紺弩| 078
論武大郎 ◎ 聶紺弩| 082
女人的禁忌 ◎ 周作人| 092
女人 ◎ 梁實秋| 099
男人 ◎ 梁實秋| 104
初戀 ◎ 周作人| 108
墓 ◎ 何其芳| 111
水樣的春愁 ◎ 郁達夫| 118
哀歌 ◎ 何其芳| 125
嫁衣 ◎ 陸蠡| 130
紅豆 ◎ 陸蠡| 137
刪去的文字 ◎ 孫犁| 140
夫婦公約 ◎ 蔡元培| 145
無謂的界線 ◎ 葉圣陶| 149
給亡婦 ◎ 朱自清| 155
擇偶記 ◎ 朱自清| 160
婆婆話 ◎ 老舍| 163
夫婦之間 ◎ 王力| 170
結婚典禮 ◎ 梁實秋| 174
終身大事 ◎ 蕭乾| 178
亡人逸事 ◎ 孫犁| 189
站在門外的人 ◎ 張辛欣| 194
關于家務 ◎ 王安憶| 200
|編輯附記| ◎ 205
展開全部
男男女女 節選
初 戀
周作人
那時我十四歲，她大約是十三歲罷。我跟著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樓，間壁住著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兒。她本姓楊，住在清波門頭，大約因為行三，人家都稱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婦沒有子女，便認她做干女兒，一個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們家里。宋姨太太和遠鄰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婦雖然很說得來，與姚宅的老婦卻感情很壞，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這些事，仍舊推門進來游嬉。她大抵先到樓上去，和宋姨太太搭訕一回，隨后走下樓來，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張板桌旁邊，抱著名叫“三花”的一只大貓，看我映寫陸潤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談過一句話，也不曾仔細的看過她的面貌與姿態。大約我在那時已經很是近視，但是還有一層緣故，雖然非意識的對于她很是感到親近，一面卻似乎為她的光輝所掩，開不起眼來去端詳她了。在此刻回想起來，仿佛是一個尖面龐，烏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腳的少女，并沒有什么殊勝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總是**個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對于別人的愛著，引起我沒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對于異性的戀慕的**個人了。
我在那時候當然是“丑小鴨”，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終不以此而減滅我的熱情。每逢她抱著貓來看我寫字，我便不自覺地振作起來，用了平常所無的努力去映寫，感著一種無所希求的迷蒙的喜樂。并不問她是否愛我，或者也還不知道自己是愛著她，總之對于她的存在感到親近喜悅，并且愿為她有所盡力，這是當時實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給我的賜物了。在她是怎樣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緒大約只是淡淡的一種戀慕，始終沒有想到男女關系的問題。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發表對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說道：
“阿三那小東西，也不是好貨，將來總要流落到拱辰橋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這些是什么事情，但當時聽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來。”
大半年的光陰這樣的消費過了。到了七八月里因為母親生病，我便離開杭州回家去了。一個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順便到我家里，說起花牌樓的事情，說道：
“楊家的三姑娘患霍亂死了。”
我那時也很覺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慘的死相，但同時卻又似乎很是安靜，仿佛心里有一塊大石頭已經放下了。
十一年九月
（選自《雨天的書》，岳麓書社1987年7月版）
論武大郎
聶紺弩
上
武大郎安分守己，勤勉而良善，順從他的妻子，友愛他的弟弟，和鄰居們從不發生什么糾葛，是好人和良民的標本。然而他的老婆被人奸占了，他的性命斷送在奸夫淫婦（這只是法律上的名詞吧，但此處正用得著！）和“馬泊六”手里了！豈但如此，還落下一個“王八”之名，千百年下，好開玩笑的常用他的名字作揶揄別人的用語，好像他不是好人和良民的標本，反是王八的標本！這是怎樣一個不問是非，不分青紅皂白的世界呀！又是怎樣一些不問是非，不分青紅皂白的人們！活在這樣的世界上和人們中間，用胡風先生的話說：就是“在混亂里面”！
請問：他犯了什么罪，應該得到這樣的結果？
他矮。這是他的錯么？晏平仲也矮，為什么沒有得到同樣的結果？王矮虎也矮，為什么不但不失掉老婆，反而得到老婆呢？
他樣子不漂亮。這又是他的錯么？“不意天壤之間竟有王郎”，這是晉朝一位闊太太講的話。那位王郎，樣子就不漂亮，雖然不能可太太之意，也沒有得到武大郎的結果呀！
他沒有學問。但西門慶又有什么學問呢？*沒有學問的莫過于晉惠帝（？），他說：“天下饑，何不食肉糜？”但還做皇帝咧！
他的老婆太好看了。笑話，西門慶有六個“房下”，一個賽似一個地好看，他的老婆不過其中之一。
他窮。對了，他窮。但顏回也窮，“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原憲也窮，“捉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黔婁也窮，“夫婦對泣于牛衣中”，窮人實在太多了！
他賣炊餅。當然，他賣炊餅。但炊餅這東西到處都有，也就是到處都有賣炊餅的。難道人人都像武大郎那樣結局么？
這些原因，分開來，一個也搔不著癢處；但合起來，武大郎就死于非命了。
武大郎窮，賣炊餅，這不是什么高尚職業；在舊世界，凡靠體力勞動吃飯的，都不高尚。一表非凡地不像樣子，貧窮和低微的世襲者又怎么會像樣子呢？大概沒有讀書，像他這樣地位的窮人大都很少機會讀書的。從優生學（一名淑種學或遺傳學）的立場說，是一種愚劣的人類，根本沒有傳種的資格，不應該有老婆。我想潘光旦教授一定會同意。這決不苛刻，為學術，為人類，為種族，為國家，為人民，都有這必要。而*必要的還是他自己。假如沒有老婆，他就不會慘死！也許有人懷疑，斷子絕孫的阿Q也沒有老婆，為什么也慘死了呢？這不同。阿Q偷人家的東西，又想革命；我們的武大郎卻不那樣。再說，阿Q也不算慘死，是國家拿去明正典刑了的，死而與國家有關，怎么算慘呢？但優生學恐怕也真有一個缺點：天下固然有許多愚劣的男性，不應該討老婆；另一面是不是也有許多愚劣的女性，不應該嫁人呢？如果有，不嫁不娶，自然*理想；問題是那些愚劣的兩手兩腳的禽獸，既然愚劣，當然不懂得學術，也不懂得為人類，為種族，甚至為他們或她們自己的這種替天行道，參天地之化育的學者，圣賢，思想家們的苦心孤詣。如果禁止他們和她們之間的嫁娶，一到春機發動期，他們和她們就會按捺不住，亂來一回，不但于安寧秩序，說不定與國際觀瞻都會有損。莊嚴神圣的優生學，至少在“為國家”這點上，還未達到完善周密之境。放寬尺度吧！在國家面前，學術多少讓點步，就準許那些狗男女們去如此如此吧。但須有個限制：愚劣的男性只能跟愚劣的女性配合！真的，武大郎如果討一個粗腳大手，笨嘴笨舌，有水牛般力氣，幫她的丈夫挑水，砍柴，生火，合面，挑著擔子到街上喊：“熱炊餅呵！”那才真是天生一對，地造一雙，龍配龍，鳳配鳳，一定會夫唱婦隨，白頭偕老的。然而幸乎不幸乎，不幸乎幸乎，他的老婆卻是那如花似玉，千嬌百媚的潘金蓮，于是，“天下從此多事矣”！詩曰：“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多少高貴人家，三妻四妾，粉白黛綠，爭妍取憐，誰也不哼一聲；西門大官人就是現成的例子。貧賤人只討了一個老婆，那老婆也沒有別的什么，不過模樣兒長得好看一點罷了，天下之人就如此憤憤不平，好像一定要他和她分散拆開，*好叫那“巧妻”陪他——有位作詩的“巧夫”眠眠，這才天公地道，心滿意足。有道是：“千夫所指，無疾而死”，武大郎就死在這“千夫”的“指”里！人，只要有錢，有地位，堂堂一表，不管怎樣為非作歹，卑污貧賤，壞得像西門慶，或者還壞十倍百倍，只要不把番僧的藥吃得太多，都可安享天年，生榮死哀。貧賤丑陋，不管如何良善，如何愛妻友弟睦鄰，不損人，不利己，只靠自己的勞力養活自己和家人；別的不說，就是老婆好看一件事，也可以死于非命。這似乎太不像人間；的確是事實，武大郎的結局，是個有力的證據。
中
有這樣的意見么？武大郎不過小說上的一個不重要的人物，那事件也不過是一件偶然的事件，用不著據以憤世嫉俗。
我決不憤世嫉俗，但也決不停止把舊世界的真情實態指示給你。
不錯，武大郎是個小說上的人物，但為什么一定不重要呢？世界上*可貴的是這種人，*多的也是這種人，不聲不響，忍辱含垢，克勤克儉，用勞力養活自己，養活家人，同時也養活全世界。沒有這種人就沒有世界，為什么不重要？——別亂扯了！我是說在小說上，他不占重要地位！——你這樣說，為什么？《水滸》可以沒有他么？《金瓶梅》可以沒有他么？沒有我聶紺弩，《大公園》還是《大公園》，《野草》還是《野草》，文壇還是文壇，世界更還是世界；但沒有武大郎，想想看，《水滸》就不成其為《水滸》，《金瓶梅》更不成其為《金瓶梅》了。他在小說上的地位比你我在這現實社會占的地位重要得多。
其次，那事件為什么是偶然的呢！他姓武行大，偶然；他的老婆叫潘金蓮，偶然；那奸夫名叫西門慶，更偶然。但像他這樣地位的人，有了好看的老婆，不能保住，甚至性命也要陪上，這件事卻決不偶然。
我是在一個小城市里生長的，那城里的事情有許多我都熟悉。跟別處一樣，那里也有生得好看的女的，大都是有錢有勢（就那小地方而言）人家的小姐，經過某種手續之后，變為少奶奶，奶奶，太太。她們不一定沒有艷史韻事，但與我們的問題無關，且不談它。低三下四的窮家小戶，比如差人（司法警察）、打漁佬、裁縫、廚子、皮匠、剃頭佬、武大郎的同行等等，女的常常不好看。人果有好看的，不管是老婆也好，女兒也好，首先就一定偷人；不偷的只算是例外。偷同等地位的不是沒有，多數卻是偷那些有錢有勢人家的少爺或店鋪老板。其次是逐漸把偷偷摸摸的事變為公然；再就是就為職業，原來的職業反變為副業，或者根本放棄。我們那兒，偷外面的妓院的那種東西是沒有的，這一點比清河縣差遠了。因此把別人的妻女買來做搖錢樹的事情也沒有。如果有鴇母，那就是“姑娘”的真正母親或婆婆，而龜頭，大茶壺等等，又正是她的丈夫本人。聽見過好幾個這種傳說：某人看見他的老婆了就發抖流汗，走攏去就頭痛；某人跟老婆睡在一個床上就生病，單獨睡就好；某人跟老婆睡，一夜你摸不著我，我摸不著你，像有一道墻隔住了；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同床不能歡，順理成章，底下是與其備而不用，又何不沾她一點光，圖一條生財之道呢？這是搖錢樹是老婆的場合，如果是女兒，則更簡便，連傳說也免了。姑娘們的結局有好幾種：其一，嫁給外面來的文武官員做太太或姨太太。父母變為岳老太爺，岳老太太，兄弟變為舅老爺，榮耀之至！原來有丈夫也不要緊，花一筆錢，買一張“脫頭”；這卻比清河縣文明多了，西門慶曉得用這辦法，就會少欠一條命債，免掉許多麻煩！其二，嫁給本地的大好佬做姨太太（本地人討姑娘做正印夫人的差不多沒有），等太太歸天了扶正；其全家光榮同上。其三以下不必說，不嫁或不幸短命死矣的也多。說清楚了沒有？窮家小戶的美人兒，總是老爺，少爺，先生，老板們寵幸的對象，或者共同寵幸，或者獨自寵幸，例外幾乎沒有。要不要補充一句傻話？大戶人家的太太，奶奶，少奶奶，小姐，前面說過，不是沒有韻事，甚至偷和尚的都有；但偷差人、裁縫、廚子、終于向丈夫買了脫頭，改嫁給差人之類的，信不信由你，連半個也沒有！沈從文先生曾寫過一個故事，《愛欲》：一個皇后，私奔一個沒有腿的乞丐，每天用車子推著那乞丐在街上討飯。那皇后決不是我們那里的人！
豈止我們那兒；在舊世界里，什么地方，什么時候，不是這樣？請想想《復活》的女主角吧，想想《大衛·高柏菲爾》里面的小愛米雷吧！想想《金瓶梅》里面的春梅，宋蕙蓮，王六兒，賁四嫂，如意兒，李嬌兒，鄭愛月吧！想想《紅樓夢》里香菱，平兒，尤二姐，多姑娘，襲人，柳五兒吧！想想《海上花》、《花月痕》吧，想想《日出》和《雷雨》吧！真是數不盡的千千萬，說不清的萬萬千；無論怎樣的美人兒只要出身寒微，結果都一樣：不是西門大官人之流的“房下”，就是外室，再不就變為妓女，女伶，交際花，舞女，女招待，女擦背，女向導，伺候大官人們。
武大郎的老婆被奸淫被占去，是偶然的？
舊世界的強盜，痞棍，惡鬼們，什么都要搶到手里，權力，名位，高樓大廈，綺羅紋錦，珍饈美味，黃金，外鈔，一切一切，而*別致的一種東西（是的，東西，這里決沒有修詞上的毛病），便是美人——這似乎有點侮辱女性，但無法，事實如此！我愿女性們也跟我們一道想想這怪事，在搶的過程中，少不了有些犧牲者，犧牲的樣式又名目繁多，武大郎不過是其中之一。
下
婚姻應該以愛情為基礎。沒有愛情的婚姻，哪怕只是片面沒有，也不應該存在。潘金蓮不愛武大郎，愛西門慶，除了從封建道德的立場看，她沒有錯。她的本意，不過通通奸，調劑調劑生活的枯窘，后來因為武松的巨影威脅她，這才一不做，二不休，置武大郎于死地；終于自己也被殺掉。我們也許應該同情武大郎；但從舊世界的婦女生活的無邊黑暗這一點看來，潘金蓮是不是也值得寄與若干同情呢？
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你所說的應作為婚姻的基礎的愛情，究竟是一種什么東西？愛情，不錯，應該有它的崇高，圣潔，使人勇敢，使人趨向戰斗的一面；但同時也有卑賤，丑惡，甚至渴血的一面。我們雖然不贊美用自己的血灌溉愛情的人，但有時也無法吝惜一掬同情之淚；至于倚仗惡勢力，拿別人的血來培養自己的愛情，無論是什么威脅著她，都是可恨可恥的，縱然是無知到像潘金蓮，也無法饒恕；除非由于戰斗，在戰場上流了敵人的血。因此潘金蓮與人通奸，猶可恕也；像我們那里的姑娘買了“脫頭”抱琵琶上別船去，猶可恕也。這自然也使人痛苦，但痛苦究竟不是直接的血；直接流人家的血，是又當別論的。
但問題還不在這里。問題在：潘金蓮這種人的愛情，永遠無例外地向著西門慶，永遠無例外地不向著武大郎。當然，武大郎窮，社會地位又低，樣子又丑，人又老實，不會，也沒有功夫溫存老婆，有什么可愛呢？至于西門大官人，那太不相同了，怎樣的一表人才，怎樣的一身穿著，怎樣的一派談吐，怎樣的知情解趣呀！“潘驢鄧小閑”，盡管還有一些并非一望而知的，但只就可以一望而知的幾點說，也多么足以使人一見傾心，相見恨晚，情甘意得，死心塌地呀！
高爾基著的《二十六個與一個》，寫二十六個起碼面包師同時以一個少年女工為偶像，獻給她無上純潔的愛情。但那女工沒有把她的愛情施與給二十六個中的任何一個，雖然每晨都來接受他們的走私的面包的供養——那面包里面有二十六顆心，她卻一點也不覺得。另外一個較為高級的面包師，是一個流氓、大兵式的女性玩弄者，只把嘴向她一挑，她就縱身入抱了。
也許這還不夠明顯。莫泊桑的《莫南那公豬》，寫一個小販莫南在一次夜火車上邂逅了一位高貴的小姐，恰巧車廂里只有他們兩個。那位小姐對莫南自然睬也沒有睬。莫南這不揣冒昧的癩蝦蟆卻在旁貪饞地望那小姐，越望越愛，越愛越望，竟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跪在那小姐面前了，活像阿Q之于吳媽。以下怎樣呢？小姐大聲呼救，驚動了別的車廂里的乘客和車上的警察，把小姐護送回家，莫南帶到局里去問罪——他從此得到一個綽號：“公豬”，即專門傳種的那種“公豬”；用《金瓶梅》上的話說，就是“屬皮匠的——縫（逢）著就上”。消息傳出去之后，小姐也成了名人，常有新聞記者來拜訪，一個年輕紳士（即小說中的“我”）跟一個記者也來了。小姐和她的父親一同出來招待，父親陪記者，小姐陪紳士，都談的十分入港。天晚了，兩位遠客留在她家住宿（這人家是鄉下）；半夜，紳士去敲小姐的房門。“誰？”“我。”“做什么？”“借本書看看。”門開開，紳士進去，她就獻出了她的“書”的任何一個篇頁！這是什么意思？這是說：愛情，那小姐的愛情，對于一個小販，隔著山，隔著海，隔著銅墻鐵壁；對于紳士，連空氣也不隔！
想想簡愛（《簡·愛》）吧，她知道她的主人愛她的時候，她是怎樣的衷心感激！想想賈瑞（《紅樓夢》）吧，王熙鳳對他是怎樣殘忍！想想宋蕙蓮（《金瓶梅》），一被西門慶寵幸，是如何志得意滿，趾高氣揚！想想春梅（同上），對她的音樂老師李銘——勾欄里的王八，是如何“正色閑邪”，凜若冰霜！愛情，至少，在某些女性那里，是長著一雙勢利眼的！不錯，潘金蓮也愛過武松，那只能比之于梁紅玉的愛韓世忠，識英雄于未遇時，料定或認為他將來會不錯；武松其實是現在也不錯，在碰到西門慶之前，他是無可比擬的。因之，仍舊含有勢利的成分。
婚姻應以“愛情為基礎”，這是一句好話。但在舊世界，在有著西門大官人和武大郎的分別，有著貧富貴賤的分別，你怕不怕嚇人的字眼，有著階級的分別的舊世界，愛情本身，這里專就女性方面說，永遠長著勢利眼。蛟龍不是池中物，美人兒絕不是貧賤人的被窩蓋得住的，除非女性自己有了覺悟。
歷史上有一個女詞人朱淑貞，她的名句是“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嫁給一個木匠了，我們同情她；《西青散記》上有一個才女雙卿，她的名句是“春容不是，秋容不是，只是雙卿”！嫁給一個農夫了，我們又同情她！為什么呢？這樣的美人佳人，本應該嫁給達官貴人英雄名士，今竟為貧賤的工農所有，未免太委屈了！關于潘金蓮，歐陽予倩曾辯護于前，我在《論怕老婆》一文里也說她遇人不淑。這些意見，也許并非全無道理，但除了為既得利益階級服務以外，毫無其他作用！而且如果朱淑貞、雙卿、潘金蓮值得同情，為什么她們的丈夫，討了“人約黃昏后”的老婆的丈夫，尤其是慘死的武大郎，反而是不值得同情的？
親愛的喲，把你的觀念改變過來！
一九四八，九，廿九，香港
（選自《聶紺弩雜文集》，三聯書店1981年版）
男男女女 作者簡介
黃子平
1949－
廣東梅州人，當代著名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標志性人物。
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多年，并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其獨到提法如“深刻的片面”“創新的狗追得我們連撒尿的功夫也沒有”等，廣為學界稱道。
代表作品丨《沉思的老樹的精靈》《灰闌中的敘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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