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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的魔法-人類學史論集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8063502
- 條形碼：9787108063502 ; 978-7-108-06350-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人類學家的魔法-人類學史論集 本書特色
科學技術民族語言文化政治等概念對個人生存影響何在？人類學或能給出答案。本書從歷史的眼光審視人類學“神話”，講述人類學巨擘鮑亞士與馬林諾斯基的思想方法以及田野工作的興起及其符碼化與神秘化過程。
人類學家的魔法-人類學史論集 內容簡介
本書收錄八篇于1974—1991年間發表的人類學史論文，主要關注兩位在現代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發展和人類學學科制度化過程中影響深遠的人物：鮑亞士與馬林諾斯基，并講述作為人類學基本方法的田野工作的興起，及其符碼化與神秘化過程。涉及人類學史的幾個重要主題：人類學的“浪漫原始主義”；人類學與更大的社會政治場域的關聯與沖突；其“科學”志向與獲取“素材”的主觀方式之間的張力，等等。
作者利用諸多不同時間、地點的民族志作家的田野報告及未出版的手稿進行深入研究，以歷史的眼光對人類學“神話”進行審視，為我們提供了對人類學“文化”的深刻洞見。
人類學家的魔法-人類學史論集 目錄
序
第1章 民族志作家的魔法：從泰勒到馬林諾斯基的英國人類學田野工作
第2章 美國印地安語言研究的鮑亞士計劃
第3章 人類學作為“文化斗爭”：弗朗茲·鮑亞士生涯中的科學與政治
第4章 美國人類學的觀念與制度
第5章 慈善家與瀕危文化：洛克菲勒基金會與英美人類學博物館時代的終結
第6章 馬克萊、庫巴利與馬林諾斯基：人類學黃金時代的原型
第7章 1920年代的民族志感悟與人類學傳統中的二元論
第8章 人類學史上的范式傳統
跋
參考文獻
引用手稿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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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的魔法-人類學史論集 節選
《人類學家的魔法》序
我在1968年應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之邀到該系任教，也在歷史系蒙賜一個教席。到1974年，當一批歷史學家拒絕同意人類學家推薦我擔任正教授時，我只好辭去了在歷史系的教職，才算緩和了當時的僵局——雖然在那以后我還保留著一個“準成員”的邊緣身份。在那時，我從非正式渠道聽說，歷史學家們的一個拒絕理由是，雖然我也能畫畫插圖，但算不上一個“大手筆”。這種評論頗叫人尷尬，但也不全是空穴來風。我沒有什么專著。有幾部是沒有完成的（Stocking 1991c），有兩部出版的也都不是傳統的歷史敘事，雖然它們探討的都是重大主題。正如副標題顯示的，**部，《種族、文化與進化》，是一系列“人類學史論文集”（Stocking 1968a）；第二部，《維多利亞時代人類學》（Stocking 1987a）也可以這樣解讀，雖然它的“多重語境化”在結構上可能比有些讀者預想的更有一體性。
在這些論著出版間隙的二十年間，我還寫了一些論文，其總量要超過一本專著不少。但是，它們的影響卻分散在各種專業期刊和文集當中（如Stocking 1973a）。因為有些論文收入了我從1983年起為威斯康星大學出版社編的“人類學史”系列，將它們收集起來編成單卷本，再收入一些發表在他處的文章，聽起來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案。這樣一本書不僅對只讀過其中幾篇文章的讀者，對以前從不知道它們的更廣的讀者也是有用的。
雖然這些文章處理的是兩種國別人類學傳統的分散事件，但我在編選時已經考慮過它們彼此重疊的一致性了。它們跨越了人類學史上的一個世紀，在此百年間，一種以旅行記錄為基礎、在機構和思想上都散見的話語*終變成了一門以系統民族志考察為根基的專業學科。在這個時間跨度內，它們主要關注兩個人物，他們不但在現代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發展和人類學的學科制度化過程中影響深遠，在各自的國別傳統中也無出其右者：弗朗茲?鮑亞士（Franz Boas）和布勞尼斯婁?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考慮到他們都已經有全面的傳記，這些文章因是利用未出版的手稿材料而做的深入研究，故可一時充當他們的著作和生平的指引（又見Stocking 1968a，1984b，1986b）。除了研究以學術為基礎的田野工作傳統的發展以外，它們也處理人類學史上的不同重要主題，雖然是以遞歸性微觀的方式：人類學的強大神話面向及其一以貫之的浪漫原始主義；人類學在更大社會政治場域中的含混、反諷和悖論；人類學對各種自然科學研究和人文科學研究不無問題的整合；以及其一般化科學志向和主觀獲取的“素材”之間無所不在的張力。為了給這些以事件為主的文章提供一個背景或概觀，我選入了一篇涵蓋整個人類學史的嘗試之作，雖然考慮到它的評論性質而只能將它置于卷末，但有些讀者也許愿意先讀它，將它看作一種路引，而不是總結。
不過，還有另外一組主題，在正文中不易看出，而在每篇論文卷首的小序中則較為顯眼。這些主題涉及我自己與人類學學科的邊緣關系，以及我作為人類學的主要史學家在數十年間扮演的角色。雖然我是應人類學家之邀前往芝加哥大學的，我以前在伯克利分校的教職卻是在歷史系，我也始終自認是一個歷史學家。我在1960年到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國社會史，轉向人類學史多少事出偶然，雖然在我以美國社會科學家和種族理論為題的博士論文中已經不無跡象。在我到芝加哥大學不久，我應邀參加社會科學研究會主辦的人類學史會議（Hymes 1962）。邀請函是A. I. 霍洛威爾寄來的，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時就參加了他的人類學史席明納，他還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之一，他是這個會議幕后的領導人物。回想起來，顯然，這次會議——在與會者中，我是人類學群體中的四個歷史學家之一——既給了我一個平臺，也給了我一些聽眾。
在同一時期，《行為科學史雜志》的創刊給我的史志事業開辟了一個更廣的天地。雖然我那時并不這么想，但如今卻不一樣了，我在1965年寫的編者評論文章《論行為科學之歷史編纂學中的現時主義和歷史主義的缺點》可以視為一種嘗試，我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當前的學科信條已經嚴重扭曲了對學科過去的理解，我試圖開出一張方法論處方，為公正的專業史學家劃出一方領地（參見Stocking 1966，1967）。從那以來，我的工作領域是道德、社會、行為或人文科學的學術史，并在總體上延伸到科學史。但如果說我將自己的專業身份定位在這個方向上，我的主要學術關懷卻基本上受制于我就職之處，也就是公認的本國*知名的人類學系。
即便不說是獨一無二的，這種氛圍也可以說是非同尋常，足以讓我有別于大多數人文科學學科的史學家。許多史學家都有他們自己的基本認同，或者是思想史學家，或者是文化史學家，以自己之所有，供他人之所無（Stanton 1960）；他們不會跨行觸碰其他領域的題目，因之，他們也沒有高遠的信條去捍衛或改變他們為之寫作歷史的學科，雖然歷史主義的相對化思潮，尤其是在近期的模式中，也許還能在總體上帶來一些顛覆性的效果。另外一種史學家只是一些思想史愛好者，主要是為他們本行的人文科學學科成員寫作，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出于黨同伐異的明確目的（Harris 1968）。由于自1960年以來，科學史家在數量上急劇增加，這兩種類型并沒有窮盡學科史學家的全部，但他們都極力劃定我所進入的思想競技場（GS 1967）。
與**個群體相反，在科系的認同上，我當然是一個人類學家；雖然我將自己的工作看作更廣的人文科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學卻始終是我的首選，而人類學家也是我的基本聽眾。但與第二個群體相反之處在于，我認為我的歷史編纂學是一門全日制職業手藝——相對來說沒有利益糾葛，寬泛地說語境化，更多地指向過去而非現在。我的主要人類學參照點仍然坐落在我的博士論文涉及的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早期——與我的同人們正好相反，他們的參照點是在他們在校教育期間形成的，也許又在間隔的歲月中受到重塑。另一方面，由于我的閱讀大多是在人類學的過去，也在指導學生，聽取申請，論文答辯，院系會議和走廊談話等日常層次上，我一直置身于人類學學科的日常生活中，而大概只有思想上的耳濡目染，我對其當前的關懷才有了一些切身體悟。如果說，在過去的歲月中，這個位置在某些方面可以說是得天獨厚的，它也帶來了問題——但無論如何也不是什么芝加哥中心論的。
其困難的一個標志是，我實際上從未能寫出一部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的歷史。我曾經想過，將我的系視為20世紀人類學發展的一個縮影，在廣闊的社會文化語境中觀察其具體而微的思想與制度生活。但雖然我可以方便地使用大量手稿材料，可以訪問健在的對象，我還收到幾百份校友問卷的答卷，有些真是豐富之極，但我發現幾乎不可能超越第三章——這大約也是我目前的有些同事開始成為主要角色的時間節點。過去的問題和人物開始不可避免地牽涉到當前的問題和人物；一旦不再是一個依據靜默死者的文獻來寫作的歷史學家，我開始更敏銳地感到了我的學科邊緣地位。我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個無涉利益糾葛的現場觀察者，在系會上觀察潛在分裂問題的兩造，并經常在需要投票時棄權。但在事實上，我也是一個共謀的話事人，也會操心本系的現狀和我的位置，而這已經在我對其過去的研究中有所顯示了。*終，所有我寫成的不過是一份圖書館展覽目錄；雖然我努力想以一種非慶祝的方式嚴肅地寫出一部系史，但它事實上無非是作為五十周年系慶的一部分公開印行罷了（Stocking 1979a）。
我對系史研究的困難在一般學科層次上也有反響。我是經由人類學史這扇后門溜進人類學的，而沒有經由其當前的關懷這個前門，并且自認*終是一個歷史學觀察者而不是一個人類學參與者，但我對這個學科的近期歷史并不感到十分滿意，在界定其將來時也猶疑不決——我只好自我安慰說，如果它明天關門的話，我自己的歷史志業也就再也不需要素材了。但毋庸多說，從我在1960年代后期進入人類學以來，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些年正是所謂“人類學危機”開始爆發之時：一系列彼此糾結的問題紛至沓來，如現場觀察的、方法論的、認識論的、理論的、倫理的和人口地理學的，與其他社會科學門類的焦慮一樣，緊跟在歐洲殖民主義終結之際，在國外，后殖民時代的戰爭此起彼伏，在國內，則是激進社會運動風起云涌（參見Stocking 1982b，1983b）。但毫無疑問，今日的人類學在許多方面都截然不同于“今日人類學”——這是1952年一個研討會的名稱，它仍然是我剛剛接觸這個領域時的一個基本參照點（Kroeber 1953）。
雖然在研究生期間我只研修過霍洛威爾的兩門人類學課程，我*近（在主持“危機前”和“再發明”人類學席明納的過程中）已經意識到我自己的思想取向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受到1950年代實證主義社會科學的界定，它對賓夕法尼亞大學美洲文明研究計劃發生過重大影響。一邊在伯克利教授史學，一邊修改我的博士論文時，我放棄了歷史學必須系統地采納社會科學方法的看法，在那以后，我成了一個在對1950年代實證主義的思想批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類學系的一員。但在我自己的思想中仍有大量實證主義成分，由此，我對人類學的科學化潮流懷有某種思想上的同情之感，也在對近期所謂的文學化相對主義懷有同情理解的同時又不無疑慮之心。仿佛是在應答一位成長于50年代的巨擘的類似猶疑之感（Geertz 1984），我有時候情不自禁地想，我也許就是一個“反-反-反-相對主義者”；而對其他人，也許要減少一個或幾個對偶前綴詞。
我與某些當代人類學思潮的曖昧關系在涉及“后現代主義”時更為明顯。在多少有些不甘地承認它是當代文化生活的一種現狀時，我更不愿接受它是一種理解過去的立場。在我于1988年至1989年到蓋蒂中心從事藝術與人文科學史研究前，我只是模模糊糊知道這種現象（如果它可以用單數的話）。但居住在洛杉磯，與藝術史家一道消磨時光，和喬治?馬爾庫斯共享思想友誼（他是人類學新思潮*有影響力的代言人），我卻無法對之視而不見，自那以后，我對它有了直接的體察（參見Stephens 1990）。然而，在被要求給它下一個定義時，我不由得想引用一位朋友幾年前在美國人類學會上復述某位杰出的后現代建筑師在雞尾酒會上的解頤妙語。據說這位無比可靠的權威聲稱，POMO（后現代）的確定標準是雙重的：“歷史任你來裝扮”；“東鉆西竄如傻狗”。在挪用這一對說法比擬我自己的反復無常時，我后來有時刻薄地將之改成“時空亂”（anachronism）和“無厘頭”（non sequitur）。但當我隨后把這些說法傳給一個崇信后現代的歷史學家時，他回贈了一種更貼切的譯法，“拼貼”（pastiche）和“去中”（decentering）（參見Megill 1989）。
雖然在這種連續的逸聞式翻譯過程中，后現代主義的風味越來越淡了，但從幾個特別的觀點來看，我似乎領悟了這一現象的基本方面。而從我自己的口味來說，從“傻狗”到“無厘頭”再到“去中”，多少有些顛來覆去，而從“歷史任裝扮”到“時空亂”再到“拼貼”，則仍然將**條標準關在一座現時主義的反歷史牢籠里面。雖說我對歷史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方案懷有同情之心，但在與今天那些早早就已經稔熟于解構種族、階級和性別的學生相處時，又讓我感到，歷史學家的使命有時必須被理解為一種再熟悉化（refamiliarization）的工作。在這種情境下，歷史主義雖曾以過去的差異性和斷裂性呈現在我面前，如今卻又必須堅持一致性和連續性。
與此同時，我近來越來越意識到，我自己的歷史學不但不是去中的，在今日還很有可能被稱作是教條式的。雖說我的博士論文在一開始是用準定量方法研究幾百個社會科學家的著作（而不是少數“代表人物”），但從那以后，我的工作卻大都關注人類學主流傳統中的主流范式觀的主要人物（參見Stocking 1983b）。我沒有刻意拯救那些被忽視的范式方案的先驅人物，他們曾經銷聲匿跡，如今又重返人間（Vincent 1990）；也沒有從那些一直被當作人類學研究對象之“他者”的立場，以歷史的眼光檢視人類學（Fabian 1983）。所有這些，以及其他替代性歷史，都能取得豐碩的成果，絕對有必要加以歷史編纂學的和批評性的考察。但我自己的工作基本上只研究了學科發展主線上廣為人知的人類學家。以歷史的方式重溫他們的理解，這在我看來仍是有效的、必要的方法。我贏得的一次*佳褒獎來自鮑亞士晚年的一位門徒，他對我說，“你把鮑亞士還給了我們”。——在他死后多年間，他的工作被很多人，甚至至今有時候仍是如此，視為幾乎沒有正面的理論價值之后（例如Wax 1986），我終于將他還給了圣典（canon）。
然而，近年來，圣典問題又在另一個意義上出現了，這與我的身份有關，也與我的史學研究的內容有關。在作為一個外人進入人類學后，我得到了一席之地，成為一位本族歷史編纂學家，而我的工作也一度贏得贊譽多于批評。但*近，批評的聲音開始指向這個領域的“教長”或“元老”；我的工作被指責是非理論的或歸納性的（Jarvie 1989），缺少與當前人類學論爭的關聯性（Kuper 1991），還有，從人類學史中驅逐了人類學家（Winkin 1986）。
我無意在此作全面答復，也不是表明我沒有捍衛一般理論取向，或想要直接以歷史的方式闡明當前的理論問題，我只想說，我在1965年倡導的綱領性“歷史主義”早已因我在人類學家群體中的居留而得到了證實，并經受住了進一步的歷史編纂學反思。這些都讓我更欣賞當前學術興趣在定義歷史研究領域中的角色，各種培育歷史感悟力的方式，以及評價它的不同標準（參見Stocking 1982c）。這都反映在我自己的寫作中和我參與的各種編輯角色中。
在為“人類學史”系列（HOA）叢書選擇焦點時，一個重要的考慮是它們如何與當前的學科關懷形成共鳴（Stocking 1983a）。如果有些關懷（田野工作的不確定特征，結構功能主義重估，民族志研究的殖民場景）在1980年代被認為過時了，但它們在1960年代以來曾經是問題，至少其中有一個關懷（博物館和物質文化的角色［Stocking 1985］）引發了一波持續高漲的興趣。不只如此，這個叢書系列被特意安排為一次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合作事業，雙方都在編委會中有實質性的代表，每一卷都收入了兩個群體的文稿。
共鳴和代表的目標受制于在這個少人耕耘的領域中材料的可用性。“人類學史”系列沒有約過稿，但在準備某一卷時，都會盡力搜集與主題相關的“現成”文稿，準備出版，此外無他。我們不是從候選作者群中選出一些，請他們恰到好處地撰寫共鳴性的和代表性的文章，以全面地處理某卷主題的所有方面，我們通常都是搜集分散在某個一般主題領域內的論文，然后賦予它們一種事后的統一性。
但除了這些外在的制約，想在一個缺兵少將的領域中實現共鳴和代表性的企圖也一直受制于編委會對“歷史學家的技藝”的看法，我們推崇一種以歷史的特殊來處理一般問題的方法，以及文學風格的表述方式。雖然人類學評論家、福柯主義者、解構主義者和新歷史主義者大都仍未將“人類學史”當作一個合適的會所，它仍然面向“文學化的”而非“科學化的”人類學思潮敞開，以至一位作為前者在美國當代人類學界之喉舌的法國評論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Jorion 1985）。同樣，雖然它一直沒有全面地致力于人類學批評，其主導方案的歷史化傾向卻始終間接地為那個會所做著貢獻。這就是全部，盡管我自己對其中某些問題不無曖昧。
在此對“人類學史”系列的編輯策略作這份簡要補充，無非意在表明，我自己的歷史編纂學是怎樣與從我進入這個領域后興起的各種思潮發生關聯的——對這些思潮，我更愿意稱之為“新現時主義”（neopresentism）（與“新歷史主義”［neohistoricism］這個標題正好相反，后者事實上只適用于某些思潮）。至少，這種初始的自我解構過程會給更有現時主義風格的評論者提供某些指引。但我希望，它也表明了某種精神，我曾以此自勵，開展人類學史的研究——到如今，彈指間數十載韶光已逝，也許我還能繼續前行若干歲月。如果有人問，cui bono？（何人得益？）那么，我只想說，眾人拾柴火焰高，每個陣營的學者都會受益無窮。
除了這些一般的歷史編纂學反思外，還應該對這卷文集本身多說幾句。我為每篇文章所撰的小序提供了更具體的語境，說明了它的緣起，也簡要地說明了其歷史編纂學的或內容方面的特定問題。我沒有打算對文章本身加以修訂或更新，但有少許刪節，少許略嫌密集的插話式補充，并偶然提到一些相關的近期人類學史工作。不過，可以肯定地說，我沒有打算全面更新參考文獻；對于更詳盡的近期文獻索引，讀者諸君可以查閱各期《人類學史通訊》，以及保羅?埃里克森匯編的書目（Erickson 1984-1988），《伊希斯》（Isis）的年度評論書目也可資利用。我盡可能以刪減或交互參照的辦法，以消除或減少這些文章在引用同一些歷史材料時的冗余之弊；但假如這有可能造成行文或論證的斷裂時，我只能保留這種重復。
在為人類學家寫作時，我很久以來就已經做了一種調整，即采納（在“人類學史”系列中有所微調）他們的紀錄片風格，有簡短的隨文注，數量有限的實質性腳注，以及一份引用書目名單。雖然這很適合人類學模式（而不是只考慮作者的方便），但它與傳統歷史學文獻注釋不同。對于那些對我在“方法論價值”標題下所稱的學科話語分化（見第279頁）有興趣的讀者也許不無意義。在此我沒有進一步探索這些意義，我只是提到，除了（以內在的時空亂方式）打斷行文或論證的流程外，隨文注很可能不適合手稿材料的識別。但是，鑒于文獻重建是一個重頭戲，我保持了我已經習慣的做法——我只能盡可能地壓縮插入打斷式的隨文注，并在此因縮減文獻而可能帶來的閱讀負擔，提前向那些對某些問題感興趣的學者說聲抱歉。
在原來的每篇文章中，都有向個人和機構的謝詞，他們為我的研究提供了意見和幫助，或者是允許我引用手稿材料。無須一一重復所有的謝詞，在此一并謝過，并提請讀者在某些細節上查閱原初版本。對于他們對這卷文集的貢獻，謹向在芝加哥和在其他地方給予各種幫助的同人們深致謝忱；安東尼?皮卡雷洛幫我編制了索引；貝蒂?斯坦因貝格在編輯文稿方面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后，內子卡羅爾二十多年來一直給予我足夠的自由追尋繆斯——即便有時我會迷路，并在我無路可走時忍耐了我的焦躁。
人類學家的魔法-人類學史論集 作者簡介
喬治·史鐸金（George W. Stocking Jr., 1928—2013），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斯坦-弗萊勒榮譽教授。著有《種族、文化與進化：人類學史論集》《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類學》《泰勒之后：英國社會人類學1888—1951》，編有“人類學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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