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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文·歷史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 版權信息
- ISBN：9787301310854
- 條形碼：9787301310854 ; 978-7-301-31085-4
- 裝幀：70g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培文·歷史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 本書特色
（1）林恩·亨特是新文化史運動的領軍人物，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本書是其代表作之一，被譽為重寫法國大革命史的經典之作。 （2）本書出版于1984年，斬獲美國歷史學會太平洋海岸分會1984—1985年輕學人杰出著作獎。 （3）暢銷30余年，近10個語言版本，備受國際學術界的贊譽。 （4）中文本全新修訂再版，譯自英文本20周年版，譯文典雅流暢，經典升級。作者林恩·亨特專為中文修訂本撰寫新序，對近數十年的相關學術成果與研究趨勢做出精彩總結。 （5）圖文并茂，21幅插圖、10張表格、2幅地圖，涉及服飾、印章、節慶場景等，以視覺資料生動呈現法國大革命史的趣味細節。
培文·歷史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 內容簡介
《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是改寫法國大革命史的典范之作。不同于過往對大革命因果的探討，林恩·亨特轉而關注大革命的過程和經驗，盡力挖掘革命者的意圖及其行動邏輯。 法國革命者極力與過去決裂，建立新的民族共同體，由此催生了大量新言詞和新意象，構建起一種影響至今的政治文化。動蕩的革命十年里，密謀與公開的張力，在政治宣傳中若隱若現；服飾、歷法、節慶等廣泛動員民眾，使政治權力滲入日常生活；自由瑪麗安娜與男性巨人赫拉克勒斯作為意象，不斷競爭誰更能代表國民……亨特認為，語言、意象、儀式等象征實踐隱含著某種邏輯，不僅表達了革命者自身的利益、價值和期望，更重新構建了社會和政治關系。 亨特還考察了法國各地對革命的不同接受態度，以及革命者的社會身份。她指出，新政治階級在政治事務上是新手，相對年輕，社會構成多元化，又是相對的局外人，大多在舊制度下處于邊緣而備受排擠。這一階級與新政治文化同時產生，它對新思想和新象征的回應也塑造了其自身。
培文·歷史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 目錄
中文版序言......v
二十周年慶版本序言......ix
1984年版本致謝......xiv
1789—1799年法國大革命簡明紀事表......xvi
縮略語表......xix
導 論 解讀法國大革命......001
**部分 權力的詩學......017
第1章 革命的修辭學......019
第2章 革命實踐的象征形式......055
第3章 激進主義的意象......091
第二部分 政治社會學......127
第4章 革命的政治地理學......129
第5章 新政治階級......155
第6章 局外人、文化中間人和政治網絡......187
結 論 政治文化的革命......223
附錄 A 精選政治、經濟與人口變量的相關矩陣圖......246
附錄 B 亞眠、波爾多、南錫和圖盧茲市議員的職業分析......251
索 引......254
二十周年慶版本序言......ix
1984年版本致謝......xiv
1789—1799年法國大革命簡明紀事表......xvi
縮略語表......xix
導 論 解讀法國大革命......001
**部分 權力的詩學......017
第1章 革命的修辭學......019
第2章 革命實踐的象征形式......055
第3章 激進主義的意象......091
第二部分 政治社會學......127
第4章 革命的政治地理學......129
第5章 新政治階級......155
第6章 局外人、文化中間人和政治網絡......187
結 論 政治文化的革命......223
附錄 A 精選政治、經濟與人口變量的相關矩陣圖......246
附錄 B 亞眠、波爾多、南錫和圖盧茲市議員的職業分析......251
索 引......254
展開全部
培文·歷史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 節選
第2章 革命實踐的象征形式 攻占巴士底獄、國王出走瓦倫（Varennes）、馬爾斯校場（Champ-de-Mars）大屠殺、攻打杜伊勒里宮（Tuileries）、推翻君主制、吉倫特派倒臺、羅伯斯庇爾倒臺、整肅保王黨、整肅雅各賓派、拿破侖的崛起——這一連串大革命的轉折點，黨派的興起和倒臺，令人頭暈目眩。每次事件都需要公告、演講、報告，以及*后的節慶和對節慶的修正。在這連綿不絕的詞語生產中，可以找到許多不同的敘述，其中一份1797年的典型公告就是一個地方性范例。在這份材料中，伊澤爾（Isère）省的政府代理人（隸屬于省行政部門的督政府特派員）就地方人民如何應對國家立法機構新近采取的清算行動發表了官方評論。在清算行動中，許多被認定是保王黨的議員遭到逮捕，其他大量議員的當選也宣告作廢。 聽說共和國和共和三年憲法戰勝了保王黨的陰謀分子，并躲過了企圖進行破壞活動的憤怒暴徒，每個優良公民當然可以盡情表達喜悅之情。但為什么在這種情況下，公民們會因服裝和意見的不同而彼此威脅和挑釁呢？因為公民對服裝的不同選擇而對他們進行侮辱、挑釁或威脅……是違反憲法規定的。讓品味和禮儀來決定你的穿著，千萬不要放棄賞心悅目的簡潔風格……拋棄集結標志和叛亂服飾吧，那是敵軍的統一服裝。 在格勒諾布爾（Grenoble），服飾與政治的聯系在1797年突然彰顯。政府代理人想警告人民不要過度關注服飾，但自己也不禁認識到了服飾的力量，*后只能警告那些穿著與保王主義復興相關的顏色和褶邊衣服的人。 服裝的問題既不新鮮也不僅限于格勒諾布爾。政治不只是口頭表述、議員選舉，或俱樂部、報紙和集會上的公開辯論。政治意義被密密地織進了各式象征性表述之中，其中言詞只是拉阿爾普所謂的“首要工具”。不同的服裝標示出不同的政治含義，顏色的不同、褲子的長短、鞋的款式，或者帽子錯戴了，都有可能引起爭吵、拳斗，乃至街頭巷斗。在大革命時期，即使*普通的物品和風俗都成了政治象征物，可能引起政治和社會沖突。顏色、裝飾品、衣服、餐具、錢幣、歷法和紙牌都成了某一派別的“集結標志”。這些象征物不單單表達人們的政治立場，還是人們認識其政治立場的工具。通過彰顯政治立場，人們才有可能或贊成，或反對，或漠不關心。于是，這些象征物構建了政治斗爭的戰場。 革命的修辭說權力來自國民（或人民），卻從來沒說清楚國民的意愿如何在實踐中得到承認。正如邦雅曼·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在1796年所說，“法國大革命消除了細微差異……一股潮流使萬物趨同”。在革命事件的一波波沖擊下，很難確定某個政府是否正當合法。在這種形勢下，“擁有”權力就意味著能夠掌控新民族對外聲明的表達方式和措辭，即使掌控的時間很短暫。俱樂部和集會中的演說者都盡力爭取為國民說話的權利，但個人的聲音很容易就被淹沒，更持久的還是那些更集體化、更易被復制的革命象征物和儀式，例如自由樹和自由帽、代表自由和共和國的女性形象，以及像節慶、學校競賽、選舉和俱樂部會議等各種儀式性場景。儀式的形式同具體的政治內容一樣重要。政治象征物和儀式不是權力的隱喻，而是權力的工具和目的。 權力的練習少不了象征性實踐。沒有不使用儀式或象征物的政府，即使政府看上去既不神秘也不魔幻。治理國家不能沒有故事、標識和象征物，因為它們能以各種非言說的方式來傳達和確認這種治理的合法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合法性就是人民對標識和象征物的普遍認同。所以，革命運動要挑戰傳統政府的合法性，就必須向傳統政府的象征物發出挑戰，著手發明可以準確表達新秩序的理想和原則的政治象征物。 這種發明象征物的過程在法國大革命中尤其生動突出，因為革命者發現，在有機會思索所處形勢之前，他們就已經身處革命當中了。法國人民的革命不是始于有組織的政黨或連貫的運動，他們沒有旗幟，只有一些簡單的標語。他們是在革命進程當中才發明了象征物和儀式的。革命者從啟蒙哲人那里得知，其他社會有各種象征物和儀式。但是以前的社會根本不值得仿效。羅伯斯庇爾說：“革命政體的理論，與建立革命政體的革命一樣，都是全新的。我們沒必要到政治作家的書本中去尋求什么理論，因為這些作家根本不能預見這次革命；也不要到暴君的法律中去尋找，因為他們只醉心于濫用權力，根本不會盡心實現合法公正。” 荒謬的過去不具備任何指導意義。 然而，法國君主制曾經展示過象征的力量。托克維爾認為，波旁王朝不僅徹底限定了法國臣民的政治責任，還成功地將權力與君主制的象征性機構，尤其與君主本人相聯系。權力的大小就取決于接近國王本人的程度。法國人民要重新獲得作為公民的政治責任，為自己奪回權力，就必須消滅所有與君主制和國王身體有關的象征物。*后，他們采取了審判并當眾處死國王的方式。就是因為波旁王朝非常重視象征統治的人或物，革命者才對其意義尤其敏感。 影響革命政治修辭的因素同樣也促進了象征形式的發明。出于對組織政治，尤其是政黨或派系政治的矛盾心理，新的象征物和慶典儀式就成了發展政治態度*容易被接受的媒介。種植一棵自由樹，或穿上象征新國家顏色的衣服，不會代表任何“派系”。在象征領域里，政治沖突可以在不提政黨或政客名字的情況下進行。所以，革命者對諷喻化、戲劇化和風格化的執著并不是古怪的失常，而是努力塑造自由人的基本要素。而且，從長遠來看，象征形式讓革命經驗在政治心理上有了連續性。象征物和儀式賦予了大革命“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意義，切切實實地向人們提醒著共和制和革命的世俗傳統。 但是在有些方面，革命者只是在舊制度的政治實踐上進行了簡單的拓展。托克維爾很早就觀察到，革命者在打擊君主制國家方面，并不如在提高其官僚政治和行政權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高。君主制的現代化夢想在共和政府下得到了實現。而且，在地方上，同國家部門一樣，舊制度與新制度之間也存在延續。例如，雖然市府官員由更多的公民選出，但他們也得做會議記錄，舉行辯論，選任委員會，批準法令，并全面管理地方生活。所有革命城市議會的會議記錄與舊制度相應機構的一樣，語氣都盡心盡責。 行政領域之外的政治活動也在激增，盡管革命者討厭政客和政治花招。俱樂部、報紙、宣傳冊、海報、歌曲和舞蹈（所有這些“廳外”政治利益的常見表現形式）在1789年至1794年間快速增長。然而，不管報紙和俱樂部相比于革命前增加了多少，它們并沒有使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更加革命化；政府大廳外的政治事務激增只是讓法國看上去更像英國或新建立的美國。使法國人民不同，使他們在自己和觀察家的眼里更像“新人類”的，是他們堅定的信念：他們深信，就在當前，他們史無前例、獨樹一幟地建立起了一個新的人類共同體。 因為革命修辭堅持要與過去徹底了斷，所以它質疑所有風俗、傳統和生活方式。國家再生需要新人和新習慣，人民要在共和主義的模子里被重新鍛造。因此，日常生活的所有犄角旮旯都要接受檢查，找出舊制度的腐化痕跡后徹底予以掃除，以做好迎接新制度的準備。修辭上拒絕政治的另一面就是積極地到處注入政治。政治不是發生在限定的領域里，而是侵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的政治化不僅是革命修辭的結果，也是自覺地拒斥組織政治的結果。通過政治化日常生活，大革命大幅度地提高了權力練習的可能性，而且增加了行使權力的方法和策略。通過拒絕特定的政治，革命者也為權力的表演開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新天地。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并不是突然發生的，但是從一開始，參與者和觀察者就都察覺到了法國正在經歷某種變革，他們通過象征物來體驗并解釋這些變革。多塞特（Dorset）公爵在1789年7月16日寫給倫敦英國政府的信中提到了“我們所知道的*偉大的革命”，他還詳細描述了人們所戴帽子上的帽飾。7月22日，他匯報道，“我想，法國憲法和政府的革命現在看來是圓滿結束了”，因為*近國王被迫去了巴黎。在一次默許七月革命的象征性游行中，“他像一頭溫順的熊，被趾高氣揚的議員和市民兵牽著”。這些象征性行為，如戴上愛國帽飾和“羞辱”國王進入巴黎的情景，都是*清晰的革命變化標志牌，也是革命政治構建過程中*初的嘗試。 **批象征物一被發明出來，政治與社會相沖突的可能性就立刻變得明顯了。帽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據多塞特公爵所說，**批帽飾是用綠緞帶做的，但未被采用，因為國王的弟弟阿圖瓦（Artois）伯爵家的仆人制服是綠色的，而這個伯爵臭名昭著。綠帽飾很快被紅、白、藍三色帽飾替代。三色帽飾被廣泛接受后，就呈現出了重要的政治意義。路易的生死簡直就取決于他是否會戴上這三色帽飾。關于三色帽飾遭“冒犯”的謠言還促使許多婦女于1789年10月向凡爾賽進軍。無疑，婦女們在向凡爾賽進軍時都明白她們是在保衛革命，但沒有任何關于“革命”的演說能像帽飾那樣動員她們。當她們聽說凡爾賽的士兵踐踏了三色帽飾，并在原來的地方換上了代表波旁王朝的白色帽飾或貴族反革命的黑色帽飾時，她們就出發了。圖4是一位佚名雕刻師繪制的當時三色帽飾遭冒犯的情景。一篇關于“十月事件”的報紙文章就引用了這幅圖，這也體現了象征物在情緒調動上的重要性。當“象征法國自由的神圣標志”被踐踏于腳下時，國民本身就被侮辱了。甚至在革命的*初幾個月，象征物就已經明確了敵對雙方——即便當時敵對雙方還沒有真正形成。
培文·歷史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 作者簡介
林恩·亨特（Lynn Hunt），美國當代知名歷史學家，新文化史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和領導者之一。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學教授，也是美國人文與科學院成員、美國哲學學會成員，2002年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法國大革命、文化史、性別史以及史學史等。她的著述頗豐，先后被翻譯成14種語言，代表作有《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人權的發明：一部歷史》等。 汪珍珠，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譯著有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的《法國人民：四個世紀、五個地區的歷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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