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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淚而泣 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8137933
- 條形碼：9787218137933 ; 978-7-218-13793-3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無淚而泣 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 內容簡介
《無淚而泣》是一本研究奧斯維辛“特別工作隊”歷史的開創性著作。“特別工作隊”是在納粹實施種族滅絕的集中營中被挑選出來、被迫在毒氣室和焚尸爐旁工作的猶太奴工。他們目睹了人間地獄般的殺戮場景，被迫參與其中。吉迪恩·格雷夫通過多年的資料采集和訪談，以豐富的細節和嚴密的邏輯，重構了“特別工作隊”的生存狀態；以不可超越的深刻與公正，剖析了這批特殊幸存者的內心世界。
無淚而泣 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無淚而泣 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 前言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博士被譽為英國“文壇大可汗”，是大名鼎鼎的啟蒙運動泰斗。他編纂了大型英語詞典，還非常擁護“理性”。你或許會感到奇怪，這樣一位偉人，為何會出現在介紹抑郁癥的書里，成為研究案例呢？相信讀過上述段落，你就有了答案。這段文字選自《約翰遜博士傳》（Life of Samuel Johnson），作者是約翰遜的朋友，著名的詹姆斯·鮑斯威爾（James Bowswell），同樣也是抑郁癥（當時稱為“憂郁癥”）患者。關于這種疾病，有一點比較奇怪，就是它在歷史上一直都被看作時髦病。事實的確是這樣，你在后面就會反復讀到。不過，即便它再時髦，一代文豪約翰遜還是難逃魔爪。病魔幾乎把他擊垮，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絕望，境況悲慘。與肉體上的苦痛相比，約翰遜經受的精神錯亂要嚴重得多。
那么，約翰遜是怎么變成了這個樣子？同時代的人又如何看待他和他的疾病呢？在個體患者層面，由于每個人心理立場不同，社會地位不同，抑郁癥的表現也都是不一樣的。而在某個社會群體內部，抑郁癥又呈現出了相同的特征，因為不同的文化都會按照自己的方式來解讀疾病：人們會給每種疾病都編個“故事”，甚至還會寫本“傳記”。故事情節可能會徐徐展開，也可能陡然生變。而在抑郁癥的故事里，我們似乎看到，它表現出來的癥狀還是相對一致的，但不同時期的文化不斷重塑了它的概念，而且“抑郁圈”的人們也都有各自的體驗。讓我們通過約翰遜的故事，來看看這是怎么一回事。
約翰遜的病史
“這就是我的病史。和其他病史一樣，都是悲慘的故事。”臨終前，約翰遜說起了自己的痛風、哮喘，還有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但無論是對于約翰遜還是其他抑郁癥患者，要把身體癥狀和心理疾病區分開來，都是非常困難的。現代醫學歷來信奉的是身心分離，但大量近期研究的結果都在回歸以往公認的真理，即身心密不可分（見圖1）。約翰遜的這些毛病，早在青年時期就出現了，而那個時代還流行抑郁癥會遺傳的理論。要是認同這一點的話，他可能還沒到青年時期就已經發病了。瘰疬病是他小時候的毛病，那時候，人們認為這是“國王的惡魔”，需要女王通過觸摸患者，用她的神力來治療。約翰遜也嘗試過這種偏方。瘰疬對約翰遜的健康狀況產生了深遠影響，毫無疑問，它也是抑郁癥的一個誘因。在《約翰遜博士傳》的結尾，鮑斯威爾非常生動地描述了約翰遜的形象，令人難忘：
他身材高大勻稱，面容好似古代雕像，但他的外表看起來還是有些怪異，有些粗野。這是因為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抽搐，衣著邋里邋遢，而且女王的“御觸”也沒能治好瘰疬，給他留下了許多疤痕。他看東西只能用一只眼睛。但由于他的頭腦十分強大，甚至彌補了這種缺陷，所以只要目力所及，他的觀察力就極為敏銳。他這個人稟性古怪，有一種病態的感覺。他從來都不知道自由地活動身體、跑跑跳跳到底有多么自在，多么快樂。他走起路來就像戴著腳鐐似的，艱難地掙扎著；騎馬的時候又根本不能控制方向，任憑馬帶著他撒歡，就像坐在熱氣球里一樣左搖右晃，上下顛簸。
在這個時期，提到“稟性”這個詞，可能既指代身體特質，又指代心理特質，“病態”也一樣。在上面這段文字里，鮑斯威爾就是用“病態”這個詞來描述約翰遜的身心狀態。在他的筆下，這位偉人看起來是個滑稽的怪人，文風可能也有點夸張。可如果僅僅看到約翰遜疾病纏身，我們就會忽視他的內心有多么煎熬。接下來，鮑斯威爾寫到了約翰遜的抑郁癥，并暗示了病因：“他為肉體上的病痛所苦，這病常常弄得他不安定和煩躁不已。由于生來的憂郁，這種憂郁的云霧讓他活躍的想象力蒙上了一層陰翳，并為他一生的思想發展趨勢投下了陰郁的色調。”
在18世紀，人們在說抑郁癥時，還會用“憂郁癥”這個詞，“疑病癥（hyponchondria）”“壞脾氣（spleen）”和“病氣（vapours）”這些詞也都會用到。盡管當時常常能看到“抑郁”這個詞，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等著作里更是大量使用，但此“抑郁”非彼“抑郁癥”。我們如今所說的抑郁癥興起于19世紀末，至今還在不斷發展演變，各種各樣的定義和解釋層出不窮。可無論是舊稱呼，還是新叫法，它們都可能一樣模糊（也可能一樣具體）。鮑斯威爾常常說起約翰遜。在他指出“約翰遜由于精神嚴重抑郁而飽受折磨”的時候，他說的不是某種具體的疾病（憂郁癥），而是一種“精神”遭到壓迫、貶低，不能正常運作的身心狀態。
約翰遜患上憂郁癥，病根就在他的父親邁克爾·約翰遜身上。鮑斯威爾指出，憂郁癥是可以遺傳的，因為他從約翰遜身上看到了這一點。邁克爾身材高大，身體強壯，意志堅定，思維活躍，但就像是在*堅硬的巖石里，也常常能發現有些巖脈中含有脆弱的物質一樣，強壯的邁克爾身上就摻雜了那種疾病。無論你怎么細看，也看不出是什么病。不過，這種疾病的影響可是廣為人知：患者會感到厭世，大多數人都關心的事物，他一點興趣都沒有，整個人看起來也是陰沉沉的，還特別悲慘。從父親身上，約翰遜繼承了一些特質，也繼承了“一種邪惡的憂郁”。心煩意亂的時候，他就狠狠地咒罵，說這種憂郁“弄得他一輩子都成了瘋子，至少不大清醒”。
在這里，鮑斯威爾強調的是悲傷，而不是焦慮，雖然這兩種情感都是構成約翰遜抑郁癥的基礎。約翰遜從父親身上繼承了“脆弱的物質”，也就是根深蒂固的抑郁癥。按他自己的話說，這讓他“一輩子都成了瘋子”。在這段文字里，“清醒”指的是“頭腦清醒”“神志正常”。約翰遜“心煩意亂的時候……就狠狠地咒罵”，鮑斯威爾也把那些話都刪掉了，因為他想對約翰遜的抑郁癥輕描淡寫，讓讀者以為這不過是天才身上的小毛病。但對約翰遜而言，抑郁癥實在是太痛苦了，比鮑斯威爾寫的要嚴重得多。他在各類作品中都表達了自己的痛苦。
愧疚、懶散、宗教與母親
經受了疾病這樣的折磨，約翰遜卻還能憑借自己的才華寫出大量佳作，這確實非常矛盾。到后來，這種矛盾現象還變得越來越明顯。要尋找答案，還要從他早年的經歷說起。鮑斯威爾指出，約翰遜能取得這樣的偉大成就，是因為他不斷地追求完美，而且一想到自己有滿腹才華，卻沒有充分地利用起來，他就很愧疚：“‘多給誰，就向誰多取’，這一莊嚴箴言似乎始終鐫刻在他的腦海里。無論怎么努力，做了什么好事，想到這句話，他就對自己感到不滿。”這句話來自《圣經》，描述的是宗教里的愧疚感，也把約翰遜折磨得很厲害。他害怕死亡，害怕*終的審判。這句箴言讓他覺得自己太過懶散，所以不停地鞭笞自己。他在各類作品當中，一直貫徹的主題就是自己的懶散。在小約翰遜還只有三歲時，母親薩拉就給他灌輸了上帝的思想。從此，小小天才的腦子里就深深地記住了：我不能墮入地獄。因為天資聰穎，所以他在讀過《舊約》（Old Testament）中憤怒上帝的啟示以后，能更好地吸收內化。除此之外，每周日，薩拉還要讓他讀《人當盡的本分》（The Whole Duty of Man）。這本宗教著作警示虔誠的基督徒，造物主時時刻刻都非常警醒。如果服侍造物主的時候，沒有出色地完成卑賤的勞動，就會遭到重罰，在地獄里承受無盡的煎熬。讀到這里，就算不是弗洛伊德（Freud），我們也能看出約翰遜未來會面臨多少麻煩。在余生當中，他始終背負著基督徒沉重的愧疚感，這幾乎要把他壓垮。
……
特質，“病態”也一樣。在上面這段文字里，鮑斯威爾就是用“病態”這個詞來描述約翰遜的身心狀態。在他的筆下，這位偉人看起來是個滑稽的怪人，文風可能也有點夸張。可如果僅僅看到約翰遜疾病纏身，我們就會忽視他的內心有多么煎熬。接下來，鮑斯威爾寫到了約翰遜的抑郁癥，并暗示了病因：“他為肉體上的病痛所苦，這病常常弄得他不安定和煩躁不已。由于生來的憂郁，這種憂郁的云霧讓他活躍的想象力蒙上了一層陰翳，并為他一生的思想發展趨勢投下了陰郁的色調。”
在18世紀，人們在說抑郁癥時，還會用“憂郁癥”這個詞，“疑病癥（hyponchondria）”“壞脾氣（spleen）”和“病氣（vapours）”這些詞也都會用到。盡管當時常常能看到“抑郁”這個詞，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等著作里更是大量使用，但此“抑郁”非彼“抑郁癥”。我們如今所說的抑郁癥興起于19世紀末，至今還在不斷發展演變，各種各樣的定義和解釋層出不窮。可無論是舊稱呼，還是新叫法，它們都可能一樣模糊（也可能一樣具體）。鮑斯威爾常常說起約翰遜。在他指出“約翰遜由于精神嚴重抑郁而飽受折磨”的時候，他說的不是某種具體的疾病（憂郁癥），而是一種“精神”遭到壓迫、貶低，不能正常運作的身心狀態。
約翰遜患上憂郁癥，病根就在他的父親邁克爾·約翰遜身上。鮑斯威爾指出，憂郁癥是可以遺傳的，因為他從約翰遜身上看到了這一點。邁克爾身材高大，身體強壯，意志堅定，思維活躍，但就像是在*堅硬的巖石里，也常常能發現有些巖脈中含有脆弱的物質一樣，強壯的邁克爾身上就摻雜了那種疾病。無論你怎么細看，也看不出是什么病。不過，這種疾病的影響可是廣為人知：患者會感到厭世，大多數人都關心的事物，他一點興趣都沒有，整個人看起來也是陰沉沉的，還特別悲慘。從父親身上，約翰遜繼承了一些特質，也繼承了“一種邪惡的憂郁”。心煩意亂的時候，他就狠狠地咒罵，說這種憂郁“弄得他一輩子都成了瘋子，至少不大清醒”。
在這里，鮑斯威爾強調的是悲傷，而不是焦慮，雖然這兩種情感都是構成約翰遜抑郁癥的基礎。約翰遜從父親身上繼承了“脆弱的物質”，也就是根深蒂固的抑郁癥。按他自己的話說，這讓他“一輩子都成了瘋子”。在這段文字里，“清醒”指的是“頭腦清醒”“神志正常”。約翰遜“心煩意亂的時候……就狠狠地咒罵”，鮑斯威爾也把那些話都刪掉了，因為他想對約翰遜的抑郁癥輕描淡寫，讓讀者以為這不過是天才身上的小毛病。但對約翰遜而言，抑郁癥實在是太痛苦了，比鮑斯威爾寫的要嚴重得多。他在各類作品中都表達了自己的痛苦。
愧疚、懶散、宗教與母親
經受了疾病這樣的折磨，約翰遜卻還能憑借自己的才華寫出大量佳作，這確實非常矛盾。到后來，這種矛盾現象還變得越來越明顯。要尋找答案，還要從他早年的經歷說起。鮑斯威爾指出，約翰遜能取得這樣的偉大成就，是因為他不斷地追求完美，而且一想到自己有滿腹才華，卻沒有充分地利用起來，他就很愧疚：“‘多給誰，就向誰多取’，這一莊嚴箴言似乎始終鐫刻在他的腦海里。無論怎么努力，做了什么好事，想到這句話，他就對自己感到不滿。”這句話來自《圣經》，描述的是宗教里的愧疚感，也把約翰遜折磨得很厲害。他害怕死亡，害怕*終的審判。這句箴言讓他覺得自己太過懶散，所以不停地鞭笞自己。他在各類作品當中，一直貫徹的主題就是自己的懶散。在小約翰遜還只有三歲時，母親薩拉就給他灌輸了上帝的思想。從此，小小天才的腦子里就深深地記住了：我不能墮入地獄。因為天資聰穎，所以他在讀過《舊約》（Old Testament）中憤怒上帝的啟示以后，能更好地吸收內化。除此之外，每周日，薩拉還要讓他讀《人當盡的本分》（The Whole Duty of Man）。這本宗教著作警示虔誠的基督徒，造物主時時刻刻都非常警醒。如果服侍造物主的時候，沒有出色地完成卑賤的勞動，就會遭到重罰，在地獄里承受無盡的煎熬。讀到這里，就算不是弗洛伊德（Freud），我們也能看出約翰遜未來會面臨多少麻煩。在余生當中，他始終背負著基督徒沉重的愧疚感，這幾乎要把他壓垮。
……
無淚而泣 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 目錄
譯序
中文版序言
一章 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他們眼中的自己與別人眼中的他們
第二章 約瑟夫·薩卡爾：“活下去，才能揭露真相”
第三章 德拉貢兄弟：“始終相伴，不論希望還是絕望”
第四章 雅科夫·加拜：“我一定會逃出去！”
第五章 埃利澤·艾森施密特：“感謝一家波蘭人……”
第六章 掃羅·哈贊：“生命已不重要，死亡就在眼前”
第七章 列昂·科恩：“我們已被非人化，我們猶如機器人”
第八章 雅科夫·西爾貝格：“焚尸場中，度日如年”
中文版序言
一章 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他們眼中的自己與別人眼中的他們
第二章 約瑟夫·薩卡爾：“活下去，才能揭露真相”
第三章 德拉貢兄弟：“始終相伴，不論希望還是絕望”
第四章 雅科夫·加拜：“我一定會逃出去！”
第五章 埃利澤·艾森施密特：“感謝一家波蘭人……”
第六章 掃羅·哈贊：“生命已不重要，死亡就在眼前”
第七章 列昂·科恩：“我們已被非人化，我們猶如機器人”
第八章 雅科夫·西爾貝格：“焚尸場中，度日如年”
展開全部
無淚而泣 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 節選
“特別工作隊”的設立
**批被黨衛隊強迫去搬運、焚化尸體的并不是猶太人，起初也沒有“特別工作隊”這個說法。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里的屠殺設施包括毒氣室和焚尸場，主要是為了大批量地處死猶太人而啟用的。所有遇難者中，猶太人占了絕大多數——奧斯維辛集中營里九成以上的死者都是猶太人。不過，死于毒氣室的也有很多非猶太人，包括波蘭人、蘇聯戰俘、吉普賽人（辛提人和羅姆人）以及其他人。**批被挑出來用毒氣處死的人是波蘭囚犯，他們是死于一項所謂的“安樂死”3計劃，該計劃旨在除掉一些無法治愈的病號。他們從集中營被運往位于索能斯泰因4的“安樂死”設施，再用一氧化碳毒死。5之后不久又有第二批病號，本來要從奧斯維辛運到索能斯泰因。不過，這批人*終被毒死在奧斯維辛一座焚尸場的停尸房內，這座焚尸場1940年就已啟用。1941年9月3日，250名囚犯（大部分是波蘭人）從集中營的醫院被挑選出來，用于試驗齊克隆B毒氣的效果。他們被帶到位于奧斯維辛主營二區的地窖。之后，又有大約600名蘇聯戰俘、軍官和政委從戰俘營被運到主營區，帶到了二區的地窖。這些人全部都被毒氣毒死了。6
還有一些臨時毒氣室［稱為“一號地堡”（Bunker）和“二號地堡”］，也被用于處死非猶太裔的囚犯。7比如，1942年6月11日，原先關押在一處監禁地的320多名波蘭囚犯在“地堡”被處死。 8同年8月3日，德國人又從醫院里挑出了193名患病的囚犯，把他們押到了比克瑙，用毒氣殺害。91942年8月29日，德國人又以同樣的方式處死了一批波蘭囚犯，多達746人。10
“特別工作隊”（Sonderkommando）的說法于1942年9月正式使用。“工作隊”幾經變更，于1943年初才*終成形。“特別工作隊”一詞源于“焚尸場工作隊”（Krematoriums–Kommando），后者指的是1940年奧斯維辛主營區的焚尸場啟用以后被派去那里工作的一小批囚犯。11關于“特別工作隊”初始時期的情況，目前尚無目擊者的證詞。因此，我們沒有辦法確定這一時期工作隊里具體有多少人，只知道其中很少幾個人的名字，包括瓦茨勞夫·里普加（Waclaw Lipka）。12這批隊員的任務是往焚尸爐里添燃料，焚燒囚犯的尸體。這些囚犯或死于集中營中的惡劣條件，或是被黨衛隊的人殺害。
起初，集中營的管理者并未將焚尸場工作隊中的囚犯與其他囚犯區別看待，也沒有把他們歸為“知密者”（德語Geheimnisträger，目睹罪惡的人），于是幾個波蘭隊員就想辦法重新分配到了其他的工作隊。弗拉迪斯拉夫·湯米切克（Wladislaw Tomiczek）就是其中一員。我們還得知另外兩名波蘭隊員的名字，分別是約瑟夫·伊爾丘克（Jozef Ilczuk）和米奇斯瓦夫·莫拉瓦（Miecyslaw Morawa） 13——他們在焚尸場工作隊一直做到1941年6月。而這份差事還有個名字，叫做“司爐工”（stokers, Heizer），這個說法符合他們在那一階段的實際工作內容：焚燒尸體。1942年5月，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從那時起，焚尸場工作隊開始由六名囚犯組成：三名波蘭人和三名猶太人。14其次，一度又單獨組建了一個新的小隊，稱為“費舍爾工作隊”（Fischl–Kommando，以隊長費舍爾的名字命名），附屬于焚尸場工作隊。15“費舍爾工作隊”由四到七名囚犯組成，聽命于集中營內蓋世太保 辦公室（政治部）。蓋世太保的工作職責之一就是焚尸場管理（Krematoriumsleitung）。當時焚尸場的負責人是沃爾特·卡科納克（Walter Quakernack）。
“費舍爾工作隊”的成立，是因為1942年5月起有大批猶太人被送到集中營。16越來越多的尸體需要運送到焚尸場去，集中營里需要有一支特殊分隊來執行這項任務——而此前負責這項工作的是一個號稱“運尸工作隊”（Leichenträgerkommando）的小分隊，專門搬運那些指定要焚燒的囚犯尸體。這些囚犯大都死于饑餓、疾病或納粹的毒手。但是在毒氣室里被處死的人太多了，超出了這個小隊的工作負荷。于是，“費舍爾工作隊”的囚犯們就被派去進行焚化尸體前的準備工作（焚燒環節則由“司爐”接手），并在毒氣放完之后清掃毒氣室。有段時間，他們還要把尸體身上的衣服脫下來。不過，從1942年6月底起，走向死亡的囚犯們在進入毒氣室之前就被迫脫光衣服。“費舍爾工作隊”的隊員們則負責把衣服收集起來備好，交給另一個工作隊運走。他們還需要清理焚尸場的院子。如果那些脫光衣服進入毒氣室的囚犯留下了什么東西，也由他們來收起。工作隊必須在下一批囚犯送達前迅速完成這些任務，這樣新到的囚犯才絲毫不會覺察到這里發生過的一切。17從一開始，“欺騙”便是大屠殺這一罪行的中心原則。
作為一個單獨的小隊，“費舍爾工作隊”只存在了幾周時間。1942年6月前后，兩個小隊就合并到“焚尸場工作隊”里面。據丹努塔·切克（Danuta Czech）的說法，1942年2月15日，按照“猶太問題*終解決方案”，**批被指定處死的猶太人從上西里西亞地區運到奧斯維辛集中營。18這些人被帶到了主營區中的毒氣室，在那里慘遭殺害，尸體在焚尸爐里化為灰燼。1942年5月，因為要維修煙囪和鍋爐房，主營區里的焚尸場暫時關閉。19因此，所有的尸體都被運出奧斯維辛，送到了比克瑙，扔進了大坑里，用土蓋上。所有這些任務都是“費舍爾工作隊”的囚犯們完成的。焚尸爐修好以后，主營區里的焚尸工作便又恢復了。
比克瑙的埋尸坑是由“埋尸工作隊”（Begrabungskommando）的囚犯們挖出來的——這個工作隊的成立就是為了這項差事。201942年5月，一批批的猶太人開始被定期運到集中營，于是又出臺了另一項和滅絕猶太人有關的規定：系統的屠殺行動要在比克瑙進行，而不是奧斯維辛。因為奧斯維辛的焚尸爐頻出故障，已經不能進一步大規模使用。21德國人決定在比克瑙集中營地面上挖出的大坑中焚燒尸體。他們把大坑的位置選在一片白樺林內。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時，魯道夫·赫斯 （Rudolf Höss ）認為，這片樹林邊的兩棟房屋可以改建成毒氣室。22這兩棟房子一棟被稱作“紅屋”或“一號地堡”；另一棟則被稱為“白屋”或“二號地堡”。可以肯定的是，“一號地堡”的**次毒氣屠殺發生于1942年的早春。隨后，“二號地堡”也同樣投入使用。23前面提及過的“埋尸工作隊”成員和被派到“地堡”的囚犯一起，構成了之后“特別工作隊”的核心。黨衛隊選了一群來自斯洛伐克的猶太人到“一號地堡”工作。這群囚犯大約有200人，其中30到50人被派到“地堡”里面工作，而其余的人則負責挖坑和往坑里填尸體。另一隊猶太囚犯由大約50名男性組成，被挑選到“二號地堡”去工作。24他們的任務是：確保囚犯們在進入毒氣室前能盡快在“地堡”外把衣服脫掉（1942年8月起有了專門的脫衣室）。脫衣之后，工作隊成員便帶領囚犯們進入毒氣室。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還要把那些起了疑心、緊張不已的人隔離出來，以防擾亂其他囚犯的情緒。工作隊隊員要帶著這些隔離出來的人，還有毒氣室塞不下的人，來到“地堡”后面的一個地方，由黨衛隊將他們全部槍殺。
有段時間，毒氣室只在晚上運行。隨著送來的囚犯數量不斷增多，開始增加一個白班。“特別工作隊”的職責之一，就是在毒氣屠殺結束后對毒氣室進行細致的清理，這個任務非常辛苦。他們首先要給毒氣室通風，然后把齊克隆B晶體的殘留物和囚犯中毒后的排泄物清理干凈。根據集中營囚徒的證詞，隊員們有時會戴著防毒面罩干活。
隊員們把尸體運出毒氣室，按十具一組分好，搬到軌道車上，沿著一條窄軌把尸體運到約300米外的尸坑。每個尸坑可以容納100到600具尸體。之后，隊員們就往坑里面撒上生石灰，再在上面蓋上30—50厘米厚的土。從1942年5月到9月，他們大概填滿了100多個這樣的尸坑。這些坑都是他們在“一號地堡”的西側挖出來的。25
阿努斯特（恩斯特）·羅辛是“埋尸工作隊”的少數幸存者之一。關于“特別工作隊”在“一號地堡”內部的工作，他的證詞如下：
一天，我們正走在去干活的路上，押送我們的負責人是黨衛隊的人，他停下來說道：“現在有個差事給你們，趕緊做完！”那里先前挖了兩個大坑，我們來到**個旁邊。他們就命令我們往里面填土。黨衛隊的人朝我們大聲叫嚷，讓我們快點干。我們注意到之前已經有人往坑里填了些土。我們看到從土里露出來的手指、腳和鼻子……我們意識到這些是人的尸體，只是我們不知道尸體是從哪兒來的。我們注意到有一條窄軌從大坑這里一直通往改建好的那座房子。就在大坑的不遠處，我們看到了大桶的生石灰、氯粉，還有屋子旁邊軌道上的小鐵車。
他們拿來了食物，我們就過去吃午飯了。我們看到30個先前和我們分開的同伴也去了那里。他們隔得很遠，但我們還是可以用斯洛伐克語和他們交流，以免黨衛隊的人聽懂。黨衛隊不準他們跟我們說話，他們只能小心翼翼地傳達消息。于是我們得知，他們就在那座房子邊上工作，那里有很多死人。他們沒有說這些人是怎么被殺的。之后，我們又用同樣的方式了解到：這些人被派到那里干活，協助德國人用毒氣殺害猶太人。那座房子就是為了屠殺而改建的。
這些人就是“特別工作隊”的**批隊員。工作隊首次參與用齊克隆B殺人，是在這座經過翻修、裝了新窗戶的房子里。他們把這座房子稱為“一號地堡”。遇害的人們被塞進車廂，運到那里，先在隔壁的谷倉中脫去衣服。黨衛隊借口要他們去洗澡，把他們趕進那座房子里的毒氣室。之后，“特別工作隊”的30個人便把尸體從毒氣室里搬出來，堆到拖車里，運到我們之前在附近挖出的那些大坑邊上。到了那里，“特別工作隊”就把尸體拋進坑里，再在上面蓋上一層土。因為他們都是晚上干活，看不清楚，剛好我們是第二天來接手，就看到了土里露出來的死人肢體。26
1942年7月，另一群來自法國的猶太囚犯也加入了“地堡”的工作隊；8月，又有一些來自荷蘭的猶太人。大部分囚犯都在“一號地堡”工作，這是因為“一號地堡”旁邊的尸坑比“二號地堡”旁邊的那些要大得多。1942年7月17日到18日，海因里希·希姆萊視察了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27之后集中營的負責人清空了所有的尸坑，以清除痕跡、銷毀證據，掩蓋他們的罪行。奧斯維辛的這次行動之前，是效仿切爾姆諾（Chelmno）滅絕營，后者已進行了一次類似的行動，是黨衛隊的保羅·布洛貝爾（Paul Blobel）負責的。28參與切爾姆諾行動并在其他屠殺地點銷毀尸體的隊伍，被稱為“1005特別工作隊”。銷毀屠殺罪證的整個行動，代號為“1005行動”（Aktion 1005）。1942年9月26日，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頭目魯道夫·赫斯和他的兩名手下霍斯勒（Hossler）和德亞庫（Dejaco）一同前往切爾姆諾，向布洛貝爾和他的手下學習銷毀罪證的經驗。 29
從比克瑙的尸坑內挖出尸體，并在 “一號地堡”旁焚尸滅跡，這些工作是夏天快結束時開始干的。30起初，成員們在多個地方點起火堆，焚燒尸體；后來，他們又把尸體扔回尸坑里進行焚燒。到11月中旬的時候，大約有107000具尸體焚燒完畢31，所有的埋尸坑都已經被清理干凈。焚尸工作都是由猶太囚犯們完成的，此時這些囚犯的數目已經攀升至400人。從1942年9月起，這些囚犯開始正式被叫做“特別工作隊”，當時焚尸行動剛剛開始。32在切爾姆諾滅絕營，“特別工作隊”指的是布洛貝爾手下的人，這個詞既指負責處理這一事務的黨衛隊成員，也指執行銷毀罪證任務的囚犯。然而，在奧斯維辛，“特別工作隊”一詞只能用來指囚犯們。并且，只有在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才用這個稱呼專指執行此類任務的猶太囚犯。其他的集中營負責類似工作的人都用其他稱呼。比如，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滅絕營，這些人被稱為“收尸人”（Leichenträger）。
無休止的焚尸工作使得“特別工作隊”里的囚犯們產生了出逃的念頭。為人所知的出逃事件有兩起。1942年12月7日，兩名“特別工作隊”成員逃出了集中營，分別叫做弗拉迪斯瓦夫·克諾普（Wladyslaw Knopp）和薩繆爾·庫萊亞（Samuel Culea）。兩天后，又有六名囚犯試圖出逃［其中兩個分別叫做巴爾·博爾恩斯泰因（Bar Borenstein）和諾耶赫·博爾恩斯泰因（Nojech Borenstein）］。不出意料，這六個人全部都被抓住了，在“特別工作隊”全體成員面前被公開處死。工作隊的囚犯們原本計劃在1942年12月9日集體出逃，但不料有人向黨衛隊通風報信。12月3日，所有的“特別工作隊”成員（約300人）都被殘忍殺害，以儆效尤。33旋即又有一群囚犯被挑選出來組成了新的“特別工作隊”，這里面就包括埃利澤·艾森施密特（Eliezer EisenSchmidt）、亞伯拉罕·德拉貢（Abraham Dragon）和什洛莫·德拉貢（Shlomo Dragon）兄弟以及彌爾頓·布基（Milton Buki）。其中，前三人的證言都被收錄了在本書中。
隨著越來越多的囚犯被運到集中營，僅僅兩座“地堡”已經很難應付大規模的屠殺行動了。即將遇難的受害者被迫在指定地點脫去衣物，然后被帶到不同的毒氣室去。等到一切都結束之后，他們的尸體被拖出來，在幾百米外的地方被焚化成灰。這個漫長的過程涉及的工序相當復雜費時，在那些發動滅絕行動的人看來，效率十分低下。為了使滅絕行動實現流水化操作，節省“寶貴”的時間，有關人員開始進行一項長期而復雜的工作——制定出新的方案，以期使滅絕程序所有環節的效率達到*大化，這些環節包括：脫去衣物、毒氣處死、拔出金牙、剪下頭發、焚燒尸體、收集骨灰再倒入河中。此外，他們還提出了幾個工程計劃：比如在主營區建設一座大型焚尸場，在比克瑙建設一座臨時的“露天”焚尸場，等等。在自傳里，赫斯列舉了一系列因素，這些因素*終促成了一項決定，即在比克瑙建造新的聯合設施（也就是焚尸爐和毒氣室）。在*初幾批尸體被露天焚燒之后，他們便清楚地意識到，長期干是不行的。碰上天氣不好或是刮起強風的時候，焚燒尸體的惡臭會飄出好幾英里，使得周邊所有居民都知曉焚燒猶太人的事情，議論紛紛，官方再怎么用宣傳來掩飾也沒用。事實上，所有參與滅絕行動的黨衛隊成員都是要對此事保密的，但即使是*嚴厲的懲罰也阻擋不住他們對傳播小道消息的熱忱。
防空部門反對使用明火焚燒尸體，因為夜間從很遠的地方都能看到火光。然而，焚尸工作不能停，即使夜間也要干，否則后續送來的囚犯就無法接收。每次行動的時間表是在交通部的會議上制定的，執行者必須嚴格遵守，以避免運輸車與軍列爭道，或者產生混淆。出于以上這些原因，1943年，兩座大型焚尸場（“一號”和“二號”）的燃料規劃和建造工作完成了，還新建了兩座較小的焚尸場（“三號”和“四號”）。另一座焚尸場也在籌備當中，規模將超過其他場地。然而，這個焚尸場*終未能建成，因為1944年秋天希姆萊緊急叫停了對猶太人的滅絕行動。34
然而，有人可能會不同意赫斯所說的興建焚尸場的原因。比如有人會說，“地堡”和焚尸坑的造價要低得多，技術上也沒那么復雜，并且也不太容易出現故障。“托普夫父子公司”（Topf und Söhne）負責為集中營提供焚尸場設備，而集中營方面與該公司的通信記錄也被保存下來了，尤其是與該公司工程師庫爾特·普呂弗（Kurt Prüfer ）的通信。基于這份通信記錄，可以認為，使用配有焚尸爐和毒氣室的建筑來取代“地堡”和焚尸坑的做法，是該公司“營銷活動”的結果，*終促使德國人決定在比克瑙新建四個焚尸場。1943年，這些設施在下列日期被移交給黨衛隊中央建設管理局（Zentralbauleitung der Waffen SS und Polizei SS in Auschwitz Oberschlesien）：一號（二號）焚尸場 ，3月31日；二號（三號）焚尸場，6月25日；三號（四號）焚尸場，3月22日；以及四號（五號）焚尸場，4月4日。35在主營區，22名猶太囚犯被挑選出來，組成了一個特別分隊，接受訓練，學會如何使用焚尸設施。1943年3月4日，這個分隊中的12名成員（其他人在訓練過程中已死去）和五名波蘭人被調撥到比克瑙，在一號（二號）焚尸場工作。36奧斯維辛主營區的焚尸爐于1943年7月底停用。焚尸場工作隊的所有囚犯都被轉移到了比克瑙的新焚尸場去工作，其中主要是三號（四號）焚尸場。37一開始，他們和“特別工作隊”剩下的成員一起被安置在BIId營的十三區。與此同時，所有來自男囚營BId營的囚犯也被重新安置到了上述營區。38
這一章引言之后，是對“特別工作隊”幸存的前隊員們的采訪。采訪中，他們詳細講述了從1942年12月到1945年1月這段時間里，“特別工作隊”成員在“地堡”、四個焚尸場里以及在四號（五號）焚尸場旁的焚尸坑所做的工作。
人間地獄里的一天
“特別工作隊”的工作
德國人強迫“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執行集體滅絕行動各階段的各種任務。就許多方面而言，囚犯們的工作是非常有組織的，與工業化生產的流程十分相似。奧斯維辛–比克瑙的滅絕設施就像是工廠里的流水線一樣，里面有倒班制度、有工頭（Vorarbeiter）、有環環相扣的流水線、有資產損益表、有工作強度周期，等等。
然而，從兩個重要方面來看，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和“普通”的工廠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異：它的“原材料”是活人，而它*終的“產品”是骨灰；作為滅絕營里的勞力，“特別工作隊”是死亡工廠里一支由奴隸組成的小分隊，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這些人成了大屠殺這段歷史中*悲情的角色、*不幸的人。他們是一切苦難的人中*為苦難的。
當“特別工作隊”需要新成員的時候，就會從新近運達集中營的囚犯中挑選，或者從營內資格較老的囚犯中挑選。不論哪種情況，“政治部”（Politische Abteilung）的黨衛隊員會進行專門的選拔，由焚尸場的負責人選出那些在他看來適合這一特殊部門的人。大部分選拔都是在隔離營（BIIa營）完成的。被選中的人對他們要做的事一無所知。他們被牽著軍犬的黨衛隊員押送到“特別工作隊”的營房，直到此時，那里的老隊員才會把殘酷的真相告訴他們。
“特別工作隊” 分為五組，在滅絕過程的特定環節中執行不同的任務：在脫衣室接收新囚犯，讓囚犯脫衣，在他們離開后清理留下的衣物，毒氣釋放完畢后把尸體運到焚尸間，收集貴重物品，剪下死尸頭發，拔下金牙，用焚尸爐把尸體焚化成灰，敲碎殘余的殘骨，傾倒骨灰。
大多數情況下，“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一旦被派到哪個組，就是永久性的。不過，有時候分組情況也會發生變化。比如，當有大批的囚犯運進集中營時，有些囚犯就會被撥到不同的組中。當任務繁重的時候，“特別工作隊”里的任職囚犯，包括隊長（Kapo）、副隊長（Unterkapo）、組長（Vorarbeiter）、營房文書（Blockschreiber）、和營房內勤（Stubendient）等等，有時也會受命加入。幾乎所有“特別工作隊”的任職囚犯都是猶太人，包括職務*高的人員（即大隊長，Oberkapo）。他們定期從焚尸場的管理者那里得知即將運達到營中處死的囚犯數量，再根據數量來布置分工。“特別工作隊”的囚犯通常分兩班（白班和夜班）輪流工作，輪班主要取決于每次運來用毒氣處死的囚犯有多少。
“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是被隔絕的。他們基本不與其他囚犯接觸，也不允許離開自己的營房。營房門口有個崗哨，二十四小時看管。他們在營房里吃飯，工作隊中的任職囚犯會把食物從集中營食堂里給他們拿過來。他們有專用的廁所和洗浴設施。一切安排都是為了杜絕工作隊的囚犯與集中營里其他囚犯接觸。“特別工作隊”里的囚犯和其他勞動隊的成員們一樣需要點名，通常一天一次。他們點名也是單獨的，而且沒有什么嚴格的執行規范。隊員們可以根據時節的變換穿普通的便裝，襯衫或者夾克背后都畫著紅色的十字。他們不用穿囚服，這點和 “加拿大工作隊”的成員們一樣。39
不當班的時候，隊員們可以在營房里休息，努力克服這項工作給他們帶來的沉重的心理負擔。黨衛隊不在的時候，他們可以睡覺或交談，不過黨衛隊一向就很少來察看他們的營房。在可怕的工作之后，他們有一定的時間可以稍微休息，放松一下，在這段時間內得到片刻的寧靜，恢復氣力后再去輪班。有些隊員，尤其是那些來自希臘的猶太人，會唱唱歌，或深情回憶逝去的青春和摯愛的親人，以此來互相鼓勁，改善自己的心態。如果沒有猶太人運來集中營，囚犯們會清掃自己的住所，或干脆什么都不做。
脫衣階段
在脫衣室，“特別工作隊”的隊員們會見到剛剛到達營區的猶太人，這些人都是黨衛隊在站臺上挑選出來準備立即處死的。只有在這兒，隊員們才能接觸到活著的人，但接觸的時間很少會超過二十分鐘。之后，隊員們就只能和尸體打交道了。他們盡量不和新到的囚犯交談，免得要靠撒謊來隱瞞把他們送到集中營的真實目的。不過，他們經常要喊“快點，快點，快點”或者“請自覺把衣服脫掉”，催促這些囚犯，還得盡可能地幫他們脫衣——尤其是對那些年老、患病或殘疾的囚犯。叫人們脫光衣服的時候，隊員們總是很猶豫，因為知道這些人會感到多么不安、多么難堪。他們會盡量不去看那些赤身裸體的囚犯的眼睛。
這樣的自我克制表明，對于“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來說，和這些人接觸是多么痛苦，因為知道他們難逃一死。他們明白這些人是絕無可能得救的，所以他們傾向于掩蓋真相，免得這些受害者遭受精神折磨。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比如遇到了家人、熟人或朋友時，隊員們才會感到他們無法再隱瞞真相。
當這樣的兩群人相遇時，脫衣室里便彌漫著一種巨大而悲傷的張力。“特別工作隊”的猶太隊員對即將開始的毒氣屠殺知道得一清二楚，而對于剛剛抵達的囚犯們而言，大多數只是一無所知地走向了死神。本書中的材料也包括了對這種狀況的描述。
“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必須讓新到的人迅速脫下衣服，盡快全裸著離開脫衣室。這些人把衣服和之前千方百計帶上的東西都留了下來。按照黨衛隊的指令，到達營區的人必須把他們的大部分隨身物品留在火車上或者站臺上，只有小包裹能帶進脫衣室。根據要求，“特別工作隊”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旦發現囚犯中有人出現緊張情緒或起了疑心，就必須上報。他們要安撫那些疑慮、緊張或者煩亂的囚犯。如果安撫不了，他們就會立即把這些人和其他囚犯隔離開。如果有人提問，他們可以給出簡短、含糊的答案。根據黨衛隊的指令，隊員們要反復向那些剛剛到達的囚犯解釋他們是要去洗澡、消毒。隊員們還承諾，洗完澡后，這些新來的人就會被分成幾個勞動隊，并且能和家人團聚，在新營區的新環境里開始新生活。隊員們心中萌生出的*深切也*痛苦的情緒，是一種無助感，這種感覺無情地折磨著他們，因為他們無法幫助這些處于死亡邊緣的可憐人。
無淚而泣 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 作者簡介
吉迪恩·格雷夫（Gideon Greif），以色列歷史學家和教育家。他在兩所機構擔任首席歷史學家和研究員，分別是以色列Sham Olem宗教及猶太大屠殺研究所，以及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猶太大屠殺教育項目基金會，同時也是以色列奧諾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和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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