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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乾清門:近代的世運與人物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64468
- 條形碼：9787208164468 ; 978-7-208-16446-8
- 裝幀：一般輕型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日暮乾清門:近代的世運與人物 本書特色
適讀人群 ：高校師生 普通讀者后人讀中國近代史，總覺得在位者的昏招、損招一出接一出。如皇族內閣的設立、撤回留美幼童等，為何有這種感覺，是因為后人帶著“上帝視角”，知道事件的走向，從后果來返觀過程，挑出那些將要導向歷史進程改變的線索進行反復的仔細的檢視。這并不意味著后人就有超越前人的智慧，恰恰相反，后人在套用線性的、簡單的因果鏈條批判過往的時候，往往伴隨著重要細節被有意或無意地修剪、遮蔽，因此并未掌握相對完整的真相；或者后人的思路脫離當時的語境，使得歷史看起來像散落滿地、一連串不可理喻的事件的集合。本書讓你去掉“上帝視角”，回看近代史上影響中國的人物與事件。
日暮乾清門:近代的世運與人物 內容簡介
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有一句名言：“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本書所涉及的，就是“其表在政”的部分，包括近代的制度、人物與史事，它們是世運盛衰的直接表征。書中收錄的20篇文字，內容跨度百余年，從嘉道年間到1919年底，闡釋晚清君主的早朝、召見活動時君臣的互動、中樞機構的運作、皇帝如何批示文書、官場的機密通信，嘗試從制度的視角，重新解釋影響歷史走向的諸多政治事件，包括辛酉政變、皇族內閣、清帝退位、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權繼承，也勾勒了光緒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駐美公使陳蘭彬、駐英公使汪大燮、風云人物康有為、外交總長陸徵祥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表現，揭示這些人所熟悉的史事、人物背后一些幽微的線索，希望給讀者帶來一些新的啟發。
日暮乾清門:近代的世運與人物 目錄
自序 / 1
從此君王勤早朝 / 1
面對天顏咫尺間
——晚清君主的召見 / 14
“樞譯勇怯無常，國事可知矣”
——晚清的軍機處與總理衙門 / 35
“諸公之禍，肇于擱車矣”
——辛酉政變的玄機 / 49
宸翰綸音自宮中來
——晚清的朱批和上諭 / 63
“閱后即付丙”
——軍機章京的秘密通信 / 81
“軍機、總署各衙門差使，均宜得一二處”
——晚清官場的“鬼使神差” / 96
成為“王佐”
——總理衙門的考卷 / 112
“太上皇”的煩惱
——醇親王奕譞的心結 / 125
“皇華使節耀萬邦”
——晚清外交官的保舉單 / 144
“荔秋拘謹畏事，與莼甫抵牾已久”
——陳蘭彬與留美幼童公案 / 157
“合眾國之上法”
——美國憲法的中譯本 / 169
使館有本難念的經
——駐外公使的經濟賬 / 180
“假借了武器不肯丟”
——被誤解的康有為 / 188
“為救圣君哭秦庭”
——戊戌政變后康有為給竇納樂的兩份文書 / 198
“此事非不可辦，不能急圖耳”
——收回威海衛的嘗試 / 214
舉火積薪要自斃？
——“皇族內閣”新解 / 225
“相如白璧完能否？”
——談退位詔書的署名 / 234
“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中英照會中的朝代更替與政府繼承 / 245
陸徵祥在1919 / 254
展開全部
日暮乾清門:近代的世運與人物 節選
傳統的帝制時期，君臣在清晨商議國事的朝會，俗稱為“早朝”。我們經常在影視劇中見到這樣的場景：天微亮時，文武百官經宮門魚貫而入，行至正殿之前，拾階而上進入大殿，按照文武兩班依序排立。君王在侍衛、太監的簇擁下，行至寶座前落座。群臣下跪行禮，山呼萬歲，君王答以“平身”，太監高呼：“有本啟奏，無事退朝！”語畢，便有某大臣應聲出班：“臣有本要奏”，隨后從袖中抽出早已寫好的奏章，雙手捧過頭頂，向君王侃侃陳詞，或是彈劾權臣，或是揭露弊政；更大膽的，直接批評君王，引發同僚一陣騷動，或是贏得一片贊賞，經過一番激烈的討論，君王點頭稱是，又或者勃然大怒。而后口傳諭旨，百官跪接，待君王說完，眾臣報以“吾皇圣明”之類頌詞，軍國大政就這樣走完了程序。 不過，這種場景只是存在于影視劇中，至少在清代，難以找到同樣場景的日常朝會。 每逢重大的節日，朝廷有正式的“大朝”，它側重禮儀性質，地點一般在太和殿，天子有“法駕鹵簿”，儀仗齊整，鼓樂奏鳴，王公百官、外國陪臣在鴻臚寺的引導下行大禮。不過，它的頻次較少，遇元旦、萬壽（皇帝生日）、冬至才會舉行。 與大朝性質類似但更為頻繁的，叫做“常朝”，按制度是逢五之日舉行：君主御殿，百官行禮；如果君主不御殿，則百官在午門外“坐班”。這些形式繁瑣的朝會，陣仗龐大，彰顯了天子威儀，到了晚清時期，并不經常舉行，甚至連常朝坐班，也是有名無實。 御門聽政 在清代前期，君臣群集討論日常政務的朝會，名為“御門聽政”。所謂御門聽政，是皇帝（在當時人的用語中，“皇上”是臣民對君主的敬稱，“皇帝”則是皇太后或平等外交文書中稱呼君主的詞匯，本書中一般不做區分）至某處宮門外，聽政理朝。從康熙帝之后，御門聽政的地點是在宮中的乾清門外。這也是前朝與皇帝起居的寢宮之間的分界線。從雍正到咸豐，清朝皇帝每年都有大量時間在西郊圓明園度過，他們在那里避暑，也在那里聽政。只不過，聽政地點是在園中的勤政殿，御門聽政就變成了御殿聽政。 御門聽政是一項正式的朝會活動，它的程序和禮儀，都有嚴格的規范。參加者包括內閣大學士、學士，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理藩院這些中央部院的堂官（部長級）與司官，通政司、大理寺、光祿寺、鴻臚寺等小九卿衙門的官員，都察院這一監察機構的官員。每逢御門聽政之日，乾清門正中間設御榻、御案，各部院的大小官員，在清早齊聚于午門之外，先在六點十五分（冬季為七點十五分）進到太和殿東側的中左門等候，再于七點整（冬季為八點）進至中和殿西側的后左門，只等值日的侍衛前來傳旨，然后前往乾清門廣場的東丹墀下朝西站立。站在他們對面的，是負責記錄起居注的官員。待皇帝到來升座，侍衛在丹陛石欄的兩側立定，起居注官上至屋檐內御案的右側站立。這時，皇帝和眾臣就位，開始正式的聽政程序。 首先，各部院官員按照次序，由堂官一人捧舉著奏章，從東邊臺階登上，行至御案前跪下，將奏章放置于案上，起身，再轉回御案東側跪下，朝西向皇帝奏事。同一部門的大小官員，按照品級跪在堂官身后。待奏事完畢，按照品級次序，從東階退下，回到原來位置，然后換下一個部門，重復上面的奏事程序。各部門奏事完畢，由侍衛帶領群臣，從后左門出，御門聽政即告完成。〔2〕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御門聽政的大致特點：時間是清晨，地點在戶外，內容為各部向皇帝報告奏章，這個朝會在剛開始，是要求每天舉行的。 所謂的奏章，是指題本和奏本，它們從明朝延續而來，奏本偏大臣私事，乾隆時期就被廢止；題本偏衙門公事，一直使用到1901年。御門聽政時奏報的，主要是題本。雍正朝之后修纂的《會典》告訴我們：在京衙門的題本，直接送至內閣（外省的要先送通政司），由內閣擬訂處理意見，稱為“票擬”，然后再交皇帝核可，并將票擬的意見以朱筆“批紅”，即可發下執行。可見，在雍正朝以后，題本可以經由內閣票擬——皇帝裁決的模式進行處理，根本無須各部公開呈報。這樣一來，御門聽政時，由各部院輪流報告奏章，似乎就失去了商議朝政的真正價值。既然在報告之前奏章都已經有了內閣的票擬意見，聽政就變成了程式化的例行報告會。 不過，還有一種奏章有必要經御門聽政來處理。 原來，皇帝在閱看內閣對題本所做的票擬之時，會對一些處理意見產生疑問或者持保留看法，他不會當即批準票擬的意見，而是將奏章折角放在一邊，稱為“折本”。在御門聽政時，大部分奏章都已通過了內閣票擬和皇帝批準的程序，并無懸念，而折本的*后處理卻還有變動的余地。處理折本，是御門聽政的一項主要任務。與一般奏章不同的是，折本不由作者單位來奏報，而是由內閣大學士、學士親自奏報，皇帝當場給出裁示。 在康熙、雍正年間，除了題本、奏本這種早已程序化的公牘之外，另外出現了一種影響深遠的公文書，稱之為“奏摺”。奏摺也是折疊的冊頁，但篇幅簡練，它*重要的特點是保密性強，由上奏人寫好之后，通過專人呈送到奏事處。奏事處就在宮中乾清門附近，距皇帝的起居之所只在咫尺之間，保證他能**時間拆閱奏摺。奏摺不曾經過通政司和內閣之手，也就避免了機密泄露的弊病。奏摺的內容是私密的，當然不會借助御門聽政來商討，但是奏摺的采用，壓縮了題本和奏本的空間。此前經由題本和奏本匯報的政務，開始有一部分借助奏摺來傳遞。奏摺的私密性也使得皇帝對它越來越青睞，以至于尋常政務也開始采用奏摺報告。 如此一來，題本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只要循章交由內閣票擬就行，皇帝的保留意見和疑難隨之越來越少，御門聽政失去了實際的功效，而慢慢變成一種象征，它昭告天下臣民，皇帝勤于理政。明眼人都知道，這些政務大多已經完成了實質性的處理，只剩下極少數的疑難題本，也就是折本，尚待皇帝在御門聽政時，當面給出指示。御門聽政的頻次，變成了視疑難題本的累積數量來決定。嘉慶朝就明確規定：皇帝折本發下內閣，積累到十一二件，就要舉行御門聽政。〔3〕 由于機密、疑難乃至尋常的政務，都有奏摺這一報告途徑，折本的數量越來越少——畢竟折本也是題本，誰又放心把機密事件寫進去，讓它在聽政時暴露在文武百官之前呢？折本少了，御門聽政也就跟著少了。康熙年間的《會典》說，御門聽政每天舉行（實際上不可能）；到了乾隆年間，根據《實錄》的記載：皇帝在位六十年，總共舉行過七百零五次的御門御殿聽政；而到了咸豐年間，皇帝在位十一年，總共只有四十七次的御門御殿聽政，平均每年還不到五次。乾清門外的聽政，完全成了君臣的雞肋任務。 1860年春，搬往圓明園的咸豐帝在勤政殿舉行御殿聽政，這也是清朝*后一次的御殿聽政。五個月后，在英法聯軍入侵的前夜，皇帝帶著百官和眷屬，逃往承德避暑山莊。 御門聽政是一種定期聚集君臣議政的早朝，儀式隆重，不容差錯，看上去轟轟烈烈，實則未嘗不是一種折磨。它勞師動眾，皇帝以及身邊的侍衛、起居注官到場自不必說，內閣大學士、學士，各部院的部長級、司級官員也要到位，連小九卿衙門官員、御史言官也不能缺席；但另一方面，參與報告奏章程序的官員，僅僅是各部的個別長官而已。 這個朝會是在清晨舉行，集合時間早，以春夏為例，六點一刻必須在午門集合，散住于京城各處的百官，在此之前要完成起床、梳洗、早餐的程序，或者雇車或者親自走到這里，耗時至少一到兩個小時不等，遇到陰雨泥濘，恐怕耽誤更久。 這是從乾清門檐下向南望，即皇帝御門聽政時面對的方位，對面高處是保和殿。御門聽政的地點是在乾清門外，皇帝尚在屋檐之內，但百官都站立在廣場上。在高溫酷暑天或者寒冷的冬季，堅持舉行完這樣的朝會，對君臣都是一個不小的考驗。做京官是一件風光的事情，御門聽政卻絕不輕松。 咸豐帝之后，三位皇帝都是幼年登基。如果舉行御門聽政，小皇帝肯定吃不消，凍壞或者熱壞了，都是了不得的事，御門聽政也就暫停了下來。同治和光緒帝成年的時候，都有人建議重開御門聽政，但在那個時候，大家早已習慣使用奏摺報告政務，實在難找疑難的題本，朝中大員大概也不愿再開這個勞師動眾卻又沒有實際價值的朝會。 導致御門聽政頻率銳減的緣由，除了缺少實際價值之外，另一個原因在于，皇帝與朝廷大臣的清晨被另一種形式的早朝占用，他們不可能再有時間和精力來應對別的朝會。這種新的早朝，以奏摺處理為核心任務，它規模小、人數少、程序簡練、效率極高，實際作用也更大。 奏摺與朝會 康熙、雍正年間，在奏摺興起之后，新的朝會形式也隨之出現。按道理，奏摺內容是保密的，待皇帝閱讀之后，會親自給出指示。然而，皇帝的精力、信息渠道和知識儲備都是有限的，總不能對收到的所有奏摺都給出詳細、適當的批示，那樣不累死才怪。隨著奏摺數量的增加，皇帝亟需有人從旁輔助，幫他草擬對應的指示，或者接受他的咨詢，給出合適的建議。這一群人，慢慢固定下來，稱為軍機大臣；他們辦公的場地，叫做軍機處，靠近皇帝的起居之所，就在乾清門外的西側。 皇帝每天都會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奏摺，它們通過專差遞送到京城，然后前往乾清門的奏事處遞交。來自京城各部門的奏摺，在每天凌晨乾清門開啟之時前往遞交。奏事處將當天收到的奏摺匯總，遞送到皇帝御案上。皇帝在起床后，閱讀這些奏摺。與題本奏本不同的是，奏摺沒有經過中間環節，不能假他人之手，必須由皇帝親閱并給出處理意見。為了保證決策時的清醒和質量，同時也為了維持皇帝的健康，必須想出兩全之策，將他的工作量限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制度上的應對之策，一是限制上奏的資格：外省只有按察使以上文官，綠營總兵以上武官、八旗總管城守尉以上，才具備上奏權；而京城里面，則只有宗室、王公、文職京堂以上（各部院寺監的堂官）、武職副都統以上，以及科道言官和給皇帝做日講起居注的翰林才能上奏。〔5〕其他臣民如果有條陳，可以交本部門長官或者都察院審查后代遞。 盡管如此，具有上奏權的衙門和官員數量仍十分可觀，如果他們一擁而至，同時上奏，皇帝將無法承受。于是，奏事處為京城眾多機構排出了值日單，其中，文職衙門以八天為單位進行輪值；武職和八旗衙門以十天為單位進行輪值。〔6〕各機構在輪值當天遞送奏摺，在特殊情況下，也可以加塞，稱為“加班奏事”。與值日遞摺相對應的程序，叫做“遞膳牌”。輪值衙門的部長們，在當天遞上寫有自己頭銜和姓名的木頭簽，宗室用紅頭，其他人用綠頭，皇帝用早膳時，會留下想見的大臣的膳牌，等稍后進行咨詢，詳細了解情況。 如此一來，皇帝每天的工作量就被限制在合理范圍內，處理的主題也較為集中，不會出現六部扎堆奏報的現象。 當皇帝起床開始一天的工作時，在他的御案上，有兩堆奏摺，他先看外省，再看京城。京城的奏摺有可能得到幾種處理：**種，皇帝對奏摺進行朱批，這些經過朱批的奏摺會交給軍機大臣，直接照批示辦理就行。 第二種，大部分的中央各部門奏摺，實際上是一些情況通報或者就交辦事宜給出建議。對于這些奏摺，皇帝主要表達兩種意見：“依議”，也就是照辦，表示他相信各部的專業意見；“知道了”，告知對方已讀。這是兩種簡單的意見，不用動筆批示，只用指甲在奏摺封面上劃痕就行：劃一道橫線表示“知道了”，豎線表示“依議”。奏事處太監抱著這批奏摺到宮門外，各部早已派官員在那里等候。奏事處太監按照摺面的痕跡，宣布某某奏摺“知道了”，某某奏摺“依議”，交給各部官員帶回執行。〔7〕 第三種，皇帝看完之后一時不能直接朱批，他必須咨詢軍機大臣或者找奏事衙門的官員了解情況，然后再做進一步的指示。除此之外，還有個別奏摺，事涉高層機密，或者彈劾高官，皇帝希望暫時保密或將它做冷處理，因而留在內廷，連軍機大臣也無法得知其中的詳情，這個動作叫做“留中”。 相比較而言，外省奏摺就簡單多了。皇帝不能在奏摺上劃痕，必須給出書面意見。這些意見，有的直接寫在奏摺中間或者結尾；有的篇幅長，他就交代大意，吩咐軍機處擬稿、潤色，交他審閱后發出，這種機密的發令形式稱作“廷寄”。 我們把這個朝會程序簡單捋一下，它大致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京城衙門輪值上奏，官員遞膳牌預備召見；二是皇帝閱讀奏摺，直接給出批答，或者在軍機處輔助下作進一步的處理。如有詳細商討和咨詢，都在召見軍機大臣和部院大臣時一并進行。除了極少數特殊的日子，這些程序每天都必須進行。 制度化的勤政 通過制度設計，上奏的日期依靠輪值，上奏的人數也得到了限制，皇帝收到的奏摺數量似乎也減少了。然而，天下政務不會因為地方大員的級別而簡練，國家大事并不會隨著部院輪值而變少。皇帝每天清晨要閱讀數十件的奏摺，并且要迅速拿出意見。在前朝，皇帝盡可將文書交給內閣大學士和宦官批答、處理，在清朝卻不行。軍機大臣可從旁輔助，但那也是在皇帝先閱之后根據咨詢進行應答。 乾綱獨斷的清制被后人被批評成“君主專制的頂峰”，可是也確實鏟除了歷朝宦官和權臣擅權的土壤，只不過“委屈”了君王，超重的任務壓得他喘不過氣。從理論上講，只要收到奏摺，清帝都要當天處理，不能耽擱，否則，第二天的奏摺又會像小山一樣迎面壓來。他幾乎沒有休息日，咸豐帝甚至只在去世前一個月已經無法起床的情況下，才將奏摺交給御前和軍機大臣集體代為擬批，就這樣，他也還要撐著病體，為擬批的意見逐一把關，做些必要的修改。（可參看《“諸公之禍，肇于擱車矣”——辛酉政變的玄機》） 時間緊、任務急，偶爾如此還好辦，撐幾天也就過去了，難就難在每天都重復。面對厚厚的奏摺、繁重的國事，皇帝不得不絕早起身、批閱奏摺、接見臣僚。晚清的醇親王奕譞曾經做過統計：道光帝每天四點三刻左右接見臣僚，咸豐帝在七點左右，而光緒帝為了保持先祖留下的勤政之風，將時間提前到凌晨四點。〔8〕這些都只是接見軍機大臣和部院大臣的時間，在此之前，皇帝必須看完所有的幾十份奏摺，接見時才有得談。如此一來，他起床的時間就要更早。我們按照合理的閱讀速度來推測，皇帝至少要在此之前兩小時起床，稍事整理后，就開始閱讀奏摺。所有的軍機大臣以及當天值日的部院官員，他們要預備皇帝召見，也必須在此之前起床、洗漱、著裝、早餐、整理思緒并趕到宮中。保守估計，要耗時一到三個小時不等。皇帝同一幫老臣，每天都在黎明和清晨密集地草擬諭令，發往全國各地，指揮國家的運轉。這對于君臣的體力、智力與耐力，實在是一項極高的挑戰。 清朝的皇帝確實勤政，這架高速運轉的機器又怎能容許他不勤政？
日暮乾清門:近代的世運與人物 作者簡介
李文杰，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晚清史、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中國近現代政治與外交。著有《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整理《呂海寰資料兩種》《英軺日記兩種》，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發表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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