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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組織邊界形塑與單位共同體變遷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0365673
- 條形碼：9787520365673 ; 978-7-5203-6567-3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單位組織邊界形塑與單位共同體變遷 內容簡介
自單位制產生以來，單位組織形態發生過兩次重大變動，即廠辦大集體的產生所帶來的單位組織規模的膨脹，以及國企改制所帶來的傳統單位組織結構的瓦解，這一變動實則是單位組織內邊界形塑、組織外邊界式微并瓦解的過程。《單位組織邊界形塑與單位共同體變遷》主要以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大型國有工業企業為研究對象，圍繞東北地區Y廠和T廠兩所大型國有工業企業進行實證研究，在歷時的縱向變動過程中考察單位組織邊界的塑造及變動過程，以此來回視作為“共同體”的單位從產生到衰落的總體性變遷，并對其變遷的內在邏輯加以分析和思考。
單位組織邊界形塑與單位共同體變遷 目錄
導論
**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研究意義
一 理論意義
二 現實意義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 方法論
二 研究方法
第四節 案例介紹
第五節 單位制及相關概念的厘清
第六節 研究內容結構
**章 單位制研究評述
**節 單位制研究綜述
一 單位制的產生
二 單位制的變遷
第二節 單位與國家、社會及家庭關系
一 單位與國家和社會
二 單位與家庭
三 “后單位時代”的社會治理
第三節 對以往單位研究的回應
一 單位研究對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的輕視
二 單位研究對“廠辦大集體”的重視不足
第二章 共同體與社會閉合
** 節西方共同體理論與單位共同體
一 滕尼斯：村落共同體
二 馬克思：虛幻共同體與真正的共同體
第二節 資源的社會分配
一 社會閉合：差異化的資源分配
二 單位資源分配中的差異與限定
第三節 “家國同構”思想下的單位共同體
一 “小共同體本位”的情理社會
二 全能主義與“家國同構”
三 “父愛主義”下的單位共同體
第三章 體制內外區隔：有限覆蓋的單位共同體
**節 單位制的“工合”起源
一 “工合”運動的興起與衰落
二 “工合”實踐的反思：組織、動員與社會建設
三 “工合”的延續與完善：單位制的建立
第二節 單位人身份的獲得與認同
一 單位人身份的獲得
二 單位人身份的再生產與復合
三 單位人的身份認同
第三節 單位體制邊界：閉合性與排他性
一 閉合的單位空間
二 伴隨單位人身份的單位福利
小結
第四章 廠辦大集體的產生：單位共同體的全面擴張
**節 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產生與發展
一 集體所有制的產生
二 單位準入機制的變遷：集體產權引入國營的歷史條件
三 廠辦大集體的建立
第二節 廠辦大集體對單位共同體的重塑
一 “潛在單位人”依附意識的塑造與強化
二 廠辦大集體與國營單位的雙向聯結
第三節 全面覆蓋的單位共同體
一 單位共同體的結構性擴張
二 單位資源共享邊界的擴大
三 單位組織的“家族化”
小結
第五章 單位組織內邊界的結成與強化
**節 單位組織內自反性力量的結成
一所有制身份混合后的得益者與失意者
二 單位組織內邊界的塑造
第二節 國營與集體的逐漸分離：單位組織內邊界強化
一 組織重組的制度性分離
二 單位組織內邊界兩側的人情權力關系
第三節 廠辦大集體改制：單位共同體衰落的先聲
一 輔業改制前的廠辦大集體
二 廠辦大集體的改制路徑與職工的身份轉換
第六章 單位組織外邊界的弱化與單位共同體的衰落
**節 國企改制：單位組織外邊界的式微
一 效益追求與市場面向
二 單位社會性功能的剝離
三 國企改制與單位共同體的衰落
第二節 單位領導的身份轉變與權威重塑
一 身份轉變：從“內部人”到“外來者”
二 公共意識的模糊與角色政治性的淡化
三 角色轉變與管理權威的重塑
第三節 從“單位人”到企業員工
一 職工間身份的差異化體驗與相對剝奪感的產生
二 職工工資、福利議題的缺失
三 職工與單位組織間關系的轉變：從制度依附到利益依賴
第七章 單位共同體變遷的分析與思考
**節 單位資源的社會重置
一 有意設定的邊界：資源的體制內共享
二 社會范圍內的資源重置
第二節 從閉合到開放：單位合法性的重構
一 閉合下的父愛主義
二 單位共同體衰落：非“意外后果”
第三節 單位共同體變遷的反思
一 單位共同體變遷與中國的現代化
二 “后單位時代”社會的再組織化
附錄1 訪談提綱（國營）
附錄2 訪談提綱（廠辦大集體）
附錄3 訪談提綱（三線廠）
附錄4 受訪者基本信息表
參考文獻
索引
后記
**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研究意義
一 理論意義
二 現實意義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 方法論
二 研究方法
第四節 案例介紹
第五節 單位制及相關概念的厘清
第六節 研究內容結構
**章 單位制研究評述
**節 單位制研究綜述
一 單位制的產生
二 單位制的變遷
第二節 單位與國家、社會及家庭關系
一 單位與國家和社會
二 單位與家庭
三 “后單位時代”的社會治理
第三節 對以往單位研究的回應
一 單位研究對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的輕視
二 單位研究對“廠辦大集體”的重視不足
第二章 共同體與社會閉合
** 節西方共同體理論與單位共同體
一 滕尼斯：村落共同體
二 馬克思：虛幻共同體與真正的共同體
第二節 資源的社會分配
一 社會閉合：差異化的資源分配
二 單位資源分配中的差異與限定
第三節 “家國同構”思想下的單位共同體
一 “小共同體本位”的情理社會
二 全能主義與“家國同構”
三 “父愛主義”下的單位共同體
第三章 體制內外區隔：有限覆蓋的單位共同體
**節 單位制的“工合”起源
一 “工合”運動的興起與衰落
二 “工合”實踐的反思：組織、動員與社會建設
三 “工合”的延續與完善：單位制的建立
第二節 單位人身份的獲得與認同
一 單位人身份的獲得
二 單位人身份的再生產與復合
三 單位人的身份認同
第三節 單位體制邊界：閉合性與排他性
一 閉合的單位空間
二 伴隨單位人身份的單位福利
小結
第四章 廠辦大集體的產生：單位共同體的全面擴張
**節 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產生與發展
一 集體所有制的產生
二 單位準入機制的變遷：集體產權引入國營的歷史條件
三 廠辦大集體的建立
第二節 廠辦大集體對單位共同體的重塑
一 “潛在單位人”依附意識的塑造與強化
二 廠辦大集體與國營單位的雙向聯結
第三節 全面覆蓋的單位共同體
一 單位共同體的結構性擴張
二 單位資源共享邊界的擴大
三 單位組織的“家族化”
小結
第五章 單位組織內邊界的結成與強化
**節 單位組織內自反性力量的結成
一所有制身份混合后的得益者與失意者
二 單位組織內邊界的塑造
第二節 國營與集體的逐漸分離：單位組織內邊界強化
一 組織重組的制度性分離
二 單位組織內邊界兩側的人情權力關系
第三節 廠辦大集體改制：單位共同體衰落的先聲
一 輔業改制前的廠辦大集體
二 廠辦大集體的改制路徑與職工的身份轉換
第六章 單位組織外邊界的弱化與單位共同體的衰落
**節 國企改制：單位組織外邊界的式微
一 效益追求與市場面向
二 單位社會性功能的剝離
三 國企改制與單位共同體的衰落
第二節 單位領導的身份轉變與權威重塑
一 身份轉變：從“內部人”到“外來者”
二 公共意識的模糊與角色政治性的淡化
三 角色轉變與管理權威的重塑
第三節 從“單位人”到企業員工
一 職工間身份的差異化體驗與相對剝奪感的產生
二 職工工資、福利議題的缺失
三 職工與單位組織間關系的轉變：從制度依附到利益依賴
第七章 單位共同體變遷的分析與思考
**節 單位資源的社會重置
一 有意設定的邊界：資源的體制內共享
二 社會范圍內的資源重置
第二節 從閉合到開放：單位合法性的重構
一 閉合下的父愛主義
二 單位共同體衰落：非“意外后果”
第三節 單位共同體變遷的反思
一 單位共同體變遷與中國的現代化
二 “后單位時代”社會的再組織化
附錄1 訪談提綱（國營）
附錄2 訪談提綱（廠辦大集體）
附錄3 訪談提綱（三線廠）
附錄4 受訪者基本信息表
參考文獻
索引
后記
展開全部
單位組織邊界形塑與單位共同體變遷 節選
《單位組織邊界形塑與單位共同體變遷》： （二）單位人身份的限制性與資源再分配的排他性 在生產資料、生活資源之外，體制內共享的資源還包括人們生存和發展的各種機會及信息資源。也就是說，單位體制邊界的確立，實際上也是通過控制單位中“人”的流動，繼而實現韋伯意義上社會閉合的過程：通過將報酬和機會限制在有限的人員范圍內，單位也可以獲得自身利益的*大化。①單位組織的成立到廣義單位體制的建立，除了在全國范圍內確立并實踐了計劃經濟，也塑造了“單位人”與“社會人”的身份差異，這種差異源于限制性的單位人身份獲得方式，連帶著的是伴隨這種身份的福利、機會資源的獲得，體現為一種明顯的排他性。 首先，單位人身份的獲得有著明顯的城鄉差異，即城市工作機會對農村勞動力的排斥。在城市中，單位是實現社會整合的*主要途徑，在農村，由于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政策的推行，基本上避免了農民因貧困或失地而流入城市成為失業人口的可能。但客觀存在的城、鄉，工、農差別，使城市對于農村勞動力始終存在著較大的吸引力，并且許多農民也在試圖進入城市尋求工作。然而在物質資源匱乏的條件下，國家只能有限度地賦予單位人身份。再加上城市中本就有大量失業人口尚未安置，農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動不僅為城市解決自身就業問題帶來負擔，同時也非常不利于國家對于勞動力的控制，容易造成城鄉勞動力分布的不合理。因此國家開始多次出臺政策、文件，提出勸阻農民盲目流人城市，并規定單位不得擅自到農村招收工人。通過嚴格限制城鄉勞動力自由流動的辦法，國家劃定了農村中的大隊、合作社與城市單位的界限。因此，在根本上農村戶口與城市戶口的區別就成了能否獲得城市單位身份、享有城市單位資源的**重限制。而這種狀況直到20世紀80年代用工制度改革時才逐漸開始松動。 其次，單位人進入單位組織有著嚴格的準入機制。這種嚴格的準入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國家對于單位招用工的數量總額始終有著較為嚴格的明確規定，這在單位組織成立初期，主要通過國家統一調配勞動力的方式來實現，即限制單位在招工上的自主性。在隨后的一段時期里，受到“大躍進”的影響，招工的審批權呈現出下放又重新集中的特點，“審批權”成為能否獲得單位身份的決定因素。20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勞動計劃的加強和編制定員工作的全面開展，能否獲得國營編制成為是否具備單位人身份的指標，“編制”也成為合同制改革后“單位人”與“合同工”的根本區分。第二，除了對單位人來源的城鄉限定外，還有其他的諸多要求，并且呈現出日益嚴格的趨勢。根據1971年2月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提出的規定，“1971年計劃招收固定工的來源是：1.退伍軍人；2.根據‘四個面向’，從家居城鎮的應屆初、高中畢業生中招收一部分；3.經過勞動鍛煉兩年以上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由貧下中農推薦招收一部分；4.礦山、森林工業、地質勘測單位符合條件的職工子女，本系統可招收；5.從農村招工要嚴格控制，必須從農村招一部分工人時，要經省、市、自治區革委會批準”。此后招工的來源也基本相對固定，即基本局限于退伍軍人、大中專畢業生、“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以及符合頂替、內招條件的單位人子女。第三，隨著廠辦大集體的產生，單位組織內出現了國營身份和集體身份的區別，因此在嚴格的單位組織準入機制下，又產生了更嚴格的國營準入機制和集體準人機制的差別。 ……
單位組織邊界形塑與單位共同體變遷 作者簡介
李珮瑤，女，1993年2月出生，吉林長春人，社會學博士，師從田毅鵬教授，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師資博士后。博士在讀期間，2016年8月通過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以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身份，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師從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安舟（Joel Andreas）教授；2016年10月獲日本東京財團笸川良一跨國交流研究獎學金（SRA）項目資助，于美國斯坦福大學，師從單位制研究專家華爾德（Andrew G.Walder）教授進行訪問學習。主要研究方向為工業社會學及單位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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