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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外部治理中的東部伙伴關系研究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9504113
- 條形碼：9787519504113 ; 978-7-5195-0411-3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歐盟外部治理中的東部伙伴關系研究 本書特色
作者在書中著重從歐盟是規范性力量來剖析歐盟的戰略思考和戰略定位。在分析歐盟治理（本書著重于外部治理）中重視突出歐盟對相關戰略和政策的反思和調整。從東擴到睦鄰再到東部伙伴關系這一戰略變化和發展走向表明歐盟適時靈活變通的處置策略，旨在擴大歐盟自身的戰略回旋空間。讀者可以看到作者把歐盟推行“有原則的務實主義”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操作原則剖析闡明得很是到位。作者明確指出，歐盟在“東鄙伙伴關系”計劃實施進程中“實踐并不成熟”，仍然試圖扮演“引領者”“指導者”的角色，蓄意擠壓俄羅斯的勢力范圍和多方利益，并不考慮這會對歐盟*大的鄰國俄羅斯造成戰略壓力，如此這般“并沒有給歐洲帶來安全和穩定”，因此歐盟的東部伙伴關系計劃“有戰略冒進嫌疑”，“歐盟與俄羅斯關系的前景是黯淡的”。
歐盟外部治理中的東部伙伴關系研究 內容簡介
本書內容包括: 歐盟規范的概念化與“韌性轉向” ; 歐盟規范的實體化: 歐盟的外部治理 ; 歐盟規范的對象化: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 ; “歐盟規范的韌性轉向”: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再調整等。
歐盟外部治理中的東部伙伴關系研究 目錄
緒論
**節論題選擇
第二節研究意義
第三節國內外研究現狀
第四節研究方法
第五節研究架構
**章歐盟規范的概念化與“韌性轉向”
**節對規范的再概念化：韌性力量
第二節歐盟規范的“韌性轉向”
第三節歐盟規范的實踐領域
本章小結
第二章歐盟規范的實體化：歐盟的外部治理
**節歐盟外部治理的概念：從治理到多層次治理溯源
第二節歐盟外部治理的路徑：三種治理模式
第三節歐盟外部治理特征：基于國際關系理論的解釋
第四節歐盟外部治理的成效評估
本章小結
第三章歐盟規范的對象化：歐盟“東部伙伴關系”
計劃
**節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出臺
第二節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推進
第三節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面臨的問題
本章小結
第四章“歐盟規范的韌性轉向”：歐盟“東部伙伴
關系”計劃再調整
**節歐盟全球戰略框架下的東部伙伴關系
第二節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理念的韌性趨向
第三節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實踐的韌性趨向
本章小結
第五章激進推進：烏克蘭與歐盟的外部治理
**節烏克蘭參與歐盟外部治理的進程
第二節烏克蘭參與歐盟外部治理的原因
第三節烏克蘭參與歐盟外部治理的困境
本章小結
第六章踟躕不前：摩爾多瓦與歐盟的外部治理
**節摩爾多瓦參與歐盟外部治理的原因
第二節摩爾多瓦參與歐盟外部治理的進程
第三節摩爾多瓦參與歐盟外部治理的困境
本章小結
第七章沉默接受：亞美尼亞與歐盟的外部治理
**節亞美尼亞參與歐盟外部治理的進程
第二節亞美尼亞參與歐盟外部治理的原因
第三節亞美尼亞參與歐盟外部治理的困境
本章小結
結語歐盟外部治理的困境與啟示
**節歐盟外部治理的軌跡
第二節歐盟外部治理的困境
第三節歐盟外部治理的調整
第四節歐盟外部治理的啟示
參考文獻
后記
展開全部
歐盟外部治理中的東部伙伴關系研究 節選
**節論題選擇
歐盟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為何從“擴大式歐洲化”轉向“睦鄰式歐洲化”的問題，筆者在2011年出版的專著《歐盟周邊治理中的睦鄰政策研究》中已經給予了回答。筆者的主要結論是歐盟希望將其規范施加于周邊國家，但沒有向對象國提供明確的入盟前景和強大的激勵措施，歐盟難以在周邊地區實現善治。2010年以來西亞北非局勢動蕩和歐盟在南部周邊地區的治理失效已經部分驗證了筆者的觀點。出于對歐盟周邊外交的研究興趣，筆者持續在兩個維度上觀察思考。一方面是經驗維度，即對于歐盟在歐洲睦鄰政策框架下，歐盟繼續對東部周邊對象國開展外部治理進程的觀察；另一方面是理論維度，主要源于學界對歐盟這個特殊的國際行為體在周邊地區上如何推進歐盟規范的爭論和思考。基于上述思考，對于2015年以來歐盟睦鄰政策的務實性調整，在本書中，筆者試圖回答的研究問題是，歐盟在外部治理全面轉向務實主義的態勢下是否放棄了對外推廣歐盟規范？
一、理論維度
歐盟長期以來被稱為規范性力量，一向對推行價值觀外交不遺余力。其核心基礎是共同價值觀，而外交的重要驅動力也是共同價值觀。2009年底生效的《里斯本條約》明確規定，聯盟建立在維護人類尊嚴、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以及尊重人權(包括少數群體的權利)的價值觀基礎之上。歐盟及其成員國在價值觀上也較為一致，在對外價值觀上尤其如此。推動人權、民主與法治是歐盟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也是歐盟作為價值觀驅動的國際行為體的構成元素之一。
與其他國際行為體相比，歐盟將規范性原則更多地融入其對外政策中。對歐盟規范性力量或轉型力量相關概念梳理請參見宋黎磊：《歐盟周邊治理中的睦鄰政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19頁。歐盟總是強調價值觀多于強調利益，未能在對外政策上界定出明確的利益，使之成為*為薄弱的政策環節。2016年發布的《歐盟全球戰略》“共同愿景，共同行動：一個更強大的歐洲”，《歐洲外交和安全政策全球戰略》（European Union，“Shared Vision，Common Action:A Stronger Europe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June 2016，http:/ /europaeu/globalstrategy/en/sharedvisioncommonactionstrongereurope，last accessed on 29 June 2019書中簡稱為“歐盟全球戰略”。中強調旨在通過建立合作伙伴的韌性（resilience）來穩定歐盟的鄰國。這被視為歐盟規范的韌性轉向，也觸發了對歐盟的價值觀外交與利益獲取的再思考。
由于歐盟規范的韌性轉向，歐盟開始更多強調利益和價值觀并非是絕對、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需要將平衡利益和價值觀作為界定對外戰略優先的核心問題。歐盟在2016年全球戰略報告中提出的一個重要宗旨就是將價值觀與利益等同起來，不僅指出歐盟的“利益與價值觀齊頭并進。我們有在全世界推廣價值觀的利益。同時，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內嵌于我們的利益之中”，進一步用利益來總括其政策目的，將和平與安全、繁榮、民主和基于規則的全球秩序歸為四大利益。歐盟全球戰略認為，其價值觀內嵌于利益之中，價值觀即利益。通過價值觀的落實來實現利益。
歐盟將作為地區權力的歐洲與作為全球權力的歐洲視為一種自內而外的延伸。沿著這個邏輯，歐盟承擔的責任在發生變化，與外界聯系的強度也在發生變化。在擴大了的周邊地區，歐盟及其成員國應該準備好扮演全面的伙伴和安全提供者的角色。在周邊更遠地區或者全球舞臺，歐盟根據不同議題發揮不同的作用。在實踐中，歐盟受制于其有限資源、政治狀況和地緣政治位置，周邊地區會繼續占據歐盟大部分注意力。歐盟在周邊外交中強化韌性概念。全球戰略文件中多次提到韌性，其中歐盟周邊外交是*集中的部分。歐盟認識到應當在宏觀的抽象價值觀原則和日常決策的具體利益獲取之間取得平衡，放棄促進周邊地區轉型的宏大計劃，而致力于使周邊地區的國家和社會更具韌性，提升當地政府與社會應對挑戰的能力：開展社會治理，加強公民社會建設，減少這些國家的脆弱性，避免使其成為“失敗國家”。
在增強周邊國家韌性的具體目標的指引下，歐盟不再空談價值觀的重要性，而更清晰地界定什么是利益驅動的價值觀，并提供指導，以更為精確、可替代的手段和策略來保護自己的價值觀。Richard Youngs,“Towards an EU Global StrategyConsulting the Experts,”EUISS,April 2016,pp13-14歐盟應能超越成員國的視角而為整個聯盟的共享利益主動發聲，并慎重考慮自身在各國、各地區和次地區的所有利益，準確評估在追求利益時所擁有的資源和工具，界定優先戰略，區分在何處能夠追求利益、何處必須確保利益以及何處想要獲得利益，在此基礎上形成共同立場。Jolyon Howorth and Vivien Schmidt,“Towards an EU Global StrategyConsulting the Experts,”EUISS,April 2016,pp17-18基于上述思考，歐盟規范的韌性轉向就成為筆者探討歐盟價值觀外交的理論起點。
二、經驗維度
歐盟外部治理主要涵蓋白俄羅斯、烏克蘭、阿塞拜疆等6個蘇聯加盟共和國和埃及、敘利亞等北非及地中海地區的10個國家。歐盟2016年*新發布的《全球戰略》指出：“歐盟地緣政治環境全面退化，更廣泛的近鄰地區變得更加不穩定和不安全。”歐盟現階段同時面臨東部和南部的安全挑戰，東部烏克蘭危機的持續效應使歐盟東進的大歐洲計劃停滯，只能與東部鄰國暫時加強經濟一體化層面的合作。南部由中東沖突，特別是敘利亞問題造成的難民潮導致歐洲大陸反移民情緒逐漸蔓延，與此同時，西亞北非的恐怖分子亦借地緣之便，向歐洲滲透。英、法、德等國都出現反移民勢力上升，迫害移民事件日益頻密，歐盟為自身塑造開放的國際形象破滅。
2015年歐盟睦鄰政策審查程序的啟動與新的歐盟全球戰略的籌備同時進行，歐盟全球戰略中確定了聯盟的安全、在東部和南部國家與社會的韌性、對沖突的綜合管理、合作性地區秩序以及21 世紀的全球治理五大對外行動優先目標，力圖以一個更加可信、靈敏和整體的聯盟來應對一個更加聯動、對抗與復雜的世界。外部治理成為歐盟全球戰略中的重要一環。針對烏克蘭、北非等地區的安全挑戰，歐盟對外行動署也發布了*新的歐盟鄰國政策文件，開始對周邊鄰國的外交進行十余年來的**次內向化調整。歐盟外部治理的內向化長期態勢進一步引發筆者的觀察興趣。筆者在2016年先后訪問了烏克蘭、摩爾多瓦和亞美尼亞，通過對上述國家的調研了解歐盟外部治理在這些國家進展的成效。
筆者認為，歐盟外部治理已經出現了內向化態勢并呈現三個轉向：
1穩定期待取代轉型期待。2004年以來的歐盟鄰國政策一直把向歐盟周邊國家推廣歐盟價值觀放在首位。歐盟認為通過推廣價值觀促使鄰國轉型就是促進穩定，就可以創造一個“繁榮和睦鄰友好”的周邊區域。但時至今日，16個鄰國政策對象國只有少數的國家想效仿歐盟國家或者對歐盟的軟實力持正面看法，可見該政策的失敗。為吸取教訓，新的鄰國政策終于把歐盟與鄰國的自由貿易與價值觀念趨同二者脫鉤。新政策基于歐盟對自己利益的關注，強調的是周邊區域的穩定與安全、能源供應、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重點是處理難民危機。
2由進攻政策轉為防御政策。建立穩定、安全和繁榮的“周邊友邦圈”是歐盟鄰國政策*初的設想。歐盟利用其內部市場和人員流動性的吸引力和規制力，與周邊國家執政階層通過政治接觸，促進周邊區域國家的治理改革。但伴隨歐盟對擴員進度的掌控和成本意識的增強，新政策在對待改善周邊國家的治理能力的態度上相當消極，歐盟不僅沒有對渴望融入歐洲一體化的烏克蘭、格魯吉亞、摩爾多瓦、突尼斯及摩洛哥等鄰國提供新的入盟承諾，還削減了對周邊國家新一輪的發展援助，新政策強調更加靈活處理各個鄰國之間的差異，特別是歐盟要對那些對建立更密切的聯系不感興趣的鄰國采取務實合作。
3歐盟不敢正面應對地緣政治的挑戰，尤其不愿進一步惡化對俄關系。在應對南部危機方面，敘利亞問題造成的難民危機使得歐洲國家通過共同邊境管控等措施來限制難民的流入，筑好“外墻”。但歐盟對消除難民潮和恐怖主義的來源應對消極，在影響西亞北非地區局勢和打擊“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方面跟從美國；不愿意考慮那些迫切需要的戰略倡議，也不愿提供真正的政治領導力。在處理東部危機上，盡管目前歐盟與俄羅斯修復關系前景不明，其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繼續持續，但歐盟總體上相信，盡力拉俄羅斯參加烏克蘭問題的降溫、和解，危機平穩落地才有更大機會。
基于歐盟外部治理的內向化態勢，如何評估歐盟對周邊國家轉攻為守的收縮，歐盟是否能做到外部治理的務實性轉向，成了本書實踐層面思考的起點。通過三個案例研究發現：烏克蘭是完全倒向歐盟，是歐盟外部治理激進推進的案例；摩爾多瓦是在歐盟和俄羅斯之間有所偏重，是歐盟外部治理踟躕不前的案例；亞美尼亞則是在向歐盟靠近的路途上默默努力，可稱之為外部治理沉默進展的案例。在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中，歐盟對其政策工具基本上是一樣，但是三國為什么會做出不同選擇呢？筆者認為影響烏克蘭、摩爾多瓦和亞美尼亞三國做出不同決策的主要的變量就是俄羅斯這一外部因素和三國的內部因素。
烏克蘭在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中顯得尤為重要。烏克蘭是歐洲除俄羅斯之外第二大的國家，被稱為“歐洲谷倉”。同時，烏克蘭地處歐盟與俄羅斯之間，有著重要的地緣戰略地位。而烏克蘭自1991年獨立以來，一直希望加入歐盟。在歐洲睦鄰政策的背景下，烏克蘭也做了一些向歐盟靠近的國內改革，但是烏克蘭一直徘徊在歐盟與俄羅斯之間，想要采取平衡的外交政策，烏克蘭國內也一直有兩種聲音，向西和向東。直到2013年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將烏克蘭推向了西方，烏克蘭才設立專門的政府部門負責向歐盟靠攏的國內改革事宜。歐盟通過為烏克蘭提供經濟動力，吸引了在歐盟市場上有著巨大商業利益的金融寡頭，激勵他們共同推動了烏克蘭自下而上倒向歐盟的改革。
2002年摩爾多瓦就選擇了東歐多數國家的道路，即在與俄羅斯維持一定程度合作的基礎上，回歸歐洲，融入西方。當年摩爾多瓦宣布把歐洲一體化作為國家對外戰略的優先方向。但另外，摩爾多瓦出于地緣政治和安全的考慮，離不開俄羅斯，俄羅斯從其地區和全球戰略角度出發，也放棄不了摩爾多瓦，雙方在獨聯體多邊合作框架內以及雙邊經貿領域和德涅斯特河地區沖突的“5+2”談判機制進程中，仍須保持密切合作與聯系。近年來，由于和摩爾多瓦同文化淵源的羅馬尼亞順利加入歐盟，因此對摩爾多瓦外交政策路線產生極大沖擊，摩爾多瓦期望能依循羅馬尼亞入盟方式加入歐盟、回歸歐洲主流價值，視融入歐洲為優先方向，重視發展同歐美的關系，但是俄羅斯因素仍然是摩爾多瓦加入歐盟的主要干預變量。
亞美尼亞政府從來沒有公開表示過加入歐盟的意愿，這與格魯吉亞、摩爾多瓦等歐盟東部伙伴國家積極要求融入歐盟形成鮮明對比。但是亞美尼亞政府基于自身改革的意愿從2009年以來一直在接受歐盟外部治理的部分議程。盡管2014年10月亞美尼亞轉而加入歐亞經濟聯盟，但是目前仍然在不觸怒俄羅斯的情況下，與歐盟委員會開展談判，就東部伙伴關系框架內共同感興趣的領域繼續合作。2017年11月，亞美尼亞與歐盟簽署了《全面加強伙伴關系協議》。通過歐盟與亞美尼亞互動的案例研究表明歐盟外部治理能力受到歐盟規則本身、對象國具體國情及外部干預力量這三者的制約。對象國參與歐盟外部治理態度往往成為了關鍵性因素。歐盟與亞美尼亞的合作軌跡體現了俄羅斯作為外部干預力量對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影響。
第二節研究意義〖1〗一、理論意義1對歐盟規范的再探究。對歐盟規范的思考其實可以遠遠追溯到歷史上歐洲對國際規范的貢獻。歐洲的貢獻使主權和領土完整規則、當代主權觀念和其他一些基本原則，在我們所稱的歐洲國際社會時代得以完全確立。歐盟目前已經發展成為一種超國家和跨國家治理形式的混合體，并且歐盟主要是在以民主、法治、社會公正和人權等規范為基礎的社會基本規則上發展起來的，因而歐盟超越了經濟與安全共同體的層次，更是一個價值共同體。歐盟東部伙伴關系中蘊含著歐盟的規范性原則，通過該研究探究歐盟如何將價值觀與利益等同起來，以實現規范的韌性轉向，來理解推進歐盟東部伙伴關系的規范性模式。
2多層次治理理論的補充。研討歐盟在東部周邊地區如何以條件性為前提推進科層制治理向水平化的網絡和市場治理轉移，可彌補以往對該地區研究偏重安全與能源合作的傳統。東部六國作為蘇聯加盟共和國，兼具轉型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特質，歐盟在“東部伙伴關系”計劃實施進程中基于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制度性引力，扮演著引領者、指示者的角色，分層次、有重點地推進與各伙伴國之間雙邊行動計劃的*初設想，拉近歐盟同其東部鄰國的政治關系并以此帶動后者內外政策的變化。2015年以來的歐盟鄰國政策改革回應這些對象國的民間社會要求，強調應加強合作伙伴的所有權。2016年《歐盟全球戰略報告》中明確歐盟幫助周邊國家增進“韌性”，歐盟也清晰地傳達出“責任分攤”的信號，預示著一些責任將會由歐盟轉移至地方性共同體，歐盟外部治理的主要特征也更鮮明地體現為以條件性為前提的科層制治理正逐漸轉向水平化的網絡化治理。
二、現實意義
1持續觀察歐洲一體化的擴大政策轉向問題。歐盟在兌現對巴爾干國家入盟承諾的同時，繼續分層次、有重點地推進與東部鄰國之間雙邊行動計劃和多邊層面合作，拉進同其東部鄰國的政治關系并以此帶動后者內外政策的變化，即“擴大的歐洲化”到“睦鄰的歐洲化”問題。但是這一轉向遭遇了諸多困境。歐盟東部伙伴國家對外都深陷大國博弈的戰場，對內面臨領導人交接、民主政治轉型、民族沖突等多重矛盾，擴大可以證明歐盟地理上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歐盟不能處理好擴大進程轉向周邊睦鄰的種種矛盾，那就會失去其合法性。歐盟仍然要通過擴大向睦鄰的轉向來應對東部周邊鄰國。目前看來，*大的挑戰來自俄羅斯，但歐盟與俄羅斯的戰略伙伴關系仍然缺乏包括能源戰略、經濟合作、政治對話之間的平衡機制。
2．探究歐盟大周邊戰略重組的歷史軌跡和未來前景。歐盟目前正在完善其大周邊戰略，從范圍上看已將傳統的東南兩翼為重點的周邊戰略拓展為自西亞北非經中東延伸至俄羅斯、中亞的大周邊來統籌經營。歐盟能否建立統一連貫的大周邊戰略，維持周邊區域穩定和自身影響力，滿足周邊不同國家的需求和愿望，關乎歐盟作為全球主要力量之一的聲譽和切身利益。歐盟大周邊戰略的核心之一是改善域內國家的治理能力，促進改革與民主，增強相關國家韌性。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調整是歐盟目前大周邊戰略重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評估歐盟與歐盟東部伙伴現有合作機制及成效，把握歐盟周邊外交的戰略走向。
第三節國內外研究現狀〖1〗一、歐盟規范性力量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內，關于歐盟作為一種規范性力量的思考發端很早。在1962年，卡爾就對于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觀念性力量進行了對比。1973年，迪歇納同樣對歐共體的政治行為模式和吸引力表示了關注，而規范性力量的含義也可以在1973年加爾東對民事力量觀念進行批判的文章中找到，他認為“意識形態的力量就是觀念的力量”，意識形態力量是有效力的，因為力量發起者的想法通過文化的媒介滲入和塑造了力量接收者的意志。他區分了力量的渠道（意識形態的力量、有報償的力量、懲罰性力量）和力量的來源（資源性的力量和結構性的力量），他*重要的看法是，歐共體在力量來源方面更為強勢，甚至超越了美國。Galtung,JThe European Communty，“A Superpower in the Making,”London:Allen & Unwin 1973,p33順著這一思路，2002年安·曼納斯明確提出歐盟作為一種“規范性力量”（a normative power）的概念，并且概括了歐盟五項核心規范和四項次要規范。五項核心規范是和平、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權，而四項次要規范是：社會團結、反歧視、可持續發展和善治。IManners,“Normative Power Europe:A Contradiction in Term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0,No2,June 2002,pp235-258他在2006年重申歐盟作為一個規范性力量的行為模式，將其原有概念進一步發展，指出歐盟具有九項獨特規范，包括可持續性和平(sustainable peace)、社會性的自由(social liberty)、一致性民主(consensual democracy)、相互聯系的人權（associative human rights）、超國家的法制（supranational rule of law）、包含性的公平（inclusive equality）、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善治（good governance）。IManners,“The constitutive nature of values,”images and principles in the European Union,pp32-38當然歐盟與其他西方國家在上述核心價值方面有許多是相同的，但與崇尚武力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不同，歐盟更重視和平、法制、社會團結、反歧視、可持續發展與善治。陳志敏、古斯塔夫·蓋拉茨：《歐洲聯盟對外政策一體化——不可能的使命？》，北京：時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頁。以上九項價值和原則是歐盟模式所涵蓋的基礎和準則。他也懷疑如果歐盟繼續在其對外政策中發展軍事化，歐盟還能否保持規范性特征。IManners,“Normative power Europe: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0,No2,2002,pp235-58;IManners,“Normative power Europe reconsidered:beyond the crossroad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13,No2,2006,pp182-199繼他之后，學術界掀起了對歐盟作為規范性力量概念的廣泛與持久的爭論，學者們爭論不休之處：（1）民事力量與規范性力量的區別和聯系。兩位學者的一致看法是民事力量可以被視為一種特定的規范性力量。（2）歐盟并不是唯一出現的規范性力量，美國在二戰之間和二戰之后一度也是規范性力量，但是現在與歐盟的規范性漸行漸遠。（3）作為規范性力量的歐盟是對歐洲行為模式建構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貢獻，但這一概念還需繼續深化。相較國外學術界的研究而言，國內有關 “規范性力量歐洲”的討論數量較少，主要集中于2010年前后，大多也集中在文獻的梳理中。相關概念梳理請參見宋黎磊：《歐盟周邊治理中的睦鄰政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19頁。
0在實踐維度，2003年的《歐洲戰略報告》建立在歐盟成功擴大的經驗基礎上，肯定了規范性力量的概念，構建了一個歐盟內部廣泛的認識：歐盟將成為未來世界秩序的模范,盡管不能提供成員國資格，歐盟通過支持和引導，其巨大的吸引力也能引導和加強周邊鄰國的歐洲化進程,走上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轉型之路，以此完成“自我”對“他者”的塑造。但十數年以來，歐盟周邊動蕩不斷，其自身面臨嚴重傳統安全關切和非傳統安全威脅。2016年《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全球戰略》報告是歐盟在全球新形勢下為應對日益嚴峻挑戰而推出的，該報告將韌性(resilience)提升為其全球戰略的主旨——歐盟的全球戰略將著眼于構建和平以及歐洲內部和周邊國家社會的韌性。嚴驍驍：《韌性研究：對安全治理的批判性反思及其超越》，載《歐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8—37頁。韌性力量概念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是對規范性力量注入新的內涵，是對規范性力量的修正。本書的**章中梳理了國際關系領域關于“韌性力量”的研究現有的成果。
二、歐盟外部治理
盡管“治理”在歐盟研究中無所不在，但是治理作為一個概念仍然模糊不清而且不夠具體，更不用說將治理作為一種理論。而且，正如“治理視角” 這個術語所表明的，有關歐盟治理研究所包括的著作，都呈現出對規范和經驗分析視角下超越國家治理的共同興趣。但可以認為，目前治理視角還沒有與某種特殊的理論或研究方法相結合。參見Beate KohlerKoch：《歐盟研究中的治理轉向》，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年第4期，第88—94頁。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以伍貽康的文章為代表，他將歐盟治理界定為歐洲一些國家自主自愿地轉讓一部分主權給予歐共體/歐盟，遵循共同的規制聚合這些力量，所有成員國按“授權原則”和“輔助原則”共享聚合的主權，對于單個國家無法很好解決的問題和共同性事務，采取協調政策和制定共同政策的方式實行區域共
……
歐盟外部治理中的東部伙伴關系研究 作者簡介
宋黎磊，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同濟大學歐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擔任上海聯合國研究會理事，上海歐洲學會理事，上海俄歐亞學會副秘書長。曾在匈牙利考文紐斯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2015-2016年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歐關系、歐盟外交、歐洲一體化等；出版了相關中英文專著和編著多本，主持并參與國家和省部級課題多項；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40余篇；撰寫了多篇專報和媒體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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