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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畫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精裝) 版權信息
- ISBN：9787218134505
- 條形碼：9787218134505 ; 978-7-218-13450-5
- 裝幀：平裝-膠訂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讓畫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精裝) 本書特色
1）紀念汪曾祺逝世22周年精裝有聲雅讀版，完美呈現20世紀以來備受國人推崇的生活家、文學大師汪曾祺散文精髓。
2）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后一個士大夫。
3）汪曾祺子女正式授權出版，汪老平生精萃，大抵包攬無余。
4）沈從文、張兆和、金庸等前輩名家盛贊，賈平凹、王安憶、蘇童、顧城、鐵凝、畢飛宇、馮唐、曹文軒、陳曉卿等推薦閱讀。
5）作家、著名策劃人梁由之先生傾心遴選，按汪老一生行跡，將汪曾祺對生活、對文學的思考、經驗、心得，都在這些文章里毫無保留地分享出來。
6）特別邀請專業主播全文配樂朗誦，掃描書中二維碼即可收聽；用朗讀的方式，展現汪曾祺先生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態度，展現世間的種種美好。
7）32開精裝雙封設計，瑞士輕型進口紙張印刷，輕盈、唯美，用閱讀對抗浮躁與喧囂，獲得內心的寧靜與從容。
讓畫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精裝) 內容簡介
《讓畫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汪曾祺散文隨筆選粹》是一部汪曾祺散文精選集，由梁由之編選完成。完整收錄了《故鄉的野菜》《昆明的雨》《人間草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等經典名篇。同時新增《多年父子成兄弟》《四川雜憶》《淡淡秋光》《西南聯大中文系》等篇目。從鄉情民俗、旅途見聞、花鳥魚蟲、凡人小事、師輩情誼等多主題出發。詳盡展現了一代“生活家”汪曾祺的精神世界與生活志趣。
讓畫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精裝)讓畫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精裝) 前言
編者前言
汪曾祺有個執念：打破小說、散文的界限。他的小說有一大特點：散，而且是有意為之。六十歲后，機緣巧合，老頭兒蘊積多年的寫作熱情和能量集中迸發，用十余年時間，寫出了平生泰半作品。其中，散文和隨筆的篇幅遙遙領先，超過了他賴以成名并享有盛譽的短篇小說。
早在1949年4月，汪曾祺出版了他的本短篇小說集《邂逅集》，時年29歲，并借此躋身“民國作家”之列。整整40年后，1989年3月，年且古稀，《蒲橋集》才悄然面世——這是他的本散文集。姍姍來遲，成色十足。
汪老對《蒲橋集》非常在意。悉心編選之余，還應出版社要求，隱名寫了一段關于其散文內容、風格、特點的評介，印在封面：
齊白石自稱詩，字第二，畫第三。有人說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
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讓畫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精裝) 目錄
自報家門
多年父子成兄弟
隨遇而安
自得其樂
關于小說的語言（札記）
小說的散文化
談讀雜書
讀廉價書
湘行二記
隆中游記
滇游新記
皖南一到
初訪福建
四川雜憶
斑鳩
鱖魚
豆腐
手把肉
葡萄月令
淡淡秋光
故鄉的野菜
昆明的果品
泡茶館
跑警報
昆明的雨
玉淵潭的傳說
國子監
林肯的鼻子
賈似道之死
楊慎在保山
徐文長的婚事
紀姚安的議論
西南聯大中文系
聞一多先生上課
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沈從文和他的《邊城》
老舍先生
裘盛戎二三事
展開全部
讓畫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精裝) 相關資料
若世界真還公平，他的文章應當說比幾個大師都還認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著名文學家 沈從文 讀大陸的作品，滿口噙香中國味的作家，當推汪曾祺和鄧友梅。——著名武俠作家 金庸 像曾祺這樣下筆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沒有了。他的語言爐火純青，已臻化境。——民國才女 張兆和 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他是文章圣手。——著名當代作家 賈平凹自報家門
小說的散文化
散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說的一種（不是的）趨勢。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有些篇近似散文。《白靜草原》尤其是這樣。都德的《磨坊文札》也如此。他們有意用“日記”“文札”來作為文集的標題，表示這里面所收的各篇，不是傳統的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契訶夫有些小說寫得很輕松隨便。《恐懼》實在不大像小說，像一篇雜記。阿左林的許多小說稱之為散文也未嘗不可，但他自己是認為那是小說的。——有些完全不能稱為小說的東西，則命之為“小品”，比如《阿左林先生是古怪的》。薩洛揚的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是具有文學性的回憶錄。魯迅的《故鄉》寫得很不集中。《社戲》是小說么？但是魯迅并沒有把它收在專收散文的《朝花夕拾》里，而是收在小說集里的。廢名的《竹林的故事》可以說是具有連續性的散文詩。蕭紅的《呼蘭河傳》全無故事。沈從文的《長河》是一部很奇怪的長篇小說。它沒有大起大落，大開大闔，沒有強烈的戲劇性，沒有高峰，沒有懸念，只是平平靜靜，慢慢地向前流著，就像這部小說所寫的流水一樣。這是一部散文化的長篇小說。大概傳統的，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有一點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說則像水。
散文化的小說一般不寫重大題材。在散文化小說作者的眼里，題材無所謂大小。他們所關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題材，他們也會把它大事化小。散文化的小說不大能容納過于嚴肅的，嚴峻的思想。這一類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性情溫和的人。他們不想對這個世界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問和卡夫卡式的陰冷的懷疑。許多嚴酷的現實，經過散文化的處理，就會失去原有的硬度。魯迅是個性格復雜的人。一方面，他是一個孤獨、悲憤的斗士，同時又極富柔情。《故鄉》《社戲》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惆悵和凄涼，如同秋水黃昏。沈從文企圖在《長河》里“把近二十年來當地農民性格靈魂被時代大力壓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樸所表現的式樣，加以解剖及描繪”，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使人痛苦的思想。他“唯恐作品和讀者對面，給讀者也只是一個痛苦印象”，所以“特意加上一點牧歌的諧趣”。事實上《長河》的抒情成分大大沖淡了那種痛苦思想。散文化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抒情詩人。散文化小說是抒情詩，不是史詩。散文化小說的美是陰柔之美，不是陽剛之美。是喜劇的美，不是悲劇的美。散文化小說是清澈的礦泉，不是苦藥。它的作用是滋潤，不是治療。這樣說，當然是相對的。自報家門
京劇的角色出臺，大都有一段相當長的獨白。向觀眾介紹自己的歷史，近遇到什么事，他將要干什么，叫做“自報家門”。過去西方戲劇很少用這種辦法。西方戲劇的幕往往是介紹人物，通過別人之口互相介紹出劇中人。這實在很費事。中國的“自報家門”省事得多。我采取這種辦法，也是為了圖省事，省得麻煩別人。
法國安妮·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譯我的小說。她從波士頓要到另一個城市去，已訂好了飛機票，聽說我要到波士頓，特意把機票退了，好跟我見一面。她談了對我的小說的印象，談得很聰明。有一點是別的評論家沒有提過，我自己從來沒有意識到的。她說我很多小說里都有水，《大淖記事》是這樣。《受戒》寫水雖不多，但充滿了水的感覺。我想了想，真是這樣。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江蘇北部一個不大的城市——高郵。在運河的旁邊。運河西邊，是高郵湖。城的地勢低，據說運河的河底和城墻垛子一般高。我們小時候到運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頂。因此，常常鬧水災。縣境內有很多河道。出城到鄉鎮，大都是坐船。農民幾乎家家都有船。水不但于不自覺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說的背景，并且也影響了我的小說的風格。水有時是洶涌澎湃的，但我們那里的水平常總是柔軟的，平和的，靜靜地流著。
我是一九二○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陰歷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這是一個吉祥的日子。中國一直很重視這個節日。到現在還是這樣。到了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這個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會忘記。
我的家庭是一個舊式的地主家庭。房屋、家具、習俗，都很舊。整所住宅，只有一處叫做“花廳”的三大間是明亮的。因為朝南的一溜大窗戶是安玻璃的。其余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紙。一直到我讀高中時，晚上有的屋里點的還是豆油燈。這在全城（除了鄉下）大概找不出幾家。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據說要八股文寫得特別好，才能被選為“拔貢”。他有相當多的田產，大概有兩三千畝田。還開著兩家藥店，一家布店，但是生活卻很儉省。他愛喝一點酒，酒菜不過是一個咸鴨蛋，而且一個咸鴨蛋能喝兩頓酒。喝了酒有時就一個人在屋里大聲背唐詩。他同時又是一個免費為人醫治眼疾的眼科醫生。我們家看眼科是的。在孫輩里他比較喜歡我。他讓我聞他的鼻煙。有一回我不停地打嗝，他忽然把我叫到跟前，問我他吩咐我做的事做好了沒有。我想了半天，他吩咐過我做什么事呀？我使勁地想。他哈哈大笑：“嗝不打了吧！”他說這是治打嗝的好的辦法。他教過我讀《論語》，還教我寫過初步的八股文，說如果在清朝，我完全可以中一個秀才（那年我才十三歲）。他賞給我一塊紫色的端硯，好幾本很名貴的原拓本字帖。一個封建家庭的祖父對于孫子的偏愛，也僅能表現到這個程度。
我的生母姓楊。楊家是本縣的大族。在我三歲時，她就死去了。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個人住在一間偏屋里，和家人隔離了。她不讓人把我抱去見她。因此我對她全無印象。我只能從她的遺像（據說畫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么樣子，另外我從父親的畫室里翻出一摞她生前寫的大楷，字寫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親是讀過書的。她嫁給我父親后還能每天寫一張大字，可見她還過著一種閨秀式的生活，不為柴米操心。
我父親是我所知道的一個聰明的人。多才多藝。他不但金石書畫皆通，而且是一個擅長單杠的體操運動員，一名足球健將。他還練過中國的武術。他有一間畫室，為了用色準確，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后半生不常作畫，以“懶”出名。他的畫室里堆積了很多求畫人送來的宣紙，上面都貼了一個紅簽：“敬求法繪，賜呼××。”我的繼母有時提醒：“這幾張紙，你該給人家畫畫了。”父親看看紅簽，說：“這人已經死了。”每逢春秋佳日，天氣晴和，他就打開畫室作畫。我非常喜歡站在旁邊看他畫，對著宣紙端詳半天。先用筆桿的一頭或大拇指指甲在紙上劃幾道，決定布局，然后畫花頭、枝干，布葉、勾筋。畫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題字，蓋章，用摁釘釘在板壁上，再反復看看。他年輕時曾畫過工筆的菊花。能辨別、表現很多菊花品種。因為他是陰歷九月生的，在中國，習慣把九月叫做菊月，所以對菊花特別有感情。后來就放筆作寫意花卉了。他的畫，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處在一個小縣城里，未能浪游萬里，多睹大家真跡。又未曾學詩，題識多用成句，只成“一方之士”，聲名傳得不遠。很可惜！他學過很多樂器，笙簫管笛、琵琶、古琴都會。他的胡琴拉得很好。幾乎所有的中國樂器我們家都有過。包括嗩吶、海笛。他吹過的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見過的好的簫笛。他的手很巧，心很細。我母親的冥衣（中國人相信人死了，在另一個世界——陰間還要生活，故用紙糊制了生活用物燒了，使死者可以“冥中收用”，統稱冥器。）是他親手糊的。他選購了各種砑花的色紙，糊了很多套，四季衣裳，單夾皮棉，應有盡有。“裘皮”剪得極細，和真的一樣，還能分出羊皮、狐皮。他會糊風箏。有一年糊了一個蜈蚣——這是風箏難的一種，帶著兒女到麥田里去放。蜈蚣在天上矯矢擺動，跟活的一樣。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他放蜈蚣用的是胡琴的“老弦”。用琴弦放風箏，我還未見過第二人。他養過鳥，養過蟋蟀。他用鉆石刀把玻璃裁成小片，再用膠水一片一片斗攏粘固，做成小船、小亭子、八面玲瓏繡球，在里面養金鈴子——一種金色的小昆蟲，磨翅發聲如金鈴。我父親真是一個聰明人。如果我還不算太笨，大概跟我從父親那里接受的遺傳因子有點關系。我的審美意識的形成，跟我從小看他作畫有關。
我父親是個隨便的人，比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幾歲時就和他對坐飲酒，一起抽煙。他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這種脾氣也傳給了我。不但影響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輩的關系，而且影響了我對我所寫的人物的態度以及對讀者的態度。
我的小學和初中是在本縣讀的。
小學在一座佛寺的旁邊，原來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幾乎每天放學都要到佛寺里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將、四大天王、釋迦牟尼、迦葉阿難、十八羅漢、南海觀音。這些佛像塑得生動。這是我的雕塑藝術館。
從我家到小學要經過一條大街，一條曲曲彎彎的巷子。我放學回家喜歡東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鋪，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爆仗店、燒餅店、賣石灰麻刀的鋪子、染坊……我到銀匠店里去看銀匠在一個模子上鏨出一個小羅漢，到竹器廠看師傅怎樣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車匠店看車匠用硬木車旋出各種形狀的器物，看燈籠鋪糊燈籠……百看不厭。有人問我是怎樣成為一個作家的，我說這跟我從小喜歡東看看西看看有關。這些店鋪、這些手藝人使我深受感動，使我聞嗅到一種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記憶，我的小說有很多篇寫的便是這座封閉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初中原是一個道觀，還保留著一個放生魚池。池上有飛梁（石橋），一座原來供奉呂洞賓的小樓和一座小亭子。亭子四周長滿了紫竹（竹竿深紫色）。這種竹子別處少見。學校后面有小河，河邊開著野薔薇。學校挨近東門，出東門是殺人的刑場。我每天沿著城東的護城河上學、回家，看柳樹，看麥田，看河水。
我自小學五年級至初中畢業，教國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學問，他很喜歡我。我的作文幾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響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歸有光的幾篇代表作。歸有光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親切而凄婉。這和我的氣質很相近，我現在的小說里還時時回響著歸有光的余韻。
我讀的高中是江陰的南菁中學。這是一座創立很早的學校，至今已有百余年歷史。這個學校注重數理化，輕視文史。但我買了一部詞學叢書，課余常用毛筆抄宋詞，既練了書法，也略窺了詞意。詞大都是抒情的，多寫離別。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無端感傷情緒易于相合。到現在我的小說里還帶有一點隱隱約約的哀愁
讀了高中二年級，日本人占領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隨祖父、父親在離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里避難。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我在《受戒》里寫了和尚的生活。這篇作品引起注意，不少人問我當過和尚沒有。我沒有當過和尚。在這座小庵里我除了帶了準備考大學的教科書，只帶了兩本書，一本《沈從文小說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說得夸張一點，可以說這兩本書定了我的終身。這使我對文學形成比較穩定的興趣，并且對我的風格產生深遠的影響。我父親也看了沈從文的小說，說：“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我的小說也有人說是不像小說，其來有自。
一九三九年，我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學。到昆明，得了一場惡性瘧疾，住進了醫院。這是我一生次住院，也是的一次。高燒超過四十度。護士給我注射了強心針，我問她：“要不要寫遺書？”我剛剛能喝一碗蛋花湯，晃晃悠悠進了考場。考完了。一點把握沒有。天保佑，發了榜，我居然考中了志愿：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
我成不了語言文字學家。我對古文字有興趣的只是它的美術價值——字形。我一直沒有學會國際音標。我不會成為文學史研究者或文學理論專家，我上課很少記筆記，并且時常缺課。我只能從興趣出發，隨心所欲，亂七八糟地看一些書。白天在茶館里，夜晚在系圖書館。于是，我只能成為一個作家了。
不能說我在投考志愿書上填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沖著沈從文去的，我當時有點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強烈的意志。但是“沈從文”是對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過的。
沈先生一共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我都選了。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
沈先生實在不大會講課。講話聲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他講課沒有講義，不成系統，只是即興的漫談。他教創作，反反復復，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學生都不大理解這是什么意思。我是理解的。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說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近，富同情，共哀樂。什么時候作者的筆貼不住人物，就會虛假。寫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環境。寫景處即是寫人，景和人不能游離。常見有的小說寫景極美，
但只是作者眼中之景，與人物無關。這樣有時甚至會使人物疏遠。即作者的敘述語言也須和人物相協調，不能用知識分子的語言去寫農民。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對的。這也許不是寫小說的原則（有的小說可以不著重寫人，也可以有的小說只是作者在那里發議論），但是是重要的原則。至少在現實主義的小說里，這是重要原則。
沈先生每次進城（為了躲日本飛機空襲，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貢的鄉下，有課時才進城住兩三天），我都去看他。還書、借書，聽他和客人談天。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賣行、舊貨攤，買耿馬漆盒，買火腿月餅。餓了，就到他的宿舍對面的小鋪吃一碗加一個雞蛋的米線。有一次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他以為是一個生病的難民，一看，是我！他和幾個同學把我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釅茶，我才清醒過來。有一次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他不說一句話，出去給我買了幾個大橘子。
我讀的是中國文學系，但是大部分時間是看翻譯小說。當時在聯大比較時髦的是A.紀德，后來是薩特。我二十歲開始發表作品。外國作家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還有一個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歡阿索林，他的小說像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我讀了一些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作品，讀了普魯斯特小說的片段。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明顯地受了意識流方法的影響，如《小學校的鐘聲》《復仇》。
離開大學后，我在昆明郊區一個聯大同學辦的中學教了兩年書。《小學校的鐘聲》和《復仇》便是這時寫的。當時沒有地方發表。后來由沈先生寄給上海的《文藝復興》，鄭振鐸先生打開原稿，發現上面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小洞。
一九四六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一個私立中學教了兩年書。一九四八年初春離開。這兩年寫了一些小說，結為《邂逅集》。
到北京，失業半年，后來到歷史博物館任職。陳列室在午門城樓上，展出的文物不多，游客寥寥無幾。職員里住在館里的只有我一個人。我住的那間據說原是錦衣衛值宿的屋子。為了防火，當時故宮范圍內都不裝電燈，我就到舊貨攤上買了一盞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燈。晚上燈下讀書，不知身在何世。北京一解放，我就報名參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團。
我原想隨四野一直打到廣州，積累生活，寫一點剛勁的作品。不想到武漢就被留下來接管文教單位，后來又被派到一個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一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聯工作。一九五四年，調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
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八年，我一直當文藝刊物編輯。編過《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我對民間文學是很有感情的。民間故事豐富的想象和農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鮮和韻律的精巧使我驚奇不置。但我對民間文學的感情被割斷了。一九五八年，我被錯劃成右派，下放到長城外面的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將近四年。
這四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和農業工人（即是農民）一同勞動，吃一樣的飯，晚上睡在一間大宿舍里，一鋪大炕（枕頭挨著枕頭，虱子可以自由地從東邊一個人的被窩里爬到西邊的被窩里）。我比較切實地看到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農民是怎么回事。
一九六二年初，我調到北京京劇團當編劇，一直到現在。
我二十歲開始發表作品，今年六十九歲，寫作時間不可謂不長。但我的寫作一直是斷斷續續，一陣一陣的，因此數量很少。過了六十歲，就聽到有人稱我為“老作家”，我覺得很不習慣。，我不大意識到我是一個作家；第二，我沒有覺得我已經老了。近兩年逐漸習慣了。有什么辦法呢，歲數不饒人。杜甫詩：“座下人漸多。”現在每有宴會，我常被請到上席，我已經出了幾本書，有點影響。再說我不是作家，就有點矯情了。我算什么樣的作家呢？
我年輕時受過西方現代派的影響，有些作品很“空靈”，甚至很不好懂。這些作品都已散失。有人說翻翻舊報刊，是可以找到的。勸我搜集起來出一本書。我不想干這種事。實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離太遠。我近年的作品漸趨平實。在北京市作協討論我的作品的座談會上，我作了一個簡短的發言，題為“回到民族傳統，回到現實主義”，這大體上可以說是我現在的文學主張。我并不排斥現代主義。每逢有人詆毀青年作家帶有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品時，我常會為他們辯護。我現在有時也偶爾還寫一點很難說是純正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比如《曇花、鶴和鬼火》，就是在通體看來是客觀敘述的小說中有時還夾帶一點意識流片段，不過評論家不易察覺。我的看似平常的作品其實并不那么老實。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納外來于傳統，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我是較早意識到要把現代創作和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和傳統文化脫節，我以為是開國以后，五十年代文學的一個缺陷。——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化的“斷裂”，這說得嚴重了一點。有評論家說我的作品受了兩千多年前的老莊思想的影響，可能有一點。我在昆明教中學時案頭常放的一本書是《莊子集解》。但是我對莊子感極大的興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現在還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我覺得孔夫子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個詩人。他可以發脾氣，賭咒發誓。我很喜歡《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他讓在座的四位學生談談自己的志愿，后問到曾晳（點）。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這寫得實在非常美。曾點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致。
我很喜歡宋儒的詩：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說得更實在的是
頓覺眼前生意滿，
須知世上苦人多。
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因此我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
我的小說似乎不講究結構。我在一篇談小說的短文中，說結構的原則是：隨便。有一位年齡略低我的作家每談小說，必談結構的重要。他說：“我講了一輩子結構，你卻說：隨便！”我后來在談結構的前面加了一句話：“苦心經營的隨便”，他同意了。我不喜歡結構痕跡太露的小說，如莫泊桑，如歐·亨利。我傾向“為文無法”，即無定法。我很向往蘇軾所說的：“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我的小說在國內被稱為“散文化”的小說。我以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說發展的一種（不是的）趨勢。
我很重視語言，也許過分重視了。我以為語言具有內容性。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個作者氣質、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態度，不是理念），必須由語言入手，并始終浸在作者的語言里。語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
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系。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語言像樹，枝干內部液汁流轉，一枝搖，百枝搖。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我認為一篇小說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創作的。作者寫了，讀者讀了，創作過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寫盡了。要留出余地，讓讀者去捉摸，去思索，去補充。中國畫講究“計白當黑”。包世臣論書以為當使字之上下左右皆有字。宋人論崔顥的《長干曲》“無字處皆有字”。短篇小說可以說是“空白的藝術”。辦法很簡單：能不說的話就不說。這樣一篇小說的容量就會更大了，傳達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許，勝人多多許。短了，其實是長了。少了，其實是多了。這是很劃算的事。
我這篇“自報家門”實在太長了。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
載一九八八年第七期《作家》
小說的散文化
散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說的一種（不是的）趨勢。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有些篇近似散文。《白靜草原》尤其是這樣。都德的《磨坊文札》也如此。他們有意用“日記”“文札”來作為文集的標題，表示這里面所收的各篇，不是傳統的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契訶夫有些小說寫得很輕松隨便。《恐懼》實在不大像小說，像一篇雜記。阿左林的許多小說稱之為散文也未嘗不可，但他自己是認為那是小說的。——有些完全不能稱為小說的東西，則命之為“小品”，比如《阿左林先生是古怪的》。薩洛揚的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是具有文學性的回憶錄。魯迅的《故鄉》寫得很不集中。《社戲》是小說么？但是魯迅并沒有把它收在專收散文的《朝花夕拾》里，而是收在小說集里的。廢名的《竹林的故事》可以說是具有連續性的散文詩。蕭紅的《呼蘭河傳》全無故事。沈從文的《長河》是一部很奇怪的長篇小說。它沒有大起大落，大開大闔，沒有強烈的戲劇性，沒有高峰，沒有懸念，只是平平靜靜，慢慢地向前流著，就像這部小說所寫的流水一樣。這是一部散文化的長篇小說。大概傳統的，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有一點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說則像水。
散文化的小說一般不寫重大題材。在散文化小說作者的眼里，題材無所謂大小。他們所關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題材，他們也會把它大事化小。散文化的小說不大能容納過于嚴肅的，嚴峻的思想。這一類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性情溫和的人。他們不想對這個世界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拷問和卡夫卡式的陰冷的懷疑。許多嚴酷的現實，經過散文化的處理，就會失去原有的硬度。魯迅是個性格復雜的人。一方面，他是一個孤獨、悲憤的斗士，同時又極富柔情。《故鄉》《社戲》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惆悵和凄涼，如同秋水黃昏。沈從文企圖在《長河》里“把近二十年來當地農民性格靈魂被時代大力壓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樸所表現的式樣，加以解剖及描繪”，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使人痛苦的思想。他“唯恐作品和讀者對面，給讀者也只是一個痛苦印象”，所以“特意加上一點牧歌的諧趣”。事實上《長河》的抒情成分大大沖淡了那種痛苦思想。散文化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抒情詩人。散文化小說是抒情詩，不是史詩。散文化小說的美是陰柔之美，不是陽剛之美。是喜劇的美，不是悲劇的美。散文化小說是清澈的礦泉，不是苦藥。它的作用是滋潤，不是治療。這樣說，當然是相對的。
散文化的小說不過分地刻畫人物。他們不大理解，也不大理會典型論。海明威說：不存在典型，典型是說謊。這話聽起來也許有點刺耳，但是在解釋得不準確的典型論的影響之下，確實有些作家造出了一批鮮明、突出，然而虛假的人物形象。要求一個人物像一團海綿一樣吸進那樣多的社會內容，是很困難的。透過一個人物看出一個時代，這只是評論家分析出來的，小說作者事前是沒有想到的。事前想到，大概這篇小說也就寫不出來了，小說作者只是看到一個人，覺得怪有意思，想寫寫他，就寫了。如此而已。散文化小說作者通常不對人物進行概括。看過一千個醫生，才能寫出一個醫生，這種創作方法恐怕誰也沒有當真實行過。散文化小說作者只是畫一朵兩朵玫瑰花，不想把一堆玫瑰花，放進蒸鍋，提出玫瑰香精。當然，他畫的玫瑰是經過選擇的，要能入畫。散文化小說的人物不具有雕塑性，特別不具有米開朗基羅那樣的把精神擴及到肌肉的力度。它也不是倫布朗的油畫。它只是一些sketch，多是列賓的鋼筆淡彩。散文化小說的人像要求神似。輕輕幾筆，神全氣足。《世說新語》，堪稱范本。散文化的小說大都不是心理小說。這樣的小說不去挖掘人的心理深層結構，散文化小說的作者不喜歡“挖掘”這個詞。人有什么權利去挖掘人的心呢？人心是封閉的。那就讓它封閉著吧。
散文化小說的明顯的外部特征是結構松散。只要比較一下莫泊桑和契訶夫的小說，就可以看出兩者在結構上的異趣。莫泊桑，還有歐·亨利，耍了一輩子結構，但是他們顯得很笨，他們實際上是被結構耍了。他們的小說人為的痕跡很重。倒是契訶夫，他好像完全不考慮結構，寫得輕輕松松，隨隨便便，瀟瀟灑灑。他超出了結構，于是結構更多樣。章太炎論汪中的駢文“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打破定式，是散文化小說結構的特點。魏叔子論文云：“人知所謂伏應而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陸懸圃文序》）古今中外作品的結構，不外是伏應和斷續。超出伏應、斷續，便
在結構上得到大解放。蘇東坡所說的“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是散文化小說作者自覺遵循的結構原則。
喔，還有情節。情節，那沒有什么。
有一些散文化的小說所寫的常常只是一種意境。《白靜草原》寫了多少事呢？《竹林的故事》寫的只是幾個孩子對于他們的小天地的感受，是一篇他們的富有詩意的生活的“流水”（中國的往日的店鋪把逐日隨手所記賬目叫做“流水”，這是一個很好的詞匯）。《長河》的《秋（動中有靜）》寫的只是一群過渡人無目的、無條理的閑話，但是那么親切，那么富有生活氣息。沈從文創造了一種寂寞和凄涼的意境，一片秋光。某些散文化小說也許可稱之為“安靜的藝術”。《白靜草原》《秋（動中有靜）》，這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得出來。阿左林所寫的修道院是靜靜的。聲音、顏色、氣味，都是靜靜的。日光和影子是靜靜的。人的動作、神情是靜靜的。墻上的常春藤也是靜靜的。散文化小說往往都有點懷舊的調子，甚至有點隱逸的意味。這有什么不好呢？我不認為這樣一些小說所產生的影響是消極的。這樣的小說的作者是愛生活的，他們對生活的態度是執著的。他們沒有忘記窗外的喧囂而躁動的塵世。
散文化小說的作者十分潛心于語言。他們深知，除了語言，小說就不存在。他們希望自己的語言雅致、精確、平易。他們讓他們對于生活的態度于字里行間自自然然地流出，照現在西方所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注意語言對于主題的暗示性。他們不把傾向性“特別地說出”。散文化小說的作者不是先知，不是圣哲，不是無所不知的上帝，不是富于煽動性的演說家。他們是讀者的朋友。因此，他們自己不拘束，也希望讀者不受拘束。
散文化的小說會給小說的觀念帶來一點新的變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載一九八七年第五輯《八方》叢刊
讓畫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精裝) 作者簡介
汪曾祺（1920－1997）
江蘇高郵人，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師從沈從文。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后一個士大夫”。
他生于江南，居于京城，遍歷戰亂，飽嘗榮辱。卻用一生的沉淀，寫出至淡至濃的優雅與情致。
代表作品丨《受戒》《沙家浜》《大淖記事》《葡萄月令》等。
梁由之
湖南人，現居深圳。文史學者，作家，策劃人，出版人。
著有《大漢開國謀士群》《百年五牛圖》《從鳳凰到長汀》《天海樓隨筆》《錦瑟無端：十年自選集》《孤獨者魯迅》等。多套大型書系總策劃兼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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