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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微瀾:胡適與“新紅學”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0898655
- 條形碼：9787510898655 ; 978-7-5108-9865-5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百年微瀾:胡適與“新紅學” 本書特色
本書以胡適和“新紅學”為核心，對胡適在“新紅學”方面的學術成就及歷史地位、“新紅學”研究中存在的缺失與弊端、“新紅學”紅學研究的深刻影響和重要啟示等問題行了深入的闡述和討論。
百年微瀾:胡適與“新紅學” 內容簡介
本書是有名明清小說研究家歐陽健先生關于胡適與"新紅學"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主要分為《論1954年的"批俞評紅"》《論胡適日記的"空白"》等四章，以胡適和"新紅學"為論辯核心，對胡適在"新紅學"方面的學術成就及歷史地位、"新紅學"研究中存在的缺失與弊端、"新紅學"終結對近百年紅學研究的深刻影響和重要啟示等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闡述，也進行了抽絲剝繭的討論，這對于《紅樓夢》研究的深入推進和全面拓展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爭鳴是思想-學術發展的必要條件。
——紅學專家 陳洪
實事求是論胡適，百年胡適從新論。
——紅學專家 張興德
從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挖掘出大量鮮為人知的細節史實；既遵循歷史的真實性原則，又不失智者的思辨性色彩。撥云方可見日，水落自然石出。
——紅學專家 高玉海
撥開新紅學考證派之迷霧，重現《紅樓夢》研究之真容！
——紅學專家 王俊德
百年微瀾:胡適與“新紅學” 目錄
**章 論1954 年的“批俞評紅”
**節 給《紅樓夢》以更高評價是時代的需要
第二節 伯與胡適的關系
第三節 關于《紅樓夢》考據
第四節 雙方到了另一個房間
第二章 論1955 年的“胡適思想批判”
**節 評專論“胡適思想批判”的臺灣碩士論文
第二節 對胡適文學觀念的評論
第三節 對胡適史學哲學觀念的梳理
第四節 歷史背景與事實細節的還原
第三章 論臺灣學術界對胡適的質疑
**節 再提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
一、臺灣本土學者的聲音
二、胡適的博士生涯
三、博士論文如何寫就
四、胡適聲名日盛之謎
第二節 還原“提倡白話文”的
一、臺灣文化界的問難
二、鉤稽“提倡白話文”的歷史陳跡
三、加盟《新青年》始末
四、“廢除文言”是如何實現的？
五、難以預估的影響
第三節 對胡適學術觀念的質疑
第四章 論胡適日記的“空白”
**節 關于胡適日記的“空白”
第二節 從日記的“空白”看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態度
第三節 從日記的“空白”看胡適的感情生活
第四節 從日記的“空白”看胡適的紅學研究
一、1921 年“新紅學”奠基期的日記
二、1927 年“新紅學”成型期日記的“空白”
三、胡適日記“隱去”的伯
四、紅學文獻的困局與“拿證據來”的悖論
五、“后胡適紅學”
參考文獻
**節 給《紅樓夢》以更高評價是時代的需要
第二節 伯與胡適的關系
第三節 關于《紅樓夢》考據
第四節 雙方到了另一個房間
第二章 論1955 年的“胡適思想批判”
**節 評專論“胡適思想批判”的臺灣碩士論文
第二節 對胡適文學觀念的評論
第三節 對胡適史學哲學觀念的梳理
第四節 歷史背景與事實細節的還原
第三章 論臺灣學術界對胡適的質疑
**節 再提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
一、臺灣本土學者的聲音
二、胡適的博士生涯
三、博士論文如何寫就
四、胡適聲名日盛之謎
第二節 還原“提倡白話文”的
一、臺灣文化界的問難
二、鉤稽“提倡白話文”的歷史陳跡
三、加盟《新青年》始末
四、“廢除文言”是如何實現的？
五、難以預估的影響
第三節 對胡適學術觀念的質疑
第四章 論胡適日記的“空白”
**節 關于胡適日記的“空白”
第二節 從日記的“空白”看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態度
第三節 從日記的“空白”看胡適的感情生活
第四節 從日記的“空白”看胡適的紅學研究
一、1921 年“新紅學”奠基期的日記
二、1927 年“新紅學”成型期日記的“空白”
三、胡適日記“隱去”的伯
四、紅學文獻的困局與“拿證據來”的悖論
五、“后胡適紅學”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百年微瀾:胡適與“新紅學” 節選
**章 論1954 年的“批俞評紅”
**節 給《紅樓夢》以更高評價是時代的需要
1954 年的“批俞評紅”，是1955 年“胡適思想批判”的先聲，在海峽兩岸激起的漣漪，至今仍未寧息。若要洞悉運動的實質，的切入點，便是海峽彼岸的非議，在此暫不闡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1954 年的“批俞評紅”，是不是“以一位老知識分子為批判目標的全國性的運動”？如若憑借實的材料，從學術角行歷史性重溫，就應得出相反的結論：那是在新的社會背景下，重新認識古典文動。
一
任訪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考證與批評問題》說：“在新的時代，我們不管是搞什么，都應該問一問這樣做對有什么好處；同時我們批評任何事物的好與壞、是與非，也都應該從這個角度出發。”李希凡、藍翎的“評紅”新論，就是在這種社會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他們閱讀了新版《紅樓夢》，“恰恰在這時，伯的《紅樓夢簡論》在《新建設》三月號發表了。他那種對《紅樓夢》的內容與形式的大肆歪曲，露骨的反現實主義的唯心論觀點，激起了我們的義憤，……對文學事業的責任感，對的古典遺產的自豪感，迫使我們不能容忍這種歪曲，覺得應該馬上給以反擊。”在兩位學克思主義的青年的直覺中，對《紅樓夢》的貶低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提出了自己的評價：
《紅樓夢》真實地、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腐朽透頂的生活面貌。作者以其對真實的追求，對深邃的美的追求，描繪了現實人生的悲劇，時代的、社會的人的悲劇。賈寶玉林黛玉完整的悲劇性格，體現了的反封建的斗爭精神，體現了愛自由、純真的人道主義的人類理想，深刻地揭示出“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封建社會必然崩潰的征兆。曹雪芹在全書開始，以煉石補天的神話，概括了全書主題，這是一篇對被封建社會歪曲的天才的熱情頌歌。
這一全新的見解，將《紅樓夢》放置在由《詩經》、屈原、杜甫、關漢卿、王實甫、施耐庵所代表的“性傳統”中，緊密結合封建時代社會和人生的悲劇加以論述，與胡適“新紅學”將《紅樓夢》看成作者“感嘆身世”和“情場懺悔”的自傳說相比，確是驚世駭俗、令人耳目一新的。這種全新的價值判斷，旋即與時代的主旋律相呼應，遂成為被推崇的治學方法的典范。李、藍新論揭開了“批俞評紅”的序幕，1955 年6 月，出版了《紅樓夢問題討論集》一至四集，共收論文一百二十五篇，一百余萬言。
二
批判是學術的生命，也是學步的必由之路。《紅樓夢》價值的討論，既然提到了兩個階級、兩種觀斗爭的綱上，自然會伴生出政治的、思想的、組織的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講，“批俞評紅”既是學術的，也是政治的。形勢需要給《紅樓夢》以新的評價，這就是政治；而如何給《紅樓夢》以新的評價，才是學術。政治中有學術，學術中有政治。政治與學術，絕不是只有對立的一面，沒有統一的一面。政治引導學術，但沒有取代學術；政治影響學術的走向，但學術確在深入發展。政治的批判與學術的批判，相并而行。
由李希凡、藍翎提出的“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是時人添加給《紅樓夢》的價值判斷，但又是以學術商榷的面貌出現的。為了增加說服的力度，“新說”倡導者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尋找足以支撐它的理論依據和論證方法。李、藍自以為超勝伯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找到了當時行的現實主義理論，再運用諸如“觀中的矛盾”去解讀作品。
當然，從小說的豐富內容出發，說《紅樓夢》是現實主義作品，不能說有什么大錯。問題在于，當李、藍似乎完成了《紅樓夢》是“現實主義杰作”的論證之后，便在輿論上造成了一種強大的氣勢：《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是先驗的、絲毫不容置疑的；《紅樓夢》具有反封建的傾向性，也是先驗的、絲毫不容置疑的。他們認為伯說《紅樓夢》的風格是“怨而不怒”之所以是錯誤的，并不是因為這個觀點不符合《紅樓夢》的實際，而是因為它“離開了現實主義的批評原則，離開了明確的階級觀點”a。但事情會不會有相反的一面，即作者沒有“地說出”的，是不是就一定是反封建的傾向性呢？李、藍沒有說，其他人也同樣沒有再去深究。
伯把《紅樓夢》的內容分作“現實的”“理想的”與“批判的”三種成分，“這些成分每互相糾纏著，卻在基本的觀念下統一起來”，李、藍其實也并不否認這一點，他們只是強調：曹雪芹之所以偉大，就在于現實主義戰勝了他觀中的落后因素。在做出這些論斷的時候，他們的命意何嘗不佳，但只是一味強調《紅樓夢》的傾向性，一味強調《紅樓夢》的反封建性，則脫離了作品的實際存在。在筆者看來，還不及伯“三種成分”論，更符合小說的實際情況，也更契合辯證法。
從現象上看，“現實主義”在紅學領域中的“套用”，似乎一舉扭轉了胡適“新紅學”占統治地位的局面，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是誰也不曾料到，恰恰是這種公式本身，為日后胡適“新紅學”的復活，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撐。
第二節 伯與胡適的關系
一
聶紺弩的《論釵黛合一的思想根源》，從學術角度將矛頭直指胡適：
胡適的《西游記考證》，說孫悟空故事是從印度哈奴曼故事來的，因為哈奴曼也是猴子，也有鉆到別人肚子里去之類的神通。胡適的追隨者則說墨子是印度人（一說阿剌伯人），“墨翟”是“黑色的夷狄”的意思，墨子思想就是印度思想。又《天問》是從印度的什么詩翻過來的。而小說中的“梅嶺失妻”型故事也是從印度來的，引伸到《琵琶記》之類，凡是其中有一夫一妻中途失散或其他變化終于團圓的故事，都是從印度來的。胡適曾以“考證”方法斷定屈原這個人是沒有的。胡適的追隨者則斷定“禹是一條蟲”。又說李白是胡人，靠的證據是他的兒子的名字是胡語。不是說，中印兩國不是很早就有文化交流，文學故事里的某些筋節，不可能受到外來影響，大禹、屈原的在歷史上的存在不許懷疑，但的“考證”絕大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捕風捉影。把那些捕風捉影之談綜合起來，就可看出一件極明顯的事，所著眼的，所津津樂道的：一、某些人或思想或作品是外來的；二、歷史上的某些人物，如果不能證明他是外來的，就是根本不會存在的；三、某些無法說是外來的又不能否認其作者的存在的作品，如《紅樓夢》，就抽掉它的現實內容。的“考證”，就是要否定中國歷史上有如此眾多的偉大和的人物，否定歷史上的中國的文化業績，教中國相信自己是沒有悠久的文化傳統的，我們的祖先是沒有創造能力的，他們留下的文化遺產是沒有內容的。這就會削弱中國族自尊和自信，為帝國主義奴役中國在思想上掃清道路。
聶紺弩落拓不羈，我行我素，馮雪峰說他“桀驁不馴”，他說自己是“既不能令，也不受命”。他當年對的評價，能說是違心之論嗎？
二
轟轟烈烈的“批俞評紅”，并沒有取得真正勝利，根源在于學術，源于“沖擊者”對伯與胡適關系的錯判。他們沒有意識到“新紅學”內部的磨合、重構和反省，沒有意識到維系“新紅學”的支柱原本是不堅牢的。李、藍雖然承認：“伯先生對于舊紅學家些年來把《紅樓夢》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證學行了批評，這些批評自然都有一定的價值。”但并不了解對于“新紅學”的質疑，首先來自其開山祖師之一的伯。“批俞評紅”的戰略失誤，就是將伯錯判為胡適的“代理人”。
早在1921 年5 月30 日，伯在給顧頡剛的信中說：
我的意思，是：假如陸續發見雪芹底生活人品大不類乎寶玉，我們與其假定《紅樓夢》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說《紅樓夢》底真作者非曹雪芹。因為從本書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確的事實。若并此點而不承認，請問《紅樓夢》如何讀法？但雪芹與寶玉底性格，如尚有可以符合之處，那自然不成問題，我們也可以逃這難關了！我揣想如真作者隱去姓名，所謂“真事隱”；而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皆是假托的。
此時的伯雖然還是“自敘傳”的信奉者，卻不是“曹雪芹自敘傳”的信奉者。因為人們對曹雪芹并不了解，無法證明曹雪芹與寶玉即是一人，假如沒有“別書可以確證《紅樓夢》是曹雪芹作的”，或者日后發現的材料表明曹雪芹與寶玉的性格不合，那他寧愿不承認曹雪芹是《紅樓夢》的真作者。
1921 年9 月24 日，他在《〈紅樓夢討論集〉序》中說：“索隱而求之過深，惑矣；考證而求之過深，亦未始不惑。《紅樓》原非純粹之寫實小說，小說縱寫實，終與傳記文學有別。以小說為名，作傳記其實；懸牛頭，市馬脯，既違文例，事又甚難，且亦無所取也。吾非謂書中無作者生寓焉，然不當處處以此求之，處處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強求其通，則鑿矣。以之笑索隱，則五十步與百步耳，吾正恐來者之笑吾輩也。”
1925 年1 月，伯就寫了《〈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中說：“《紅樓夢辨》待修正的地方很多，此篇揀要的一點先說罷。……究竟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說，是《紅樓夢》為作者的自敘傳這一句話。這實來研究此書的中心觀念，說要貿貿然修正它，頗類似‘索隱之學’要復活了，有點兒駭人聽聞。”伯為什么要修正這個“中心觀念”？是因為他不知道“《紅樓夢》一書中，虛構和敘實的分子其分配比率居何”，但相信“自敘的分子”，“決不如《紅樓夢辨》中所假擬的這樣多”。他后悔自己“難辯解的糊涂”：“本來說《紅樓夢》是自敘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對，說就是作者的自敘傳或小史則不可。我一面雖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覺得索解無從。我們說人家猜笨謎；但我們自己做的即非謎，亦類乎謎，不過換個底面罷了。至于誰笨誰不笨，有誰知道呢！”一步聯系《紅樓夢》的創作，說：“若說賈即是曹，寶玉即是雪芹，黛為某，釵為某……則大類‘高山滾鼓’之談矣。這何異于影射？何異于猜笨謎？試想一想，何以說寶玉影射允礽、順治帝即為笨伯，而說寶玉為作者自影則非笨伯？”他坦然承認：“新紅學”的研究模式，與被胡適稱為“猜笨謎”的舊紅學，其實是相同相通的，甚至直率地表明：“我們和他們實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雖然未必相同。老實說，我們還是他們的徒子徒孫呢，幾時跳出他們的樊籠”。
他還“隨便舉出三個試題，為新‘紅學’者的入學考試”：
（l）人說寶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沒有銜玉而生的奇跡？
（2）人說賈妃歸省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變為妃子？賈家有妃入宮，何以曹家沒有？
（3）大觀園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哪里？能指出否？
結論是：“小說只是小說，文學只是文學。既不當誤認作一部歷史，亦不當誤認作一篇科學的論文。”伯作此結論時，下距“批俞”運動尚有三十年。可以肯定，此時并未受到任何外界的影響。
三
在考證的領域，伯也發覺了胡適的漏洞。如曹雪芹的卒年，伯說：“若再照敦誠挽詩‘四十年華付杳冥’往上推算，則假定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很覺自然。……這生年如果不錯，則曹家的富貴繁華，雪芹便趕不上了。雍正六年曹頫免職，以后他們家便沒有人再做江寧織造了。雪芹其時只有五歲。即說卒于壬申，上推四十年為雍正紀元，其年雪芹才六歲，這差別并不大。曹家的極盛時代，實當曹寅任上，若曹頫居官不久，已漸衰微，故認雪芹為曹寅之子，那適；如其為寅孫非子，便差了一些；及其卒年愈考愈晚，由甲申而壬午，而癸未，落后了三年，而他的壽數，沒理由說他超過四十年，這個破綻便很明顯了。
有趣的是，有位王南岳讀過《紅樓夢辨》，1925 年1 月8 日《晨報》發表了他給伯的信，就《紅樓夢》中“明兒”一詞是“實指”還是“虛指”；賈蓉究竟何時續娶，向伯請教。伯1 月18 日回信說：“你所提出的兩問題，于我現在很少趣味了。只因你的態度很懇切，屬望于鄙人者很殷，遂不恤喋喋地說。臨了，我告你，我何以對此等問題漸少趣味呢？我恭恭謹謹地說，我發見了《紅樓夢》是一部小說。”b 須知，他在《紅樓夢辨》中曾經宣稱：“《紅樓夢》是一部自傳，這是的發現。”他之所以“自悔其少作”，是因為沒有將《紅樓夢》當作“小說”來研究。這在觀念上是一個大的飛躍和轉變，是思想覺醒的表現。
百年微瀾:胡適與“新紅學” 相關資料
爭鳴是思想-學術發展的必要條件。
——紅學專家 陳洪
實事求是論胡適，胡適從新論。
——紅學專家 張興德
從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挖掘出大量鮮為人知的細節史實；既遵循歷史的真實性原則，又不失智者的思辨性色彩。撥云方可見日，水落自然石出。
——紅學專家 高玉海
撥開新紅學考證派之迷霧，重現《紅樓夢》研究之真容！
——紅學專家 王俊德
百年微瀾:胡適與“新紅學” 作者簡介
歐陽健，1941年8月出生于江西玉山。1980年成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1991年起用辨偽原理論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不是《紅樓夢》的原本，而是后出的偽本，被《中國圖書評論》稱作“震撼紅學的新說”。曾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明清小說研究》雜志主編、江蘇省明清小說研究會副會長，現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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