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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的年輪續編 版權信息
- ISBN：9787550634183
- 條形碼：9787550634183 ; 978-7-5506-3418-3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學術的年輪續編 本書特色
本書為《學術的年輪》的續編。作為學術隨筆集，本書內容包括書評、學術叢札、學林隨筆、懷人短札，以及為同事、友朋的著作寫的前言、讀書札記等，還有對自己過往歲月的回憶，涉及評書、懷人、學術評論等豐富內容，是作者近年來學人隨筆的結集。如同生長在原野的大樹，年復一年，銘刻生命的年輪，昭示生命的尊嚴和希望。文筆深入淺出而又不乏思考的深度，頗可一讀。
學術的年輪續編 內容簡介
本書為我社2010年出版之《學術的年輪》的續編。作為學術隨筆集，本書內容包括書評、學術叢札、學林隨筆、懷人短札，以及為同事、友朋的著作寫的前言、讀書札記等，還有 對自己過往歲月的回憶，涉及評書、懷人、學術評論等豐富內容，是作者近年來近期新學人隨筆的結集，從中也可見出作者對當前學術環境和學術生態的深入思考。如同生長在原野的大 樹，年復一年，銘刻生命的年輪，昭示生命的尊嚴和希望。文筆深入淺出而又不乏思考的深度，見性情，見學問，見閱歷，用心良苦，頗可一讀。
學術的年輪續編 目錄
00 / 錢鐘書的道義擔當及其他
00 / 有待開掘的古代文論寶庫
0 / 清代詩學研究筆談
0 / 就古代文論的“轉換”問題答陳良運先生
0 / 就《清詩話考》回應吳宏一教授
0 / 對《漁洋詩：取于宋而歸于唐》的一點回應
0 / 我對文學理論的技術要求
0 / 慎言“國學”一級學科
0 / 中國高等教育需要當代武訓
0 / 學術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有效投入
0 / 使用就是*好的保護
——在臺灣第六屆古籍保護與流傳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振鐸集
0 / 人文、社會科學對于當代中國的意義
——2000年12月20日與人民網網友的對話
0 / 二十年學界目睹之怪現狀之一：報銷噩夢
0 / 二十年學界目睹之怪現狀之二：經費怪譚
0 / 二十年學界目睹之怪現狀之三：全民科研
/ 二十年學界目睹之怪現狀之四：劣勝優汰
/ 探尋現代漢詩書寫的另種可能
——關于近現代詩詞研究與創作的對話
/ 中國古代文論的當代價值與意義
/ 關于“新詩與傳統”的專題訪談
邊鼓集
/ 胡大雷《〈文心雕龍〉的批評學》序
/ 熊飛《張九齡集校注》序
/ 張靜《唐五代兩宋詩法著述研究》序
/ 陶文鵬先生《宋代詩人論》序
/ 李昌集《文學史的認知與闡釋》序
/ 李思涯《胡應麟文學思想研究》序
/ 李世琦《申涵光與河朔詩派》序
/ 馬大勇《清初廟堂詩歌集群研究》序
/ 李雷主編《清代閨閣詩集萃編》序
/ 肖亞男主編《清代閨秀集叢刊》序
/ 呂雙偉《清代駢文理論研究》序
/ 王立《武俠文學母題與意象研究》序
/ 李春陽《白話文運動的危機》序
/ 劉鵬《中國藏書史研究論集》序
/ 張正欣《光影夢尋錄》序
飲河集
/ 程千帆先生的學術品格
——讀《程千帆選集》札記
/ 學古詩的門徑
——讀沈祖棻著《唐人七絕詩淺釋》
/ 文學思想史：視角與方法
——羅宗強先生《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的學術意義
/ 繼往開來的學術總結
——陶敏、李一飛《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讀后
/ 文獻整理與唐代文學的學科建設
——讀《唐才子傳校箋·補正》札記
/ 學術史的另一面及其建構
——朱易安《唐詩學史論稿》略評
/ 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寫唐詩史？
——宇文所安《初唐詩》《盛唐詩》讀后
/ 社會角色：一個考察中唐文化與文學轉型的新視角
——評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會角色與文學活動》
/ 我們應該向日本學者學習什么？
——《日本學者唐詩研究叢刊》前言
/ 我所采獲的他山之石
——《日本學者中國詩學論集》前言
/ 一個閣和一群人的元代
——邱江寧《奎章閣文人群體與元代中期文學研究》讀后
/ 成為絕學：樸實與奢華
——揚之水《奢華之色》評介
/ 一部清代文史研究**的工具書
——讀《清人別集總目》小識
/ 一部獨具特色的清代人物年譜
——讀卞僧慧《呂留良年譜長編》
/ 有待于重新認識的劉師培
——讀萬仕國編《劉申叔遺書補遺》
/ 由學術史回眸我們擁有的傳統
——評郭英德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
/ 學術史·思想史·批評史
——評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
/ 游刃于文學史話語和文化政治之間
——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讀后
/ 一個中國學者眼中的《劍橋中國文學史》
——略評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
/ 歷史也是個人的
——讀許結《詩囚》感言
逝波集
/ 我的**位學術蒙師
——趙繼武老師散憶
/ 千帆先生手札二三事
/ 其學百代者，其品量亦百代
——追憶傅璇琮先生
/ 哭昌平兄
/ 在著作中永生
——追懷陸林兄
/ 有聲有光的流星
——悼張暉
/ 批評家孟繁華酒事戲說
/ 我的高考1977·1978
/ 回眸學術的青春時代
——《大歷詩風》寫作記
/ 我與《文藝研究》的學術因緣
/ 我的求學、治學與教學
——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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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的年輪續編 節選
吹萬集 如果說民眾已經擺脫了一次高尚的愚昧狀態，
并且受到表面光彩的迷惑，
那么，正像我所感覺的那樣，
道路正在以令人厭惡的更加矯揉造作的形式往回走，
回到愚笨去。
——利希滕貝格續編吹萬集·錢鐘書的道義擔當及其他續編錢鐘書的道義擔當及其他
錢鐘書是永遠的話題，也是吸引人的話題。瀏覽近年發表的錢學文章，感覺也開始出現以前陳寅恪研究曾出現的那種傾向，研究對象逐漸淪為話語符號，論者都借著談論錢鐘書來表達自己的某種觀念。這也是很自然的，錢鐘書本來就是中國現代文化人的一個典型，無論其政治人格還是學術品格，都代表著二十世紀中國文人的一個類型。深入考察其生平行事和政治命運，不用說有著特別的意義。
錢之俊《錢鐘書為什么沒有被打成右派》一文在《中華讀書報》2013年1月16日刊出后，迅速在網絡上反復轉帖，顯出讀書界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文章摘引我《在學術的邊緣上》一文對錢鐘書缺少“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道義和責任”，“沒看到與他地位相稱的擔當”的批評，認為“這是缺乏歷史體驗、嘩眾取寵、標新立異的無知妄語，他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儲安平那樣，言人所不敢言。錢鐘書的不說，在當時的大氣候下是大智慧的表現，沒有洞悉政治本質的遠見，沒有堅守個人獨立人格的決心，是不可能做到的”。作者對我的批評，我并不在意，對歷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自己的立場。而且錢文作為歷史研究，究明錢鐘書幸未劃為右派的個人原因，也是有意義的。但作者看問題的出發點及所流露的價值觀，卻讓我感到一股濃烈的犬儒主義氣息，而這也正是當今中國學人的普遍傾向，且與中國文人的傳統觀念相連系，值得認真推考。
首先要解釋一下，我的論斷有特定的語境，是討論錢鐘書算不算大師的問題。若是個普通讀書人，他無論如何選擇都無可非議，但作為大師，我認為錢鐘書缺乏應有的文化和道義擔當。這么說是有眾所周知的特指背景的。有無文化和道義擔當，不僅是衡量大師的重要標準，也是判定一個文化人是否具有知識分子品格的基本尺度。關于錢鐘書的缺乏道義擔當，我曾在《對〈如何評價錢鐘書〉的幾點“聲辯”》中有過陳說。“其實這個問題，只要看看胡適日記，看看1921年6月3日警察在新華門前打學生，胡適做了什么；再想想毛澤東讓陳寅恪當歷史所所長，陳寅恪提的條件是什么，結論就很清楚了。”拙文作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們這些無名無望的年輕學人，已做了自己該做的事，但像錢鐘書這樣孚一時眾望、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卻沒有做他應該做的事。這絕不是大師應有的品格。
作為研究中國文史的學者，又經歷過“文革”以降的歲月，我當然理解他的個人選擇及其合理性。我那么說，其實不是針對錢鐘書個人，而是針對一種現象，一個現實，一個足以壓抑和泯滅文化人的道義擔當的嚴酷現實。如果錢文從“同情之理解”的角度談論寬容，我當然無話可說，也可以同意。但很遺憾他不是，他說這是錢鐘書的大智慧所在，并且說我“恨不得所有人都像儲安平那樣，言人所不敢言”。這就讓我按捺不住自己的憤怒了！若錢鐘書是大智慧，那么儲安平和所有右派是什么，都是愚蠢么？還有彭德懷，不更是愚不可及么？這無異是在說，在那種政治征候下，大家都應該知道進退，做出頭鳥、出頭椽子都是愚蠢的。更延伸一步，面對社會的迷亂，我們都不該表達自己的意愿；即便有機會表達，也要審時度勢，看看這是不是個陷阱，是不是個陰謀。*好干脆做縮頭烏龜，甘于曳尾泥涂，或像鴕鳥將頭鉆進沙堆。如果錢之俊先生真是這么想，那就不僅是對張志新、林昭、遇羅克等英靈的莫大侮辱，同時也是對知識分子的正義感和道義擔當的價值踐踏了！“在沒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個人”，但在有英雄后，人不可以嘲笑英雄。
時至今日，連許多老一輩革命家都在反省，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自己都與有責任：毛被神化自己有份，毛的所作所為自己都曾默認甚至推波助瀾；而許多老學者、老作家，面對林昭、張志新等人的事跡，更在內心為自己的愚昧、卑劣或軟弱而羞愧。而錢之俊卻稱頌錢鐘書的沉默是大智慧！我不知道錢鐘書是如何看待張志新等人的，恐怕哀其不幸之余，還不至于慶幸自己有“智慧”吧？如果真是這樣，那就連稱作知識分子也不夠格，還談什么大師不大師呢！如果不是那樣，錢文的“智慧”之說，就無異于給錢鐘書貼了一張并不體面的標簽，恐怕錢先生九原之下也不會忻于領受的。他不會不知道龔自珍曾說過：“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據說他還說過：“‘文革’應該有三種羞恥：一種是受迫害者所感到的羞恥；一種是‘文革’打手所應該感到的羞恥；還有一種是無動于衷的旁觀者所應該感到的羞恥。”*后一種羞恥他恐怕也不會自外于是吧？
說白了，錢鐘書的處世原則也就是傳統處世哲學——明哲保身，高蹈避世；亂邦不入，危邦不居；遠離權力中心和政治漩渦，躲進小樓成一統。作為個人生存方式的選擇，這無可非議，我甚至曾很欣賞。但這絕不能成為我們放棄道義擔當的正當理由和當然選擇。如果文化人群體都奉明哲保身為處世原則，默認社會的一切黑暗和不公正，社會就永遠不能進步。明哲保身畢竟是很自私的生活態度，人人明哲保身，整個民族就是一盤散沙、一群沒有血性的懦夫。抗日戰爭時期，那么多文化人事敵，那么多軍人降敵做偽軍，那么多平民面對人數少得多的侵略軍毫不反抗，任人屠宰！歸結到底，都是明哲保身的文化基因左右著人們的行為。
多年前，學界曾展開一場主題為“中國封建社會為何長期停滯不前”的討論，學者們從政治制度、經濟形態、文化特征、自然環境各方面提出了假說。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士大夫群體及文化人階層兩種基本人格——與世沉浮或高蹈出世，與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有關。盡管對現實有種種不滿，只是著書立說，待王者興，甚而僅僅是“腹誹”（到清朝這也成了罪），而不能挺身而起，拒絕或反抗黑暗的現實。
近代以來，雖然國體政體都已變革，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文化觀念的變革卻異常緩慢，現實也一再讓文化人體會到傳統處世原則的可貴。但這種觀念和現實都是不正常的，也是媒體在日益揭開歷史令人驚悚的黑幕之后，更強烈地激發人們反思的。錢文在揭示錢鐘書幸免淪為右派的偶然因素時，不是抨擊現實的殘酷，卻津津樂道錢鐘書的“大智慧”，不經意中流露出作者所秉持的仍是封建文人那種傳統的價值觀。我所以對此斤斤較真，是因為這并不只是錢之俊個人的偶然議論，它實際上代表著知識界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前年我在臺灣客座，讀到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一書。這是臺灣知識界交口稱贊的名著，但我讀后卻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如骨鯁在喉，非吐不快。與幾位學界同道喝酒時，明知他們是齊教授的學生，我仍坦率地指出，此書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作者的政治立場已明顯蒙蔽了她作為知識人的判斷力和正義感。寫到輪船上押送壯丁的慘景，沒有對國民黨軍隊非人道的譴責，只是用反戰的態度間接地指斥共產黨發動內戰，而不想想一個政府要靠抓壯丁來繼續戰爭，這樣的政府還有什么正當性可言？更有甚者，聞一多等知識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的言行和學生運動，都被視為盲目幼稚；對那些留在大陸的學者，言下處處流露出這樣的意味：你們跟著共產黨跑，*后有什么好下場？她不想，當時留在大陸的學者，雖然對共產黨尚不了解、有待觀望，但對國民黨政府則肯定已失望之極。這還不是問題所在，我*不能理解的是齊教授在談論那一代知識分子時所流露的一種優越感。在她眼中，所有從事政治活動的知識分子都是幼稚甚至愚蠢的，只有逃離政治和皈依基督教的她*為明智！作為個人選擇，她遠離政治的人生態度無可非議，但她那么評價聞一多們追求民主的抗爭，就未免太輕浮，同時也太自私了。沒有許多知識分子獻身于抗戰和民主斗爭，包括臺灣知識分子對蔣政府的抗爭，齊教授未必能享有今天的民主和和平生活吧？一邊享受著仁人志士以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和平生活，一邊哂笑別人愚蠢、以自己的高蹈為明智而顯擺優越感，我真不知道該如何評價齊教授的正義感和價值觀。
回到我們的問題上來，錢文所顯示的價值觀其實折射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知識群體放棄道義擔當的現實。這一趨向在今天已非常明顯，表現在日常生活中，是對社會正義、公民權利的無知與漠視；表現在政治生活中，則是對行政權力侵害社會公正和個人權益的種種現象的默認。許多人口不離民主，羨慕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但對幾年一度的人大代表選舉卻漠不關心，或不參加投票，或隨便畫個圈，一邊還抱怨沒有民主選舉！現行制度是賦予你選舉投票的權利的，你有權利選誰或不選誰，結果你毫不珍視自己的權利。說到底，現實改變與否，社會能否進步，取決于我們是否有道義擔當。但今天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因為我們的道義感已喪失太久，以至于憲法將權利交給個人時，許多人都不知道用了。
更令人悲哀的是，當上海發生農民工的錢被風吹散、遭人當街哄搶時，公安機關對這公然搶劫他人財物的犯罪行為，不立案緝拿罪犯，追究刑事責任，而媒體只是輕描淡寫地要市民加強道德修養；北大博導剽竊抄襲，人贓俱在，而學生們竟齊聲為老師喊冤；各種問題食品鋪天蓋地而來，媒體不是問責監管部門，反倒要人們多掌握鑒別商品的知識，變相提高人們的生活成本。知識群體在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的集體失語，已造成當今媒體輿論中社會公正和正義感的普遍缺失。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于將正義感等同于道德判斷，這是很片面的。正義感是與道義擔當聯系在一起的，更重要的在于實際踐行，與觀念上的道德判斷其實是兩個層次的事。能踐行必有觀念；不能踐行，有觀念等同于無。我在《明清之際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收入《學術的年輪》）一文里，曾針對侯朝宗是否失節的論辯，表明自己的看法：“如此不耐寂寞的名士，應不應舉，出不出仕，有沒有氣節，于人于己都是無所謂的。打個絕對的比方，一婦女遭強暴，一君子袖手在旁，以不助紂為虐為節操，可乎哉？為此，我對許多所謂潔身自好而其實無所事事的氣節之士一向很鄙視。”明哲保身，在許多場合與潔身自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知識分子的道義擔當，不在于有沒有是非觀念和道德判斷，根本在于能否付之踐行。而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在某種意義上正是踐行的**步。但明哲保身乃至潔身自好都停在了**步之前。
大家都知道皇帝新衣的故事：誰都清楚皇帝的新衣是個謊言，但結束這一丑態卻需要公開表達我們的看法。那個說出真相的孩子是踐行者，而能否公開表達對現實的態度，也就是知識分子是否有道義擔當的界線。曾有人舉出錢鐘書的某些詩作，認為他對現實是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場的。這確是事實，但遺憾的是，他并未公開表達，也就同沒有差不多。腹誹等于默許現實，默許現實便是缺乏道義擔當。無論用什么理由為錢鐘書的“智慧”辯解，都不能改變這一結論。對一個賺稿費混飯吃的小文人，這無須指責，但對一個被尊崇為文化昆侖的大師，我們有理由從這個角度質疑他。不是么？ （原刊于《中華讀書報》2013年4月3日）
學術的年輪續編 作者簡介
蔣寅，華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博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唐代文學會理事。研究領域為唐代文學、清代文學與文獻、古代文學理論等。著作十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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