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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辯護的多維理念與實現路徑 版權信息
- ISBN：9787515411941
- 條形碼：9787515411941 ; 978-7-5154-1194-1
- 裝幀：一般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刑事辯護的多維理念與實現路徑 內容簡介
本書是2022年當代中國出版社為舉辦首屆當代中國刑事辯護高級論壇面向刑事控辯審領域積極征稿并通過篩選出優秀論文后集結出版的論文集。論文集分為四編、設置了四個專欄。每篇論文的作者以自己濃厚的學術底蘊以及豐富的辦案經驗，針對上述刑事辯護重要制度中的某一方面進行探討，對相關領域的疑點、難點提出了獨特的見解。在新時代我國發展既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的背景下，為控辯審領域人員如何把握新的機遇、應對新的挑戰作出指引。
刑事辯護的多維理念與實現路徑 目錄
**編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刑事辯護控辯協商，還是認罪認罰？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有效刑事辯護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刑法化研究
企業合規不起訴的適用條件——以《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為基礎
控辯實質性協商視角下認罪認罰被追訴人辯護權研究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背景下值班律師制度的思考 ——以36748篇裁判文書為研究樣本 陳建華 陳敏敏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律師刑事辯護的影響
認罪認罰量刑建議指導意見及同錄規定的爭議評注與刑訴法教義學解釋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之辯護實務探討
預防與糾正冤假錯案研究——認罪認罰制度下冤假錯案的防范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路徑思考
論被追訴人認罪認罰撤回的程序應對
刑事辯護視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三個轉向
認罪認罰制度下法律援助辯護有效性實證研究
反思與優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檢律關系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證明標準的探究
第二編
企業刑事合規的理論與實踐論企業合規中刑事律師執業活動的三個維度
論企業合規出罪的證明責任分配
合規視域中企業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建構
檢察機關企業合規改革實踐的思考
刑事合規不起訴的路徑探討——從《關于建立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說起
刑事政策激勵之企業合規
企業合規改革背景下刑辯律師業務轉型路徑研究
律師參與合規不起訴試點的探索及建議
尋求有效率的合規體系——社會科學對企業合規的建議
偵查階段開展刑事合規的探析——合規全流程的新篇章
論企業法律、合規、內控、風險管理協同融合工作開展——以刑事合規為切入點
企業合規不起訴適用對象研究
第三編
刑事法前沿問題研究律師對待真相的執業倫理分析
論“共生”趨勢下黑社會性質組織經濟特征的規范理解
刑事訴訟中的技術性證據審查與質證——以電子數據及電子數據鑒定意見為例
刑事強制醫療審批的證據問題研究——以強制醫療申請被駁回案件為視角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辯護證據問題研究——以400例樣本案例分析展開
量刑協商中的對抗式協商
我國刑法中的“野生動物”
論不作為犯罪中先行行為的范圍界定
共同犯罪量刑相對失衡的紓解進路研究
審查起訴訊問律師在場制度建構——以認罪分流為邏輯基點
錨定敘事理論下刑事冤假錯案的成因及預防論我國刑事法律援助辯護準入制度——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法》的實施為背景
第四編
刑事辯護案例評析二十八年法與情——我代理王某某案的日日夜夜
“社會型”刑事案件辯護策略淺議——以A市“6·24”案件的成功辯護為例
非法經營罪冤案回顧、司法現狀與錯案遏制
展開全部
刑事辯護的多維理念與實現路徑 節選
控辯協商，還是認罪認罰？冀祥德 劉晨琦 從2014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開始試點到2018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入法，再到如今實踐層面的廣泛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我國刑事司法改革，尤其是刑事訴訟制度變革產生了巨大作用和影響，可謂我國刑事司法體制改革中*有影響力的制度建構之一。關于該項制度的制度文本和司法實踐是否符合制度建構的初衷、制度的運行和不斷完善是否符合刑事訴訟規律，法學界、法律實務界對相關一系列問題見仁見智，肯定者有之，批評聲同在。筆者認為，對當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亟須從以下十大關系加以關注。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辯訴交易的關系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誕生以來，不少研究者將其與域外的辯訴交易制度進行比較，多數的聲音是“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同于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這一說法沒有錯誤，但并不準確。不僅中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同于美國的辯訴交易，德國刑事訴訟中的協商也不同于美國的辯訴交易，俄羅斯刑事訴訟法典中規定的認罪交易與美國辯訴交易亦有諸多差異。一項制度在任何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都會有一些差異。在進行制度比較的過程中，既要看到橫向的差異性，又要關注到事物在發展規律上的同源性。 （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辯訴交易制度的共通之處 **，兩項制度的產生背景有共通之處。辯訴交易制度產生于工業革命之后。急劇上升的犯罪案件數量與有限增長的司法資源之間的緊張關系，造就了刑事訴訟對控制司法成本和提高司法效率的要求。因此，辯訴交易制度不同于其他一些制度如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沉默權制度等，它不是國家通過成文法或者判例強制性地推行，而是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自發地悄然而生，辯訴交易的誕生旨在通過提升訴訟效率，解決司法成本與司法資源的矛盾問題。顯然，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也具備這一特點。在我國近年的司法改革過程中，在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之下，對于一部分案件采用簡化快速處理的方式，或者是采用司法合作的方法，大大地解決了案多人少、積案久拖不決的問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正是在這樣一種司法生態下應運而生的。 第二，兩項制度所依據的基本原理具有共通性，即“協商”，既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脅迫，也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屈從。 第三，兩項制度的價值追求具有共通性。二者所追求的價值目標都指向對以公正為前提的效率的追求，如果司法成本得不到控制或減少、司法效率得不到提高，確立這類制度是沒有意義的。 第四，兩項制度的參與主體具有共通性。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和辯訴交易制度都是控辯雙方之間進行的，控方與辯方進行司法合作并取得刑罰的減讓，在這個過程中，*關鍵也是*能發揮作用的參與主體是控方與辯方。 （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辯訴交易制度的差異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和辯訴交易制度之間著實存在很大的差異，尤其是中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美國的辯訴交易相比較，主要的差異體現在適用范圍、對被追訴人認罪悔罪的追求以及對司法公正追求的程度。 在適用范圍上，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可以就定罪和量刑進行協商，而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只能就量刑輕重進行協商，是不能就罪名與罪數進行協商的，這是兩項制度*顯著的區別。基于這一區別，在對正義和個案的司法公正的堅守上，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亦遠遠超過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后者在定罪協商的過程中，控方可以將指控的罪名由較重的罪名降為其所掌握的證據所支持的較輕罪名的控訴，即在罪名上的減讓；或者在被告人犯數罪的情況下，控方僅指控其中之一或其中的幾種罪行，即在罪數上的減讓。這兩種指控交易（charge bargain）大大地增加了為追求交易的成功不惜去犧牲個案的司法公正的可能。此外，不同于辯訴交易制度只注重被追訴人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外在承認，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還追求被追訴人后悔、悔恨自己的犯罪行為并具有改惡從善的意愿的效果，即認罰不僅是一種口頭表示，還要將真誠悔罪的態度體現在認罰的具體行為之中。從比較法的視角看，我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設計*大的亮點，就是對司法公正的追求度更高，更強調在維護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訴訟效率。 在世界范圍內，協商性司法的制度發展是一個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英美法到大陸法再到中國法的這樣一個過程和規律。基于前文的分析，應當正確地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辯訴交易的關系，不僅要厘清二者的不同，而且不能簡單地以一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等于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而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完全排除在“協商性司法”的范疇之外。 二、限權（力）與擴權（利）的關系 從人類社會開始用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刑事糾紛開始，世界刑事訴訟經歷了四次革命：**次革命是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離，司法權從行政權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項專事糾紛解決的權力；第二次革命是審判權與控訴權從司法權中分離；第三次革命是控訴權與辯護權的對等，辯方權利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弱到強，同時控方權力不斷被限縮，二者在對抗時在權力（利）武裝和權利（力）保護上逐漸趨于平等；第四次革命是控辯關系以對抗為主轉向以合作為主，在辯訴交易等控辯協商的訴訟形式產生后，控辯關系由對抗轉向合作的情形大量出現。控辯協商制度的基本原理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法治實踐和立法規定中得以確認之后，控辯關系將以合作為主，以對抗為輔。世界刑事訴訟的四次革命充分體現了權力制衡的理念，其中既有國家權力之間的相互制衡，也有權利擴張及其對權力的制約。 司法改革這些年來，盡管出臺了多項制度、采取了多項改革措施，但是仍然會出現通過行政權或司法權干預案件辦理的情況；公、檢、法三機關在對待辯護律師的態度上趨同，亦是基于三機關的同質、同向性：在權力屬性上都屬于公權力，具有同質性；在任務目標上，自它們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圍繞打擊和懲罰犯罪運行的，具有同向性。究其根源，司法權脫胎于行政權，它天然地具有“權力”的特征。法國啟蒙思想家、社會學家孟德斯鳩曾指出，“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會休止”“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想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做到以權力來約束權力”。國家權力的源泉是公民權利，對國家權力予以限制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的權利；同時，基于權力的無限擴張性，必須對其加以限制。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時，專門強調要“加強權力制約和監督”“確保執法司法各環節、全過程在有效制約監督下進行”。 而擴權在這里指的是辯護權的擴張，這是保護公民權利的應有之義。在刑事訴訟中，保護公民權利的內涵不僅包括保護普通公民的權利、被害人的權利，還包括保障被追訴人的權利。刑事訴訟的全過程充滿了對被害人權利的保護，而當強大的國家機器采用各種手段對犯罪嫌疑人個體展開偵查和控訴的時候，便需要對被追訴人的權利予以保護。司法權要從行政權中剝離出來，目的就是更好地保障被追訴人的人權。在現代刑事訴訟中，保證被追訴方與指控一方在訴訟地位與權利（力）上平等武裝，在訴訟機會、訴訟態度、訴訟條件和訴訟標準上獲得平等保護，才能實現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和平等合作。平等武裝和平等保護的關鍵就是賦予被追訴人辯護權。而只有當同屬于司法權的控訴權與審判權分離，才有了辯護權發展的空間和可能。由此可見，辯護權與公、檢、法三機關的權力是異質、逆向的，它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打擊犯罪，辯護權自產生那天起就具有私權利的屬性，它不是一項天然的權利，而是基于保障被追訴人人權的目的而生出的一項權利。當然，擴張辯護權并不意味著遏制控訴權的發展。例如，科技的進步帶動著偵控手段的不斷強大，證據科學的發展推動刑事證明理論和司法實踐的發展，都是控訴權發展的體現，權力在技術上的發展與權能上的限縮并不沖突。 從制衡理論來看世界刑事訴訟發展的歷史，就是公權力不斷被限縮、辯護權不斷擴張的過程。因此，我們需要在世界刑事訴訟四次革命的大背景下，檢視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設計和運行是否符合權力制衡理論的規律。
刑事辯護的多維理念與實現路徑 作者簡介
冀祥德，山東省青州市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博士后,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先后從事過警察、警校教師、律師、檢察、法學教育、法學研究、地方志工作。曾任山東德揚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市崇文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掛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學系常務副主任、常務副書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助理、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方志出版社社長、總編輯,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秘書長,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等職。曾獲北京大學第六屆研究生“學術十杰"”、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屆“十大杰出法學博士后"、全國優秀教師、全國優秀辯護律師等稱號。現就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任當代中國出版社總編輯、法定代表人,當代中國音像電子出版社社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專著、教材60余部,發表論文和理論文章300余篇,向中央提交內部研究報告70余份。曾獲第一屆全國法學博士后科研成果一等獎,第二屆中國法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中國法學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教育部等單位優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獎若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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