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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審判與筆錄中心主義 版權信息
- ISBN：9787100215305
- 條形碼：9787100215305 ; 978-7-100-21530-5
- 裝幀：70g膠版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刑事審判與筆錄中心主義 本書特色
全書較細致地總結了國內外刑事審判中對待筆錄資料及證人作證的規定，提出了我國刑法進一步改革的建議? 概述了筆錄在刑事訴訟中的一般情況，包括它的形成機制、移送方式和基本性質等。 介紹了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和地區運用筆錄資料的情況，為我國的刑事筆錄研究提供了學術背景。 論述了我國司法實踐中筆錄資料的基本情況，包括立法規制、現實運用和本質問題三個方面。 分析了筆錄中心主義的形成原因。 勾畫了筆錄中心主義改革的草圖，結合我國司法實際，就被告人的對質詰問權的實現提出了可行性方案。
刑事審判與筆錄中心主義 內容簡介
本書是對筆錄資料在我國刑事司法中占據中心位置現象的思考和改進建議。全書圍繞這一問題，細致考查了筆錄資料的證據力和審判的公正完善性、證人出庭必要性等技術、程序問題，對改進筆錄和證人在我國刑法中的地位，提出了建議性意見。全書共分5章，約20萬字，收入西政文庫青年篇。
刑事審判與筆錄中心主義 目錄
緒論 問題與方法
**章 刑事訴訟中的筆錄資料概述
**節 筆錄資料的一般性問題
一、筆錄資料的解讀
二、筆錄資料的派生性和非直接性
三、筆錄資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二節 筆錄資料的形成特點
一、筆錄資料形成的官方性和單向性
二、筆錄資料形成的規范性和程序性
三、筆錄資料形成的指向性與合目的性
第三節 筆錄資料的移送方式
一、全案移送主義
二、起訴狀一本主義
三、我國的卷宗移送方式
本章小結
第二章 筆錄資料限制與運用的境外考察
**節 英美法系國家的傳聞規則及其例外
一、傳聞規則及其例外規定
二、對質詰問權
三、傳聞規則與對質詰問權
四、對傳聞規則規制方法的思考
第二節 大陸法系國家規制筆錄資料的方法
一、大陸法系國家處理筆錄資料的方法
二、德國的立法和實踐
三、法國的立法和實踐
四、對大陸法系國家規制筆錄資料方法的思考
第三節 “混合式”訴訟模式下筆錄資料的處理方式
一、日本的立法和經驗
二、意大利的立法和經驗
三、我國臺灣地區的規定與實踐
四、對“混合式”訴訟模式下筆錄資料規制方法的思考
本章小結
第三章 筆錄資料在我國庭審中運用的立法、實踐及其問題
**節 筆錄資料的立法規制
一、書面證言的規制方法
二、被告人庭前供述筆錄的規制方法
三、筆錄類證據及其他書面材料的規制方法
四、筆錄資料立法規制的特點
第二節 筆錄資料運用的現實狀況
一、法庭調查的筆錄化
二、判決依據的筆錄化
三、上訴審查的筆錄化
第三節 筆錄中心主義的本質和問題
一、筆錄中心主義的本質
二、筆錄中心主義與控辯式庭審方式
三、筆錄中心主義與程序的公正性
四、筆錄中心主義與事實認定的準確性
本章小結
第四章 筆錄中心主義的成因
**節 司法的科層式結構及其一體化傾向
一、司法的科層式結構
二、司法的一體化傾向
第二節 客觀真實的訴訟觀與必罰主義理念
一、客觀真實與必罰主義
二、控辯式庭審下法官承繼著事實真相查明的職責
三、必罰主義對證據能力概念的漠視和邊緣化態度
第三節 立法規范的不完善
一、庭前筆錄資料的證據能力不受限制
二、被告人對質詰問權制度性保障的缺失
第四節 實踐中的證人出庭作證難
一、證人出庭率概念的重新界定
二、必要性證人出庭作證問題
三、證人出庭作證難與筆錄中心主義
本章小結
第五章 理想與現實：筆錄資料在刑事審判中的合理規制
**節 走向理想：審判中心主義的推進
一、審判中心主義的理想
二、筆錄中心主義的變革
三、司法體制與觀念的轉變
第二節 承繼傳統：筆錄資料規制方法的選擇
一、直接言詞原則與傳聞規則
二、規制庭前筆錄的基本方法
第三節 立足現實：對質詰問權的保障與證人庭前筆錄的規制
一、被告人對質詰問權模式的選擇
二、被告人對質詰問權的實現途徑
三、以被告人對質詰問權的保障規制證人庭前筆錄
第四節 其他類型筆錄資料的規制
一、被告人庭前供述的運用與規制
二、筆錄類證據的運用與規制
三、行政執法機關收集的筆錄資料的運用與規制
四、其他類型筆錄資料的運用與規制
本章小結
結語 回顧與展望
參考文獻
**章 刑事訴訟中的筆錄資料概述
**節 筆錄資料的一般性問題
一、筆錄資料的解讀
二、筆錄資料的派生性和非直接性
三、筆錄資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二節 筆錄資料的形成特點
一、筆錄資料形成的官方性和單向性
二、筆錄資料形成的規范性和程序性
三、筆錄資料形成的指向性與合目的性
第三節 筆錄資料的移送方式
一、全案移送主義
二、起訴狀一本主義
三、我國的卷宗移送方式
本章小結
第二章 筆錄資料限制與運用的境外考察
**節 英美法系國家的傳聞規則及其例外
一、傳聞規則及其例外規定
二、對質詰問權
三、傳聞規則與對質詰問權
四、對傳聞規則規制方法的思考
第二節 大陸法系國家規制筆錄資料的方法
一、大陸法系國家處理筆錄資料的方法
二、德國的立法和實踐
三、法國的立法和實踐
四、對大陸法系國家規制筆錄資料方法的思考
第三節 “混合式”訴訟模式下筆錄資料的處理方式
一、日本的立法和經驗
二、意大利的立法和經驗
三、我國臺灣地區的規定與實踐
四、對“混合式”訴訟模式下筆錄資料規制方法的思考
本章小結
第三章 筆錄資料在我國庭審中運用的立法、實踐及其問題
**節 筆錄資料的立法規制
一、書面證言的規制方法
二、被告人庭前供述筆錄的規制方法
三、筆錄類證據及其他書面材料的規制方法
四、筆錄資料立法規制的特點
第二節 筆錄資料運用的現實狀況
一、法庭調查的筆錄化
二、判決依據的筆錄化
三、上訴審查的筆錄化
第三節 筆錄中心主義的本質和問題
一、筆錄中心主義的本質
二、筆錄中心主義與控辯式庭審方式
三、筆錄中心主義與程序的公正性
四、筆錄中心主義與事實認定的準確性
本章小結
第四章 筆錄中心主義的成因
**節 司法的科層式結構及其一體化傾向
一、司法的科層式結構
二、司法的一體化傾向
第二節 客觀真實的訴訟觀與必罰主義理念
一、客觀真實與必罰主義
二、控辯式庭審下法官承繼著事實真相查明的職責
三、必罰主義對證據能力概念的漠視和邊緣化態度
第三節 立法規范的不完善
一、庭前筆錄資料的證據能力不受限制
二、被告人對質詰問權制度性保障的缺失
第四節 實踐中的證人出庭作證難
一、證人出庭率概念的重新界定
二、必要性證人出庭作證問題
三、證人出庭作證難與筆錄中心主義
本章小結
第五章 理想與現實：筆錄資料在刑事審判中的合理規制
**節 走向理想：審判中心主義的推進
一、審判中心主義的理想
二、筆錄中心主義的變革
三、司法體制與觀念的轉變
第二節 承繼傳統：筆錄資料規制方法的選擇
一、直接言詞原則與傳聞規則
二、規制庭前筆錄的基本方法
第三節 立足現實：對質詰問權的保障與證人庭前筆錄的規制
一、被告人對質詰問權模式的選擇
二、被告人對質詰問權的實現途徑
三、以被告人對質詰問權的保障規制證人庭前筆錄
第四節 其他類型筆錄資料的規制
一、被告人庭前供述的運用與規制
二、筆錄類證據的運用與規制
三、行政執法機關收集的筆錄資料的運用與規制
四、其他類型筆錄資料的運用與規制
本章小結
結語 回顧與展望
參考文獻
展開全部
刑事審判與筆錄中心主義 節選
在實踐中，證人證言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的，即應當是關鍵證人，這一條件相對而言是容易滿足的，可以說大部分的證人證言都會對定罪量刑有重大影響，這樣一來，在控辯任何一方對證人證言有異議的場合，證人應否出庭作證的關鍵是法院的自由裁量權。那么，法院依據什么作出必要性的判斷呢？法律及司法解釋并沒有相關的規定和指引，各級法院依據該條款作出認定也無所適從。筆者以為，*好的解決途徑是以指導性案例的方法給各級法院以指引，并在指導性案例中說明作出認定的依據，如該書面證言的不可替代性、維護司法的正義所必須等因素考量。①比如，在一起故意殺人案中，目擊證人在庭前對案件事實的多份證言前后矛盾，但該證人證言是定案的關鍵證據，被告人對證人證言提出異議，法庭基于在案證據無法判斷證人證言真實性的情況，就有必要讓該證人出庭作證，接受控辯雙方的質證和法庭的詢問，查清相關疑點和矛盾，確保事實真相的發現。② 2.明確了證人可以不出庭作證的正當理由。根據《解釋》第253條的規定，證人可以不出庭的正當理由包括：其一，在庭審期間身患嚴重疾病或者行動極為不便的；其二，居所遠離開庭地點且交通極為不便的；其三，身處國外短期無法回國的；其四，有其他客觀原因，確實無法出庭的。同時又規定，在這些情形下，也可以通過視頻等方式作證。 現代社會生活紛繁復雜，期望所有具有必要性的證人都出庭作證也是不現實的，故任何一個司法制度都是允許例外情形的。在這種情形下，對證人庭前筆錄的運用就是無法避免之結果。因此，因正當理由不出庭的，其證言之證據能力自不受限。在此，關鍵的問題是對證人不出庭的正當理由予以合理界定，特別是“有其他客觀原因，確實無法出庭的”這一概括式規定，不能任由法官自由裁量，而應當建構一定的標準，或者以解釋為之，或者以指導性案例為之，總之，下級法院對這些情形的認定應當受到拘束。 不過，《解釋》又為這些無法作證的情形提供了“視頻作證”的選擇模式，與德國《刑事訴訟法》之“視頻作證”有一定的相似性，從其解釋意圖而言是極為有意義的。不過，唯一令人產生疑問的是，既然《解釋》在作證方法上確認了“視頻作證”的可接受性，同時又未能明確證人有正當理由不出庭作證，那么在具備“視頻作證”條件的情形下，證人是否應當“視頻作證”呢？筆者以為，從解釋精神來看，允許證人可以不作證的原因是客觀而非主觀的，那么在具備“視頻作證”條件的情況下，其不能作證的客觀原因已經消失，故當然不能免除其作證的義務。因此，在此情形下，證人如果拒絕“視頻作證”，其效果也當然相當于應當作證而不作證。而且，此處還應當借鑒德國《刑事訴訟法》關于視頻作證之同時傳送的要求，以保證作證的實時性。 3.庭前不一致證言可以作為實質證據。《解釋》第91條對證人出庭作證后庭前證言的運用問題作出了規定，即證人當庭證言經控辯雙方質證、法庭查證屬實的，應作為定案的根據。但是，證人當庭證言與庭前證言矛盾的時候，證人能作出合理解釋，并有其他證據印證的，應當采信當庭證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釋，而庭前證言有其他證據印證的，可以采信庭前證言。也就是說，在當庭證言與庭前證言相矛盾的時候，如果庭前證言具有“可信性”保障的，可以采用庭前證言。這一書面證言的采信方法與大陸法系國家的處理方式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也與日本刑事程序處理檢察官面前之筆錄的方法相似，更與我國臺灣地區處理警詢筆錄的方式相似，即庭前不一致陳述不僅可以作為彈劾證據，而且可以作為實質證據，只不過《解釋》所評價的“可信性”保障是以庭前證言能夠與其他相關證據的相印證為條件。 4.書面證言具備“真實性”保障的，其證據能力不受限制。《解釋》第91條第3款對書面證言的證據能力做了兜底式的規定，即經人民法院通知，證人沒有正當理由拒絕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絕作證的，其庭前證言并不當然不具有證據能力，而是認為“法庭對其證言的真實性無法確認的，該證人證言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也就是說，如果法庭經過審查認為該書面證言具有“真實性”保障，那么其證據能力是不受限制的。
刑事審判與筆錄中心主義 作者簡介
李濱，男，河南洛陽人，2015年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訴訟法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現任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教師，主要研究刑事訴訟法、證據法、司法制度，在《中國刑事法雜志》等核心期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主持完成省部級科研項目2項。2011-2012年在廣東省基層法院擔任刑事法官，2012-2013年赴美國休斯敦大學法學院訪學，2016-2017年掛職任基層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現兼任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五分院聽證員，重慶市涉案企業合規第三方監督評估機制專業人員庫（第一批）入庫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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