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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輝煌 中信30年之路 版權信息
- ISBN：9787508621487
- 條形碼：9787508621487 ; 978-7-5086-2148-7
- 裝幀：暫無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艱難的輝煌 中信30年之路 本書特色
《艱難的輝煌:中信30年之路》編輯推薦：這是一個曾由鄧小平欽點成立、榮老板傾注畢生心血的紅色企業這是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無數次挑戰政策的底線，突圍成功的改革急先鋒這是一個從地產到衛星通信、從金融到實業，跨行業經營的中國*大的企業集團這是一個在改革開放30年間悄然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卻*不為人知的神秘企業1.中信公司在改革開放30年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多次沖破制度障礙，引領時代的發展潮流。★ **個打破新中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冰封，在海外發行債券募集外資、開創儀征模式，首開中國利用國際債權市場引進外資的先河★ **個打破計劃經濟制度束縛，自己籌資、自己經營、自己建造房地產項目（國際大廈、建國飯店），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萌芽和發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個引入國外融資租賃模式，解決投資與融資雙重需求，北京街頭的出租車中首次出現了400量日本生產的高檔小轎車★ **個引入國外獨立經濟咨詢公司模式的企業，開創中國經濟咨詢業之河者★ **個瞄準海外投資市場，開創“資本輸出”之先河 ★ **個沖破高度壟斷的行政體制和市場利益格局，為外國公司發射衛星，開民用商業衛星事業之先河2.后榮毅仁時代的中信，面臨戰略轉型與長遠發展的重大挑戰，在中國金融大變革的時代背景下，走出一條創新發展之路—— 1994年之后，這個曾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窗口作用的大型國有企業，如何擺脫自身經營困境，從五位一體的大型信托投資企業，轉型為一家以金融、實業、服務為主的大型企業集團。首開金融控股之先河，在中國金融改革浪潮和全球金融潮流中，敏銳而果敢地朝著集多種金融服務于一體的金融集團目標邁進。3、解密中國經濟改革重大決策背后的博弈：中信在高層決策中發揮的影響力★ 鄧小平急于尋找改革破題之人，點將榮毅仁，出資2億多協助創辦中信公司始末★ 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力主改革突破，《中外合營法》出臺始末★“在長安街不讓中信走，煤渣胡同總得讓中信走吧”：新中國海外融資之路的急先鋒★ 租賃不是剝削：小錢帶大錢，租賃融資之路★“鳥籠政策”：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探索，以及中信的方向問題★ 中國金融改革的破題：金融控股之路海報：
艱難的輝煌 中信30年之路 內容簡介
本書是迄今為止**部全面解讀中信公司初創過程和30年發展歷程的重要作品。1979年10月4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宣布成立。這家由鄧小平同志親自授意下，由“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執掌的公司，在后來的歲月中，成為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窗口，多次沖破體制障礙，開創了一個個新的經濟模式，引領了時代發展的方向，也悄然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本書以客觀的歷史視角，翔實而生動地記錄了中信30年走過的歷程，講述了它在封閉的社會條件下，如何打開一條海外合作之路的艱難故事，以及在進入新時期后，如何擺脫自身經營困境，成為一家大型綜合性跨國企業集團。中信的30年，不僅飽含了一個企業的奮斗與輝煌史，更折射出中國改革開放30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與時代潮流。
本書適用于：財經業內人士、普通讀者。
艱難的輝煌 中信30年之路 目錄
楔子
**章 呼喚榮毅仁
第二章 鄧小平點將
第三章 榮毅仁的前世今生
第四章 中信元年
第五章 **只螃蟹
第六章 試水房地產
第七章 煤渣胡同風景
第八章 籠中鳥
第九章 大象在籠子里跳舞
第十章 大船入海
第十一章 搶灘香港
第十二章 大棋局
第十三章 亞洲一號衛星
第十四章 資本過山車
**章 呼喚榮毅仁
第二章 鄧小平點將
第三章 榮毅仁的前世今生
第四章 中信元年
第五章 **只螃蟹
第六章 試水房地產
第七章 煤渣胡同風景
第八章 籠中鳥
第九章 大象在籠子里跳舞
第十章 大船入海
第十一章 搶灘香港
第十二章 大棋局
第十三章 亞洲一號衛星
第十四章 資本過山車
展開全部
艱難的輝煌 中信30年之路 節選
《艱難的輝煌:中信30年之路》是迄今為止**部全面解讀中信公司初創過程和30年發展歷程的重要作品。1979年10月4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宣布成立。這家由鄧小平同志親自授意下，由“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執掌的公司，在后來的歲月中，成為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窗口，多次沖破體制障礙，開創了一個個新的經濟模式，引領了時代發展的方向，也悄然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艱難的輝煌:中信30年之路》以客觀的歷史視角，翔實而生動地記錄了中信30年走過的歷程，講述了它在封閉的社會條件下，如何打開一條海外合作之路的艱難故事，以及在進入新時期后，如何擺脫自身經營困境，成為一家大型綜合性跨國企業集團。中信的30年，不僅飽含了一個企業的奮斗與輝煌史，更折射出中國改革開放30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與時代潮流。《艱難的輝煌:中信30年之路》適用于：財經業內人士、普通讀者。
艱難的輝煌 中信30年之路 相關資料
2006年初，當王軍即將退休的消息傳開時，在香港，有記者問他：“這些年來您的成就感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王軍回答說：“有人認為我在1996年賣掉中信泰富做得很好，但也有人說我做錯了，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成就。”記者頓時瞪大了眼睛。一個構筑了中信集團巍峨大廈的人，一個在13年時間里將中信從800億總資產猛增到8 000億的人，竟然將一次頗有爭議的百億資產轉讓當做其最具成就感的大事，這一答案令媒體深感詫異。***1996年，王軍向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匯報中信公司的情況，他簡短而明確地說：“中信的問題是資本金不足，負債率太高。”朱镕基也十分干脆地表示，國家不會給中信一分錢，就這樣回絕了王軍的念想。當朱副總理追問王軍打算如何解決時，王軍回答：“考慮賣一些資產。”副總理聽罷說，這是商業行為，他不會干涉。王軍不再詳細解釋自己的計劃，告辭出來了。***回到京城大廈8樓的辦公室，王軍再次盯住了香港股市即時行情表，恒生指數幾乎拉起了一根向上的斜線，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恒指漲幅超過90%，1995年初僅為7 300多點，到1996年12月時，已經越過13 500點高位。再看中信泰富。1991年中信香港公司對泰富發展的收購戰結束的時候，中信泰富的股價約13港元，此后便一路陡升，到1994年1月28日，股價上升到2580港元；到1996年下半年，中信泰富迅速跨過35港元，直逼40港元大關。當王軍向朱镕基提出“考慮賣一些資產”，來補充資本金的時候，他腦海里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方案——將中信公司在中信泰富的部分權益變現，向榮智健及其中信泰富管理層轉讓這部分股權。這正是榮智健期盼已久的結果。當中信泰富的股價不斷攀升，當“九七”的利好不斷顯現的時候，榮智健迫切希望增持中信泰富的股權，他曾多次找到王軍，希望中信總公司成人之美，而且他認為這是一個于中信、于他本人以及整個泰富管理層都大有裨益的選擇。但是，遠離中國政治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榮智健卻難以覺察到王軍此時的復雜心態。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資本市場的退出機制來獲得收益，本就是市場主體慣用的手段。通過這一方式，企業適時調整和重組資本結構，既可鞏固前期內部發展和外部交易的成果，又將獲得再發展的動力和能量，企業亦可憑借這一方式調整戰略，另辟戰場。但是，對于中信這樣的國有企業來說，如此行為卻可能犯了國有資產流失之大忌。王軍作為中信這塊巨大的國有資產的當家人，一旦發生所謂的“流失”，他將為此承擔重大責任和難以料想的后果，這一后果將不僅僅是撤職查辦，甚至可能包括更嚴重的刑事處罰。可是，此時此刻，王軍已經顧不得這些，他必須當機立斷。1996年歲末，王軍終于同意了榮智健的請求。他決定將中信公司在中信泰富18%的股權出讓給以榮智健為首的管理層，每股價格為33港元。多年后，當王軍被問及是否希望用這一行動來推動國有企業通過資本市場保值增值的時候，王軍言之鑿鑿地回答：“沒有，沒有這么想過，就是沒錢了，只能這么做。”“那您當時是否已經考慮了中信金融板塊的布局問題？”“沒有想那么多，就是沒有錢，要想辦法讓中信渡過難關。”率真的王軍并不想拔高自己。***回到1996年的情境。得知王軍同意出讓股權的信息，榮智健大喜過望，中信泰富勢頭正旺，他一直渴望能有機會擴大其個人在泰富的權益。他即刻派出總經理范鴻齡飛赴北京。12月26日中午，范鴻齡到了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直到這個時候，王軍才把總經理秦曉、副總經理常振明和財務部負責人叫到了自己的辦公室，向他們通報此事。王軍說，這事已經定了，你們去商量具體條款吧，范鴻齡已經到北京了。秦曉不安地問：國務院同意了嗎？王軍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做了就做了，能收回來100億，我們資本金不足的大問題就解決了。”王軍深知這是一個一定要被追究責任的天大事情，他決定自己來承擔一切后果，于是他作出了在董事長任上“唯一一次獨斷專行”。兩個小時后，秦曉等人將談妥的細則交予王軍，王軍瀏覽后即刻在上面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是1996年的12月26日，但是王軍專門叮囑秦曉：留在紙面上的簽字日期改為1996年12月31日。七年后，中央電視臺記者采訪王軍：“為什么在26日簽的時候要簽成31日呢？”王軍絲毫不遮掩自己當時的用心：“我們國家有很多規定，而且我們是一家國有企業，如果這么大的資產出讓的話，需要有很多的報批手續，也有可能國家的有關行政領導機構讓我們停止這筆交易。如果說（此次轉讓協議）公布了以后卻停止交易，在香港就屬于犯法行為了，要承擔很大的法律責任；在國內你又必須執行政府的這些規定。在12月31日下午，大家都準備過年的時候公布一下，等到過完年，可能淡漠一點，反應不會那么強烈了。”12月26日下午，王軍簽字后對范鴻齡說：“你必須在12月31日下午將協議遞交到聯交所，切不可上午遞。”王軍試圖打一個時間的擦邊球，“正好過年，公布的時候沒人注意，（國務院）想找我麻煩的時候就來不及了。”王軍不是沒有過教訓。“收購亞洲衛星，寫了一個報告，當時的股價才7港元，報告折騰了好幾次，批下來已經是5個月以后了，股價已經到了15港元。”此次要賣股權，現在的價格33港元，如果再打報告、再折騰幾個月，批下來的時候，股價怕只剩下十幾港元了，18%股權的含金量可能就要縮水2/3。這是商業機密，絕不能再泄露。為此，王軍寧肯冒撤職查辦的危險，也要擅自行動一回。王軍的算盤打得很好。但是，興奮不已的榮智健還是沒能遵守諾言。12月31日上午，他興沖沖地向香港聯交所遞交了與中信總公司的股權轉讓協議。第二天就是1997年新年了，整個北京都沉浸在香港即將回歸的熱烈氛圍之中。上午，王軍得知消息已經透露出去，他暗暗叫苦，祈禱著北京方面最好沒有人關注到此事。但是到了中午，總經理秦曉桌上的電話就響了起來，電話來自國務院——“這么大的事，為什么事先沒有通報？”他趕緊向王軍匯報。王軍說：“反正朱副總理有過說法，同意我們出讓資產補充（資本金）。”秦曉于是答復對方：“朱镕基副總理同意了……”王軍一聽要壞事，趕緊致電朱镕基，稱“秦曉在胡說八道”，但電話里百般解釋也沒能說通。后來，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周正慶找王軍調查此事。王軍依然氣勢不減地說：“做買賣哪有說股票不能賣啊，我缺錢怎么辦？”此次股權轉讓，王軍收回了108億港元!這幫他解了大圍。后來有記者問王軍：“如果您本人真的因為這件事情而被撤職，您覺得值不值得？”王軍回答：“值得！我給公司做了一件好事。”***再說一件題外事。在王軍出售中信泰富事件過去整整13年之后，2009年，中鋁公司195億美元收購力拓一案在經歷了層層審批之后，最終錯過了經濟最低迷的時刻，緩過精氣神的力拓公司已經不再需要中鋁的注資，力拓單方面毀約，中鋁因此錯過了一宗絕好的大買賣。一份由某國家級智囊機構撰寫的報告說：“市場機會稍縱即逝，市場環境也時刻變化，這都與復雜的審批程序是相矛盾的。以中鋁投資力拓為例，即使澳大利亞方不延長審批期限，單是在中國政府完成所有審批的時間之內，鐵礦石市場逆轉的情況，也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1997年7月，由泰銖貶值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波及幾乎所有的亞洲新興市場國家，銀行倒閉，金融業崩潰，導致整個經濟癱瘓。但此時對于中信來說，剛剛到手的108億港元簡直成了王軍的定海神針。王軍連連稱幸。后來他說：“這些年沒有發生支付危機，這筆錢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沒有這108億的話，遇到亞洲金融風暴，我們可能會向國家伸手，但是有了這108億，我們沒向國家伸手要錢。尤其是在亞洲金融危機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中信嘉華銀行、中信泰富資金上的支持，這筆交易起了很大作用。”2004年，王軍受邀在上海舉行的沃頓商學院同學會上發言：“經濟環境的任何變化，都會給中信帶來重大的影響。中信未雨綢繆，及時考慮到經濟當中隱含著危機的可能性，而一旦危機到來，公司就要作最壞的打算。因此，我們開始調整日常資本項下的開支，并通過資本市場進行運作。當1997年6月泰國銀行發生危機苗頭的時候，我們已經把錢留下來了，保證了我們的生存和發展。1997年底金融危機嚴重危及香港的時候，我們已經提前處理了銀行的問題，使中信公司順利渡過了香港股市危機和銀行危機。正是這樣有勇氣、有調整和有策略的動作，中信才頂住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但是在1997年，“唯一一次獨斷專行”的王軍還是遇到了一連串麻煩。1996年12月26日王軍與范鴻齡簽署股權轉讓協議時，中信泰富的股價在32～33港元之間波動，王軍與榮智健的轉讓協議定價為每股33港元。但是，到了12月31日協議生效那天，香港股票市場上中信泰富的股價躥到了39港元，一股差了6港元，6億股就是36億港元。更令人吃驚的是，過了春節，中信泰富的股價更是高達58港元。這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前夜，東南亞本已過熱的經濟，再次被推到極致。股票一出手就大漲，那一刻，王軍的運氣看上去實在不算太好。于是，北京就有不止一人打報告向中央告狀，把中信泰富股票上漲的差額，算成是“國有資產最大的一次流失”，王軍當然是脫不掉干系的罪魁禍首。還有一組數據應該特別被關注：1995年，中國全年的外匯儲備僅為735億美元，到1996年，剛剛突破1 000億美元。而此次王軍出售中信泰富的股權，用居偉民的話說，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有資產從海外套現最大的一筆”，繼而股價又大漲，如果認定這是國有資產流失，那么這當然是一次不得了的“最大流失”，特別是事先又沒有跟國務院通報，幾重罪名疊加，王軍真是兇多吉少。這一嚴峻的形勢直到1997年底亞洲金融風暴肆虐香港，才漸漸緩解。這個時候，中信運氣來了。王軍手中有糧，心中有了底氣。手持100多億港元，當亞洲金融風暴襲來之時，中信才得以安然處之。但風暴眼中的中信泰富就沒那么幸運了。從1997年1月到1998年1月，泰銖貶值563%，印尼盾貶值848%，菲律賓比索貶值434%，馬來西亞林吉特貶值483%，新加坡元貶值123%。周邊地區和國家貨幣對美元紛紛一貶再貶，等于港元對周邊貨幣持續升值，直接傷害香港的貿易和出口。對于中信泰富來說，大昌貿易行的全部業務都受到損失。香港金融危機的直接結果，是股市和樓市崩盤。1997年9月30日到10月23日，20天不到的開市時間，恒生指數從15 049點跌至9 767點，跌幅高達35%。而紅籌股更是一瀉千里，極其慘烈。到1998年8月14日，與1997年的高峰比較，恒生指數下跌59%，紅籌指數下跌86%。中信泰富的股價從1997年2月的58港元高點急劇下跌到了132港元。這是1998年夏天，香港資本市場一片肅殺。1996年歲末，榮智健曾以自己在中信泰富的股權為抵押向匯豐銀行貸款，來受讓中信公司轉出的18%的股權。但是到1998年，中信泰富股價驟跌，榮智健的資產嚴重縮水，銀行向他急追貸款，否則極可能自行行權，強行平倉。就在這時，中信公司動用19億港元在二級市場回購中信泰富的股票，再增持4%的中信泰富股權。此外，北京方面的現金支持，讓榮智健躲過一劫。這一串舉動讓中信泰富股價回升了30%，這一信號無疑也在告訴香港投資者，中信公司依然看好中信泰富的前景，這不僅為榮智健帶來了莫大的利好，也向香港市場傳遞了信心。但是，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的強烈沖擊，直接拖累了中信嘉華銀行。此時中信嘉華銀行因70億港元的不良貸款，已經走到了破產邊緣。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初起之時，尚未直接沖擊香港市場。1998年初在香港注冊上市的11家銀行發表的上年業績報告表明，雖然“香港銀行界拆息上升，息差收窄，但仍有單位數字增長，沒有出現純利負增長情況。其中，特別以中資控股的友聯銀行和嘉華銀行增幅最大，分別達到261%和26%。此間業內人士認為，香港特區政府致力穩定港元聯席匯率及健全的銀行法例和嚴格有效的監管制度，使香港銀行業成為全球最能適應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綠洲’”。話音未落，風暴驟起。由于香港紅籌、內地國投等各種地方中小型非銀行金融機構大面積發生嚴重的支付危機，加之地方政府還款意愿頗低，從而拖累中信嘉華銀行出現嚴重的壞賬。中信嘉華銀行的全部貸款才200億港元，不良資產竟高達70億港元，不良資產率為35%。而當時香港銀行一般的不良資產率僅在4%～8%。中信嘉華銀行最少要為不良資產準備近10億港元的撥備，但1998年中信嘉華銀行撥備前的利潤只有6億多港元，直接虧損4億港元。然而，一波未平，中信嘉華銀行又爆出更大丑聞，原名譽董事長金德琴因涉嫌貪污，于1998年4月12日被羈押，同年11月6日被逮捕。從1990年到1995年，金德琴往自己的私人賬戶里共填入3 932萬港元和159萬美元。中信嘉華銀行雪上加霜，還能全身而退、渡過難關嗎？中信嘉華銀行之側，號稱“紅籌之父”的百富勤公司，資產246億港元，35個辦事處遍布16個國家，這一《財富》“世界500強”之一的龐然大物，在亞洲金融危機來臨之時，僅因為6 000萬美元周轉不靈而破產。這是一個“現金為王”的時刻，銀行虧損必然侵蝕銀行的資本金。資本金減少，資本充足率下降，標志著銀行抗風險和抗破產能力下降。中信嘉華銀行的信用危機已經命懸一線。為了防止出現對銀行擠兌而導致銀行破產，香港金融管理局提出緊急預案：首先，大股東要增加資本金；其次，大股東要拿出至少20億港元現金作為存款，以應付可能發生的擠兌。王軍毫不避諱地說，這是他治上“最難的一段時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是我們日子最難過的時候。1997年以前我們公司70%～80%的收益來自海外。1998年合并報表中，國外的收益就反過來，只占了30%。一是中信嘉華銀行管理層出了問題，董事長被收審了。200多億港元存款中，不良貸款就達70億港元，不良貸款比例超過30%……另外，在1997年以后，木材價格下降了一半，我們在海外的主要投資林業也非常吃緊。”曾幾何時，中信海外實業的收益給予中信決策層極大的驚喜和信心。但是，與國內實業投資一樣，海外企業也同樣遭遇低谷，除了市場跌宕起伏，所在國的法律、環保、稅收以及人才等等非市場因素也極大地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外匯收益銳減。但是，此時的中信又再次面臨外債的償債高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終于徹底打破了中信公司行進了18年的運營軌道，中信公司再也不能延續原有模式。在這一模式中，生產、技術、金融、貿易、服務五位一體，榮毅仁先生當初設想它們能夠優勢互補，齊頭并進。然而縱覽全局，即可發現，除金融業一枝獨秀，中信的另外四個產業并沒有能夠齊步走，甚至直接拖累了中信前行的步伐。在這一嚴峻局勢面前，王軍必須作出重大的戰略調整。在1993年、1994年以來的中信戰略大討論中，中信公司初步確立了“有所不為、有所為”的調整方針，但是，關于退與進的具體方向問題，公司內部還是發生了重大爭執，爭論各方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其一，將中信建成以實業投資為主兼營貿易的工貿公司；其二，將中信改造成以金融服務和金融投資為主的財團型公司。當初，秦曉詳細分析了兩種取向的優劣：實現工貿公司的發展戰略要求我們形成控股、直接管理、有專門產業背景并占據相當市場份額的企業群結構。從中信的現實基礎出發，這一調整跨度和力度都太大，相應的代價也太高。在實施這一戰略的過程中產業結構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資本結構會更加惡化，現有資金循環方式所產生的現金流量壓力亦會加重……與首鋼、二汽、中化這些行業上的巨型公司（相比），在資產的質量與規模、技術水平及其開發能力、管理的專業化程度、人才、市場占有率及進入國際市場能力這些主要因素上我們都不具備優勢。而“金融財團”則大不一樣。中信以信托投資立名，其經營活動比較接近金融性公司。在金融領域中我們依然處于領先地位并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商業銀行是公司今年來發展最快、效益最好的業務。國內資本市場的興起及其與國外資本市場的接軌，使證券、基金、金融性投資、企業兼并咨詢服務成為迅速成長的新型產業；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將把保險業和各種類型的投資機構推入市場。中國的金融業被視為本世紀末、下世紀初最大的潛在市場。這為我們調整發展戰略、開發金融業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空間。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自1994年以來，中信公司明確將自己的企業戰略從“五位一體”調整為“金融、實業、服務”三大業務板塊，并開始向金融業傾斜，其成效已經初步顯現。從1996年到1998年的三年間，中信公司的整體利潤分別為247億、285億和228億元人民幣（見表5）。這其中，中信實業銀行的利潤貢獻率最高（見表6），此外還有中信嘉華銀行的利潤貢獻，再加上1996年之后中信證券的利潤貢獻，中信公司從金融板塊中所獲紅利幾乎占據了整個中信全部利潤的80%以上。誰都可以就此得出一個結論，金融產業已經漸漸成長為中信公司一木擎天的力量。然而，新的更加嚴峻的問題再次襲來。王軍十分清楚，中信金融業一枝獨秀的格局，并不穩當，體制的障礙將極大地限制中信金融板塊的后續發展。原本屬于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中信公司，當銀行、證券、基金、期貨、信托、保險門類逐漸豐滿的時候，立刻就遇到了與現行法律不相容的尖銳矛盾。因為，至少從法律制度上來說，中信公司似乎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1995年7月1日，《商業銀行法》頒布，常振明認真研習之后深感困惑，他來到中國人民銀行“求教”。“《商業銀行法》有一條，不能用借來的錢投資，可中信所有的錢都是借來的，國家只給你兩個億，中信的資本金只有20個億，中信銀行的資本金是30個億，子公司的資本金加起來有100多個億，遠遠大于總公司，那肯定是借款啊。我找夏斌、謝平，他們說，你們還做什么啊，你什么都做不了，所有的法規與中信的負債經營模式都是相矛盾的。”“什么都做不了”，這一灰色幽默太令人失望了。對于中信來說，生存都已經失去了依據，遑論發展？1996年10月，國務院有關部門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體改委等在內的機構在北京專門召開了會議，討論中信公司如何盡快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以適應國務院分業管理的政策。為此，國務院專門發布了一個會議紀要，要求中信公司盡快落實。監管部門甚至提出，撤銷中信公司的部分單項金融業務，還特別提出要撤銷中信信托業務。這立刻遭到了王軍的激烈反對。王軍求見有關領導。王軍說：“中信信托的業務絕對不能弄掉，我在各方面都讓步了，你要把我起家的東西都弄掉，在國際上影響很大。”……雖然高懸的利劍并未馬上斬下來，但是很顯然，對于中信金融板塊來說，情勢已經陷入危機。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體制問題，理順關系，創出一條新路，中信金融產業的持續成長就將是沙漠中的樓閣，隨時可能從根基上動搖。因此，解決體制矛盾，這將成為王軍繞不過去的挑戰。而這將是中信十幾年發展歷史中所面臨的又一次重大挑戰。回溯這一段讓王軍常常難以入眠的日日夜夜，常振明深感艱辛。“到1993年，中信在過去的14年經歷了中國經濟體制的三個階段，從計劃經濟到‘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再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是說，榮老板在計劃經濟時代，做的事大多是突破計劃的框框，中信闖出來了。可是到了90年代中，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什么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法治。在這個用法律法規來說話的時代，中信就要適應新的環境，只能試著再闖出一條新路。這個轉型期很艱難，海外發債不可能了，《商業銀行法》又規定了信托公司是非銀行金融機構，投資不得使用借款。中信怎么存在，往后該怎么辦，哪條路適合中信？沒有人知道，誰也說不清楚，中央也說不清。”怎么辦？出路何在？***靠賣資產、賣股票、調整產業結構，都還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中信的生存問題。在接下來的數年中，王軍殫精竭慮，為中信苦苦探尋生存發展之道。一場力度最大、最深刻的公司改革正在醞釀。此時，跨出國門，整個世界的金融變革風起云涌。這股浪潮必將穿過厚重的長城，進而影響中國的金融界。1996年底，在日本參加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王軍，從那里感知到了這股完全不同的金融大潮。這是一股令人激動的潮流，它成為王軍二次變革的重要參照。
艱難的輝煌 中信30年之路 作者簡介
王偉群，知名媒體評論人、作家、傳媒人。曾先后擔任《中國青年報》記者、編輯，北京電視臺7頻道新聞部主任、制片人，《成功營銷》雜志總編輯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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