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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的清真寺 版權信息
- ISBN：9787532773992
- 條形碼：9787532773992 ; 978-7-5327-7399-2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慕尼黑的清真寺 本書特色
納粹、中情局、穆斯林兄弟會，
普利策獎得主、《華爾街日報》前德國分社社長伊恩·約翰遜，
追蹤歐洲伊斯蘭激進運動70年！
慕尼黑的清真寺 內容簡介
慕尼黑清真寺與恐怖活動有著令人不安的聯系。
1980年代，馬哈莫德•阿布赫利馬是清真寺的常客。不久后，他就去了美國，1993年，由于試圖協助炸毀世貿中心，被判入獄。
1999年，德國警方竊聽了達卡贊利的家并跟蹤了他在清真寺的接觸對象，其中有一位很特別的男士，穆罕默德•阿塔。兩年后，阿塔駕駛著**架飛機撞進了世貿中心。
在其后的數年里，又發生了馬德里和倫敦的恐怖事件，而嫌疑對象都是在歐洲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年輕穆斯林，這讓調查人員萬分震驚。
對慕尼黑穆斯林的爭奪，給西方帶來了一種致命的意識形態。
伊斯蘭激進主義，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暴力的思想體系，為恐怖主義提供了溫床。在2001年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襲擊中，西方直接體會了這種暴力。而它的歷史更為久遠，困擾了世界各國好幾十年。
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國曾試圖爭取穆斯林在阿富汗對抗蘇聯，著名的基地組織就是在那時誕生的。但慕尼黑清真寺還要往前推三十年，那是冷戰之初。在這里，德國，穆斯林卷入的是一場心理戰，一場觀念之爭。
整個西歐，穆斯林人數在1500萬到2000萬之間，是美國的四倍。
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并沒有逃過伊斯蘭世界的眼睛。在這歷史性演變的關頭，穆兄會已經把自己的根系深深地扎進了西方社會。
沒有人能說得清西方對穆兄會既迷戀又排斥的心態。*著名的伊斯蘭激進主義組織就是穆斯林兄弟會，正是穆兄會，把清真寺變成了一個實現黨派目標的基層政治組織。而穆兄會在西方的幾乎所有活動，都起源于運作慕尼黑清真寺的那一小群人。
慕尼黑的清真寺慕尼黑的清真寺 前言
引子 小鎮邊緣
2003年的冬天，倫敦。我正在一家售賣伊斯蘭激進主義文學作品的書店內瀏覽。就是這種書店，讓倫敦贏得了“倫敦斯坦”的名號：層層疊疊的書籍，連篇累牘地號召要打倒自由社會；這些書籍，在試探言論自由底線的同時，也無意間記錄下歐洲穆斯林社群面臨的困境。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顧客。
過道里，我注意到一張很特別的世界地圖。各個國家都按穆斯林人口的比例用顏色來標識。深綠色國家里，穆斯林占多數；淺綠色、黃色、褐色，各代表了逐級下降的穆斯林人口比例——典型的政治伊斯蘭，把宗教作為僅有標準，將世界劃為你我兩半。在地圖四周，綴飾著各地著名的清真寺——麥加大清真寺（千千萬萬朝覲者每年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圓頂清真寺（穆罕默德登天處），神奇的伊斯坦布爾藍色清真寺，還有，慕尼黑的伊斯蘭中心。
慕尼黑的伊斯蘭中心？有點奇怪。我以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為主題寫作已經有六年了，在德國住的時間則更長。這清真寺的名字倒是聽說過，是德國境內一個伊斯蘭小組織的總部，但似乎配不上這么大的來頭。慕尼黑并不是伊斯蘭的中心，那個清真寺也不是德國*大的，更別說在歐洲了。不過，它仍然是某些人心中傳之萬世的圣殿。正好，我計劃要去慕尼黑，就決定順道看個究竟。
幾周后，我開車從慕尼黑市中心出發，沿著舊大道往北，先是和通向新機場和未來派體育場的那條高速公路并行了一段，繞過這些德國引以為傲的樣板基礎設施后，駛入了德國巴伐利亞首府被忽視的社區。從這里開始，城中心讓位于郊區，然后是郊野的零落鄉鎮。*后，清真寺現身了，一開始不過是突出在松樹頂上的細長尖塔，就像一根指向天國的手指。隨后，其余部分也進入了視野。這是一幢卵形建筑，就像一個被篷布罩著的氣象氣球——早已過時的1950年代的未來派設計。
我找到了一位身材矮小瘦弱的看門人，大約六十歲左右，穿著傳統的白色長袍和涼鞋。我問他為什么這座清真寺這么出名，他聳了聳肩，冷淡地說肯定是我搞錯了。我問是什么時候建造的？他說他不知道。我又問是誰建造的，他只是一個勁地抱歉不知。
他的答復讓我吃驚不已。算起來，我到過歐洲的許多清真寺，每到一地，每個做禮拜的人都會無比驕傲地向我講述它的淵源：通常都是由移民們集資建造。但這次，是真不知道，還是忘了？總之，很奇怪。
我觀察得更仔細了，清真寺似乎在衰敗。混凝土和瓷磚已經褪色開裂，樹木似乎在吞噬整幢建筑。世界上*偉大的清真寺之一？我搞不懂到底發生了什么。
就是這個疑問，引出了我的研究項目，把我帶向意想不到的地點，耗費了遠遠超過當初預計的時間。我曾以為，只要在德國找幾個1960年代移民來穆斯林社群的人談談，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正是當初的那批移民，部分造成了歐洲人口結構的巨變。我猜想，慕尼黑的伊斯蘭中心也是在那個時期出現的。
然而，我發現答案回溯的年代要更為久遠——1930年代。確實，我采訪過許多德國的穆斯林，但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美國和歐洲的檔案館。正是從那一箱箱或是無人問津或是新近解密的檔案中，那些為這個清真寺奠定思想基礎，其后又為奪取控制權而相互角力的人物和故事，才慢慢串聯成篇。
與通常的想象相反，這些創始者跟廣大的移民沒有什么關系。相反，我發現有三類群體，為了達到既定目標而支持清真寺。一類是納粹思想家，計劃利用伊斯蘭作為二戰期間的政治武器，隨后，這一戰略又延續到冷戰時期。另一類，主要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成員，他們以納粹的工作為基礎，希望利用伊斯蘭來對抗共產主義。第三類才是伊斯蘭激進分子，他們把清真寺視為在西方的一個立足點。這三類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目標并不是建造一個做禮拜的地方，而是一個政治甚至暴力活動中心。
首先，故事的主線可說是耳熟能詳。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國曾試圖爭取穆斯林在阿富汗對抗蘇聯，著名的基地組織就是在那時誕生的。但慕尼黑清真寺的建筑年代還要往前推三十年，那是冷戰的初起之時，而不是它的結束階段，兩者的根本目標也十分不同。在阿富汗這類地區，穆斯林被動員起來扛槍戰斗。但在這里，在德國，穆斯林卷入的是一場心理戰，一場觀念之爭。我開始認識到，在慕尼黑發生的事件是某種變化的先兆，這種變化橫跨意識形態和軍事兩個領域，影響從阿富汗直至伊拉克。
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這種策略都適得其反。對慕尼黑穆斯林社群的爭奪，給西方帶來了一種致命的意識形態：伊斯蘭激進主義（Islamism），這不是那種年代久遠的宗教，而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暴力的思想體系，并為恐怖主義的產生提供了溫床。在2001年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襲擊中，西方直接體會了這種暴力。但它的歷史更為久遠，困擾了世界各國好幾十年。*著名的伊斯蘭激進主義組織就是穆斯林兄弟會，正是穆兄會，把清真寺變成了一個實現黨派目標的基層政治組織。穆兄會在西方的幾乎所有活動，都起源于運作清真寺的那一小群人。而慕尼黑，正是穆兄會向西方社會擴散的灘頭陣地。
1950年代和今天的相似之處讓人觸目驚心。雖然伊拉克地面戰場上的一舉一動仍然牽動著我們社會的神經，但決定勝敗的，將是這場意識形態之戰。今天的慕尼黑，就像她在半個世紀前一樣，西方社會希望能在與宿敵的纏斗中找到與我們有相同價值觀的穆斯林盟友。慕尼黑，浮現出一種未經深思熟慮就貿然行動的風險。
西方國家的政府，使這種深思熟慮的工作難以進行。一般來說，情報機構有關伊斯蘭的檔案仍是保密的；我能獲得這些故事的文件，只能說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機會。在美國，由于國會的立法，才撬開了中情局留存的納粹和涉嫌戰爭罪行人士的檔案；也許還得采取類似的法律行動，才能完全搞清楚美國到底是如何應對伊斯蘭激進團體的。
在這期間，就讓這本書來填補一些空白。寫作此書的一個原因，就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正在相繼離世。許多人收集了非同一般的私人檔案，但這些材料正日漸散佚。今天，大多數和我交談過的人都已八九十歲，一些已經過世。再等幾年，就將意味著失去他們的洞見和建議。
正是他們和那些檔案，為我們講述了從好萊塢到雅加達，從華盛頓到麥加城的故事。就像一談到德國就常常會出現的情景，這個故事，也始于二戰戰場。
慕尼黑的清真寺 目錄
引子 小鎮邊緣
熱戰
**章 東線
第二章 突厥學家
第三章 納粹原模
冷戰
第四章 東占部還魂
第五章 進入第三世界的鑰匙
第六章 摸索中成長
第七章 “政治妙招”：清真寺出爐
第八章 拉馬丹博士出場
第九章 權宜之計
第十章 小說家講故事
第十一章 贏得清真寺
第十二章 失去控制
當代戰爭
第十三章 穆兄會大勝
第十四章 超越慕尼黑
第十五章 爭論的內涵
第十六章 1950年代的回歸
尾聲 圓頂之下
致謝
資料來源
注釋
熱戰
**章 東線
第二章 突厥學家
第三章 納粹原模
冷戰
第四章 東占部還魂
第五章 進入第三世界的鑰匙
第六章 摸索中成長
第七章 “政治妙招”：清真寺出爐
第八章 拉馬丹博士出場
第九章 權宜之計
第十章 小說家講故事
第十一章 贏得清真寺
第十二章 失去控制
當代戰爭
第十三章 穆兄會大勝
第十四章 超越慕尼黑
第十五章 爭論的內涵
第十六章 1950年代的回歸
尾聲 圓頂之下
致謝
資料來源
注釋
展開全部
慕尼黑的清真寺 節選
第四章
東占部還魂
1950年代初的慕尼黑，滿目瘡痍。戰爭期間，因為它遠離英國的轟炸機基地，從而避免了更為嚴重的破壞。但它仍然飽受重創，損毀隨處可見：大劇院廣場坑洼遍地，巴伐利亞皇宮破敗不堪。教堂和劇院只剩下斷垣殘壁。活下來的人住在帳篷里。六千人多死去，一萬五千人在空襲中受傷。轟炸機扔下的燃燒彈超過三百萬顆，占該城面積一半的老城區，建筑幾乎全部被毀。戰前的九十萬人口中，到戰爭結束時幾乎有一半逃離了該市，留下來的那一半中有三十萬人無家可歸 多年后，住房仍極度緊缺，很多人還是三四家、甚至五個家庭共用一套公寓。門鈴旁有時會貼有標識，提示找施密特家的訪客摁一下，布勞恩家兩下，穆勒家的三下，等等。
但重建工程讓這座城市到了近乎癡狂的地步。白天，婦女們把碎瓦礫從炸毀的建筑物中拉出來，別的人就用小鑿子把磚塊鑿開，再生利用。建筑工人拉起一條條電線，到了晚上，電燈將殘骸照得雪亮：工人們忙碌地將垃圾運出去，再把新磚塊拉進來，高低不齊的墻壁上投下了他們變形的的身影。在其他地區，毀壞的建筑物被徹底推倒，為建筑師留下一片空蕩的地坪。**不變的就是瓦礫。堆成高丘的瓦礫把城市團團圍住，恰如德魯伊式的紀念碑。甚至在1950年代中期，這個城市還舉辦“重建日”，給員工們放一天假，來收拾戰爭留下的殘跡。一次這樣的活動中，在美國軍隊的支持下，七千人在一天之內運走了一萬五千立方米的碎石，美國軍隊為此借出了二百六十四輛卡車和四千升的燃料。一天工作結束后，每人都能分到兩根香腸，一個面包卷和一升啤酒。
幾乎比德國的任何其他城市速度都要快，慕尼黑，重生了。早在1946年初，著名的匈牙利裔猶太指揮家左爾格•索爾蒂就已在領銜巴伐利亞國家管弦樂團。柏林在二戰前一直是全國的工業、科學和工商業中心。但在德國分治、柏林孤懸于共產主義東德的情況下，工商企業紛紛放棄該城。西門子等工程實業巨頭以及安聯保險等大集團逃到了慕尼黑。隨著重建過程的提速，當地的公司也開始上路。1951年，市政府就為慕尼黑的一家工廠向印度出口它的第1臺機車舉行了慶祝活動——這也是西德驚人的經濟增長的早期征兆。英語甚至借用了一個德語詞“Wirtschaftswunder”來形容它：“經濟奇跡”。
西德是1949年成立的，首都波恩。但是，波恩，用間諜小說家約翰•勒卡雷的話來說，不過是“德國的一個小鎮”而已。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規模，慕尼黑才是人們心中的首都。這個城市離開那條穿越歐洲心臟地帶的“鐵幕”僅有一百九十多公里。慕尼黑的美國領事館，據稱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僅次于中國設在香港的監聽站。在戰爭結束后的二十年里，慕尼黑曾是歷史上*大一次意識形態斗爭的前線城市。
數十萬的東歐難民蜂擁而至，紛紛涌向慕尼黑。他們大部分都是被蘇聯或波蘭吞并的土地上驅離的日耳曼人，但這個城市也是一塊磁鐵，吸引著幾乎每一個族裔、或有某種追求目標的人士。大多數人只希望在這里歇一歇腳，再移民去更穩定、更繁榮的國家。但也有許多人在此流連。慕尼黑有許多僑民團體，這是一個不斷生成、合并、分裂、并爭執不斷的群體。謀殺事件，如同在小咖啡廳里策劃的宏偉復國藍圖般時有耳聞。蘇聯的宣傳單位十分憎惡這個城市，稱它為“顛覆中心”。
這一切使得慕尼黑成了自由之聲電臺的理想家園。這個電臺創辦于1951年初，當時有一批憂心忡忡的美國人聚到了一起，要設法針對他們那個時代*大的問題——共產主義。美國和蘇聯正在軍事上僵持。現在需要的是一種從內部來顛覆共產主義的途徑。美國是世界的媒體中心，如果能有這樣一批媒體人聯手合作，難道就不能利用新的技術、廣告時代的策略，透過鐵幕將自由的信息傳播過去嗎？贏得戰爭，并不一定要扔什么炸彈。這批美國人成立了一個叫美國解放委員會的民間組織，由《讀者文摘》的前編輯尤金•里昂領導，一批知名記者聚集到他的身后，委員會創設了解放廣播電臺，后來改名為自由之聲。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電臺的目標是“為來自蘇聯移民中的民主成分提供一個電臺，使他們能夠向還在祖國的同胞們喊話”。
自由之聲電臺設在城外的奧博維森機場。它占據了一幢長方形的灰色建筑。這座大樓本是一個名聲極差的地標：1938年，正是在這座大樓里，希特勒迎接過前來參加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會議的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理，慕尼黑也因此而成為軟弱外交意志的代名詞。大樓曾在戰爭中損壞，不過隨后又急匆匆進行了整修收拾，好讓電臺人員使用。人員的編制膨脹到了一千以上，有撰稿人、制片人、技術人員、會計師以及各類顧問。 一到冬天，寒風刮得窗戶格格作響，呼呼穿過墻壁上的縫隙。瓦礫仍堆在機場的一端，不過，德國的航空愛好者可以使用余下的跑道。
金•克里奇羅洛是自由之聲電臺的前官員，他回憶道：“在我大樓轉角處辦公室的窗口，能看到飛機筆直地朝我飛過來，駕駛員正是那些失意的前空軍王牌飛行員，他們會在*后一秒拉起機身，擦著屋角飛去。”
像克里奇羅洛一樣，大多數外籍人員都被安排住在當時仍破敗不堪的里賈納宮酒店。每條走廊的盡頭總是有一扇緊鎖的門，打開它，跨過去，就意味著一頭扎進樓底下的一個彈坑。行人從街上可以看到四樓還有一個浴缸掛在水管上。許多在自由之聲電臺工作的美國人都曾在戰爭中戰斗過，其余的人當時還只是青少年，只能在家中關注戰爭的進展。對他們來說，這座城市充斥著對黑暗時代的回憶，克里奇羅洛記得：“有時我們在設于德意志藝術館的美國軍官俱樂部吃飯，那是一個高大的帶立柱的建筑，希特勒曾經要把它變成一個德國純雅利安人藝術‘永不衰敗’的圣殿，這條街的下面就有一幢房子是元首曾經住過的。城里*好的餐館之一是謝林大街上的意大利飯館，它一直是希特勒的*愛，那里的服務員還會講些他光顧的掌故。”
許多在自由之聲電臺工作的美國員工都像克里奇羅洛一樣，年輕又充滿理想。作為二戰時期的一名雷達技術人員，當他在1950年了解到美國政府急招俄語人才時，他還在通用電氣工作。他通過軍人教育福利法案進入了喬治城大學，沉浸在俄語學習中。畢業后他在原子能委員會找到了一份工作。當他的一個朋友說要去慕尼黑幫助創設一個電臺時，克里奇羅洛辭了工作，帶著一年期的合同來到了慕尼黑，一待就是二十年。在入職大約一年后，有人把克里奇羅洛叫到一邊，告訴他一些他早已看出端倪的事。自由之聲電臺并不是由蘇聯流亡人員主辦的，也不是什么善意的美國人出資資助的，它不過是中情局一個致力于推翻蘇聯的偽裝組織而已。它通過招募馮門德在東占部團隊中的核心成員來做到這一點。
一想到美國對抗共產主義的冷戰政策，有一個詞會經常浮現在許多人的腦海中：遏制。這個概念是由外交官喬治•凱南在1946年首先提出，遏制的目的就是，隔離共產主義國家，每當它威脅要吞噬另一個國家時立即表明立場，通過這些手段，來避免它的蔓延。與1930年代對希特勒的綏靖政策不同，這被視為是一項強硬政策，并因此受到歡迎。即使與蘇聯直接對抗已經幾乎不可能，但是，民主國家還是可以采取某種立場，來限制它的影響。然而，到了1950年代，許多美國人都厭倦了這種謹慎的政策。遏制，他們覺得，違背了美國人的理想主義；共產主義應該被徹底推翻。就這樣，“解放”和“反擊”等其他一些詞匯開始獲得青睞。
杜魯門政府開始考慮這種新的情緒。1948年，凱南在他起草的一份內部立場報告中提出了秘密行動和宣傳的主張。這份報告使得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通過了一項政策，授權進行大規模的秘密活動，涵蓋“宣傳、經濟戰，預防性直接行動，包括破壞和反破壞”。 秘密行動有兩項限制：需要確保美國可以合理否認，并有能力掩飾是美國在背后支持。并不是所有這類行動都是暴力的。許多屬于心理戰領域，以敵方的平民為目標。
通信技術將成為對抗共產主義威脅的一個重要手段。就在幾年前，納粹曾試圖通過轟炸倫敦的恐嚇行為來迫使英國投降。但西方把倫敦轟炸變成了自己的優勢，這也得益于電臺廣播。伴隨著大本鐘鐘聲響起的BBC播音員“這是倫敦！倫敦向您廣播！”的堅定語調，以及CBS電臺愛德華•米羅在大樓樓頂上播報的身影，仍然是令大多數美國人心潮起伏的記憶。類似的媒體策略可能有助于取得冷戰的勝利。
如何才能把訊息傳播出去？戰爭結束后，杜魯門解散了美國的主要情報機構，戰略服務辦公室，并關閉了美國宣傳局。第1次世界大戰后也采取過類似的措施，當時，也正如在1945年，許多美國人都認為美國不應該從事什么秘密行動。但冷戰改變了這種情況。1947年，有關政策轉向，根據《國土安全法》設立了兩個新的機構：“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情報局從事秘密情報的收集和分析，國家安全委員會則在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務上向總統提出建議。冷戰宣傳得以沿著公開和隱密的兩個方向發展。政府對電影、廣播、藝術的支持，民間交流項目以及《美國之音》的廣播是宣傳的公開部分，因為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所起的作用。而秘密行動則包括從暗中資助雜志到匿名誹謗的一切活動。
杜魯門總統的第二任期逐漸到期時，心理戰的各項工作由許多不同機構分掌，這造成了混亂。因此，杜魯門在1951年設立了心理戰略委員會來統一規劃并避免繁文縟節。它的目的就是要通過運用心理戰來分裂蘇維埃集團。隱秘作戰并不僅限于針對共產主義世界，也針對“自由世界”。說得直接點，就是美國政府需要在國內和其他一些非共產主義國家暗中操控輿論。
杜魯門的努力受到了他的繼任者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支持。作為一個二戰將領，艾森豪威爾將軍對心理戰十分熱衷，經常下令在攻擊前讓飛機播撒傳單，希望以此來誤導敵人。在1952年10月總統競選時，他在舊金山發表演說，支持心理戰。“不要因為心理戰是個又長又難平時不用的詞語就感到不安，”艾森豪威爾說，“心理戰是對人的思想和意志的爭奪。” 他套用了“基本原理”來解釋，那就是，“人是有靈性的，他們會對情感和情緒以及統計數據和邏輯有所反應……所有人的腦子都很容易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
新一屆政府加大了心理戰的力度。艾森豪威爾任命了二戰時期的一位心理戰專家杰克遜入白宮任職，指定他為心理戰的特別助理。杰克遜曾在《時代》周刊這個出版大帝國工作，在那里他是雜志創始人亨利•盧斯的主要助手，并以他堅定的反共立場著稱。杰克遜成了心理戰略委員會的領導，該機構后來改名為行動協調委員會。1950年代，該機構領導了在慕尼黑和伊斯蘭世界中進行的絕大多數秘密宣傳活動。
艾森豪威爾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給了心理戰活動額外的支持。它批準了一項法案，給中央情報局更大的操縱民意的權力。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科比后來曾估計，在這段時間，美國中央情報局預算的一多半花在了宣傳、政治行動和準軍事行動上。*近解密的文件也顯示，在1950年代，美國新聞署每年在秘密行動上的花費約為五千萬美元。美國每年總共要花大約五億美元——1950年代的幣值——來試圖影響世界輿論，這實在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活動。這個時期的一個鮮為人知的成果就是自由之聲電臺的母組織“美解委”(Amcomlib)成立。
1951年1月21日，“全美蘇聯人民自由委員會”在特拉華州成立。它的名字聽起來像是一個非政府組織——畢竟它也按規定進行了工商登記，成立了董事會也雇用了員工：其實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造成這種印象。它從誕生第1天起就是美國情報機關的一個產物。
1948年杜魯門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了一項備忘錄，概述政治戰爭的需要。文件回顧了*近的歷史之后說，大英帝國為什么能幸存這么長的時間，正是因為它明白了這件事。克里姆林宮有著歷史上“*完善有效”的策略；反觀美國，在歷史上一直受到公平往來這種處世方式的羈絆。文件因此提出要創建各種“解放委員會”，并且，要成立“美國委員會”來使僑民一直保留在公眾視線之內。
該組織的名字曾多次改動。這正顯了它在努力想要找到能反映它使命的恰當身份。1951年底，它改名為“全美俄羅斯人民解放委員會”：先前那個名字提到了“蘇聯”不妥，因為組織里有些成員認為蘇聯是非法的，不妥當。但俄羅斯這個詞也有問題。它把該國近一半非俄羅斯族裔的人口排除在外，失于狹隘。因此它在1953年再次更名，變成“美國反抗布爾什維克解放委員會”。這聽起來十分古怪——“布爾什維克”是1920和30年代的用詞，到了50年代，只有些死硬的反共分子才會提及它。所以到*后，把中間的關鍵詞都去掉，只留下一個奇怪的統稱：“美國解放委員會”。局外人常常把它叫做“美國委員會”，這聽上去囊括一切，又有點愛國情懷。它在內部被簡稱為 “美解委”，這個名詞聽上去極其專業，又有些許神秘感，與那個常用模糊不清而又夾帶些術語來命名軍事和間諜任務的時代倒也十分契合。美解委，完全有可能是一次敵后跳傘任務的代號。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解委將擁有龐大的預算和數千名工作人員。其主要職責是經營自由之聲電臺。它還有兩個重要任務：管理一個表面上獨立的智庫，“蘇聯研究所”，研究所發表美解委雇員和與情報機構有關的人員的論文。它還有一個僑民聯絡部，主要任務是在慕尼黑招募特工然后把他們派往世界各地進行秘密宣傳活動。美國政府對此的參與被精心地掩蓋起來。美解委董事會誤導美國的聽眾和支持者，認為它只是個由流亡人員和名記者經營的電臺，與中央情報局毫無關系。根據美解委董事會的會議紀要，在印制電臺廣播時間和頻率的廣告單時，美國政府在這項活動中的作用是要被刻意隱瞞的。
也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不像它更為出名的孿生姐妹自由歐洲電臺，大眾對這個自由之聲電臺從未注意。兩者都是以慕尼黑為基地的掩護組織，但它們完全不同。自由歐洲電臺的對象集中于東歐各國：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由蘇聯控制的國家；而自由之聲電臺則直接對蘇聯廣播。自由歐洲電臺的控股公司是全美自由歐洲委員會，從普通的美國民眾那里募集資金，也有來自社會聞達的支持。它對公眾意識的滲透十分深入徹底，幾十年后，R.E.M.搖滾樂隊還以此創作了一首同名主打歌。
大家對美解委就相對比較陌生，不過它從不缺錢。雖然有些資料透露出被中情局封鎖的信息，但它確切的預算還是很難估算。記錄顯示，1955年它的預算是二百八十萬美元（按2010年幣值約為二千三百萬美元）。到了1960年，增加到七百七十萬美元。
在自由之聲電臺工作的人很快就意識到這樣規模的資金來源一定大有來頭。在廣播電臺節目部工作的克里奇羅洛說：“我懷疑在奧博維森這里沒有一個人——不管是司爐工還是清潔工——會跟幕后真相毫無關聯。”
克里奇羅洛強烈捍衛自由之聲電臺。他在1995年寫了一部引人入勝的回憶錄，《腦洞大開：自由之聲電臺》。書名取于自由之聲電臺左支右絀的行事方式——至少那些懷疑其價值的人看來是這樣。他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并不干涉電臺廣播：“你只要想一想每天要廣播的大量材料，急如火撩的處理速度，必須立即做出的決定，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大樓之外的任何機構都無法對我們進行有效的控制。他們必須信任我們。”
當然，中央情報局的這種做法也是絕頂聰明。思想宣傳不一定要說假話；它在講真話或盡可能講真話時才是*有效的。所以在無線廣播等部門的大部分員工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感到心安理得——他們是在傳播關于一個邪惡政權的信息。
能吸引到像克里奇羅洛這樣有能力的人，自由之聲電臺得益良多。廣播電臺的初期雇員名單中包括有真材實料的記者，如普利策獎獲得者埃德蒙德•史蒂文斯就被聘來進行員工培訓。整個運作的中心人物是一位俄羅斯僑民的兒子鮑里斯•舒伯。他才華橫溢，用自己的理想激勵著所有同事：一個民主而自由的俄羅斯。他的想法就是利用失望不滿的左翼分子來攻擊蘇聯——這也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奉為經典策略。舒伯稱之為“左勾拳。”
自由之聲電臺形成了強大的團隊精神。對許多人來說，在那兒工作是他們一生中*美好的時光：能有機會去海外旅行、能與僑民一起工作，簡直令人著迷。有些前雇員還出版了在自由之聲電臺工作的生活點滴。像克里奇羅洛一樣，他們都淡化或避開了與中央情報局的關系。克里奇羅洛自己的說法也有些欲言又止：“如果把那些努力敬業一心想辦好廣播的男女員工與陰暗的情報世界連在一起，我就是在貶低他們的正直用心。”
沒錯，克里奇羅洛和其他在自由之聲電臺工作的人員遠不是什么傀儡，在他的眼里，中情局并不重要，他輕蔑地把他們稱為“那些打下手的家伙”。而克里奇羅洛本人卻在這二十年的電臺工作期間，成長為一個典型的新聞記者。
其他人則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來這段經驗。自由之聲電臺的高級經理吉恩•索辛談到，他覺得以廣播真相的名義來說謊實在不妥，他還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到一次去康奈爾大學找一位教授的事。這位教授是蘇聯教育方面的**專家，還受人類生態基金會的資助去過蘇聯，后來索辛了解到，這是個中情局暗中支持的基金會。這使得索辛很緊張，還以為這位教授會把自由之聲電臺也想象成是中情局的手下，或許因此而不愿意接受有關他在蘇見聞的采訪。實際上，這位教授去蘇聯的目的正是為了能在采訪節目中大談蘇聯。只是由于索辛現場的隨機應變，再三向教授說明他是一家獨立電臺，才沒讓他信口開河。
“服務于這樣一個一邊對蘇聯人民傳播‘真相’，一邊對自己人民說謊的傳媒，不能不令人感到諷刺，”吉恩•索辛這樣寫道。其實美解委還有另一個讓大多數美國人感到不安的秘密，就是從流亡僑民中招募的員工。
戰爭結束后，大多數加入德國軍隊的蘇聯士兵都落入了西方的戰俘營。許多人把這記在馮門德的功勞簿上，說他在*后幾個月的戰爭尾聲中設法將他們部署到西部戰線。雖然這一切無法從歷史資料中獲得印證，但不管怎樣，能到戰俘營確實幫了他們中的不少人。在1945年的雅爾塔會議上，英國、蘇聯和美國同意將所有公民在戰后遣返回各自的國家。這看上去似乎沒什么問題，甚至可說是個好主意，因為大多數人自然會想回家里去。然而，對于成千上萬曾經為德國人戰斗過的蘇聯公民來說，這卻意味著災難。他們大多數人的猜想完全正確，即使有幸沒有按叛國罪被立即槍斃，他們所要面對的，也是在古拉格中一生的苦役。
戰爭一結束，身著制服的敵方士兵就被送往拘留營，大部分被遣返了。但當時的歐洲一片混亂，德國境內充斥著“流離失所者”，也叫難民。他們是原納粹集中營的囚犯，有些是納粹擄掠到德國來的奴工，有些是逃離蘇聯屠殺的德裔人，以及成千上萬曾經為納粹戰斗又沒進戰俘營的蘇聯公民。據紅十字會和德國官員估計，在戰爭結束時，德國境內有八百萬這樣的難民，大部分需要遣返。不久，英國和美國當局就會按照《雅爾塔協定》的規定，將兩百萬這類人員運回蘇聯。
但是占領軍的人手捉襟見肘。對那些運氣好的，腦子活的人而言，混亂的局勢意味著開始新生活的機會。穆斯林士兵就特別幸運。在戰爭中的大部分時間內，土耳其一直保持著中立，并與德國保持著正常的外交和學術聯系。土耳其學生還成立了自己的學聯組織來代表在德學習的學生。這些既有愛國情操又有泛突厥思想的學生想出了簡單實用的解救自己突厥裔同胞的方案：宣布這些穆斯林士兵為土耳其人，并給他們安排學生身份。
這主意倒是不太荒謬，大部分士兵不過二十上下，只要他們記住在進入難民營之前把身上的國防軍或黨衛軍制服和證件扔掉，就沒有證據能證明他們的籍貫和職業。他們的母語也都是突厥語方言，講話時稍微注意一點，說是土耳其的在德學生也過得去。
土耳其學生會起先是在柏林，但隨著轟炸越來越猛烈后，就轉移到了德國南部古老的大學城圖賓根市。這樣一來就使他們更靠近那些難民營，尤其是美占區的難民營。僅僅幾個月，他們就發放了大量的學生證。而且，為了不讓有懷疑的審核官查出身份，他們還把有些年輕人說成是從中國新疆來的。
就這樣，那兒成了蘇丹的新家。戰爭結束后他被編入一個難民營，在營地里，學生們給他起了個新名字，加里普，來替換以前那個俄化名字的加里夫。“就這樣，我們成了土耳其裔，”蘇丹這樣解釋，“他們給我搞了個新疆喀什的身份。這也就是為什么我活了下來。”
這個招數馮門德的許多高級副手都用過，其中還有兩位在戰后發揮了關鍵作用的人士：政治活動家維利•卡優姆和軍事聯絡官貝米哲•海伊特。他們想辦法趕到捷克斯洛伐克，投降了美國軍隊。他們首先被送去陸軍反諜總部接受盤問，隨后才被送到難民營。慕尼黑的土耳其學生組織保下了海伊特和卡優姆，這樣聯合國也就沒有遣返他們。
后來成為中亞解放斗爭歷史專家的海伊特估計，有八百名穆斯林以這種方式逃過了追捕。其他人的估計更高。1950年代一位德國作家就在書中寫到，大約有七百名卡梅克人生活在西德。同其他族裔相比，卡梅克人的數量很小；如果我們用這個比例來推斷的話，那么戰后西德大約有一萬名不同族裔的蘇聯人。這個數字顯然高了一點，不過，說有好幾千人留了下來，是沒問題的。
土耳其學生的這種策略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但這種騙術很快就沒有必要了。1945年末，在對回去送死的批評聲浪起來后，艾森豪威爾結束了遣返的做法。即使他們曾經為納粹戰斗過，他們的罪行也不比數百萬德國人更大，而德國人并沒有被大批處死，為什么蘇聯的少數族裔就要被挑出來受這樣的懲罰呢？這些人的絕望處境很快就遮掩不住了。在慕尼黑城外的一個營地里, 有二百三十名土耳其斯坦官兵在要被送回去的頭天晚上自焚了。他們把苯澆到自己的身上并點著了火。只有一個人活了下來，他被送去了安卡拉，死于1950年。
不過幾個月，遣返就變成了每個人都可以留下，并且還招募他們工作。格魯吉亞王儲阿希伯亞是馮門德在東占部時的主要領導成員，就是由反諜總部救下來的。反諜總部把他拉到旁邊告訴他明天有一個遣返甄別小組要來營地工作，并且強調說，“你不必待在這兒”。 阿希伯亞聽懂了暗示，逃到巴伐利亞北部的山里躲了一天，直到蘇聯人走后才露面。
類似的幫助比比皆是。即使是在1945年，西方情報機構對蘇聯戰后的意圖還吃不準的時候，他們就已開始挑出那些能在蘇聯內部活動的特工人員，通過各種方法把他們招募到手。
慈善機構也加入了行動。由著名小說家托爾斯泰的孫女成立的托爾斯泰基金會，就是幫助俄羅斯僑民的一個文化團體。在戰后的慕尼黑，這個組織想方設法為災民提供幫助，派員工到難民營去幫助他們整理身份證件，協助他們移民去美國或是在德國開始新生活。但這個基金會似乎也和情報機構有密切的聯系，甚至可能就是直接由中央情報局資助的。阿希伯亞的妻子就在基金會工作，她說，美國情報機關把一些工作外包給了基金會。 “由我們做面談和背景了解，了解他們過去做過些什么，等等。”目標是為秘密行動招募線人。
1952年，加里普•蘇丹還在找工作。他那時已經結婚，有了西德的永久居留身份。但今后的日子要做些什么？當時二十九歲的蘇丹成長了一個標準的美男子，黑黑的頭發，優雅的鷹鉤鼻，硬朗的下頜。他和妻子正在考慮要生個孩子。他經歷了斯大林和希特勒，正準備開始人生的新階段，他滿腔熱情，投入了反共產主義的活動。
1940年代，蘇丹就加入了蘇格蘭歐洲自由聯合會，這是英國對外情報機構軍情六處支持的組織，目標是把韃靼人等蘇聯少數族裔集合起來反對蘇聯。后來它發展成了更為永久性的組織，反布爾什維克民族聯盟，蘇丹也加入了。這兩個組織其實都是英國情報機關的下屬，充斥著馮門德在東占部的前員工。不過現在蘇丹要找的，是既能有一份像樣的工資同時又能繼續抵抗共產主義的機會。他找到了自由之聲電臺：它看來是兩者的完美結合。
另一個讓蘇丹選擇自由電臺的原因是大部分員工他都認識。電臺是按民族“臺”來劃分的，比如俄羅斯臺和各個非俄羅斯臺。廣播的理念和準則是由紐約決定的，但慕尼黑各臺可以自主選擇主題和采訪對象，這種做法在廣播界沒什么特別。非俄羅斯臺基本上就是東占部各個民族委員會的翻版，在招募各類人員時，甚至還采用納粹使用的族裔名稱，如用伏爾加-烏拉爾來指伏爾加河地區的韃靼人。
各臺的員工幾乎都曾在東占部為馮門德工作過。除蘇丹外，其他高級員工包括：突厥臺的阿曼•布迪穆拉和文利•祖納，烏茲別克斯坦臺的侯賽因•克蘭，以及韃靼小組的艾第葛•克里木。管阿塞拜疆臺的是原東占部的中堅阿卜杜拉•法塔里貝。自由之聲電臺開播一年后，法塔里貝有一天沒來上班，警方*后在另一個阿塞拜疆人的公寓里找到了他的尸體，用銅線捆住的尸體被割得支離破碎。那個阿塞拜疆人逃去了東德。法塔里貝的尸體旁留有警告祖國的叛徒等話語。（在那之后不久在伊薩爾河旁找到了白俄羅斯臺一位員工的尸體，雖然警察沒能確立作案的動機，但電臺員工認為兩次都是蘇聯人所為。）
情報單位通常都只會雇傭歷史清白的人，但對僑民顯然沒有這個要求，自由之聲電臺十分倚重這些當初的納粹合作者，沒有了他們電臺只能關門大吉。有估計稱，在自由之聲電臺工作的員工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都曾為納粹工作過。
克里奇羅洛在回憶錄中寫道：“在自由之聲臺我們有個特殊的問題：許多聽眾都傾向于把僑民視為祖國的叛徒。”他補充說：“對于我這一代的美國人來說，許多人都是二戰老兵，要和曾經身著德軍制服的人一起工作，無論這些人是否犯過戰爭罪，初時都感到不自在。而在我們奧博維森大樓里這種人有好幾十號。”
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這種不適應。通常情況下，美國人將會找這個前納粹的同事好好談一談，后者總會保證他是不得已才為帝國工作的，有些時候，有的人會更坦率一些，承認當時是年輕辦了蠢事。這些前納粹黨人從來不會說自己曾經真的相信自己所制作的或接受的反猶宣傳，每個人都是受害者。然后兩個同事就會出去喝一杯，友誼就此恢復了。
但是從歷史的角度觀察，美解委和東占部實在驚人的相似，否認它們之間的關聯不過是欲蓋彌彰。這些在自由之聲電臺工作的前蘇聯人并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士兵，甚至也不是出于無奈而不得不加入德國黨衛軍或沖鋒隊的軍官。大多數曾經加入納粹部隊的普通士兵都被遣返了，留下來的正是曾在東占部工作并被納粹悉心培養的政治精英。許多像蘇丹一樣的人都曾是宣傳部門的負責人，而宣傳在納粹時代就意味著大量的反猶和種族主義言論。
雇用這類人不只是個道德問題。蘇聯人了解他們的背景，很容易就能給自由之聲電臺的員工貼上中情局雇員或是前納粹通敵分子的標簽。政府還會用控制家人等手法，經常誘使自由之聲電臺的員工回莫斯科去,為了獲得特赦，他們不得不說出曾為納粹工作過的同事的名字。
因此，這些在自由之聲電臺的穆斯林*終沒什么大用。當他們被派送到海外從事秘密宣傳任務時，蘇聯人很容易就可以把他們說成是納粹的傀儡。他們也缺乏作為虔誠穆斯林信徒的那種可信度，因為他們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納粹德國，都沒接受什么宗教教育。當美國試圖利用他們來做宣傳工作時，批評者只要提及他們的納粹經歷，就不合格了。他們的失敗對伊斯蘭在歐洲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美國*終還是要從激進組織中去尋找看起來更具信譽的穆斯林。
在電臺開播前，美解委官員認定要依靠僑民才能獲得一定的影響力，這會在人們心目中造成這樣的印象：一個廣泛的反蘇聯盟已經形成，并且開始了對故國的廣播。曾有一位美解委員工指出，“我們的目標是要制造美解委是由僑民而不是中情局所組織的煙幕，這就是為什么這些流亡組織顯得那么重要的原因。”
但這些流亡僑民并不團結。他們大致按族裔劃分，一般是俄羅斯在一邊，其他非俄羅斯的在另一邊：格魯吉亞的、烏克蘭的、亞美尼亞的、土耳其斯坦的、還有其他族裔的人。為了強制他們融合，美解委于1951年1月在慕尼黑成立了“協調中心”，把這些流亡者招為雇員。但兩年過去了，美方的努力收效甚微。美解委曾經試圖重復當初為了避嫌納粹背景時的做法，強迫俄羅斯和非俄羅斯的僑民在一起工作，但這些都失敗了。即使控制了這群人的錢袋，美國人還是沒能取得任何進展。美解委的一份報告是這么寫的：“無論這個比喻是否恰當，我們似乎仍是在與同樣一批有著流亡人員特征的人角力：這種特征在1941年和1945年間的對蘇戰爭中，在德國政府內就形成了。”
艾森豪威爾執政后，他的一位高級助手收到自由歐洲電臺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指謫“美解委已基本破產”，陷入了不明不白的是非之中，還沒開播就在僑民身上一擲千金，試圖消除他們之間的分歧。美解委的官員辯解說，他們需要一個統一的形象才能為電臺帶來信譽。
出于自救，美解委從國務院調來了人稱“艾克”的老將艾薩克•帕奇，他曾在莫斯科和布拉格任職，直到被共產黨政府驅逐為止。一位同仁把他描述為“高個子，精于算計，外表溫和，舉止優雅”。但帕奇的任務仍無法取得成功。
艾薩克•帕奇回憶說：“這是穆斯林和斯拉夫人，俄國人之間的事。” 他提到穆斯林覺得俄國人有點沙文主義。“他們[穆斯林]醉心于取得獨立，這才是他們的重點，而不是什么大局”，他指的是美國人感興趣的對抗共產主義的戰斗。
美解委在慕尼黑南部的泰根湖度假村作了達成共識的*后努力并以災難告終。然后又有人出了個新主意：如果美國人面臨的是德國人在十年前面臨的同樣問題，那么，請那個時代的德國人回來幫忙，就可能解決問題。因此帕奇和美解委的其他幾位同事找上了美國情報機關的老朋友，格哈德•馮門德。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在1944年11月2日向前線附近的法國杰拉莫市派遣了一位代號為“魯伯特”的情報人員。魯伯特的使命非同尋常，配備也與之相應。他的工作并不是收集德國人是否要垂死掙扎或在做什么*后的反撲，相反，他到那里去是為了戰后的計劃。他的一個關鍵目的是促使納粹高官們的倒戈。所以他并不需要帶無線發報機或其他發送急需情報的設備。魯伯特輕裝上路，只帶著一萬美元的賄賂金，包括一些法國金幣。
魯伯特直奔柏林。他在那兒呆了五個半月，偽裝成納粹的安全部官員和納粹黨員們談話。完成任務后，他又去了瑞士。他既沒發現納粹在戰后的任何陰謀計劃，也未能引誘到任何前納粹官員反叛。不過，他卻找來了一批立刻會引起他的美國雇主又愛又恨的人：渴望與蘇聯人斗爭的納粹黨人。魯伯特新招募的一位就是馮門德，美國人十分重視馮門德，因為他們相信他同德國軍隊系統的國防軍情報局有著緊密的聯系。
在魯伯特走后，馮門德也趕去了瑞士。馮門德的妻子在回憶錄中寫道，他當時是想去見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的主席卡爾•布哈特，希望他能伸出援手救下東占部的那些蘇聯士兵。根據紅十字會的檔案，馮門德的一位手下確實在1944年晚些時候到了日內瓦，這與魯伯特在柏林的活動時間也十分吻合。不過，紅十字會的檔案并沒有任何有關會議的記載。等到馮門德5月份趕到瑞士邊境時，戰爭已差不多結束了，他也被擋了回去。他和另外三個東占部的格魯吉亞人被送去了奧地利霍斯特的美軍戰俘營。
美國軍隊正是在那里找到了他們。德國人立即要求與戰略情報局接觸，事實上他們就是在和情報局的人談話，這個人很可能就是魯伯特安排好了來找他們的。 這位情報局軍官在報告中寫道：“我相信，不管別的事情如何，這批人完全知道是戰略情報局對他們感興趣。他們很聰明，很有修養…他們十分愿意交談，十分愿意開始工作。”
這是馮門德和美國情報機關在今后十五年里互相磨合的開始。在這個時間點上，美國的目標是完整地接受馮門德手下的流亡分子隊伍，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這可以成為一個“交鑰匙工程”，用于對蘇聯的滲透。馮門德和他的手下被送到法蘭克福的郊區，戰略情報局在那里設有專門的反諜報單位X-2來處理他們的案子。*后，他們要求馮門德寫了不少東西，他和另外三個格魯吉亞人撰寫了二十三份報告，包括對蘇聯情勢的意見，少數民族在蘇聯的作用，納粹思想灌輸的方法，以及柏林各政府部門的介紹。
X-2的官員對他們印象深刻，但也不是沒有疑問。馮門德的積極顯得過了頭，似乎有他自己的目的，可以說是個介乎于狂熱反共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之間的人。美國人持有相同的反共觀點，但也認識到納粹主義在東方的慘敗。馮門德自稱是個不同的人，他對東占部的老上司也多有批評，但掌管他案子的美國人還是吃大不準。在有關他的簡介中，戰略情報局的人把他描述為一個喜怒無常的人：“個人情況：一米七六；六十四公斤，高瘦，頭發淡金，眼睛淡藍，膚色白皙，下顎有一顆牙齒明顯突出，禮貌，情緒化，給人的印象相當年輕，顯然十分聰明，居于領導地位。”
在另一份文件中馮門德被描述為“毫無疑問，有著非凡的智慧和杰出的語言能力，但很難說是個具有高度個人誠信和出污泥而不染的人。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馮門德愿意為美國人工作...當然，除非美國人愿意全盤接受他的意識形態和對付蘇聯人的手法，才能對此人托以完全信任。”
不過，審問他的人還是認可了，或者至少容忍了他的說法，即他并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納粹。他從不承認自己參加過黨衛軍，因此他的釋放文件上證明了他沒有加入過納粹黨或其附屬的政治組織，并且他也反對納粹的外交政策。馮門德回家了，開始了他作為自由情報人員的新生活。
慕尼黑的清真寺 作者簡介
伊恩·約翰遜 Ian Johnson
中文名張彥，普利策獎得主，曾任《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和德國分社社長。現為《紐約時報》《紐約客》《紐約書評》等媒體供稿。除了宏觀的經濟議題，長期以來，宗教信仰議題一直是伊恩·約翰遜的寫作主題，目前他一共出版了三本專著:《野草》(Wild Grass , 2004),《慕尼黑的清真寺》(A Mosque in Munich ,2010)和《中國之魂》(The Souls of Chin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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