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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眼睛(修訂譯本) 版權信息
- ISBN:9787208158771
- 條形碼:9787208158771 ; 978-7-208-15877-1
- 裝幀:簡裝本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權力的眼睛(修訂譯本) 本書特色
◎福柯被布羅代爾譽為“法國當代*光彩奪目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刻影響了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等各種時代思潮。◎福柯的思想深邃、多變,他的著作也晦澀、難懂,《權力的眼睛》一書通過選編福柯生前發表的19篇對話、訪談、演講,生動呈現了福柯的思想肖像。揭開概念迷霧,我們可以更真實地觸摸福柯。
權力的眼睛(修訂譯本) 內容簡介
本書選取了福柯18篇訪談和兩篇演講,分別是:自畫像、一種存在的美學、權力的闡釋、權力的闡釋、權力與性、思想 批評 轉型、監 精神病學 監獄、文化的斜坡、當代音樂與大眾、哲學的生命、驚奇與欺騙的“雙重游戲”、性的選擇、對真理的關懷、權力的眼睛、身體與權力、性的歷史、游戲的賭注、權力的地理學、兩個講座、論社會保險、性 道德 法律。
權力的眼睛(修訂譯本)權力的眼睛(修訂譯本) 前言
米歇爾·福柯被譽為繼薩特之后法國*為深刻有力的思想巨擘,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他的思想不斷地向整個西方世界輻射,其影響在西方哲學、文學、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長盛不衰,至今仍是人們趨之若鶩的熱門話題。福柯于1926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國外省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1946年考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并曾師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爾都塞,畢業后在克萊蒙—費朗大學、巴黎—凡塞涅大學等地任教,1970年成為法蘭西學院“思想體系史”教授。1984年6月25日,福柯死于艾滋病。
福柯的著作可以被看作是從不同的側面對文化的意義進行獨特的探討。他孜孜不倦地尋找構成社會制度背后的隱秘規則,但是卻反對一切總體化和系統化的理論歸納。福柯的歷史觀是一幅譜系化的圖景。他是一個奇特的歷史學家,不是要追溯歷史發展中的種種因果性和必然性,而是要把歷史的鏈條拆散,把現代與過去割裂開來。在福柯的筆下,歷史成為一種對我們來說是異己的、陌生的東西,而一旦我們認識到往昔歷史的異己性和陌生性的時候,我們身處的現代的合法性也就岌岌可危了。福柯放棄了對“起源”的追逐,而是揭示事件的多重因素和歷史形式的脆弱性。在譜系學中,沒有常數,沒有本質,沒有穩定連續的結構。福柯的譜系學研究熱衷于搜尋局部的、非連續性的、不合法的、被放逐遺棄的知識,以反對等級化、同一性的傳統理論體系。他的研究對象正適合他的理論特點:罪犯、瘋子、性反常等現象,而他自己非同尋常的私人生活方式也為他的學術生涯作了另一個注腳。
福柯**部成熟的著作《癲狂與文明》(1961年)研究的是精神病與社會對精神病的態度的歷史。他描述了在17世紀,癲狂是怎么與貧窮、失業和殘疾一道突然變成了應該由國家來負責的“社會問題”。國家擁有了公眾幸福的保護者的新職能。在18世紀末,一種對待瘋子的“人道主義態度”隨著打著科學旗號的瘋人院同時出現。福柯認為這不過是通向一種更大的“道德的監禁”,不但是要監禁肉體,而且還要監禁心靈。
在《規訓與懲罰》(1975年)中,他研究了現代刑罰體制的起源。福柯認為像瘋人院、監獄、醫院這樣的機構是社會用來進行排斥和放逐的,通過研究社會與這些機構的關系,我們就能夠審查權力的運作發展過程。我們一般總認為知識是用來增強我們的能力的,知識能夠帶來人類的幸福和進步,福柯卻認為知識是支配他人、限制他人的權力,知識帶來的不是解放,而是奴役和規訓。歷史發展到某一階段,人們開始發現,規訓比殺一儆百更有效,也能從中獲取更大的利益。于是在18世紀出現了新的權力運作模式。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消失了,對罪犯開始采用新的馴化手段,而這些新的控制手段和管理機制又被泛化到兵營、醫院、學校等各個行當中去。在封建社會中,權力的*高體現形式是國王個人,權力的運作更像一種儀式,對罪犯的肉刑不是要“改造”罪犯,而是要恢復被打破了的神圣法律的完整性,罪犯的數目與全體人口相比較只占很小的比例,所以對罪犯的懲罰要兇狠,這樣才能引人注目。到了現代社會,懲罰成為無所不在的、非人格化的監視和校正機制,并對個體心理的管理愈來愈關注。懲罰與監視的機制被內在化了,每一個人都變成了自己的自覺自愿的監視者。于是權力就越來越能以*小的代價得到*廣泛的實施。
在西方社會從君主權力向規訓權力轉型的過程中,福柯特別重視本瑟姆在18世紀末提出的圓形監獄的設想。在圓形監獄的中央有一個高高的塔樓,可以對周圍的囚室一覽無遺。犯人每時每刻都有受到監視的感覺,久而久之,他們自己就變成了自己的獄卒。這種圓形監獄的概念被推廣到學校、兵營、醫院和工廠。人們學會了建立和管理人事檔案,建立各種獎懲和考勤制度,監視逐漸趨于普遍化和日常化。在現代,圓形監獄代表的全景式的觀照實際上可以說是取代了上帝無所不在的全知全能的眼睛。從這個角度來看,弗洛伊德的超我(super-ego)其實也就是圓形監獄的塔樓在人內心深處的監視器。福柯認為,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新的公共衛生、犯罪、失業、住房、老齡化等社會問題的不斷涌現,采取這種新的權力技術可以說是遵循了經濟*佳效應原則。
在《詞與物》(1966年)和《知識考古學》(1969年)中,福柯強調歷史話語對人類知識的制約,從而證明現代人文科學的非理性和暫時性,把人也看作一種歷史性的知識概念。在他*終未完成的鴻篇巨著《性史》(1976—1984年)中,福柯力圖展示從古希臘以來,西方對性的態度背后的權力關系和認識旨趣。該書的核心觀點之一,便是認為性是權力積極推出的產品,而不是權力竭力壓制的對象。對基督教社會來說,懺悔是性的概念的滋生地。在中世紀,教士關心信徒的行為,直至其性行為的每一個細節,但是只注重肉體的行為。到了宗教改革以后,性的話語開始變化。在懺悔中,教士不僅詢問信徒的行為,還探究他們的意愿。性變成了既是身體的,又是心靈的。這同歷史上對罪犯的懲罰形式的變化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到了20世紀,性的話語變成了一個科學問題,*典型的代表就是精神分析學。福柯認為,弗洛伊德在探究性本能的時候,也就開辟了科學對性的支配。
福柯反對他所謂的“壓抑假設”,根據這種假設,資本主義社會的典型特征就是對性的壓抑。賴希和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等人可以視作這種假設的主要支持者。福柯認為,恰恰相反,資本主義社會大量地、每日每時地鼓動著醫學、精神病學、教育學中的性的話語,這些話語又反過來為這些學科提供了框架和支柱。福柯反對把權力看成是消極的壓抑的力量,他認為從18世紀以來,權力越來越具有積極意義和能產性,并在不斷地開創新的可能性。權力不是一種占有,也不是一種能力。權力的關系不是從統治權或者國家政治制度中產生。權力不是一種可以簡單地獲得和轉讓的商品。權力是一種網絡,其結點蔓延到任何一個角落。因此,權力的分析應該從權力的應用出發。不應該問“誰擁有權力?”或者“權力擁有者的意圖和目的是什么?”這樣的問題,而應該研究權力的效應對主體的構成。
福柯既是一位著名的學者,又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生前留下了大量的訪談和演講,為我們理解他的思想脈絡和學術軌跡留下了一條捷徑。本書選取了他的17篇訪談和兩篇演講,從中我們可以窺見這位學術大師的精神風貌。福柯的學術專著艱深晦澀,令人視為畏途,但是在這些訪談中,通過他自己的闡釋和與他人的相互探討,其學術精華變得容易為人所接受。這些訪談涉及他的個人生活、學術道路、對自己思想的清理和闡發,對法國社會和政治現實問題的關注和批判,既有與來訪者心平氣和的探討,也不乏唇槍舌劍的情景,往往妙語迭出,到處閃耀著思想的火花,能夠給人以很大的啟發和享受。本書首次出版于1997年,這次再版根據原文重新進行了校訂和修正,對一些術語和書名根據目前通行的譯名進行了調整。
嚴鋒
權力的眼睛(修訂譯本) 目錄
一種存在的美學/13
權力的闡釋/18
權力與性/29
思想批評轉型/41
監禁精神病學監獄/46
文學的功能/74
當代音樂與大眾/79
哲學的生命/87
驚奇與欺騙的“雙重游戲”?/94
性的選擇/104
對真理的關懷/118
權力的眼睛/127
身體與權力/143
性的歷史/146
游戲的賭注/154
權力的地理學/169
兩個講座/181
論社會保險/205
譯后記/220
權力的眼睛(修訂譯本) 節選
巴魯 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的著作《圓形監獄》發表于18世紀末,從那以后就逐漸被人遺忘。但是,你在《規訓與懲罰》中卻把它稱為“人類心靈史的重大事件”,“政治秩序中的哥倫布之蛋”。你認為它的作者是“警察社會的獵犬”。我們對這些都不甚了然。你是怎么讀到這本書的?
福柯 那是在我研究診斷醫學的起源的時候。我正在研究18世紀下半葉的醫院結構,當時醫學機構的偉大改革運動正在展開。我想搞清楚醫學的目光是怎樣制度化的,它怎樣在社會空間打上烙印,新型的醫院為什么既是這種目光的后果又是對這種目光的支持。在考察1772年迪約旅館第二次火災后一系列不同的建筑規劃時,我注意到,在一種中心化的觀察系統中,身體、個人和事物的可見性是他們*經常關注的原則。就醫院的情形而言,這個一般性的問題引起了進一步的困難:有必要避免不適當的接觸、污染、身體的接近和擁擠,為了保持空氣的流暢,既要把空間分隔開來,又要保持開放,確保一種總體的和個人的監視,同時把監視下的個人隔離起來。我曾經以為這些問題是18世紀的醫學及其信念所獨有的。
接著,在研究刑罰系統的時候,我發現所有對監獄進行改造的重大計劃(從稍后一段時間,也就是19世紀的上半葉開始)都圍繞著與此相同的一個主題,而且都要提到本瑟姆。幾乎沒有一份監獄改造的建議書不提到本瑟姆的“設備”——“圓形監獄”。
其原則是這樣的。一個像圓環一樣的環形建筑。在中央造一座塔樓,上面開很大的窗子,面對圓環的內側。外面的建筑劃分成一間間的囚室,每一間都橫穿外面的建筑。這些囚室有兩扇窗戶,一扇朝內開,面對中央塔樓的窗戶,另一扇朝外開,可以讓陽光照進來。這樣就可以讓看守者待在塔樓里,把瘋子、病人、罪犯、工人和學生投進囚室。簡言之,地牢的原則被顛覆了。陽光和看守者的目光比起黑暗來,可以對囚禁者進行更有效的捕獲,黑暗倒是具有某種保護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瑟姆之前,已經有過這樣的考慮。**個可視的隔離模式系統在1751年就出臺了,那是巴黎軍事學校的宿舍。每個學生都被分配了一間帶有玻璃窗戶的單間,這樣他整晚都能受到監視,無法與同伴有絲毫的接觸。甚至還發明了一種復雜而奇妙的裝置,可以保證理發師給軍校學員理發的同時,不與他們發生身體上的接觸。小伙子的頭從一個門窗里伸出來,身體卻留在另一邊,通過玻璃窗,所有發生的事情都可以看到。本瑟姆說,是他的兄弟在參觀軍校的時候產生圓形監獄的想法的。當時這種構想在很多領域流行開了。克牢德尼古拉斯·列多在阿克塞納斯建造了食鹽加工廠,也是根據這種可視性的原則,而且還添加了一些設施。這里存在著一個中央監視點,作為權力實施的核心,同時也是知識記錄的中心。盡管在本瑟姆之前就有圓形監獄的想法,但他是**個對它進行表述和命名的人。“圓形監獄”這個詞是非常關鍵的,它指明了一種系統的原則。所以本瑟姆想象的不是一種為解決特定問題——例如監獄、學校或醫院——的建筑方案。他聲稱這一個真正的發現,是一個“哥倫布之蛋”。確實,本瑟姆向醫生、刑罰學家、工業家和教育學家建議的東西,正是他們一直在尋找的。他發明了為解決監視問題所設計出來的權力的技術。有一點很重要:本瑟姆說,他的觀看系統是一種創新,為權力的簡易而有效的實施所必需。事實上,從18世紀末以來,它一直被廣泛運用。但是,現代社會中,發揮作用的權力的程序就更為豐富和多種多樣了。如果說,從19世紀以來,可視性的原則支配了所有的權力技術,那是不正確的。
佩羅 所以關鍵在于建筑!建筑作為政治組織的形式,這確實值得研究。18世紀流行的思想認為,一切都是空間化的,不管在物質還是在精神的層面上。
福柯 我以為,在18世紀末,建筑開始被牽涉到人口、健康和市鎮問題中去。在這之前,建筑的藝術與權力、神性和力量的表達相關。宮殿、教堂以及有權勢的人都采用巨大的建筑形式。建筑表現力量、統治和上帝。它的發展長期圍繞著這一中心。然后,到了18世紀末葉,新的問題出現了:空間的配置問題與經濟政治的目的密切相關。
某種特定形態的建筑開始出現。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寫過一些我認為很有價值的東西,他說,直到18世紀,建筑物都不被分割成特定用途的空間。里面有一個個房間:你可以在隨便哪一間里睡覺、吃飯、接待客人。逐漸地,不同的空間具有了特定的功能。這一點可以從1830年到1870年間“工人城區”的建設中看出來。工人階級家庭的住所應該固定下來;他們的居住空間應該包括一個廚房,一個吃飯間,一間屋子給父母,讓他們可以進行繁殖活動,一間屋子給孩子,這樣就可以確保家庭的道德。有時候,情況還能更好一些,男孩和女孩各有各的屋子。應該寫一部有關空間的歷史——這也就是權力的歷史——從地緣政治的大戰略到住所的小策略,從教室這樣制度化的建筑到醫院的設計。令人吃驚的是,經過了很長的時間以后,空間的問題才作為歷史—政治的問題浮現出來。空間曾經看作屬于“自然”——也就是說,是既定的、基本的條件,是一種“自然地理”,屬于“前歷史”的層面,因而不被重視。有時它又被設想為人、文化、語言和國家的棲居之地和擴展范圍。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研究過農村空間和航海空間的歷史。這種研究還應該進一步延伸,不僅要說空間決定歷史的發展,而且歷史反過來在空間中重構并積淀下來。空間的定位是一種必須仔細研究的政治經濟形式。
空間為什么被人忽視了這么長的時間,我只想列舉一個原因,這與哲學家的話語有關。在18世紀末,當空間的政治開始發展的時候,空間物理和理論物理的成就剝奪了哲學對有限或無限的宇宙的古老的發言權。政治實踐和科學技術對空間問題的雙重介入迫使哲學只能去研究時間問題。從康德以來,哲學家們思考的是時間。黑格爾,柏格森,海德格爾。與此相應,空間遭到貶值,因為它站在闡釋、分析、概念、死亡、固定,還有惰性的一邊。我記得十年前參加過對空間政治問題的討論,人家告訴我,空間是一種反動的東西,時間才與生命和進步有關。這一責備來自一個心理學家——心理學,19世紀哲學的真理和污點。
權力的眼睛(修訂譯本) 作者簡介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1926年出生于法國的普瓦捷。1946年就讀于巴黎高等師范學校。1970年任法蘭西學院“思想體系史”教授。1984年因感染艾滋病去世。
福柯對包括精神病學、瘋癲史、性、臨床醫學等在內的人文社科諸領域進行了廣泛而卓越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的思想深刻影響了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思潮,在21世紀成為被引用最多的人文社科學者。其主要代表作: 《癲狂與文明》《詞與物》《知識考古學》《規訓與懲罰》《性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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