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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邏輯 版權信息
- ISBN：9787521724813
- 條形碼：9787521724813 ; 978-7-5217-2481-3
- 裝幀：一般純質紙
- 冊數：暫無
- 重量：暫無
- 所屬分類：>
金融的邏輯 本書特色
陳志武教授的金融啟蒙教案。首次出版之際，便斬獲年度20余獎項
金融的邏輯 內容簡介
《金融的邏輯》（上、下）是陳志武教授關于金融的發展歷史、演變、影響和作用的一部作品，由不同時期多篇文章結集而成。在整體構架上，《金融的邏輯》（上）圍繞金融的核心價值與運行機制，從歷史與國家的宏觀視角，詳細闡述金融發展的內在邏輯，以及金融是如何影響國家和個人的命運的。作者旁征博引，通過梳理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歷史時期的金融發展脈絡，透過現象剖析金融的本質內容，幫助讀者對金融的演變和作用建立多維深刻的認知。 《金融的邏輯（下）》，上冊厘清金融的本質邏輯的基礎上，面向個體與社會的未來發展，詳細闡述自由的金融邏輯、民富的金融邏輯、創新的金融邏輯，以期能夠創造更好的條件促進金融創新發展，進而將個人從經濟生活的工具中解放出來，實現自由發展。
金融的邏輯 目錄
新版序言/ III
老版序言 金融為什么 / IX
**篇?? 資本化的邏輯
第 1 章 中國的錢為什么這么多 / 003
第 2 章 為什么錢多了并不一定感到富有/ 016
第 3 章 西方的興起是因為掠奪的銀子多嗎 / 022
第 4 章 掠奪對西方的崛起貢獻有多大 / 026
第 5 章 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核心：資本化 / 036
第二篇?? 金融的邏輯
第 6 章 治國的金融之道 / 045
第 7 章 政府有錢，不如民間富有 / 072
第 8 章 中國人的理財前景 / 085
第 9 章 反思高利貸與民間金融 / 091
第 10 章 中國是否會發生金融危機 / 103
第 11 章 金融現代化為何如此艱難 / 110
第三篇?? 金融危機的邏輯
第 12 章 從美國次貸危機中學到什么 / 121
第 13 章 如何理解為解救危機而持股銀行 / 133
第 14 章 美國式的借貸消費模式會改變嗎 / 139
第 15 章 美國消費驅動型模式不會改變 / 148
第四篇?? 股市的邏輯
第 16 章 中國股市怎么了 / 153
第 17 章 資本市場與法治發展的互動——回顧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歷 / 157
第五篇?? 文化的金融學邏輯
第 18 章 對傳統文化的金融學反思 / 189
第 19 章 家庭經濟互助功能的弱化與中國金融業的興起 / 205
第 20 章 中國金融發展為何滯后 / 212
第 21 章 市場經濟是個人解放的必由之路——答《南方周末》記者問 / 229
結語 金融證券之于中國未來 / 241
致謝 / 259
《金融的邏輯.下》目錄
序言?? 金融為什么 / III
**篇?? 自由的金融邏輯
第 1 章 市場通往自由，金融解放個人 / 003
第 2 章 貨幣化與自由 / 022
第 3 章 愈自由，愈發展 / 040
第二篇?? 民富的金融邏輯
第 4 章 如何走出“勤勞而不富有”的怪圈 / 049
第 5 章 “贏者通吃”背后的經濟金融力量 / 061
第 6 章 21 世紀的資本為何不同——評《21 世紀資本論》 / 078
第 7 章 金融市場是克服民主制度缺陷的一種手段 / 090
第 8 章 國債破產、財政危機或許是必要的“魔鬼” / 097
第 9 章 把住政府之手 / 110
第 10 章 制約政府對資源配置的控制 / 115
第 11 章 富政府之下，“權力”會壓制“權利” / 122
第三篇 創新的金融邏輯
第 12 章 金融監管的社會代價 / 133
第 13 章 如何看待互聯網金融 / 153
第 14 章 期權工具幫助投資者規避風險 / 165
第 15 章 誠信的“金融邏輯”為何失靈 / 171
第 16 章 公司不舉，則中國終不可以富，不可以強 / 177
第 17 章 強化股票的“股性”，弱化其“債性” / 190
第 18 章 資本市場催化創新創業——從紀錄片《華爾街》看中國 經濟金融發展 / 207
第 19 章 金融“陰謀論”可以休矣 / 214
參考文獻 / 229
展開全部
金融的邏輯 節選
第4章 如何走出“勤勞而不富有”的怪圈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國GDP相當于全球GDP的2%，2006年已上升到約16%。跟印度相比，1980年，中國人均GDP約是印度的2/3；1990年時，兩個國家人均GDP相等；1990年后中國人均GDP開始超過印度，2019年中國人均GDP是印度人均GDP的5倍。但是在這個成就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結構上的問題。先看消費。1952年中國民間消費大概占GDP的69%，接近今天美國民間消費占GDP71%的水平；1978年，中國民間消費仍占當時GDP的45%；但*近，這個比例卻下降到36%左右。也就是說，過去60多年里，民間消費占比總體上越來越低。相比之下，政府開支占GDP的比重從計劃經濟時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近的約30%；若計入預算之外的政府收費等，占比更高。60多年時間，民間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低了近一半，而政府開支占比則增長了約一倍。再看收入。《人民日報》一篇文章講道：從1993年到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從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個百分點。而《新京報》做過一個估算，數字更為驚人：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從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低點36.7%，22年的時間內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這些數字跟我們生活中觀察到的現象比較一致，即勞動者收入占總體國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美國學者寫過一篇關于中國的制造業、就業和報酬變化情況的論文。他們估算，中國制造業工人的時薪，大約相當于美國同行業工人時薪的3%；跟中國*接近的是菲律賓，差不多是美國的6%；墨西哥約是美國的12%。很多學者認為這是中國的競爭優勢所在。但是到今天，這個優勢是否還有必要維持下去？如果再維持下去，這個優勢必將變成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長久劣勢，因為勞動力成本長久低廉將會抑制許多其他良性發展，包括扼殺技術創新的動力。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提出，要讓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較快增長”，通過“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這“兩個同步”，通過“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那么，如何提高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哪些因素阻礙了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工資增長落后于GDP增長我們先考察一下職工工資的變化，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1978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不包括各種福利、退休保障、醫療保障等非工資內容）相當于GDP的15.5%，但到2008年，這個比例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國有企業工資總額約為當年GDP的13%，現在則下降到6.1%；第三，城鎮集體企業職工工資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現在的1%，這說明鄉鎮企業在過去10多年里越來越被擠壓，鄉鎮企業的空間越來越小；第四，1978—2008年，民營企業的工資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國有、非集體企業的工資總額接近GDP的5%，而在1978年這個數字基本上等于0，但是這一增量還是沒法改變總體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越來越低的趨勢。事實上，1990—2008年，中國職工平均勞動工資的增長速度總是比GDP的增長速度低。根據我的計算，19年內，工資總額每年的增長速度比GDP增長速度平均要低3.8個百分點。顯然，勞動者收入占總體國民收入比重越來越低。除了中國，是否還有其他國家存在類似的現象呢？2007年，美國勞工部一篇研究論文對不同國家制造業單位小時的報酬做了一個系統比較。我根據他們的數據做了一些分析后發現，1996—2007年這12年間，亞洲國家制造業勞動收入按照每年2.4%左右的速度在增長，將這個增長速度與同期GDP的增長速度相比會發現，勞動工資的增速比這些國家同期的GDP增速平均低2個百分點。歐洲國家的情況則完全不同：1996—2007年，這些國家制造業工人的工資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長，高于GDP的增速。北美制造業工人的工資收入在這段時間內按照大約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低大概0.8個百分點，比亞洲國家的情況要好一些。經濟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間為什么亞洲國家普遍存在制造業工人工資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現象呢？我們可以從基本經濟制度上找原因。具體看中國的情況，經濟自由度和創業自由度是如何影響勞動收入的增長空間的呢？行業壟斷就是一種經濟不自由的具體表現，對于整個社會勞動收入的增長空間、勞動力需求，包括農民工的就業選擇都有深遠且負面的影響。目前在中國，銀行、電信、石油等行業，私人、民企仍難以進入。有學者認為，只要是市場經濟，就不存在國企、民企的差別，因為只要整個經濟按照市場供求關系、按照價格來進行資源配置，國企就可以競爭，民企也可以競爭。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國企在銀行貸款、證券融資機會等領域的巨大優勢，也會擠壓民企的發展空間，從而壓縮民企能提供的就業機會。一旦就業機會被壓低，工人的勞動收入就難有增長的空間。國企工人的收入，哪怕是一般工人的收入，也比民企或者是鄉鎮企業的工人高出不少。如果不改善勞工權益，加強勞工保護，就很難改善“農民工”的收入狀況。前不久我跟一些學者討論工會問題。他們說富士康提供的條件和工資比其他外資制造企業或民企還是好很多，這是必須承認的事實。但我要說的是，不要脫離開整個社會背景來看問題。加入富士康做工人的這些農民工，局部來看，他們如果不喜歡可以辭職，沒人拿槍逼他們必須跟富士康簽約。從微觀層面看，市場交易的成分比較強，自由契約的性質也明顯。但如果從整個社會環境看，為什么有這么多農民工？為什么這些農民工的談判地位這么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的農村戶口，使他們不能像城里人一樣去競聘其他工作，只能在富士康，或比富士康更差的制造業企業中做選擇。只有進一步縮小城鄉差別，他們才可能有更多選擇，他們的談判地位、總體待遇才能提高。1995年，國企職工的人均報酬是人均GDP的1.1倍，2002年之后，國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樣水平在增長。但是，集體企業、集體單位的人均收入卻只是維持在人均GDP的80%。到現在，差距更大，這個收入差可以看成國企就業崗位的溢價。再看看城市制造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工人的報酬。2002年，鄉鎮制造業企業員工平均每小時的收入大概是3.1元，2006年上升到3.9元；城市制造業企業員工平均每小時的收入在2002年時是7元，2006年上升到12元。城市制造業企業員工的時薪已經是鄉鎮制造企業員工的3倍多。在小鎮、農村的人，即使能在鄉鎮企業找到工作，收入也比城里人越來越落后。為什么會這樣？是哪些制度安排、資源配置安排使這種分化日益明顯？由于戶籍制度、身份差別，即使所在行業一樣，收入差距也很大。如前所述，遷徙的限制所帶來的就業、創業空間的區分，使農民工跟富士康等企業談判、議價時所處的地位非常弱勢，讓農民工沒有其他選擇。此外，經濟、創業受限還可從行政管制的角度來理解。不管農村還是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不完善的政策，給勞動者造成選擇空間、談判地位的巨大差別。尤其在金融危機沖擊之后，管制加強，政府運用權力進行擴張的空間比以前大了很多。以糧食安全為例。有段時間大蒜價格猛漲，于是政府出面，要求有關部門將大蒜價格管制起來。我老家湖南茶陵種植很多大蒜，若大蒜價格可以自由上漲，對老家的農民是件好事。但出于“糧食安全”等因素考慮，竟然就這樣限制了大蒜的價格！其實，像大蒜這種東西，政府根本沒有管制價格的理由，因為它跟大米、麥子、玉米這樣的糧食完全不一樣，一輩子不吃也死不了，和糧食安全沒有關系。退一步說，即使有糧食安全的問題，價格自由上漲也可以激勵農民多生產，實現未來的糧食安全。因此，政府應該做的恰恰相反，應該讓糧價按照市場的波動變化，以此鼓勵更多農民種糧，既解決未來的糧食安全，又讓農民增收，一舉兩得。當然，限制大蒜價格、糧食價格上漲，客觀上使更多農民放棄種田，因為種田沒錢賺。于是，更多農民變成了農民工，讓他們議價的能力減弱。從本質上說，為了糧食安全限制農民的種植選擇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民的經濟自由，損害了他們的權益，這種做法跟原來農村和城市的剪刀差就是一回事。征稅過多的危害勞動收入增長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稅過多。政府所得太多，政府開支太多，必然會妨礙勞動收入的增加。根據對三十幾個國家政府開支在1995—2007年的變化所做的一項研究，政府開支有所減少的國家，其工人工資平均增長速度接近3%，而政府開支減少*多的國家，工人工資收入增長*多，平均年增長6%。這些國家工人的工資增長速度要比GDP增速高出0.8個百分點。而政府開支沒減少反而增加的國家，其工人工資增長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個百分點左右。中國的情況也能說明這一點，特別是2010年前5個月，按財政部公布的數據看，國家財政稅收同比增長了30.8%。其后四五年，國家財政稅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3倍。GDP是一個大餅，政府這邊越多，必然意味著民間得到的那一份越少。1995—2007年，如果去掉通貨膨脹率，國家財政稅收累計增長6.7倍左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長1.7倍，而農民收入才增長了1.2倍。1978年，整個國家的財政稅收相當于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時下降到*低點，財政稅收相當于1.5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開放的頭十幾年，確確實實在往小政府方向發展。但是到2009年，我計算了一下，財政稅收是3.9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這里做的計算只包括預算內的財政收入，還不包括土地銷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國企賺到的利潤。如果以農民的純收入作為基數，2009年財政稅收超過6萬億元人民幣，等于13.8億農民一年的純收入。整個中國的農民數量還沒有那么多，這本身就說明了政府得到的錢是多么多。如果征稅權力不受限制，*后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只會繼續下降。政府控制的資源、土地、企業股權總的價值相當于整個中國社會財富的2/3。國有資產和國企股權使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資產升值，老百姓無法從中直接享受益處。所以，需要進行體制改革，依憲治國，對征稅權進行根本性制約，對國有資產進行改革，讓民間資本能夠得到更大份額。如果這個趨勢不改變，就意味著不僅僅更多農民只能做農民工，而且很多城市人口得到的GDP份額也會越來越少。金融不自由，內需難以啟動金融不自由也會抑制勞動收入的增長。考察三十幾個國家1995—2007年金融自由度變化的數據會發現，金融自由度增加*多的國家，工人工資增長的速度也是*快的，年均增長速度接近6%，而金融管制沒有什么變化甚至更加強化的國家，工人工資增長速度不僅*慢，而且也比這些國家的GDP增速慢。很多人認為金融自由度的增加、金融管制的減少，會幫助華爾街的人賺更多的錢，讓他們更能利用金融武器去進行金融戰爭，將民間社會的利益轉移到他們的手里。但實際不是這樣的。以引發美國金融危機的美國次級貸款危機為例。表面看，雷曼兄弟以及其他華爾街公司通過住房貸款的衍生產品賺了很多錢，但是，受益更大的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低收入家庭。如果沒有這些金融市場的深化發展，老百姓就借不到那么多資金來買房子；如果沒有方方面面金融衍生產品的深化發展，老百姓家庭可能必須付出更高的住房貸款利息成本。金融服務的供給方是華爾街，而住房按揭貸款的需求方更多的是中低收入階層。你如果很有錢，可能根本不用這些產品，照樣能買到房子。而對于年輕人來說，未來的收入流很長，但是現在的現金*少，所以對按揭貸款的管制越少，按揭貸款的供應就越多，年輕人和中低收入階層就越可享受到好處。金融管制越嚴，這些衍生產品就越不會推出來，*終付出代價更多的反而是普通家庭和個人。金融管制到*后為什么會對收入前景、對創業的選擇空間造成很大的影響呢？我和一些經濟史學者曾做過一項研究，把明朝末期、清朝初期所能夠收集到的中國各地民間借貸資料，包括利率、借貸金額等放在一起，組成一個大的數據庫，來研究中國近代經濟變化的情況。研究結果顯示，人均耕地面積越多的省，民間平均借貸利率就會越高。背后很重要的邏輯是人均耕地面積越多的這些省，即我們以往所說的農業大省，以農業為主，而不是以商業為主，商業文化、契約文化越不發達，反對高利貸的傾向性就越強，對于有利息借貸的文化支持度就會越低，也就是說變相地抑制金融發展。對金融交易的抑制，更有可能成為當地文化的主旋律，使資金價格即利率更高。另外，非個人放貸，包括錢莊、票號等，占總放貸比例越高的省，這個省平均的民間借貸利率也會越低。也就是說，當地的文化越是認同有利息的借貸，金融機構越發達，借貸利率就會越低。讓老百姓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更多好處 國有經濟比重的高與低，對于民間消費、民間收入有多大的影響呢？我將70個國家按照1980年時國有企業占GDP的比重分為五組。統計研究發現，1980—2003年，這24年里，國有經濟比重*少的這一組國家，也就是私有經濟比重*高的這一組國家，民間消費對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說這些國家的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老百姓的消費會增長0.96個百分點。而國有經濟比重*高的這一組，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民間消費大概是增加0.83個百分點，敏感度要低很多。微觀經濟學里有一個很典型的模型，即一個家庭或個人，每天可以花的錢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獲得：**個是勞動收入。前面我們已經談過，在國有經濟比重較高的社會，勞動收入隨著GDP增長而增長的程度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第二個是資產的升值，即財富效應，也就是土地隨著經濟增長而價值上升，企業的產權、股權也會因為GDP的增長而上升。第二個收入渠道就是資產性收入的渠道，但一個國家如果是以國有制為主，第二個渠道是被封起來的，即便土地、產權、股權可以升值，但因為這些資源的產權都是屬于國家的，這些資產的增值主要也是國家享有，而不會轉化為民間資本和收入。國有經濟占比過高，經濟增長給老百姓總體收入帶來的增長就會相對緩慢。相反，民營經濟比重高，老百姓可以花的錢、實際發生的消費，會對GDP的增長速度更加敏感，老百姓更能夠通過自己享有的產權和勞動收入來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勤勞而不富有的怪圈為什么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我曾經試圖回答這個問題。1998年，我計算了幾個國家的勞動者在當年工作的小時數量，當時我的估算是中國工人年工作2200小時，即一個星期工作40個小時，再乘以52個星期。工作小時數*少的是荷蘭人，1350小時，一年度假的時間很多。前面我們也看到這些國家的制造業工人勞動收入增長速度比GDP增長速度還要快，跟中國的情況完全是反過來的。一些學者更喜歡中國這樣的模式，以低水平的勞工權益帶來的低廉勞動力成本，將GDP做得越來越大，國家和政府的稅收越來越多，表面看國家更富強了，但這種模式也帶來一些問題。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要從多個角度來理解整個人類社會，也包括中國的發展趨勢。市場經濟應該是基于自由契約的經濟、基于權利的經濟。如果我們將企業和員工看作博弈的兩方，企業到現在可以通過并購擴大自己的勢力，跨越很多行業并購，使企業的地位越來越強，談判的地位也會越來越上升，但是勞動者層面并沒有發生同樣的變化，如果每個勞動者只能作為單一的個體，沒有權利通過自由結盟形成一個群體，這顯然不利于工人權益的提升，是違背市場經濟核心的自由選擇原則的。另外，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成本還比較低，在江蘇、廣東以及其他地方的企業，購買自動化生產設備的意愿也不是很高。因為它們發現，雇用更多工人，可以做跟機器同樣的事，而且成本更低，還不需要為了買設備做前期資本投入。它們還發現，用人工生產時產品報廢的比例要低于機器流水線。于是，很多企業寧可用工人組裝而不是用機器組裝。這實際上是在重復中國過去幾百年的經歷，那就是很多經濟史學者談到的，在康乾盛世和更早的明朝時期，中國經濟繁榮，出現了所謂的“勤勞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意思是說，那個時期的經濟繁榮是靠勤勞干出來的，其前提是人們很能吃苦耐勞，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但在西歐，情況則歷來相反。因為西歐國家人口很少，土地相對較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所以歷來人工貴。這就逼著它們進行工業革命，逼著它們更多地使用機器，讓它們走上技術不斷革新的良性循環。英國從18世紀開始的是一場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用機器代替勞動力；而在同時期的清朝乾隆年間有3億人口，那么多的人，大家能有一點錢就愿意干、搶著干，那當然使勤勞革命成為可能，但也抑制了技術革命的動力，使當時的中國難以走上內生技術創新的道路。雖然壓低工人權益能讓中國保留低勞動力成本優勢，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終會壓抑國人的收入前景，抑制技術創新動力。此外，這樣的發展方式，對中國的環境破壞也日益加深。很多人都希望中國繼續成為世界工廠，讓中國的出口總量占全球出口總量的比重繼續膨脹。但話說回來，如果有一天世界的一半，或者一多半的制造業工作都是在中國，那必然意味著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國發生，資源也必然是在中國消耗。
金融的邏輯 作者簡介
華人經濟學家，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與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原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曾獲得默頓·米勒獎。專業領域為金融理論、股票、期貨和期權市場，以及宏觀經濟與經濟史。2006年，《華爾街電訊》將他評為“中國十大具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擔任學術總顧問的系列紀錄片《華爾街》與《貨幣》，對中國金融文化的發展影響巨大。著有“金融的邏輯”系列、“財富的邏輯”系列、《24堂財富課：與女兒談創業與創富》等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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